進入新世紀的美國，最主要的社會趨勢和危機，是兩極分化和貧富差距增大，幾乎已經成為共識。圖一顯示的美國基尼系數的演變，是個明證。無論民主黨自由派還是共和黨保守派，都拿這個作為政治議題，而開出各自的藥方。然而近二三十年來，不管歷屆政府使出各種解數，這一社會分化問題有增無減，促使美國朝野各派不斷爭辯這個問題的根源。

圖一

　　最新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卻為美國的兩極分化找到一個頗為出人意料的原因：都該怪罪焦大不愛林妹妹!這當然是我的山寨版演繹。嚴格的學術名詞，是選擇性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再通俗一點的說法，是因為“魚找魚，蝦找蝦，烏龜王八結親家”。

　　從最有權勢的美國人說起吧。當今白宮主人奧巴馬夫婦，雙雙是雙料常春藤產品——分別是哥倫比亞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本科，再加哈佛法學院博士。前總統克林頓夫婦，兩人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同窗，兩人唯一的掌上明珠切爾西，招的夫婿是自己的斯坦福大學同窗。前些年因《虎媽戰歌》一書出名的華裔女強人蔡美兒，嫁的是猶太夫婿，夫妻兩人都是哈佛本科畢業，目前同在耶魯法學院任教。

　　這些例子，反映的便是社會學上的“選擇性婚配”。當然這決不是什么新鮮事物，“門當戶對”是四海皆有的婚配原則，為古今中外很多社會文化所遵循，尤其是社會上層，歐美更不例外。苦等了大半輩子王位的英國王儲查爾斯一娶再娶，都是貴族大家閨秀。其長子威廉王子兩年前“下娶”雖有百萬英鎊家產但是沒有貴族頭銜的平民小姐，算是英國王族史上的首次例外。

　　選擇性婚配與“階級世襲”

　　但美國的選擇性婚配現象，并非舊歐洲的貴族平民鴻溝，而是男女結合對象日益來自相同的社會經濟階層，尤其是“同等學歷”。幾年前，布魯金斯研究院和《經濟學家》周刊都曾經專門研究和介紹美國“受過良好教育的男女彼此娶嫁的上升趨勢”，而大學畢業生尤其名牌大學畢業生與低教育配偶結為連理的情況日益稀少。一個通俗的例子，是幾十年前美國醫生娶護士相當普遍，而今天更常見的是同時掛牌的醫生夫婦。

　　一年前的春天，美國精英媒體一個極為熱門的話題，便是普林斯頓大學當年最早招收的女生校友蘇珊·帕頓(Susan Patton)，在母校校報刊登來信，勸告普林斯頓大學的女生們，趁著在校期間，像重視學習一樣尋找如意郎君。因為她們一旦進入社會之后，再找到同樣智力文化水平的配偶的機會會大大減少。

　　一石激起千層浪，帕頓大媽的忠告，引起廣泛回響，刊登原信的普林斯頓校報網居然因此癱瘓多日。從CBS、NBC等全國電視網到《華爾街日報》紛紛予以評論報道，并且波及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主要傳媒。帕頓大媽也一下子成為英語世界名人，甚至被名為新“虎媽”(普林斯頓大學的吉祥物是老虎)。

　　帕頓大媽的信件，可以說在“政治上極不正確”，所以遭到女權主義者和反精英主義者的同聲討伐。但正如《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指出，她的意見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和社會結構的許多現實，再是“政治不正確”的批判也無法掩蓋。

　　帕頓大媽事件反映的社會現實，首先是“魚找魚，蝦找蝦”的選擇性婚配，日漸成為美國“階級世襲”現象的動因。這里的根本原因，是隨著美國經濟結構的知識化，教育水平與經濟地位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而經濟收入又日益關系到婚姻成功和家庭穩定。于是在大多數社會階層的結婚率下降和離婚率上升的同時，大學畢業生的婚姻比率和家庭結構卻仍然保持穩定。一個主流社會至今不愿面對的生物學后果，是帕頓大媽信中提到的配偶智力水平。長此以往，美國人口會出現代代相傳的“智商異化”。此處暫時不論。

　　其次是在上述趨勢中，常春藤校友彼此通婚的社會風氣，推動和加劇了美國的“精英世襲”現象。這是因為同樣的經濟結構變化，使得精英教育與社會機會以及高收入水平原本的密切關系更加顯著(常春藤大學本科畢業后的平均收入超過排名50之后大學40%以上)，常春藤校友組成的家庭，因此不僅在文化上更是在收入水平上保持和強化下一代的教育競爭優勢，精英教育產品得以世代主導美國的“上流社會”。

　　另外，帕頓大媽信函只是針對女生，被許多人批評為回到婦女解放運動之前的性別歧視，卻反映了美國教育界日益嚴重的陰盛陽衰大勢，以及因之產生的精英“剩女”難以“下嫁”的現象(前國務卿賴斯女士是典型)。帕頓大媽現身說法，告誡常春藤校園里的林妹妹才女們：如果在大學期間錯過賈寶玉，畢業之后面對的擇偶對象，將大多是才智和文化不及自己的薛蟠、賈璉之流，不是托付非人，便是小姑難嫁。

　　順便提一下，帕頓大媽是猶太人，是個“猶太媽媽管得寬”的典型。這除了反映猶太人通過常春藤精英教育成為強勢族群的發跡道路，也顯示猶太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某種類同。

　　不妨再提到2006 年在洛杉磯成立的“常春藤擴大聯合會Ivy Plus Society”，如今擴展到全美各大城市，其主要功能便是為年輕單身的常春藤各校校友提供“魚找魚，蝦找蝦”的交友約會平臺，是選擇性婚配的最好例證。

　　為什么說選擇性婚配是美國貧富差距加大的罪魁呢?這是因為選擇性婚配越來越基于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正是美國社會兩極分化的主要動因——高教育階層與低教育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增大。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混雜其中：美國的離婚率和非婚子女不斷增加，在30歲以下的母親中，非婚生子女已經超過半數。大量社會調查表明，婚姻破裂和單親家庭是美國人陷于貧窮的重要因素。在這一大勢中，又只有大學畢業生是例外，維持了高結婚率和低離婚率，而被看成是拯救美國婚姻制度的最后堡壘。圖二和圖三清楚說明這一情況。

圖二

　　另外，社會調查表明高教育婦女的就業率最高，精英教育產品更是如此，所以大學畢業生結婚組成的雙職工家庭收入遠超低教育家庭，無論后者是雙職工還是單親。哪怕不計高智力的遺傳，高收入加上高文化也足以產生很大的子女教育優勢，加劇了美國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

　　精英教育與“貴族世家”

　　附帶說一下美國精英教育的世襲現象。這向來是美國政治權貴世家的主要特征。美國歷史上枝葉最茂盛的“貴族世家” ──羅斯福家族便與哈佛大學結下不解之緣，兩個羅斯福總統都畢業于哈佛大學。連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生了四個兒子，三個去了哈佛。西奧多·羅斯福一房更不簡單，不僅維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傳統，而且代有奇人。曾任駐英大使的老肯尼迪，四個兒子都追隨其父上了哈佛大學，除了長子二戰中在歐洲陣亡，其他三人都成為政界權貴。肯尼迪總統的女兒和外孫女繼續上哈佛，成為至少四代的哈佛世家，外孫則去了耶魯大學。

　　這一傳統至今不衰。例如布什家族是四代耶魯校友。2004年與小布什競選總統的克里，也是至少三代的“耶魯世家”。再如哈佛校友、前副總統戈爾，四個子女便全部被哈佛錄取。其他的例子有克林頓總統的獨女進入斯坦福、參議院前共和黨領袖弗里斯特的大公子哈里森進了普林斯頓、前紐約市長兼9·11英雄朱利安尼的千金上了哈佛、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愛德華茲的女兒普林斯頓本科畢業后進入哈佛法學院、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的女兒上的是哥倫比亞大學，不勝枚舉。

　　這一世襲傳統后面，是常春藤照顧校友子弟(legacy)的入學優勢，并不限于權貴。例子有哈佛大學畢業的虎媽夫妻，其長女也已經順利進入哈佛。前述帕頓大媽的兩個兒子也都進了普林斯頓。校友之間聯姻的選擇性婚配，只會強化這一世襲現象。

　　回到貧富兩極分化的主題，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今年年初發布一篇研究論文(編號19829)，相當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美國選擇性婚配與圖一基尼系數不斷上升的互動關系。

　　論文作者首先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歷史數據，顯示按照教育程度的選擇性婚配的歷史增長。1960年，美國大學畢業男生中只有25%娶了大學畢業的太太;到了2005年，這一比例翻了一番(47%)。論文根據歷史調查數據，作出選擇性婚配的一個回歸模型，其中有一個丈夫教育程度對妻子教育程度的影響增長系數γt。如果選擇性婚配程度不變，那么γt應該等于0。而實際婚姻數據給出的γt估計值如圖四所示，顯示1970年代后期開始，選擇性婚配出現明確無誤的高度增長。

　　更有趣的是，論文作者然后假設有完全隨機的婚配模型，也即夫妻兩人的教育程度匹配完全出于偶然，一字不識的焦大也可以娶到滿腹詩書的林妹妹，以此重算美國的基尼系數，得出了以下結果(作者所用的2005年基尼系數與圖一的數據略有不同)。

　　按照這一圖表，從1960年到2005，如果美國社會的夫妻婚配完全隨機，而與教育程度無關，那么基尼系數將會幾乎毫無增長(從0.33變到0.34)。換言之，這期間美國貧富差距的顯著增長，差不多完全可以歸罪于選擇性婚配!

　　不少左翼自由派論客提出異議，認為美國兩極分化主要在于頂尖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巨富階層，而與99%大眾關系不大。可是上述論文的歷史數據和模型相當扎實，難以挑刺。另外美國最突出的選擇性婚配，正是集中在高教育高收入的精英階層。我們至多只能批評這一最新研究揭示的，只是選擇性婚配與貧富兩極分化之間難分難解的強烈互動。至于究竟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因果關系，有待更深刻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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