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我以《世界金融危機根源及解決辦法》和《某種意義上世界金融危機救了中國》為題在人民網撰文，最早系統的提出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實體經濟的供需失衡和生產相對過剩，中國靠強征土地、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縮減社會福利和剝削勞工來發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業的城鎮化道路走不通，結合我國國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國經濟要走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和科技創新、高效高附加值工業的道路。可惜未得到官方的重視， 2009年4萬億投資大部分投于公路、鐵路、機場、房地產和文化產業。由于缺乏宏觀計劃指導，許多投資最終結果提高了工業的生產能力而不是社會的消費能力，反而加重了經濟的供需失衡，中國錯過一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的機會。

　　現在，中國經濟類似美國1938年的羅斯福蕭條，工業產能過剩加劇，其中光伏產業全軍覆沒，鋼鐵行業全面虧損。但2012年前11個月中國進口了7000多萬噸糧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而且中國58%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85%以上的大豆需依賴進口，自給自足能力大為衰退，對國際經濟的依存度愈來愈高。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國軍隊的鷹派和少壯派不惜一戰。自古戰爭打的是錢糧，講究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備戰階段如何保障糧食和石油進口和運輸安全以及自給能力是國防軟實力的關鍵，讓敵人斷了糧道會不戰自亂。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產能過剩的背景下，城鎮化雖能帶來一定的社會消費需求但同時會形成更強大的生產能力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若沒有產業支撐的盲目城鎮化會造成大量農村人口成為邊緣化、無業的城鎮人口，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反而需要更大的代價來強力維穩，最終得不償失!

　　從《山東壽光：“中國蔬菜之鄉”深陷農殘疑云》《速成雞45天喂十幾種藥防病 養殖戶稱不敢吃自己養的雞》《江西空心村調查：有村莊僅剩一個人 著火沒人救》《明天，誰來種地?》這些公開報道中，我們可看到一方面中國農村的蕭條衰敗，已經沒有所謂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另一方面農村土地化學污染日益嚴重，食品質量令人堪憂，本次的世界金融危機和歷次的世界經濟危機都證明西方工業化模式不適合中國也不適合世界，中國發展要走適合自己的道路。

　　關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主流經濟學家都引用西方國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的觀點更具有代表性。他認為只有城市(鎮)化才能救中國，王建算了一筆賬：從2003年到2007年，中國大概增加了1億城市人口，與之相對應，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了52萬億元。從實際測算看，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還會引來幾十萬元潛在消費。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計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國大陸的消費總額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額。彼時，中國大陸的出口額約為9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錢不出口，內需也能把這一塊吃掉。”王建說。

　　堅持城鎮化觀點的主流經濟學家常識性錯誤在于：

　　一是只看到城鎮化所帶來的消費需求而忽略了城鎮化所新增的生產能力，并且提高城鎮化水平所新增的生產能力遠大于其所帶來的消費需求，新增城鎮人口坐在家里只消費不生產就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也辦不到。

　　二是顛倒了城鎮化的原因和結果。城鎮化一詞，起源于拉丁文Urbanization，這一概念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的著作《城鎮化基本理論》，被用來描述鄉村向城市演變的過程。至20世紀，這一名詞已經在全世界范圍內被多數學者所接受。1970年代后期，Urbanization一詞被引入中國學術界并被接受。維基百科給出城市化定義：城鎮化，又稱城市化，是指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類社會活動中農業活動的比重下降，非農業活動的比重上升的過程，與這種經濟結構變動相適應，使得鄉村人口與城鎮人口的此消彼長，同時居民點的建設等物質表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鎮型轉化并穩定，這樣的一個系統性過程被稱為城鎮化過程。一般城鎮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來評定，數值越高，城鎮化水平越高。概括一句話：城鎮化是工業化的自然結果而非原因。其實任何一個有點近代史知識的人，都會明白：城鎮化只是工業化的結果，或者說是工業化的附屬物。放眼全球，有哪個工業落后的國家城鎮化了?

　　三是沒有意識到科技排斥勞動，隨著科技創新和機械化、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機械替代人工是大勢所趨，工業生產和服務業所需人員和人工逐步減少。我們常見挖掘機、叉車等的應用就節省了大量人工，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員。

　　四是沒有看到發達國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婦女婚后改從夫姓，基本上在家相夫教子不就業，男人在外打拼賺錢養家，這在美國、韓國和日本比較典型，這與中國古代的就業結構非常類似，即便如此這些國家的失業率也居高不下，遠高于中國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

　　經濟學是研究供給和需求、生產和消費的關系，所以經濟問題應該從供給和需求、生產和消費方面分析。廣義工業方面：

　　第一、社會發展自從剩余產品出現后，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作為社會的人借助生產工具形成的綜合生產和供給能力遠大于他自身的綜合需求和消費能力，由此形成的社會產能過剩導致經濟供需失衡是西方國家歷次經濟危機的根源。

　　第二、工業生產基本上不受季節、氣候和天氣的限制可24小時生產，也就是說生產和供給能力可無限擴張，社會生產供給的增長速度會遠大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所以不管政府如何人為擴內需總是遠遠滿足不了資本的貪婪和逐利性，大家都見過加班加點的生產，誰見過加班加點的消費?

　　第三、政府投資只是在項目建設期間有社會消費需求，但最終結果是直接或間接提高社會生產能力，拿修路來說，在施工過程中會對鋼鐵、水泥、機械設備等行業形成一定的社會需求，但道路暢通后運輸能力提高就會間接提高社會生產能力，修路的最終結果和最終目的不會永遠停留在在修路的過程中。2009年4萬億投資最終結果是提高了工業的生產能力而不是社會的消費能力，反而加重了經濟的供需失衡。

　　第四、以城市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并不直接創造價值，只是一、二產業的延伸。服務業像“毛”一樣依附于工業這張“皮”而不能單獨存在，只有高效、高附加值的工業才能帶動服務業的發展，西方國家先有發達的工業以后才有發達的服務業，而不是相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離開工業發展服務業只是一廂情愿的空談。舉例：你去我家打掃衛生做飯，我去你家打掃衛生做飯，這樣脫離實體經濟的服務業雖然也能創造GDP但最終結果大家只能喝西北風。同理，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金融業也全都是龐氏騙局或擊鼓傳花，錢本身并不能生錢!

　　第五、科技排斥勞動。隨著科技創新和機械化、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機械替代人工是大勢所趨，工業生產和服務業所需人員和人工逐步減少。我們常見挖掘機、叉車等的應用就節省了大量人工，城市的工業和服務業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員。

　　綜上所述，因為沒有只消費不生產的城鎮化，城鎮化雖能帶來一定的社會消費需求但同時會形成更強大的生產能力造成更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若沒有產業支撐的盲目城鎮化會造成大量農村人口成為邊緣化、無業的城鎮人口，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反而需要更大的代價來強力維穩，最終得不償失!所以中國城鎮化的道路應該注重質量而不是簡單的人口數量比例。中國經濟一方面工業產能過剩，產品積壓，老板跑路企業倒閉，一方面城市盲目擴張許多耕地被毀，農村人去房空，糧油大量進口，根據海關統計，2012年1-11月份，中國小麥、玉米、大米三大作物的進口數量合計是1077.5萬噸，同比增長了294.5%，進口大豆5249萬噸，同比增長11.4%，均創歷史新高，其中大豆的對外依存度達85%以上，中國由糧食出口國變成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由于化肥、農藥和激素的大量使用造成化學污染使土地的肥力下降，生產的食品質量讓人堪憂，同時毒奶粉、毒大米、地溝油等人為問題也層出不窮。中國現在最大的內需不是房子、車子而是放心優質的食品、干凈的水和潔凈的空氣，中國人現在需要吃得飽和吃得好。

　　中國實體經濟供需失衡和產能過剩的現狀全社會已經達成共識，24個產業部門里面有21個產業過剩，并有220多種產品世界第一。在不發生世界性戰爭和全球性自然災害情況下，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出路在于：一是通過科技創新創造新的需求，這需要時間。二是壓縮現有工業過剩的生產能力，使生產和消費達到平衡。由工業向農業、城市向農村轉移勞動力，發展有機農業，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在吃得飽的前提下，追求吃的好。因為農業要受季節和氣候的限制并且效率和品質難兩全，提高品質必定降低效率。

　　科技領先和不斷的科技創新是西方國家城市化的基礎，2008年以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靠強征土地、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縮減社會福利和剝削勞工來發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業的城市化道路走不通。結合我國國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國經濟要走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和科技創新、高效高附加值工業的道路，概括一句話為：發展兩頭壓縮中間制造業過剩的產能。

　　一、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科技創新和高效、高附加值工業需要的是大學生，發展兩頭壓縮中間制造業過剩的產能適合我國現階段的人力資源結構。

　　二、精耕細作能提高農田的有效耕種面積和有效產量。大規模機械化作業，丘陵、梯田、地頭、地尾、地邊等都要棄耕，同時機械化收割收獲也有不可避免的浪費，農業機械化只是節省了人工對提高耕種面積和糧食產量沒有任何益處，精耕細作符合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和多丘陵的地理自然環境。在這里聲明一點，精耕細作并不排斥科技和機械化，不適合機械化作業的田間地頭和機械化的不足，人工來補充，不能拋荒棄耕和避免收獲的浪費。

　　三、農業規模化種植和規模化養殖造成了雙重污染，一是化肥、農藥和除草劑對農田的化學污染，二是養殖的排泄物對環境的污染。規模化養殖和種植本質是以犧牲環境和降低農產品質量為代價降低成本。只有種植養殖結合才能形成小型生態循環系統，施用有機肥減少化肥的使用，能增強農作物的抗病性就可減少農藥的使用，能生產出高品質的有機農產品。農業為中國人提供綠色有機食品，國民體質的增強就能增加對疾病的抵抗能力，減少對藥品的依賴，減少不知名疾病的發生和傳播，也會減輕了醫保體系的壓力，種植養殖結合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生態社會效益。另外，化學肥料對農作物產量的提高已經到了極限，而且化肥對農作物提供的營養并不全面。中國所有耕地的營養成分中普遍是氮磷鉀過剩，有機質不足，同樣的田間管理施用有機肥和少量化肥的農作物比單純大量施用化肥的農作物抗病性強、產量高和質量好，在北方蘋果和葡萄的對比試驗中效果很明顯，不用儀器憑感官就可判斷出來。

　　四、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和科技創新、高效、高附加值工業的發展道路，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每年春運、留守兒童、社會治安和社會就業等問題可迎刃而解。同時，廣闊分散的農村比人口集中的城市更有益于社會穩定，20年前的政治風波廣大農村是相對穩定的。另外，人口分散居住有利于預防傳染性疾病的傳播和國防。

　　五、只有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小而精高品質的特點才能與美國機械化超級農場式的農業進行差異化競爭，否則跟在別人屁股后面永遠落后。政策適合，農業、農民、農村不但不是國家的負擔，還是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引擎，人均耕地面積還不如中國的荷蘭設施農業以及法國的葡萄酒和香水傲視全球，對我們就是很好的啟示!再有一點，美國之所以糧食價格便宜，不是因為他們搞機械化大農場，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每年都給美國農民巨額的農業補貼，相關資料一搜一大堆。

　　六、世界工廠是中國再給世界打工，也是西方國家對我國的經濟侵略和奴役，消耗資源、污染環境、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業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下游，并時常遭到國外的雙反調查，依附于發達國家的打工經濟沒有任何話語權只能任人宰割，回想一下大清國的瓷器、茶葉和絲綢曾創造世界第一的GDP，不也是落后就要挨打嗎?科技創新能創造新的需求，引領世界的發展。中國崛起要靠科技創新和高效高附加值的工業，打工經濟和荒廢農業的低水平城鎮化沒有出路。

　　配合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和科技創新、高效高附加值工業的發展道路必須進行相應的土地政策調整和基層政府機構改革。

　　一、土地政策調整要抑制大規模的土地兼并和停止城市擴張征地，放棄中國低水平的城鎮化道路。精英的城市，大眾的鄉村，工業反哺農業，城鄉之間雙向流動，任何人都有選擇的自由。借鑒中國古代的以工代賑改革現行的低保和失業救濟制度，組建國家勞務派遣公司調節社會用工需求，采取相應政策，使城市中失業人員和有勞動能力的低保人員向農業轉移，使沒有能力消費有機農產品的市民向農業轉移來生產有機農產品。同時也不要使返鄉的農民工無事可做，坐吃山空。這不單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和社會穩定的問題，田園式有機農業中家禽牲畜的散養自然生長、人造有機肥改良農田土壤、農村水利等基礎建設都需大量的勞動力，關鍵在我們要組織和利用好，天生萬物，皆有所用，大致廣宇，小至微塵，大用小用，貴在其用。

　　二、基層穩則國家穩，與精耕細作種植養殖結合的田園式有機農業和政府機構大部門體制改革相配套的基層政府機構改革，我的看法是行政上合并自然村實行大村制，將村正式納入國家的行政系統。取消鄉鎮一級地方政府，不裁減一人，所有黨政人員輪流休息住村任職，做為國家下派干部和村民代表共同治理鄉村，平衡農村中的宗族力量，以此來加強基層領導。縣直接管村，縮短行政環節提高效率，這樣避免基層工作人員都擠在黨政大院內喝茶、看報勾心斗角，同時也盡可能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不需裁員，濫竽充數者會主動請辭。同時，中央、省、市、縣各級機構也要抽調人員分批輪流住村任職，住村工作一個月，回家休息一個月與親人團聚，每逢國家的假期，家屬孩子也可到村里來與親人團聚，真正體驗農家的苦與樂，城市長大的各級干部不能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如此以兩年為期分批輪換，誰也不會有怨言。這樣既加強了基層領導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解決了政府機構改革的人員安置問題。條件時機成熟時再取消地區級政府，最終形成省、縣、村三級地方政府機構的格局。廣東烏坎事件中副省長帶隊駐村效果舉世公認，這些好的做法應該堅持和推廣，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局勢惡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國的人民公仆才亡羊補牢!

　　中國教育、醫療等公共事業也可采取教師、醫生分批輪流下鄉的辦法來取消城鄉差別。其實在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在農忙時節黨政干部、軍人和學生都下鄉支農，經過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才逐漸消失，加劇了城鄉差別，中國農村開始走向衰敗。所以只有正確的改革才是中國發展最大的紅利，相反錯誤的改革和決策會成為中華民族的災難，中國人應該反思為什么從時間上來說不到30年的計劃經濟改革改了30多年，卻問題堆積如山?

　　面對世界復雜的經濟形勢，需要領導人轉變經濟發展方向的魄力，民眾信心來自領導人的魄力! 危機關頭更需要的是領導人雷厲風行的作風和決斷，不要把時機都浪費在會議和研究中!困難時期更要體現社會公平，只有在公平的社會環境下，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共度時艱，舉國之力十年時間而某某功屢禁不絕，我看不少人是被不公的社會現實推向對立面，不平則鳴而已!只要公平，社會自然穩定，全能神之類邪教也不會產生和發展，更不需要巨大的花費來強力維穩，沒有公平不會有正確的決策，沒有公平改革也沒有希望!

　　愿與社會各界朋友共同交流，我的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山東煙臺

　　梁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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