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社會建設與社會管理協同創新中心，北京 100124;北京工業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124)

　　摘要：在城鎮化的背景下，第二代農民工通過婚姻市場要價這一“倒逼”的基本路徑，從父輩手中索取資源進行結婚、買房，實現小家庭在城鎮的立足，并依托父輩的隔代撫養和其他后續資助完成人口和生產的再生產。對于第二代農民工的父輩來說，“續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們仍然恪守責任倫理，村莊經濟分化所衍生的社會性面子競爭則形塑了村民“虛胖”的生活邏輯,以保證其家庭和子代的延續與生活的體面和尊嚴，避免淪為社會的底層。

　　關鍵詞：代際剝削 第二代農民工 城鎮化 婚姻市場要價

　　一、問題的提出

　　家庭代際關系是家庭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代際關系的良性平衡，可以促進家庭資源在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的最佳整合，從而建造一個和睦的家庭。同時，代際關系的平衡作為家庭養老的基礎，有助于應對我國當前“未富先老”的挑戰，進而保證社會的基本穩定。然而，近年來我國一些地區農村代際關系出現較為嚴重的失衡現象，父輩對子代傾盡全力的付出而養老卻成了問題，子代向父輩不斷索取，回報卻極其有限，這些現象構成了鮮明的反差。因此，當下農村代際關系的變遷及其內在的發生機制引發了學者的關注。

　　學界自80年代以來就開始對代際關系進行研究，產生了一定的學術積累。在代表性的研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屬費孝通在1983年提出的“反饋模式”，進而與西方家庭代際關系的“接力模式”作了區分。費孝通認為，在西方,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撫育丙代,是一代一代接力的模式,簡稱“接力式”,在中國,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乙代撫育丙代,丙代又贍養乙代……即下一代對上一代都要給以反饋的模式,簡稱“反饋模式”，這種反饋模式體現了代際之間的一種平衡[1]。然而，在經歷了改革開放巨大的社會經濟變革之后，中國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中國家庭已經呈現出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核心化的特征，家庭關系中父子軸的代際關系的重要性開始降低，而夫妻軸的橫向關系日益成為家庭的重心，代際關系出現下位運行[2]。

　　對于這種社會變遷對代際關系的影響，學者的觀點并不相同。一種觀點認為,伴隨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國家庭代際關系并未出現根本性變化,而僅僅是代際成員居住形式等細節方面有緩慢改變。家庭仍然承擔著贍養老人、撫養孩子的重任,仍然在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3]。對于家庭在養老中承擔的角色、功能和必要性的期許，多數學者沒有太大異議，但更多學者通過實地調查發現當前農村代際關系在實然層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郭于華通過對河北養老事件的分析表明反饋模式中最為重要的代際之間的公平邏輯和均衡關系已經被打破，傳統代際關系的交換包括經濟上的和物質上的交換、儀式性的交換、情感性的交換、象征性的交換，發展到當代，交換方式愈來愈趨于狹窄，更多的是一種物質和經濟上的交換，而且公平原則也不被人們所遵守[4]。他認為這種規范和關系的變遷主要是作為外部力量的國家權力和國家意識形態對農村社會的全面進入和滲透導致的。閻云翔通過對下岬村的研究表明代際沖突和孝道衰弱成為農村社會中較為普遍的一個現象，其原因在于當前法律無效、輿論沉默、信仰倒塌、經濟剝奪和市場無情，原先支撐孝道觀念的機制受到了根本性的沖擊，孝道觀念失去了文化與社會基礎[5]。賀雪峰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進行考察，指出農村代際失衡的區域差異，并從代際關系的經濟基礎角度對這種變遷做了討論[6-7]。還有學者從微觀視角切入，關注到了家庭結構、代際關系與養老困境的關系[8]，代際關系的變動與老年人自殺的緊密關系[9]，以及地方性規范如何形塑農村青年“啃老”的邏輯[10]。還有學者還將當下的代際關系概括為交換性關系[11-12]。

　　以上關于代際關系的研究對于理解中國農村的代際關系的變動頗有啟示。一類學者具有宏觀和歷史的視野，看到了國家與社會轉型對農村代際關系的影響。然而這種社會轉型如何作用于代際關系的機制卻缺乏深入的探討。另一類微觀視角切入的研究則過于陷入“地方性的知識”，對宏觀的社會背景關注不夠。正如王躍生的提醒，當代農村代際關系研究應做到三個結合:將制度變遷、社會轉型與家庭代際關系結合起來,將代際關系與家庭功能變動結合起來,將家庭代際關系與家庭結構和分家行為結合起來[13]。此外，既有的研究主要側重的是年齡在40-50歲與70-80歲之間的代際關系的考察，對于每一個社會階段和不同年齡段之間的代際關系缺乏分類，其互動機制的也并未獲得差異性的揭示。正如有學者發現，不同生命周期和年齡段的婆媳關系存在著明顯的差異[14]，不同年代之間的婆媳關系也不相同[15]。因此，通過更加精細化的、不同年齡段之間代際關系的研究，有利于將農村代際關系研究推向縱深。

　　近年來，筆者在福建、安徽、山東、江蘇、湖北、遼寧、浙江、廣東、河南、江西等十余地的農村進行調查，以及在北京、福州等城市也訪談了一些農民工,通過半結構式的訪談與參與式觀察獲得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構成了本文靈感的來源及分析的基礎。調研發現，2000年以后，大量二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并希望在城鎮買房安居，農村的父母也在傾盡全力的為子女在城市里或城鎮上買房，且在后續的生活中不斷的為子女輸送各種資源。然而，子輩并未因此增加對父輩的感激與孝順，反而將其視為父輩理所當然的責任，并且在父輩沒有能力滿足其要求的時候，大加責備。這一城鎮化背景下的代際剝削與代際失衡的現象與發生機制尚未引起足夠的討論與關注。本文試圖將宏觀社會背景與微觀社會基礎結合起來揭示第二代農民工“代際剝削”的外在因素與內在機制。

　　二、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夢”

　　2000年以后，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國農村大量的農民開始進城務工，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開始紛紛進城，這些農民工年齡大致在18~30歲，以“80后”為主。而在1990年左右進程的農民工則稱為一代農民工。兩代農民工在務工目的、人生價值追求等方面存在著諸多的差異。

　　第一代農民工在務工之前，一般已經結婚成家，并對農村的生產生活足夠的熟悉和了解，有一定的農村生產生活經驗，對于鄉土生活仍然充滿著眷戀。他們外出務工的目標很明確，即是為了賺錢提高家庭收入，最終回到村莊中去，讓家庭生活更加富裕。然而，第二代農民工一般都在初中或者高中畢業以后直接外出務工，他們幾乎沒有農村的生產生活經驗。相反，學校的教育、電視媒體的傳播讓他們充滿了對城市的美好想象，他們迫切渴望能夠在城市不斷開拓生存與發展的空間，實現自己的城市人夢想。第二代農民工進城以后，他們也更加積極的去適應城市的生活，融入現代的城市生活節奏，其務工的目標是希望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對于他們而言，農村不構成他們的意義世界，他們籠罩在一種強烈的“城市信仰”[16]之中，“回家沒意思”是他們普遍的心理狀態。

　　“我想在城市生活，回家就覺得不習慣，城市建設的多漂亮，生活多方便，城市里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可以上網，可以溜冰，可以K歌……，在家里無聊要死，我一年就回家一兩次，基本上就是過年回家吧!回來也沒事干!”(CL，男，25歲，建筑工人，來自閩東下村，在北京務工)

　　“城市發展機會多，在農村除了種田還能做什么?而且我們也不會種田啊，我是一定要爭取在市里生活，不做農民。我可以自己加把勁，讓父母幫點忙，在城市里定居下來，至少要在縣城里定居下來。”(ZCL,男，23歲，跟隨父親做油漆生意，來自皖南新村，在合肥務工)

　　“在家幾天就覺得難受，沒人陪著玩，要是在城市里至少可以逛街，在家里就是打麻將，很無聊。我自己也會努力賺點錢，但是房價太貴了，我自己估計還是沒能力在城里買房，但我希望我的男朋友能有這個能力。”(CZY，女，21歲，職業：服裝廠員工，來自蘇北王村，在浙江杭州務工)

　　“我喜歡在城里逛街購物、K哥、上網、去游樂場，這些在農村都沒有，當然是城市里的生活好。當然，就是留在城市生活比較難，我的一個月工資2000元，差不多就夠自己花。要想留下來，還是得靠我未來的對象吧!(KM,女，24歲，超市收銀員，來自鄂東北楊村，在浙江溫州務工)

　　在調研中，第二代農民工明確表達了對城市生活的向往與憧憬，以及未來在城市定居、發展的想法。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第二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在參照群體、社會認同、進城目的、生活態度、角色形象、命運價值觀等方面都有顯著的差異，其心態從生存理性向發展理性更替[17]。不過，對于第二代農民工實現在城市里定居的方式與手段，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對于男性來說，他們期待在家庭幫助和個人努力下來共同完成這一夙愿。而對于女性來說，盡管她們也會閃過通過個人努力來實現夢想的念頭，但多數女孩仍然主要將希望寄托在未來的結婚對象之上，期待通過婚姻流動來實現自己的城市化移民。

　　然而，從當前第二代農民工務工的職業和務工收入來看，能夠通過自己努力來實現在城市安居樂業的可能性很小，所占比例極低。目前，第二代農民工在城市務工主要分布在三個領域，一是在建筑行業，二是在工廠，三是在服務業。建筑行業的工資收入相對較高，月收入大約在2000元至5000元之間，其工資水平普遍比工廠和服務業要高，但由于建筑行業工作的臟、累、苦，一些高空作業甚至存在一定的危險，愿意從事這一行業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少。而一般在工廠和服務行業的月工資就是在1500元到2500元之間。無論如何，這樣的收入想要在城市里成家、買房、生活顯然不可能，只有極少數通過個人努力獲得晉升者可能實現這一夢想。不過，現實的殘酷使得第二代農民工在“扎根”與“歸根”之間掙扎[18]，但并沒有讓他們放棄城市而最終選擇回到農村生活。如此以來，這一負擔最終便落在了父輩身上。但是，如果僅僅是第二代農民工的城市夢，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必須立足于自身的現實，不可能無條件的去追逐超越自身能力的夢想。因此，城市夢只是第二代農民工可能形成“代際剝削”的外在動因，如何將這一動因變成現實則是需要一套相應的轉換機制。

　　三、婚姻市場要價——農村家庭財富代際轉移的基本路徑

　　子輩們要想實現在城市的安居樂業，只能依靠父輩們傾盡全力的進行財富的代際轉移。在調查中發現，這種代際財富轉移所形成的代際剝削主要是在婚姻要價基礎上所形成的剛性購房要求、隔代撫養及其他資助，以便完成第二代農民工人口與生產的再生產。

　　1、婚姻要價——子輩對父輩的剛性要求

　　結婚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生命歷程，子輩結婚對于父輩來說則是重大的人生任務。然而，中國許多農村近年來日益呈現娶妻難的問題，農村光棍日益增多[19]。農村娶妻難與光棍形成的直接原因較為復雜多樣，但是，最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在于城鄉人口流動導致婚姻資源的不對稱性流動以及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時期嚴重失調所形成雙重擠壓效應[20]，這在客觀上使得農村女性具有較強的“婚姻市場要價”[21]能力。正是在娶媳婦難和光棍日益增多的背景之下，盡管全國各地農村的婚姻規則及其變遷程度不盡相同，婚姻市場要價日益提高卻是一個普遍的趨勢。在婚姻市場要價中，彩禮錢是基本的構成部分，可以從以下幾個調研地的彩禮變遷來看婚姻市場要價的變化。

表1 各地農村彩禮錢變遷情況表（單位：萬元）

　　當然，在婚姻交換中，彩禮并非被女方家庭所占有，而是以嫁妝的形式進行回贈，按道理說，基本處于平衡的狀態，一些地區還出現了嫁妝超過彩禮的現象。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父輩所承擔的婚姻成本的減弱，因為嫁妝是婦女的獨立財產，至多在結婚后擴展為年輕夫妻的共有財產，并不成為大家庭的共有財產，這就導致父輩們支付的彩禮成為了轉移到下一代年輕夫婦的財富。調查普遍發現，父母在子女結婚中的支付幾乎是一種單向度的支出，甚至因為子女結婚而形成的借貸都需要其承擔，年輕夫婦即使手頭較為寬裕也不愿意償還。閆云翔在下岬村的調查也顯示，當下年輕夫婦甚至出現共謀抬高彩禮要價，為建立獨立小家庭積累資本，彩禮不再是兩個家庭之間禮節性的禮物交換或者支付手段，而是成為了財富代際轉移的新途徑[5]。因此，婚姻要價成為了當下農村家庭財富代際轉移的基本手段。

　　2、城鎮購房——婚姻市場要價的隱性條件

　　在城鎮購房，對于富裕家庭來說，這是改善生活條件的正常需求。但是，對于當下普通農村的大多數家庭來說，在城鎮購房通常已經超過了他們的經濟承受能力。然而，在城鎮購房，已經成為當下農村的一種普遍趨勢。筆者在閩東下村、皖南新村，魯東東村、浙東峨村調查發現，父母為子女在城鎮買房已經是一個普遍的現象，而豫南、蘇北、遼東、鄂西北等地農村也正朝這個趨勢發展。以閩東下村的一個村民組為例，下村1組共28戶村民，目前在城鎮上購房的戶數已達21戶，占到75%(見表2)。

表2  閩東下村1組村民在城鎮購房基本情況表

　　父輩們之所以為子女結婚而購房，也是婚姻市場要價推動的一個結果。在婚姻市場要價中，除了彩禮錢、首飾錢和私房錢等出現急速增長以外，在城鎮里買房成為了女方要價的另一隱性條件，甚至成為婚姻選擇的前提性條件。因此，在城里買房成了第二代農民工不得不做的一個選擇，否則就可能遭遇婚姻選擇的困境。也就是說，第二代農民工要在城里買房，既是自身追逐“城市夢”的主觀目標，也是婚姻市場倒逼的一個客觀結果。

　　“沒有房子，誰愿意跟你，除非你能說會道能把一些外地的女孩騙到手，不然，你看，哪家人在家娶媳婦的不要求在城里有房?而且你看那些通過談戀愛被你騙回來的幾對夫妻，現在都離婚了幾對了?”(CM,男，23歲，建筑工人，來自閩東下村，在福建福州務工)

　　“城鎮里沒有房子，一般情況下不考慮吧，我能同意，我爸媽也不會同意。我們姐妹幾個基本上都是這么看的，不然以后誰還愿意在農村一直呆著?(CZY，女，21歲，服裝廠員工，來自蘇北王村，在浙江杭州務工)

　　“我們這孩子結婚基本上要在縣城以上買房，最次也要在鎮上買房，農村有房是肯定不行的，你看我們家房子這么新，但是人家姑娘還是不愿意的，一定要在縣城買個房子，不然就得直接把房子首付作為押金。大家都在比，我們也得想盡辦法給他們在城里買個房，哪怕付個首付，不然就把孩子的婚事給耽誤了。”(WXM,女，47歲，在家務農，皖南新村)

　　正如訪談對象CM所言，閩東下村未能結婚的年輕人，因為家庭貧困而無法在城鎮買房，使其在本地婚姻中無法找到配偶，從而選擇成本較低的“跨省婚姻”[22]。但是，截止2013年，這5對跨省婚姻中已經有3對離婚，離婚原因皆是因為女方最終還是無法接受男方家庭的經濟貧困，她們不愿意在農村生活。當下農村，女性或者女方父母將在城鎮購房作為談婚論嫁的基本要件，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對于父母來說，負責房子的首付也成為了子女及其對象的基本期待。沒有現房的家庭，則是必須把房子首付以現金的形式支付給女方作為押金。因此，在城鎮購房——作為當下婚姻市場要價的一個隱性條件，大大加劇了第二代農民工對父母的代際剝削。

　　以婚姻市場要價為基礎的彩禮、購房并沒有終結父輩對子輩的責任。在調研中發現，雖然許多地方農村出現結婚即分家，在城鎮購房之后父母就與兒子兒媳婦分開居住。但是，由于二代農民工購買的房子主要在縣城范圍內，縣城的就業容量十分有限，這就導致縣城內買房的年輕夫婦，仍然面臨跨出縣城外出打工的局面。事實上，僅僅依靠年輕夫婦在縣城就業，舉家生活也會十分艱難。他們的生活基本需求如糧食、蔬菜等等，多數情況下仍然由在村的父母為其不定期的輸送與提供，才保障了他們在城市里相對體面的生活。對于繼續跨出縣城外出打工的年輕夫婦來說，引申出來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其年幼的子女一般仍然需要老人進行撫養。雖然老人口中也常念叨，“一代只管一代”，但在行動中卻是仍然自覺不自覺的擔當起了隔代撫養的任務。然而，子輩并沒有因為老人在家看護孩子，而對父母更加的孝順。年輕的夫婦一般情況下會給足孩子的學費開支，但是對于孩子的日常生活費用，往往很少支付。最讓父輩揪心的是，對于隔代孫輩，在照顧上往往要更加細心，一旦出現任何問題，便會招致兒子媳婦的責備。與之相對的是，第二代農民工的父輩們盡管付出了很多，卻沒有抱著太強的“養兒防老”的期望，而是仍在不斷努力，爭取為自己留下一點養老錢，不給子女增添額外的麻煩。有學者將這種親代盡一切努力輔助子代向城市移民，通過人口和生產的再生產在農村和城市兩個不同的空間完成的模式稱為“輔助模式”[23]。

　　四、農村“代際剝削”的內在發生機制

　　從客觀上說，第二代農民工與其父輩之間的代際關系，無論是物質交換上，還是精神交換上都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狀態，因此被稱為“代際剝削”。但從主觀上來說，對于代際關系發生的變遷，尤其對于父輩在家庭中的權力與地位的衰弱，父輩們雖然感覺不太適應，但是仍然沒有因此而減少或停止對子代的付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任勞任怨，不求回報，也很少人會意識到這是一種代際間的“剝削”。那么，什么樣的力量讓父輩們如此堅忍呢?換句話說，什么樣的內在機制促發著父輩們這種自覺自愿的“代際剝削”呢?

　　(一)“續后”的家庭信仰與責任倫理本位

　　農村中的父輩之所以能夠傾盡全力的輔助子女實現他們的城市夢，尤其是盡可能的滿足婚姻市場中女方合理與不合理的“要價”，來完成兒子的婚姻大事，并且對隔代孫輩疼愛有加，這與中國農民價值意義中的家庭“續后”信仰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韋伯所言：“一個具體行動的正確因果詮釋意味著行動的外在過程及動機可以被如實地把握，并同時達到對其關聯的有意義的理解……缺乏意義的妥當性，它就仍然是個不可理解的統計幾率而己”，“只有當我們以觀察者的身份能夠理解行動者的動機，我們所研究的現象才是具有意義的社會學事實”[24]。

　　一般人認為中國農民多是秉承著實用主義、功能主義的生活法則，他們缺少信仰。這一觀點事實上帶有強烈的理性主義的色彩，也無法解釋農民身上所出現的種種所謂非理性的行為，包括代際之間這種不平衡的付出。事實上，中國農民不是沒有信仰，只是少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信仰，但卻具有超越個體的價值信仰——家庭的“續后”。許烺光先生曾經描繪了一幅中國農民活在“祖蔭下”的生活圖景，農民對“祖先”的敬畏以及強烈的“續香火”的觀念[25]。正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求偶、結婚、撫育這一套活動體系所構成的“生育制度”的基礎正是超越于個人的種族與家族的綿續[26]。也就是說，傳宗接代構成了中國農民的宗教信仰。傳宗接代意味著在祖先、我與子孫之間形成一個綿延的連續體，對于農民來說是一種有限生命于無限意義的本體性價值，構成中國農民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農民正是圍繞著傳宗接代這一“續后”的信仰，安排著他們家庭的生產生活。“一旦傳宗接代不存在問題，農民就會有更大的追求和更大的事業心，比如追求財富、榮譽等。而一旦斷子絕孫，人生就不再有希望，也不再值得期待，今朝有酒今朝醉，現世的享樂就變得重要。[27]”

　　當然，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現代性的因素不斷沖擊，農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一些變遷，比如，調查發現，除了在華南宗族性地區，農民對于祖先仍然敬畏有加，生育男孩的沖動依然強烈。其他大多數地區的祖先崇拜現象已經淡化，生育男孩的偏好也存在著一定的區域差異[28]。但是，子女成家并且完成生育仍然構成中國農民最為重要的人生任務。換句話說，或許“傳宗”的觀念在一些地區逐步弱化，但是“接代”的觀念在絕大多數地區并沒有改變。他們的人生意義仍然主要寄托在子代身上。

　　在調查中普遍發現，第二代農民工的結婚、買房以及撫育孫輩帶給父輩們的沉重經濟負擔，也讓他們感受到身心上的疲憊。但是，如若他們的孩子因為經濟貧困而不能順利結婚生子，將會帶給他們更為沉重的精神負擔。后者不僅讓這些父輩們在村落社區中覺得面子無光，更是近乎終結了他們的生命意義感。這樣的例子，在調查中發現很多，例如，魯東東村的WXY就是因為家庭條件不好，其兒子已經32歲仍然未能結婚，使其平日里很少參與村落社區內的人際交往，更多時候一個人悶在家里，其丈夫也一個人在家喝悶酒。我們深刻感受到在他們身上所背負的精神負擔、對兒子的愧疚、以及對未來生活的迷茫。

　　正是如此，基于“續后”的家庭信仰，第二代農民工的父輩們仍然恪守著“倫理本位”[29]。這種倫理本位是一種責任倫理的本位，主要基于義務的觀念，而不是基于權利的觀念。責任倫理本位的代際關系，使得父輩并非主要基于一種“付出-回報”相對均衡的工具理性主義，而是基于情誼的義務關系。在這種義務付出的過程中，雖然艱辛，但他們獲得了自己的人生意義和價值追求。這也就可以解釋農民何以花費畢生精力為兒子買房、結婚、撫育孫輩，也能理解他們何以不將這種不平衡的代際關系視為“剝削”。

　　(二)經濟分化與社會性的“面子”競爭

　　中國農村的“代際剝削”的內在發生機制，在上文中，從行動的價值意義上進行了解釋，闡釋了“續后”的家庭信仰所形成的責任倫理成為“代際剝削”的支撐動力。然而，行動的發生既來自于意義的引導，也受制于結構的形塑。事實上，在論文的二、三節中，已經呈現出了城鎮化進程中第二代農民工實現城市夢的艱難，以及由于婚姻市場結構的失衡導致女性婚姻要價能力的提高，這些外在結構性的力量使得第二代農民工“倒逼”父母輔助其城里家庭并實現他們的人生夢想。除此之外，村莊的內在結構性力量則是更為直接的作用于農民的行為選擇，尤其是當下農村發生的經濟社會分化對于父輩與子代的行為選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市場經濟的深入，當下的鄉村社會正在發生急劇的轉型和分化。早在90年代，陸學藝就曾指出，“目前中國的農民實際上已經分化成若干利益不同，愿望不同的階層，而且正在進一步分化之中”[30]。這個判斷依然適用于當下的農村，需要變更的就是，當前的農民分化正日益加劇。這種日益加劇的經濟分化衍生出了激烈的“面子競爭”。

　　當下的中國農村依據經濟收入狀況，正在分化為若干階層，比如，在浙東峨村的調研，可以將村莊分為精英階層、中間階層、普通階層和貧困階層。在階層分化中，精英階層或者中間階層的一些消費理念和消費具有“風向標”的作用，并逐漸抬高了普通階層和貧困階層在諸如彩禮、購房、人情消費等諸多方面的門檻，激發了村民之間相互攀比的心理，從而引發了一場基于物質基礎的“夸富”競爭。在一個相對熟悉的鄉村社會中，村民無不期待從日常的面子競爭中獲取聲譽，并在這種不斷找尋近期目標的過程中繼續著生活。畢竟，農民在追求具有“續后”的本體性價值之外，也追求“面子競爭”的社會性價值。況且，在經濟分化的社會中，本體性的價值往往也要依托社會性價值的實現才能更好的實現。正是如此，大家才要爭相的在城鎮買房，既是基于為兒子更好的娶到“媳婦”并滿足女方婚姻市場要價的考慮，也是父輩自身社會價值的重要體現。然而這種彌漫于村莊內部的社會性競爭，也使得個體及家庭深怕落后于村莊的平均水平而被甩出結構之外[31]。

　　相比于父輩為家庭而進行社會性面子競爭而言，經濟分化對于子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更加注重個體消費上的競爭，他們更加非理性的追求自身的“面子”與“尊嚴”。他們在吃穿住行方面特別講究，通常“打腫臉充胖子”。而當收入較低的年輕夫婦有著相對較高的消費欲望，這就導致他們有限的收入不僅難以儲蓄，而且遭遇“入不敷出”的困境。他們的生活邏輯被物質主義的文化所裹挾。這樣一來，他們結婚、購房、撫育下一代的負擔也就進一步轉嫁給了父輩，對于父輩只能是更多的索取，以保證他們得以立足并繼續進行面子競爭的可能。如此以來，代際之間的平衡也就被子代無休止的“索取”中打破，父輩則只能單向度的“輸送”來輔助子代，而無法獲得相應的回饋。

　　換言之，經濟分化所衍生的社會性面子競爭，使得第二代農民工與他們的父輩均無法置身事外，這一結構性的力量導致農民的各項生活成本大大提高，且超越了他們自身的經濟承受能力，并最終將這一負擔轉嫁給了正處于中年的父輩。不僅如此，經濟分化所形成的社會性“面子競爭”，使得這些處于中年期的父輩為了下一代，甚至舍棄了對于他們上一代的反哺與義務，從而進一步引發了他們對其親代的“代際剝削”。由此，階層分化構成當下中國農村七八十歲的農村老人陷入生活困境重要原因，甚至引發農村老年人自殺的嚴重后果[32]。

　　五、結論與討論

　　對于農村的代際關系研究，許多學者缺乏分類的視野，一般主要關注年齡在40~50歲子代與70~80歲父輩之間的關系，而對于城鎮化進程中的第二代農民工(20~30歲)與其父輩(40~50歲)之間的關系尚還少有研究。本文結合宏觀社會背景與微觀社會基礎，考察與分析了后一類型代際關系中所形成的“代際剝削”的基本路徑及其發生機制。

　　第二代農民工有著強烈追尋“城市夢”的沖動，然而，依靠他們自身的能力卻又難以實現在城鎮的安居樂業。因此，年輕夫婦主要通過婚姻市場要價這一“倒逼”的基本路徑，從父輩手中索取資源來買房、結婚以實現小家庭在城鎮的立足，并依托父輩的隔代撫養及其他各種資源的輔助來完成人口和生產的再生產。對于父輩來說，之所以能夠接受子代不斷的“代際剝削”主要在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續后”的家庭信仰使得他們仍然恪守著強大的責任倫理，甘愿為子代付出，保證其完成結婚、生育的任務;另一方面，村莊經濟分化衍生出激烈的社會性面子競爭形塑著村民“虛胖”的生活邏輯，父輩們必須傾力保證其家庭和子代避免淪為社會的底層而失去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資格。因此，當下的父輩雖然感覺辛苦和勞累，但是依然充滿奔頭，子孫后代更好的生活仍然構成他們人生價值的強大依托。一旦父輩們放棄了為子代付出，恰恰可能說明他們已被甩出社會結構之外，人生信仰已經崩塌，從而失去了向上流動的動力與能力。

　　事實上，在城鎮化這樣的結構性背景下，第二代農民工實現“城市夢”的進程所帶來的經濟負擔與精神陣痛，只要沒有其他的制度性保障作為支撐，其最終結果必然在家庭中進一步將其轉嫁給他們的父輩，從而導致處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父輩們面臨沉重的生活壓力。那么，在家庭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中年父輩們又將一部分經濟負擔和怨氣轉移到了他們的親代，由此形成并強化代際之間的逆向“剝削”。受此影響，處于最為弱勢的老年人也就遭遇物質提供與精神照料的雙重不足的困境。因此，對于第二代農民工與其父輩之間的代際關系的考察，成為理解當下中年人與老年人之間代際關系失衡的一個重要視角。同時，這也提醒我們，脫離對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結構性障礙的理解，脫離國家對于農民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撐，僅僅通過呼吁“孝文化”的重建，很難實現農村代際“剝削”關系的有效改善。

　　參考文獻：

　　[1] 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J].北京大學學報(社科版)，1983，(3)：8-15.

　　[2] 范成杰.代際關系的下位運行及其對農村家庭養老影響[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90-95.

　　[3] 邊馥琴,約翰·羅根.中美家庭代際關系比較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1，(2)：85-95.

　　[4] 郭于華.代際關系中的公平邏輯及其變遷——對河北農村養老事件的分析[J].中國學術，2001，(4):221-254.

　　[5] 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181-207,174-175.

　　[6] 賀雪峰.農村代際關系的變動及其影響[J].江海學刊，2008，(4)：108-113.

　　[7] 賀雪峰.農村代際關系論：兼論代際關系的價值基礎[J].社會科學研究，2009，(5)：84-92.

　　[8] 孫新華.交換型代際關系：農村家際代際關系的新動向[J].民俗研究，2013，(1)：134-142.

　　[9] 王海娟.論交換型養老的特征、邏輯及其影響[J].南方人口，2013，(5)：53-60.

　　[10]朱靜輝.家庭結構、代際關系與老年人贍養——以安徽薛村為個案的考察[J].西北人口，2010，(3)：51-57.

　　[11]陳柏峰.代際關系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9，(4)：157-176.

　　[12]耿 羽. 農村“啃老”現象及其內在邏輯——基于河南Y村的考察[J].中國青年研究，2010(12):81-85.

　　[13]王躍生.農村家庭代際關系理論和經驗分析———以北方農村為基礎[J].社會科學研究，2010，(4)：116-123.

　　[14]王德福.角色預期、人生任務與生命周期:理解農村婆媳關系的框架[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11，(1)：68-73.

　　[15]陳 訊.候權與贈權：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如何轉變的——基于鄂中T鎮婆媳關系演變歷程的分析[J].婦女研究論叢，2012,(3):22-27;

　　[16]張玉林.當今中國的城市信仰與鄉村治理[J].社會科學，2013，(10)：71-75.

　　[17]劉成斌.生存理性及其更替——兩代農民工進程心態的轉變[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7)：132-135.

　　[18]何紹輝.在“扎根”與“歸根”之間：新生代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研究[J].青年研究，2008，(11)：9-14.

　　[19]邢成舉.男性光棍構成差異的地域性解釋——基于鳳城和新縣兩個村莊的比較分析[J].青年研究，2011，(1)：72-77.

　　[20]劉燕舞.農村光棍的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3)：160-169.

　　[21]桂 華，余 練.婚姻市場要價：理解農村婚姻交換現象的一個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22]陳 鋒.“閃婚”與“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戀選擇的比較研究[J].西北人口，2012，(4)：52-57.

　　[23]汪永濤.城市化進程中農村代際關系的變遷[J].南方人口，2013,(1):73-80.

　　[24]馬克斯•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康 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15-16.

　　[25]許烺光.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M].臺北：臺北南天書局，2001:65.

　　[26]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22.

　　[27]賀雪峰.鄉村社會的關鍵詞[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117.

　　[28]龔為綱.男孩偏好的區域差異與中國農村生育轉變[J].中國人口科學，2013，(1)：66-76.

　　[29]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0-84.

　　[30]陸學藝.當代中國農村和當代中國農民[M].北京：知識出版社，1991:41.

　　[31]袁 松.消費文化，面子競爭與農村的孝道衰落—以打工經濟中的顧村為例[J].西北人口，2009，(4)：38-42.

　　[32]楊 華，范芳旭.自殺秩序與湖北農村老年人自殺[J].開放時代，2009，(5)：104-125.

　　原文載于《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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