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鄧州市文渠鄉的村民，在抵制“強拆家園”“強征土地”的斗爭中，一直受到政府部門的打壓，人被逼死了，還輸了理，累告累敗。村民一怒，狀告政府不作為，隨即宣布撤銷鄧州市政府，自建新政府。他們自刻公章，發“紅頭文件”，通知開發商停止項目施工，給被強征土地的村民，頒發“土地承包經營證書”。
幾個村婦的“大膽妄為”，有似一出荒誕的鬧劇，實則反映出了一個重大的政策問題。
城鎮化為了誰?由誰來主導城鎮化?
村民告政府“不作為”，實際上政府還是有所作為，又有所不為。強征農民的土地，強拆農民的住房，把土地賣給開發商，審批開發商上項目，政府還是大有作為。
保護農民的權益，接受農民的訴求，制止對農民土地的掠奪，打擊對農民維權的暴力侵犯，政府是無所作為的。
在土地從農民手里流轉到資本家手里的過程中，政府和資本家結成了利益同盟，雙方共同對付農民，取得利益和利潤的最大化，必要時，對農民的反抗，進行野蠻的鎮壓。
人民的政府和資本結成利益同盟，共同鎮壓土地的主人——農民，你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工農聯盟的國家，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荒唐不荒唐?有了這一個荒唐，才出現了幾個農婦宣布撤銷市政府的荒誕。
城鎮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形成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產業化，必然要掀翻農牧社會，由于資本的貪婪性，這種吞并，往往是殘酷又野蠻。美國城鎮化的歷程，是流盡了印第安人的血和淚，流盡了黑奴們的血和淚。
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已經建立起了農村集體經濟。工農聯盟，人民當家作主，我們應該探索社會主義的城鎮化之路。事實上，我們的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的發展，必然形成自己的城鎮化之路。一大批集體經濟組織，已完成了城鎮化之路。
不幸的是，今天我們的城鎮化“頂層設計”的大師們，政客們，仍然把資本主義的城鎮化作為楷模，厲以寧、吳敬璉等大經濟學家，一再鼓吹“農民的土地，是最大的金礦，等待我們去挖掘。”上屆國務院領導人繼請佐利克作了《中國30年》的改革開放規劃后，又請另一位世行洋行長作了《中國城鎮化》規劃的報告，稱城鎮化將是改革開放的新的增長點。
如何攫取農民的土地?成為一些經濟學家、法學家的熱門課題，真可說是費盡心機：“讓土地私有化”、“重新登記土地確權”、“承包經營權的抵押、出租、轉讓”、“建立土地銀行”、“開放土地流轉市場”……等等。目的只有一個，讓資本自由地獲得土地資源。
這是城鎮化亂象的根源。農民說：土地是我們農民的命根子，千把元一畝的補償，你們拿去賣十幾萬，幾十萬，我們不干!政府說：不干也不行，這是政策、法規。如是，強拆反強拆，強征反強征成為城鎮化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人民政府和資本結成同盟鎮壓人民這種荒唐的局面就發生了。
洋人作出的資本主義的城鎮化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水土不服。
有沒有一種社會主義城鎮化之路呢?有的，中國農民早就探索出了由工農當家作主的建設城鎮化之路。走上集體化的農民，早就作出了樣板：
華西村是不是城鎮化了呢？
南街村是不是城鎮化了呢？
劉莊是不是城鎮化了呢？
大寨是不是城鎮化了呢？
洪林是不是城鎮化了呢？
官橋八組是不是城鎮化了呢？
……。
這些地方的城鎮化水平，早已大大超越了他們所在的城鎮。他們所建立的城鎮化的合理化、科學化，環境的幽美宜人，令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欽羨不已。
可嘆我們的一些改革家，是“外國的月亮要比中國圓”，把這些成功的典范，斥之為“封閉僵化的老路”，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黨國英先生，說得更令人毛骨悚然：“跟這些典型走是要死人的。”南報集團和鳳凰衛視等大輿論機構，竟萬炮齊轟南街村。
當一些地方的城鎮化鬧得焦頭爛額的時候，這里卻歌舞升平：
沒有政府和資本的利益同盟；
沒有農民和政府的對立；
沒有黑社會的猖獗；
沒有農民就業的困擾；
沒有配套設施的欠缺；
沒有穴居和蝸居；
沒有產業上去而城鎮空心化；
沒有黃、賭、毒的泛濫；
沒有環鏡的污染；
……。
更不會上演村婦撤銷市政府這樣的鬧劇。
要問城鎮化的道路如何走?
只問洋行長，不問華西吳仁寶。
只問厲以寧，不問南街王宏斌。
在群眾路線教育深入又深入的今天，國家大事，人民大事，不問國人問洋人。行得通嗎?我們走著瞧。
老兵丑牛·東湖澤畔
2014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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