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兩極分化”辯6.1 劉吉：“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

我們的權威學者一再否認中國存在兩極分化，厲以寧關于基尼系數的高論眾所周知，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干脆直言：“社會差距是好事，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朱紅軍《劉吉：社會差距是好事 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2007-2-8 南方周末）。

“社會差距”是否是“好事”，這是價值判斷，取決于判斷者的立場。地位不同，立場相左，判斷各異，這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

而是否存在“兩極分化”是事實判斷。而事實是：不足0.8%的國民擁有不低于99%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這是明顯的有產者群體，他們靠“財產性收入”為生；而99%的國民擁有的生產資料所有權不足0.2%，這是明顯的無產者群體，只能給有產者打工，靠工資為生。而位于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人口總量不足0.5%，占資產總量不足4.65%。

數據顯示：無產者群體占有絕對的人口優勢，而經濟實力近乎零；資產者群體擁有絕對的經濟實力，而占人口比重微乎其微；至于被經濟學家寄以厚望的“中產階級”，無論從人口的角度還是從資產的角度，都無足輕重。可見在30年內，國民從接近平均主義的狀態十分清晰地分化成了兩大集群。

兩個集群清晰分化的背后，是人與資產的分離：由國民創造的財富，變為了外在的異己力量，成為自己的對立面。至于“私人銀行”業關注的“高凈值”人群，作為食利者，本能地追逐利潤極大化，“人格化的資本”是他們必然的角色。事實上，有產者之所以能獲得“財產性收入”，是因為幾乎全體國民依賴于“工資性收入”。

在這確鑿無疑的事實面前，繼續辯稱“不存在兩極分化”，難免讓人懷疑：經濟學家到底是學者還是有產者群體的意識形態辯護士。

6.2 西尼爾的視角

感謝趙弘，在觀察利潤來源分布時，他提示了一個有效的視角：“支配力”。我們看到：從行業角度，金融保險業與農業的差異在于支配力；從產業鏈角度，“利潤池”最深的部位不是生產一線，而是支配力最強的環節；從地域角度，與支配力密切相關的是資本和行政特權的富集程度；從企業規模角度，大型企業的壟斷地位與小型企業、規模以下企業的過度競爭地位展示了支配力與財產性收入來源分布的相關性。

觀察財產性收入來源分布，再次證實了資本與國民的分離。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大多數國民就業于資本稀缺的環節中，而極少數國民就業于資本富集的環節，而正是這后一環節，提供了利潤的主體。

從實現資本利潤極大化的立場出發，這是一個最合理的產業生態。一個經濟體，只要以資本利潤極大化為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就必然演變成這樣的格局。在這樣的格局下，資本擁有者能最有效地汲取經濟體生產的財富，同時最大限度地避免直接面對廣大的財富生產者。

這樣的格局是好是壞，是善是惡，這是個價值選擇問題，立場不同，自然評價各異。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教導：經濟學不講道德。筆者理解，其本意是經濟學不介入價值選擇。這種主張源于納索·威廉·西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他認為應把政治經濟學改造成為純粹的、實證的經濟科學，只以財富為研究對象。

作為“科學”，可以回避價值選擇，卻不可能回避事實判斷。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用各種閃爍其詞的理論來掩飾資本與財產性收入分布的事實，同時竭力兜售各種強化兩極分化的政策：

“抓大放小”、“做大做強”、“行政壟斷”、“提高產業集中度”，這類政策導致資源向大企業集中。

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創建“＊＊城市”，這在京、滬、廣、深很明顯。很多省的“十一五”規劃都將提高省會城市的“首位度”當作目標，盛極一時的“市管縣”改革則被基層譏諷為“市刮縣”。所有的大城市都在討論“限制低素質人口”，這些政策造成的結果就是資源向大城市集中，向居住其間的精英群體集中。

“減員增效”，“優化組合”，“親商”，“政策優惠”、“劃撥”、“特事特辦”、“三零政策”（用零資金，零稅收，零地價招引外來客商）等，這是很多地方都在實施的政策，所有這些都促使社會資源向由前官員轉化的商人集中。

一方面拼命強化兩極分化，一方面否認兩極分化的事實，即使站在西尼爾的立場上看，在事實判斷上如此撒謊，也墮落到了偽科學的地步。

6.3 “姓社姓資”？

國民與資產的分離，已經回答了多年糾纏不清的“姓社姓資”問題。

有人從“所有制”的角度看問題，雖然在各種所有制中，國有經濟已不占絕對大頭，但資本占有量仍居第一，能否據此判斷經濟體的性質？

對國民而言，感受經濟體性質的是就業狀態，據《中國統計年鑒2008》，可算出2007年在國有企業就業的國民，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8.34%，在“其它”企業就業者占83.58%。前已討論過，這兩類企業都追逐利潤極大化，勞動者與之的關系都是將自己的勞動作為商品出賣給的企業。兩者合計占占全社會就業人員的91.92%。從“以人為本”的視角看，正是這91.92%就業者的處境，決定了社會的性質。

國有企業，尤其是壟斷性國有企業，一個顯著特點是其職工實際所得明顯高于其他行業同等素質勞動者的收入。這是否是就社會主義特色？這一特色為社會公眾廣泛詬病，如果這就是社會主義，那社會主義就是為公眾詬病的、破壞公平的主義。正如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前副院長劉福垣指出：這是國企職工“侵犯了全民產權的結果。”

國有企業的另一顯著特點是身份制：正式工、合同工、農民工，同工不同酬，甚至有不同的社會地位。劉福垣指出指出，它是“封建等級制度按權力分配的超經濟剝削關系。”（劉福垣《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保障主義》）可謂一針見血。

國有企業的資本按字面意義屬于全體國民，其利潤也應歸全體國民，但從1994年起，國有企業未向財政提交一毛錢的利潤，反而從1985年起，一直從財政領取大量的“虧損補貼”。即使按照2006年12月財政部發布《企業財務通則》，國企上繳利潤的利潤也低于總額的10%。況且2008年以后《中國統計年鑒》沒有關于國企利潤上繳的數據，公眾無從得知《企業財務通則》的實際執行狀況，

即使國企上繳了利潤，有什么實際運行的制度、規則保障這些利潤能轉化為實在的“全民所有”？國民感受到的是，“社會保障”要靠自己積累，而各級政府的樓堂館所、出國旅游、公務消費根本不受國民的制約。

“姓社姓資”還需爭議嗎？

6.4 “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面對客觀存在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一個問題：如何應對？經濟學家林毅夫稱：“我國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林毅夫：縮小中國貧富差距關鍵是讓窮人富起來》2005年10月19日 19:11 新浪財經）。于是“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就成了順理成章的口號。

如果提出這一口號的是位文學家，倒情有可原。然而提出者是經濟學家，難免令人懷疑他不是學養太差，就是偽善。這其實是法國人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在《和諧經濟論》中的論點，他斷言在資本的增長中，勞動從中提取的絕對額和相對額都會增加，這就“證明勞動者及其雇主之間顯然就存在著利益的和諧”。但這之前、之后的經濟史和左、右翼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表明，在資本的增長中，資本家手中的資本越來越多，勞動者的相對提取額在降低。事實上，只要利潤極大化是要素配置的首要機制，邏輯上資本集中就是不可遏止的趨勢，歷年胡潤榜就證實了這一點（見本編第五章圖3.108）。

每年同一位次的財富都較上一年顯著增加（注意，圖3.108的縱坐標為指數坐標）。這暗示我們，盡管具體的上榜者，其財富有增有減，整個財富頂端的群體，其擁有的財富增速可觀。表3.9將上榜富豪的財富與全國的GDP貨幣發行量對比，可見在社會總財富中，財富頂端的群體占有比重在加速擴張，在這樣的經濟機制下，如何能“讓窮人富起來”？

表3.10：用GDP和貨幣發行量衡量胡潤榜上榜者財富

在為利潤極大化原則辯護方面，我們的經濟學家遠不如馬爾薩斯誠實。馬爾薩斯認為：社會永遠是“分成所有者階級和勞動者階級、并以利己心作為那龐大機器(即社會)的主要動力”。他進一步指出：“僅靠勞動階級的消費能力無法促進資本的利用，認識到這一點確實是最重要的。……工人階級消費的巨大增長必然大幅增加生產成本，這一定會降低利潤，減少或者毀滅積累的動機。”（轉引自夏小林《讀“經濟思想史：—種批判性的視角”札記》）

“財產性收入”源于利潤，馬爾薩斯事實上承認是利潤極大化導致了勞資利益對立和兩極分化。

6.5 經濟結構與政治結構

數據顯示，靠家庭小生產和非金融企業部們為生的勞動者占就業勞動者的96.76%，他們在資本面前異常弱勢。與之相比，在擁有特權的政府部門與金融企業部門就業者，不到就業勞動者的4%，他們在資本面前不像前者那樣弱勢，他們甚至可以在相當長的期間讓自己所得份額擴張。兩者交替強勢的歷史暗示我們，他們甚至可以操控稅收等政策以相互競爭。

公共傳媒上關于所得稅征起征點的激烈爭論，證明這個集團可以有效地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那六成就業于家庭小生產的“被拋棄者”，在公共傳媒上則是“沉默的一群”，他們只能通過惡性、群起性事件發出自己的“聲音”。不祥的是，這樣的“聲音”正越來越多、越來越強。

更為強勢的是財富之巔那不足國民1%的人口。這個群體長期控制著公共傳媒的價值標準，控制著學界的價值取向。他們曾通過哈耶克的嘴大聲說出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財富控制權力”。他們的代言人在媒體上廣泛宣傳美國“無代表不納稅”的故事，將納稅額與政治權利聯系起來。這一故事在中國現實下的真實邏輯是：96.92%的勞動者，收入在3500元收入所得稅起征點以下。更有六成以上的國民就業于家庭小生產，他們不但無力繳納收入稅，對生產稅的影響也微乎其微。兩相對比，對政府的財政基礎而言，孰輕孰重，一目了然。

顯然，基于這樣的經濟體系，“財富控制權力”是順理成章的。數數各級人大、政協成員的構成，可以看到這邏輯的現實性和力量。事實上，它曾使各級政府長期公開標榜“親商”。另一個重要的跡象是，媒體廣泛報道：2011年的福布斯富豪榜首富，已經過組織部門考察，可能進入中共中央。

由此，我們方可理解國民的實際生存狀態；理解現實的經濟、社會現象；理解各種思想潮流的社會基礎。

6.6 史鑒歷歷

我們三十年來的經驗再次證實,利潤極大化機制必然造成三大失衡：資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失衡；產能與內需失衡；追逐利潤的貨幣與祭獻利潤的貨幣失衡。這三大失衡導致經濟體中的貨幣不可逆地淤積為逐利資金，終將導致貨幣循環無以為繼。

馬爾薩斯時代的英國，同樣的失衡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其一是如何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喚起的、前所未有的生產力持續地滿負荷運行，以保障資本擁有者的利潤；其二是如何保障廣大的社會公眾的起碼的生存條件，以防激起民變。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描述了當時英國工人令人觸目驚心的惡劣處境。史實告訴我們，英國的應對之策是向全球擴張。英國本土只有24萬平方公里，1800年，英帝國包括15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萬人口；1900年英帝國擁有110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億人口；到一戰爆發時，英帝國擁有1270萬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31億人口，占當時全球總人口的1/4及全球面積的1/4。英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殖民大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

到1865年，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這樣描述當時的英國：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 («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Co.，第一次出版時間  1866年)

擴張使前所未有的生產力能以全球為其原料來源地和市場，并建立起了英國的壟斷地位。在這一過程中，英鎊從國內貨幣擴張為事實上的全球貨幣。來自海外的原材料與利潤使英國有可能緩解內部矛盾。到1892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譯文寫序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已經有所改善，對此，恩格斯分析道：

“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這些利益在工人階級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廣大群眾至少有時也能沾到一點。而這就是自從歐文主義滅絕以后，英國未曾有過社會主義的原因。”

事實上，擴張是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得以生存之必需，它不但為英國的歷史證明，也為其后美國、法國、德國、日本、俄（蘇）的歷史所證明。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都必然觸及先發國家的核心利益，都遭到先發國家的鐵腕遏制，其最終的結果無不是戰爭。

1840年以來，在西方工商文明的強勢攻擊下，中國一直在艱難地尋找自己的道路。所有的努力都歸結為追求“現代化”。其所“化”的對象就是存在了數千年的自然經濟。目前巨大的民工潮說明，鄉村中自然經濟瓦解過程已近完成，我國勞動力的主體已經轉化為商品，而貨幣的主體已經轉化為資本。從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視角看到，國民的經濟地位已經兩極分化，這表明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內在矛盾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的核心矛盾。但我們可以追隨先發資本主義國家解決矛盾的出路嗎？

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人口中的比重極小，這使他們有可能靠巨大的外部利益輸入緩解內部矛盾。2006年，G7國家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1%，杰文斯描述的場景對這少數人而言是可行的。而中國就占世界人口的20%，況且人口大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都在追逐“現代化”，中、印、巴、俄四國占全球人口的42.12%，這條道路依然可行嗎？它們的擴張空間何在？

當年資本主義工商文明踹開中國大門時，李鴻章看到的是“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兒女奮斗了一個半世紀，終于與這個“先進文明”接軌后，卻遇到了一個人類社會從未遇到過的全球性困境，這對中國的學界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面這對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學界應該做甚么？是在“不爭論”的旗號下繼續散布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說教，還是為憤激的情緒所支配？

作為學界，唯一的選擇應是直面現實，深入思考，直言不諱。學術上有不同的見解是正常的，但誠實是學界的基本品格，誠實地面對現實，誠實地闡述自己的見解，是學界之為學界的底線。否則曖昧躲閃的理論加上華而不實的口號，只能將國家引向災難。

一位網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稱：

“在解放戰爭中困長春是不是GCD的污點戰役，現在的GCD是不是對此事只字不提？”

“那些妄圖讓這段歷史歸于塵土的想法是反人民的，是違背事實的。多少長春人的爺爺奶奶都跟他們講述過這段歷史。只要是不刻意隱瞞包庇當局，都會承認至少餓死30到60萬。請問南京大屠殺舉世聞名，為什么困長春卻無人問津？相比于華盛頓的奴隸主毛澤東所領導的GCD所犯的戰爭罪行如何受到審判？”

圍長春之事網上有文章講過，我不掌握相關史料，不足以對其真實性作出判斷。由歷史背景看，當時兩軍對壘，東北正是雙方強弱轉化的關鍵點。高強度的暴力對抗中，勢必導致無所不用其極，類似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不勝枚舉。

問題的關鍵在于：什么導致了高強度的暴力對抗，而不是在這種對抗中誰更仁慈。當年共產黨曾與國民黨一同反對北洋軍閥，而4.12大屠殺幾乎將共產黨殺絕，有文獻稱，連國民黨的基層組織也被屠殺殆盡。這迫使共產黨拿起了槍，此前，他們只想通過政治鼓動實現自己的政綱。有了的這樣的經驗，共產黨根本不可能相信可與國民黨和平、合法共處。抗戰勝利后，當中共中央發文件大講“和平民主新階段”時，林彪就致電毛澤東，力陳戰爭的危險，“請主席清醒之”。

更進一步思考，大革命時國共兩黨為何有不同的政綱？共產黨的價值標準建立在底層百姓的基礎上，而國民黨則更多偏向城市精英群體。近來“民國范”時髦起來，而這“民國范”，其實反映了當時城市精英群體的生存狀態和價值準則。而這個群體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極小，甚至不到1%（1949年，城市人口僅占10.64%，其中絕大多數是貧民，有資格擺“范”的，十無其一）。這些人的“民國范”，建立在99%人口低下的社會經濟地位之上。可見社會撕裂到何種程度。

在這樣的土壤中，激進主義不可避免，而精英群體為保護自己既得利益，不可避免地選擇“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個”，被廣為贊揚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就是蔣介石“清黨”的策劃者之一。由此，要避免社會暴力，關鍵在于避免社會分裂，一旦社會分裂到“99：1”的地步，動亂與暴力勢難避免。這時，只有最善于使用暴力的集團能重新安定社會。從歷史的視角看，這時社會悲劇已然釀成，已經沒有選擇空間了。由此觀之，那些促成社會分裂的政策倡導者，才是歷史悲劇的真正責任人。

如果哪一天中國再現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的暴戾、慘烈的場面，其真正的責任人是那時在其中叱咤風云者嗎？非也，他們不過是造化隨手拈來的傀儡，沒有張三、必有李四、沒有李四必有王五……。從歷史視角看，正真的責任人是那些鼓吹“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制定者，是那些面對令人觸目心驚的社會分裂，卻頑固宣稱：“社會差距是好事，中國根本不存在兩極分化”的御用文人，如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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