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有幸到蘭考來，很激動，一是來實地學習紀念真正的共產黨人好干部焦裕祿、張欽禮同志;二是向培育兩位英雄的偉大蘭考人民致敬，為什么蘭考出兩位人民公仆?是因為蘭考窮，窮者思變，要革命，是毛澤東思想和蘭考人民共同培育了兩位英雄;三是順便講點體會，供同志們參考。

　　一、永遠紀念

　　對真正的共產黨人好干部焦裕祿、張欽禮同志，我相信人民不但過去紀念他們，現在紀念他們，而且會像紀念人民偉大領袖毛澤東一樣永遠紀念他們。

　　我想，對焦裕祿、張欽禮的先進事跡，在座的比我更熟悉，我不多講，簡單重溫一下。

　　1、焦裕祿簡介

　　焦裕祿，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崮山鄉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因生活所迫，幼年時代只讀了幾年書就在家參加勞動。 日偽統治時期，焦裕祿家中的生活越來越困難。他的父親焦方田被逼上吊自殺。焦裕祿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又被押送到撫順煤礦當苦工。焦裕祿忍受不了日寇的殘害，于一九四三年秋天逃出虎口，回到家中。因無法生活下去，又逃到江蘇省宿遷縣，給一家姓胡的地主扛了兩年長工。從焦裕祿的出身可以看出，他走上革命道路是有階級基礎的。

　　但光有階級立場是不能成為革命者的，還必須與先進的思想和組織引導才行。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焦裕祿從宿遷縣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時他的家鄉雖然還沒有解放，但是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已經在這里領導群眾進行革命活動，焦裕祿主動要求當了民兵。當民兵后，他參加過解放博山縣城的戰斗。1946年1月焦裕祿于在本村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他又正式參加了本縣區武裝部的工作，在當地領導民兵，堅持游擊戰爭。以后又調到山東渤海地區參加過土地改革復查工作，曾擔任組長。

　　解放戰爭后期，焦裕祿隨軍離開山東，到了河南，分配到尉氏縣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擔任過副區長、區長、區委副書記、青年團縣委副書記等職。而后又先后調到青年團陳留地委工作和青年團鄭州地委工作，擔任過團地委宣傳部長、第二副書記等職。

　　1953年6月，焦裕祿響應黨的號召，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制造廠參加工業建設。他在這個工廠擔任過車間主任、科長。在此期間，焦裕祿還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了一年多。1962年6月，為了加強農村工作，焦裕祿又調回尉氏縣，任縣委書記處書記。同年12月，焦裕祿調到蘭考縣，先后任縣委第二書記、書記。

　　蘭考縣地處豫東黃河故道，是個飽受風沙、鹽堿、內澇之患的老災區。焦裕祿踏上蘭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這個地區遭受連續3年自然災害較嚴重的一年，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歷年最低水平。他從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

　　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干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鉆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他把群眾同自然災害斗爭的寶貴經驗，一點一滴地集中起來，成為全縣人民的共同財富，成為戰勝災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祿對同志對人民滿腔熱情。他常說，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他的心里裝著全縣的干部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他經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騎不了車，即使這樣，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頂住肝部，堅持工作、下鄉，直至被強行送進醫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年僅42歲。他臨終前對組織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干部學習焦裕祿同志忠心耿耿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華社播發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全面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隨后，全國各種報刊先后刊登了數十篇文章通訊，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焦裕祿的熱潮。焦裕祿成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學習的榜樣。

　　焦裕祿在鄭州醫院病逝，埋在鄭州郊區，蘭考的群眾想念他的時候，三五結伴來到他的墳前，哭著撲了上去，兩手抓住墳上的硬土枯草，指甲摳出血來。焦裕祿對群眾的饑餓苦難超出常人的同情，群眾對他的懷念也如此刻骨銘心，體現了魚水之情，焦裕祿在天有靈，應當笑慰。

　　2、張欽禮簡介

　　張欽禮，張欽禮河南蘭考南彰鄉張莊人。

　　1945年參加革命。1954年蘭封考城合為蘭考縣，當過縣長。

　　1957年反右派時，因說真話險成右派;1959年，為民請命，打成嚴重右傾而免職下放到蘭考農村勞動改造。1962年經平反而重回縣委領導崗位。

　　1962年12月，焦裕祿調來蘭考。張欽禮時任縣委副書記。縣委分工，由張欽禮抓蘭考除三害。成立了“除三害辦公室"。焦裕祿是個好干部，他一到蘭考，就發現了張欽禮的冤屈、干勁和才華，和張欽禮結合在一起了。在張欽禮的建議下，焦裕祿大膽給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蘭考各級領導班子的面貌煥然一新。張欽禮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規劃。焦裕祿和張欽禮齊心協力，帶領干部和群眾查風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內澇，深翻土壤，治理鹽堿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使蘭考的自然面貌和農業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生活顯著改善。

　　1965年底，穆青、馮健、周原來采訪焦裕祿的事跡，張欽禮就花了大量時間對焦裕祿的事跡做了生動詳細的介紹，一介紹就感動了穆青。穆青聽后，感動地說："我參加工作28年了也沒有哭，這次被焦書記的精神感動得流下了眼淚，這是咱的寶貴財富，我們要重新報道焦裕祿。"他們本來是想報道整個豫東災區的面貌，經過張欽禮介紹后，決定著重報道焦裕祿的事跡。那天晚上7點開座談會，張欽禮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紹，穆青就開始流下眼淚，晚上談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動了，他才作出報道的決定。《人民日報》宣傳焦裕祿的長篇通訊發表在1966年初，通訊上把張欽禮稱為焦裕祿的親密戰友。

　　1966年文革爆發，蘭考同樣爆發政局動蕩。期間張欽禮一度被批斗，但是終在毛主席、周總理的保護下,于九一三事件后，當選為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第一書記，再次帶領全縣人民恢復了落實藍圖的戰斗。

　　從1973年到1977年，是蘭考人聚精會神搞建設的四年。僅1973年，全縣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條，配套支渠154條，拆除阻水工程164處，共完成1171萬土方，基本達到排水暢通。全縣治沙造林共計19萬畝，占沙荒面積的80%治理鹽堿地22.7萬畝，占鹽堿地的86.3%。至此，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三大災害再也不能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書記劉建勛、中商部部長姚依林等領導人花了5天時間考察了蘭考的路、河、橋、閘、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飯的重災區的確成了魚米之鄉、錦繡江南，感慨萬千，表揚張欽禮，贊佩焦裕祿。

　　1976年周總理和毛主席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捕，中國政局大變。1979年12月24日，張欽禮被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3年，判刑時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干部;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的欺騙罪;蘭考縣、公社、大隊三級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獄，被正式判刑。

　　張欽禮同志刑滿出獄后，在耄耋之年，以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高度責任感和嚴肅態度，忍受著心臟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坎坷多難的革命歷程，如實地寫出了二十多萬字的記載，為共和國史特別是河南省國史研究和編纂提供了真實珍貴的資料。張欽禮同志在法庭上、監獄中，都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對妄加之罪一一據實據理駁斥，維護了黨的實事求是原則。他對昔日同志摯友中在壓力下說假話、違心話，不敢堅持真理的失節行為，不論職務多高名聲多大，一個都不寬恕地當面給以辛辣諷刺和嚴肅批評，充分表現出剛直不阿的共產黨人的革命風骨。

　　當時已年近八旬地張欽禮同志，仍未得到平反。沒有工資，全靠兒女供給 生活費。患肺癌期間，蘭考人民凡是知情欽禮同志病情者，家家牽掛，戶戶淚啼，成群結隊，不遠數百里到鄭州醫院探病者逾兩千人。紛紛捐助醫 療費，張欽禮家屬一一據收。近年來新聞出版界登門采訪者絡繹不絕。已先后寫出兩本十五萬字以上的《張欽禮傳記》初稿。盡管都為張欽禮同志鳴冤喊屈，歌功頌德，但由于在觸及一些歷史的關鍵問題上，怕擔風險， 回避事實，均被欽禮同志婉言謝絕付梓。這更顯示出張欽禮同志對歷史負 責對人民負責，不顧個人恩怨地十的高貴品質。我們相信被歪曲的歷史終 有一天要還其本來面目，對張欽禮同志做出公正評價。

　　張欽禮在新安監獄服刑時，蘭考的干部、群眾、勤雜人員、小商小販及機關食堂的炊事員等，他們很不容易湊夠路費，費了很多周折，去新安探望張欽禮。東壩頭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全村人湊錢，選出了兩位代表，買了幾斤水果糖，去探望張欽禮。他倆對張欽禮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在這里坐牢，選縣長時，全村有二十六人投了你的票。”有四名在不同地方以爆玉米花為生的蘭考農民，相約在同一時間去探望張欽禮。他們能為他帶的禮物就是各自買了兩個燒餅，每個燒餅里夾兩根油條。監管人員向他們要介紹信，他們說沒有，又問他們和張犯是什么親戚關系，他們說也沒有任何關系。“那你們為什么來探望他?”監管人員不準他們進來。四位農民一起跪在監獄門口，不走也不起來。他們說，張欽禮是他們的老縣長，他為蘭考人民坐監獄，他在蘭考時，他們不會向他跪下，現在跪下是向他行大禮。這位監管人員被感動了，把張欽禮叫了出來。張欽禮看到這四位不相識的農民，每人手中捧著兩個夾油條的燒餅，也立即向他們跪了下來。五個人說不出一句話，只是相對痛哭。在一旁的那位監管人員也泣不成聲。這表明蘭考人民始終與張欽禮心連心。

　　3、我心目中的張欽禮典型意義勝過焦裕祿

　　張欽禮的先進事跡在焦裕祿前就于蘭考廣為流

　　焦裕祿這一典型形象的保衛者，焦裕祿的素材大部分來自張欽禮，沒有張欽禮，焦裕祿這位真正的共產黨人典型，就會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六十年代，新華社記者曾寫過《縣委書記的榜樣—一焦裕祿》的通訊，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當時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區黨委、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人民解放軍各兵種黨委以及無從統計的黨組織，作出決定，發出號召，向焦裕祿同志學習。通訊中多處寫了張欽禮的事跡，以及他與焦裕祿不尋常的關系，稱他倆為“親密戰友”。實際上，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先期去蘭考采訪焦裕祿的時候，就發現張欽禮的先進事跡早己在蘭考廣為流傳。

　　差一點當右派

　　河南省反右派時，和別的省不一樣，它從五七年反到五八年，五八年叫補劃右派，中央不承認補劃的右派。河南文件上的右派，八萬也好九萬也好，和實際上的右派數字或按右派待遇而“ 不在冊”的右派數字相差很大。改正右派時，這部分“不在冊”者的情況最復雜最難辦也最慘。有一點可以肯定，河南的右派人數，居全國各省之冠。蘭考縣不到一千脫產干部卻劃了三百六十六名右派，原因是趙文甫來到蘭考正碰上一張大字報的風波。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農村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五七年反右時，開始叫幫助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后來轉入反右時，這些簽名者該不該劃成右派?趙文甫在縣委會上一槌定音：全劃。這并不奇怪，河南省很多單位在整風階段，號召給領導提意見，轉入反右時，凡是用大字報給領導提意見的干部，幾乎都打成右派。張欽禮在整風階段是支持這張大字報的，被群眾稱為“新包公”。他萬萬沒有料到一夜之間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趙文甫的結論他不能接受，倆人之間又一場激烈的爭辯。張欽禮說，蘭考的干部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抗日時期的;二是部隊轉業的;三是土改時期的。他們對黨并無二心，大字報揭露的都是事實，怎么突然之間都成了敵人?張欽禮痛苦萬分。趙文甫批評張欽禮是典型的右派言論，是為右派鳴冤叫屈。由于趙文甫坐鎮蘭考，全縣三分之一的干部被打成右派。 張欽禮沒有戴右派帽子，只是因為當時是抓群眾的右派，而他是縣長，但也受到降級處分，從此“內部控制使用”。 張欽禮幾乎劃為右派，是他堅持真理的體現。

　　敢反潮流

　　大躍進時， “極左” 有個“三高”，即：高指標、高產量、高征購，是潮流，張欽禮敢反這個潮流。一九五八年秋，省里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報了三高，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大會上發言說他沒有見過紅薯畝產二十萬斤，小麥畝產五千斤，芝麻稈能榨出油。他說他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評了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吳芝圃并沒有回為和張欽禮的父親是老戰友而“關照他”。省委立即組織對張欽禮的批判斗爭，并取消參加大會的資格，押送回蘭考接受群眾的批斗。從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廬山會議后，都沒有批倒他。張欽禮并不具有能言善辯的口才，他只不過用事實反駁就足夠了。他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住在地頭看莊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飯。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大批群眾偷偷外出逃荒要飯，這是政府不允許的，說是“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抓回來要挨批挨斗受懲罰。有人寧可在家餓死也不敢外出討飯。張欽禮到群眾家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討來的發餿發霉的“百家飯”。那時群眾含淚對張欽禮說，等他們的日子過好了，要煮只老母雞給他補補身子。不久，村口路邊經常出現餓死的尸體，從外地討飯回來的群眾向他反映，說信陽有的村莊人都餓死光了。后來揭露出信陽餓死百萬人，震動全黨。

　　張欽禮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燈，開始給周總理寫為民請命書。他是用農民慣用的順口溜寫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現在向總理反映河南的實情。他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好干部好黨員橫遭批斗，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聽說信陽的群眾餓死很多，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問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他把這封信揣在懷里，不敢貿然從郵局發出。他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后來揭發出信陽餓死人的大悲劇，是因為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封鎖了各條反映真實情況的通道，僅郵局就截住一萬兩千封反映饑餓和餓死人的信件。。固始縣縣委書記楊守績，冒著殺身之禍，繞過路憲文和各種障礙，把固始縣征購透底餓死人的情況寫信給省委。有一個村的支部，二十三個黨員餓死了二十個，余下三個寫了血書，千難萬難送到省委，呼求省委快快派人來救救村上的群眾。吳芝圃與秘書長戴蘇理千方百計包庇路憲文，這些信件都被扣下，并要查處嚴辦。

　　身陷絕境的張鐵禮，決心為民請命，赴京向周總理反映河南蘭考的實情，需要怎樣的勇氣和膽識啊!

　　一天夜里，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里，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干糧，把他送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幾經周折，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并立即接見他。總理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面黃肌瘦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了干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只想和你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干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么。張欽禮從一個布袋中掏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嘗嘗”，伸手接時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里，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 ，說著流了淚，張欽禮在一旁也泣不成聲。

　　這些菜團是用樹皮、樹葉、花生殼和一點點雜糧做成的。

　　后來中組部的同志告訴張欽禮，吳芝圃己經停職反省，不久中央將派劉建勛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劉建勛。

　　劉建勛為張欽禮準備了簡單的飯菜，又斟滿了兩杯酒，舉杯說：“我代表省委正式給你平反。”張也舉杯，兩人一飲而盡。張放下酒杯說，“這飯菜我不能吃，蘭考的群眾正在挨餓要飯……”，說時哭了。

　　他回到蘭考，把三年勞改中補發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資，全部捐給縣救災辦公室。

　　正確對待文革

　　如何對待文革，是當前左右斗爭的焦點。事實證明，文化革命反俢、防修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在我看來，只承認馬克思主義還不能說是真正的左派，同樣，只承認馬列主義也還不能說是真正的左派，同樣，只承認馬列毛主義也還不能說是真正的左派，只有承認馬列毛主義特別是承認文化革命才是徹底的左派。張欽禮在文革中受沖擊很嚴重，但他能正確對待。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張欽禮被游斗了一百多次后，連同縣委七名常委、十個公社黨委書記、四桿旗(村)的干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全部投入監獄;全縣六千多名黨員中有四千名被開除黨籍，農村被開除黨籍的黨員大都在焦裕祿生前樹立的先進基層組織中：他們幾乎把焦裕祿紀念館砸毀，把館內全國捐贈的幾萬冊書籍和宣傳焦裕祿事跡的有關資料付之一炬，焦裕祿墓前的碑文涂抹得看不請字文，新華社記者的那篇通訊被列為禁書;除三害工地上的一切設備也都被砸爛。把焦裕祿生前調整好的能帶領群眾除三害的各級領導班子和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培植的一切積極力量一網打盡。

　　張欽禮在獄中，耳朵被打聾，牙被打掉，手被打殘，腰被打傷。有時把他拉出去游斗，兩手朝后捆綁，從卡車上猛推下來，摔得鼻青臉腫，滿身流血。他們用一條涼席，把他卷住捆起來，頭朝下倒豎在地上，然后猛地倒下，反復多次，慘不忍睹。張欽禮在監獄里一百六十八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蘭考有位老貧農跑到北京天安門前長跪下起，為張欽禮喊冤，驚動了中南海，周總理知道了張欽禮正遭受迫害，指示當時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要保證安全地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某時，把張欽禮送到他面前。因為是夏天，張欽禮在獄中只穿了一條又臟又破的短褲，半夜從獄中拉出來，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對立面要槍斃他，車到城外，他吵鬧不愿走，說死也要死在生他養他的蘭考這片土地上。幾個解放軍說，你再拖時間，明早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先期從到北京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紀登奎看到張欽禮，立即命人拿來一套軍裝給他穿上，才帶他去見周總理。總理看到張欽禮半晌說不出話來。八年前他見到的是一位餓得面黃肌瘦為民請命的縣長張欽禮，現在見到的是一位步履艱難、鼻青臉腫(不是軍裝遮住還是遍體鱗傷)剛剛出獄的“囚犯”張欽禮。總理馬上命身邊的工作人員，先把張欽禮送到醫院檢查身體，治傷治病。

　　周總理對張欽禮有三條指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部隊是國家的長城，他們支左介入地方，要好好配合;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這是他從抗日戰爭到現在第一次成了蘭考的第一把手。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被秦、周逮捕的一千二百多名干部群眾，恢復了四千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焦裕祿紀念館，然后著手繼續實施焦裕祿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規劃。他帶領群眾，用一年多時間，利用黃河水淤灌二十二萬畝鹽堿地為良田，制定了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的文件。以上這一切，日后，都成了張欽禮被逮捕判刑的依據。

　　文革開始不久，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半，周總理在北京京西賓館代表亠丶毛主席、中央接見并指示河南支左部隊要支持保護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新華社當天播發了新聞，中央廣播電臺當天廣播，《人民日報》第二天一版頭條刊出。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處書記紀登奎首先表態支持這兩個造反派組織。“衛焦司令部”聲明支持開封的“八、二四”，張欽禮自然而然地成為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干部，成為文革后的清查對象。

　　河南有成千上萬的老干部在周總理指示后，紛紛貼出大字報支持“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造反派組織。王新和王新所領導的支左部隊，卻不支持造反派。當時，省委副書記王新說：張欽禮在蘭考搞劉少奇的生產黨，派人到蘭考批斗他。王新原來是河南軍區政委。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他成了省委二把手，他派到蘭考的干部，批斗張鐵禮個把月，又撤了張欽禮革委會主任的職務，把他送到信陽大別山軟禁起來。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一號命令發布不久。張鐵禮在信陽沒有投入監獄，在一個單位掛了個虛職，由押送他的幾個人日夜監管，實際上是軟禁。后來，張鐵禮才知道押送監管他的幾個人中，有一個是省公安廳副廳長。張欽禮到信陽后，他在蘭考的家數次被抄，高音喇叭對著家門口，歷數他的種種“罪狀”。他們還竟然把宣傳車開到了張欽禮在山東的老家，堵著門口叫喊他的“罪狀”。張欽禮的老母親——一位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前輩，經受不起這樣的折磨，活活被氣死。張欽禮通過了種種刁難才允許回家安葬老母。為了使張欽禮不與外界接觸，又把他送到了深山里一個叫靈山寺的古廟里幾個月。張欽禮在大別山被軟禁了五百四十多天，直到發生林彪事件。

　　周總理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指示張樹芝在三天內，把張鐵禮和領導修建紅旗渠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送到北京交給他。周總理一見到他倆就哭了，旁邊的工作人員立即遞給總理一塊手絹。周總理再三追問王新等人：為什么要迫害他們?一個在平原治沙治堿很有成績;一個在山區治山治水很有成績，為什么要迫害他們?

　　張欽禮從北京回來，被提升為開封地委副書記兼蘭考縣委書記。楊貴被提升為公安部副部長。

　　粉碎“四人幫”后，張欽禮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被逮捕。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分子張欽禮。

　　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帶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著峰涌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著;“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天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們都看到了，今天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個暗無天日、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后，大家冷靜下來，他們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代表，為張欽禮送行。三人跑回家拿了些吃的，趕到鄭州監獄外面等候。當張欽禮帶著手銬從刑車上被架出來時。三人哭著涌上去，要塞給張欽禮一些油餅花生仁。刑警攔住不讓他們靠近，他們苦苦哀求著，“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到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允許了。隨后，三人在獄墻外面轉圈，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圈……

　　張欽禮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張鐵禮不服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因張鐵禮一案和“衛焦司令部”組織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四千多人，其中一百二十人判刑，其余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兼而有之。

　　張欽禮被定罪判刑的前提條件和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 ，河南省走資派反文革清查工作很猖獗，它涉及的人數，開除黨員的人數，對干部判刑的人數，占全國百分之六、七十。全國在清查工作中，有十三萬黨員被開除黨籍，河南省就占了十萬零七千名。對干部的審判，全部秘密進行，不開庭，審訊時，既不出示人證物證，又不準本人申訴(個別上訴也無用)，有人根本沒有起訴書，有的沒有罪行材料。張欽禮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被判刑的，他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

　　張欽禮問題產生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關鍵是他沒有追隨反文革走資派，擁護毛主席為人民服務的文革思想路線，張欽禮是文革派的光榮。

　　二、全面紀念學習焦裕祿、張欽禮

　　我們紀念焦裕祿、張欽禮不是目的，目的是向他們學習。而全面紀念學習焦裕祿、張欽禮要注意以下幾點：

　　1、要旗幟鮮明地把紀念焦裕祿、張欽禮同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緊密聯系起來。

　　改革開放后，偶爾也提學雷鋒、焦裕祿等，但不提毛澤東思想，很成問題。要防止離開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來談焦裕祿、張欽禮，因為毛澤東思想是焦裕祿、張欽禮先進性的靈魂，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文革思想，不可能出現焦裕祿、張欽禮好干部，只能出貪官污吏。

　　2、要有堅定的革命立場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受審后給他的老伴劉秀芝寫的順口溜表明了他革命的堅定性：

　　“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他們今天提審我，編造謊言一大片，逼我簽字，我不簽，當場把臉翻，拳打腳踢，砸鐐帶拷，法西斯暴徒真兇殘。秀芝，秀芝，革命的老伴，今天是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他們提審我到中午十二點，牢房落了鎖，我在門前站，一站站到一點半，我犯了餓傷癥，冷汗濕衣衫，頭昏眼花，栽倒在鐵門前，幾乎一裁要長眠”

　　張欽禮后來轉到新安縣監獄。一天，監獄來了一位領導，他很想目睹一下這位曾被周總理三次解救、河南家喻戶曉、焦裕祿親密戰友的“尊容” 。提審張鐵禮的兩名監管人員很想討好這位上級，滿足他的好奇心。他們喝令張欽禮跪下，張欽禮站在這位上級面前，不動聲色，不理不搭。張欽禮說，“他們打掉了我的門牙，順口流血，砸上十八斤的死刑腳鐐。還故意往腳脖子上砸，一錘下去，砸掉一塊肉耷拉下來。我忍住滿腔怒火，不吱聲，不下跪!”

　　張欽禮一生心里只有黨，而修正主義的黨心里沒有他、不解決他的冤案是正常的，但真正的共產黨人和人民大眾不會忘記他，他的冤案是他的光榮!

　　在當前修正主義、賣國主義盛行的歷史條件下，更需要革命的堅定性，我們要堅決同反人民的修正主義、賣國主義路線及其政策和代表人物進行堅決斗爭!

　　3、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考察一個黨是否是馬列主義政黨的標準是看其路線和政策是否是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如果其路線和政策是為極少數人謀福利的黨，肯定是修正主義的黨、是資產階級的黨。同樣，考察一個黨的干部也是如此，是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必然是真正的共產黨好干部，否則，是假黨員、投機分子、壞干部。

　　4、相信利他主義價值觀是人類最高尚的價值觀

　　有兩種價值觀，一種是利己主義的低級價值觀，一種是利他主義的高級價值觀，焦裕祿、張欽禮的價值觀就是利他主義的高級價值觀，同樣是當官，當為人民服務的官，深受人民熱愛和擁護，人民永遠記著他，相反，當為自己服務的官，縱有萬千家財，終無好下場，遭到人民的唾棄。

　　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是最高尚的，焦裕祿、張欽禮永遠活在百姓心中是利他主義價值觀的價值的生動體現。

　　2004年4月7日張與世長辭，2004年5月17日，河南蘭考發生了一件舉世無雙、空前絕后的大事沿途祭拜,萬人空巷，十余萬蘭考群眾跪地哭祭他們的老書記張欽禮魂歸蘭考。

　　毛主席、周總理去世時，蘭考曾經有過這種場面。他們功高蓋世、澤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當然.但是，張欽禮在1978年被捕入獄，被判13年徒刑。出獄后既無黨籍，又無公職，三無基本生活保障，靠兒女贍養。這樣一位勞改釋放犯，這樣一位已經從蘭考公眾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書記，在這樣一個有奶便是娘的時代，在既無政府號召、又無媒體公告的情況下，在喪禮的組織者一再低調處理，一改喪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盡量回避群眾參與的情況下，單靠自發地口口相傳，怎么能夠聚集起十余萬蘭考群眾，讓他們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舉世無雙，空前絕后，"驚天地，泣鬼神"!

　　這樣一個人，得到群眾擁戴的人，群眾祭拜他時，靈車都走不動了，"張書記回來了，張書記回來了"。靈車走到跟前，一個人喊：跪吧!"撲踏"幾百人就跪下了。蘭考這個街走了四個多小時，原來估計只有30分鐘就走完了。走完縣城，本來可以直著走去張欽禮家，但是有許多群眾早就在路上等著了。那是國道，為了不影響交通，堵塞道路，抄小路走了。路邊等待的幾千農民又連夜趕到他老家。下葬的時候，為了不引起人員傷亡，又提前改葬。因為光是蘭考縣城就有十萬人，加上全縣農村趕過來的人，如果下葬如期舉行，就會聚到十五萬人以上。

　　信仰為人民服務為中心的利他主義價值觀的焦裕祿、張欽禮是光榮和偉大的，相比之下，那些利己主義的貪官污吏們、億萬富翁們在焦裕祿、張欽禮面前是多么的可恥和渺小。

　　三、紀念真正的共產黨人好干部焦裕祿、張欽禮同志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歷史意義在于證明毛澤東時代有大量的焦裕祿、張欽禮式好干部，回顧歷史，證明人類有光明存在，焦裕祿、張欽禮精神不是烏托邦。現實意義在于當代更需要焦裕祿、張欽禮式好干部。要旗幟鮮明地把紀念焦裕祿、張欽禮同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緊密聯系起來，同當前我國反修正主義、賣國主義的嚴峻斗爭緊密結合起來，形勢逼人，共產黨的干部要為人民服務和斗爭。

　　當前，盡管左中右斗爭格局出現一些變數，但人民的覺醒、資改派的破產、社會主義的新生歷史趨勢沒有改變，新中國六十余年左中右政治斗爭興衰表明了這個趨勢。

　　所謂左，主流是毛澤東式走社派，主導了新中國前三十年。

　　毛澤東主張中國必須采取新的方式迎頭趕上，因為他認為在中國來說已經不存在資本主義救中國的可能性，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在中國已經失去了它發展的歷史條件，國際市場已經被發達資本主義瓜分完畢，帝國主義以不允許后發國家走獨立資本主義道路，只能做附庸國。這樣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想做大的話，沒有向海外擴張這個條件是不行的，沒有這個條件怎么辦?要搞資本主義只能向國內擴張，這樣就會發生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的劇烈動蕩也會發生。這個前景描述并不是危言聳聽，毛主席經歷過，孫中山搞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滿清雖然推翻了，但中國卻陷入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發生新的內戰，他很清楚資本主義不能在中國走了。

　　毛澤東認為，從一般常理上來講，比如說當中國老祖宗曾經一度領先全世界，比如說清朝康熙年間，或者乾隆年間，咱們的經濟實力水平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量比當前美國還大，假設當時西方都像現在中國人的頭腦那樣，都學中國吧，那么，他們采用中國中央集權這種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秦始皇這套制度來趕我們，我告訴大家，他們猴年馬月也趕不上。西方沒有這么做，西方思想家經過文藝復興運動，通過理論家設計又采用了新的生產方式，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比我們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生產方式好，優越一些，這個優越很快就趕上來了，比如說中國人坐馬車，西方已經坐汽車了，都趕過來了。

　　新中國建立以后，如果中國用西方模式趕西方的話，他們坐汽車我們也坐汽車，人家走一萬里了，人家會坐在那兒等著你趕嗎?是趕不上的。所以，毛主席認為這個時候我們要想超過西方，必須尋找新的、比資本主義更先進的生產方式才行。所謂歷史必然性是要不得的，是騙人的東西，西方就沒有完成像中國的專制整合就走上資本主義新路了。毛主席也學習西方，他老人家學的不是皮毛，而是學它的真正的創新精神。怎么樣采用更新的生產方式?就是他坐汽車我們坐火車，從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和生產方式的角度這個火車是什么呢?就是馬克思主義說的所謂共產主義道路，但是共產主義要分為兩個階段，初級階段叫社會主義道路，毛主席經過反復思考、決策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他這種想法對不對?從理論上是完全正確的，從實踐上也是可行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前途一片光明。有不少同志這幾十年來受右翼輿論界所影響，受妖魔化毛澤東影響，有時候把自己搞得暈頭了，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搞27、28年的社會主義事情，在實踐上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呢?是完全成功的，如果不中斷，繼續走下去，中國一定比現在好的多。

　　大量的事實證明毛澤東的路子走對了。舊中國的底子如何，許多年輕人不知道，是很薄弱的。火柴就叫洋火，自行車叫洋車，也就是說以前中國連火柴、自行車都沒有，都需要進口。毛澤東在極端落后、極端貧困的狀態下，只用了短短幾十年就完成了中國工業革命的基本布局，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用最短的時間就搞出原子彈、氫彈、胰島素合成，種子改良等。毛澤東講的和做的那些東西從意識形態來講，容易講不好，因為國人觀念不一定都是左派的，有些右派經常這樣談，說資本主義如何如何高明。我就同許多右派說毛澤東也可以說是個大資本家，不講社會主義摡念也可以把他當成大資本家理解，他搞的是大資本運作，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種大資本運作。你搞資本主義我也同意，但搞資本主義有幾種方式你得知道。從小農的小生產方式基礎上開始發展資本主義，然后到自由競爭，到壟斷，到超級壟斷，到國際壟斷，這才是資本主義的方式。一個明顯的事是把資本集中使用還是分散使用，毛澤東是主張集中使用資本的。毛主席把中國當時叫官僚買辦資本的，用暴力的方式沒收了;民族資本他贖買了;實際上當時對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的錢收的也很緊，工資始終是壓得很低，把所有的錢集中過來以后進行戰略發展布局，搞大生產、大工業。從一機部到八機部實際上都可說是大托拉斯，一、二、三線建設都是要大資本，像農、輕、重、國防的投資，也需要大資本運作。總之，毛澤東他把這個有限的錢按照最緊要、最基礎的東西進行調配使用，實行的是大資本運做。

　　毛主席做了這么大的事情，有許多人，特別是右派不承認，他按西方衡量經濟發展的標準來衡量毛澤東時代。實際上那個標準是靠不住的，比如說中國過去修水庫八萬多座，是不入經濟學統計的。那時修水庫是沒投多少錢的，就是說完全是靠紅旗如海，歌如潮、農民自己帶干糧，用人海戰術把水庫一座一座地修起來，國家都沒有掏什么錢。你要算錢的話，哪個水庫現在沒有兩個億拿不下來，八萬水庫就多少億?就十六萬億。光這一項在那個年代是什么樣的經濟概念，統計學在這里是蒼白無力的。包括搞原子彈是全國搞的，全國集體聯合配合的。所以毛澤東做的許多事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就這個強國路線做的時候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艱苦奮斗，使中國走到了一個非常光明的道路上。當然了，其中也有些挫折，這是成長當中，就像小孩一樣，新生事物可能摔一個跟頭，這個也是正常的。我不排除毛主席在社會主義道路實踐過程當中有什么問題，因為有些問題比如說大躍進確實出了一些問題，那是沒經驗。經濟大躍進的思想理論是沒有問題的，是執行這個工作的時候黨內有些同志，叫他同志也好，或者不叫他同志也好，進行抵制，甚至于破壞。黨內有些人士是破壞的，畝產一萬斤各個省市都吹，那不是扯淡嗎?不是故意破壞嗎?他們用這種辦法把大躍進推向形左實右，把大躍進搞壞了，再加上大多數干部，農民出身，剛進城沒多長時間，經驗也不足，犯了一些錯誤。我們國家確實出了一點問題，然后被右派無限擴大，被說成路線錯了，社會主義搞早了、搞糟了。大躍進有一點點問題，但是基本來講成就還是主要的。后來主席在中國又搞了許多全新的東西，不但在經濟戰線出新，而且在政治、文化上出新，目的就是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好的辦法使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位趕超世界。毛主席不僅在經濟等戰線上搞大手筆，特別是在民族意識上來講，他看的很重，是要全國人民有一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有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在政治上毛澤東同志是汲取了前蘇聯的一些經驗教訓，就在黨內，共產黨領導下，要擴大人民對共產黨政權的監督，避免倒退。為了達此目的，他發動了備受爭議的、毛澤東很看重的那場文化革命。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走了27、28年的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勝利，這個是歷史事實，是個帶有澡水有生命力的嬰兒，可是有人光看見洗澡水，把洗澡水和嬰孩一塊埋葬了。

　　所謂右主流改開派，其右翼是全盤西化派，主導了新中國后三十年。

　　黨內反對中國全面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極少數原本是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除外}是怎樣想的呢?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呢?結果如何呢?

　　他們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懂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根本不懂什么是馬列主義，什么是修正主義。他們認定，自己出生入死打下了天下就應該坐天下，享受天下。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限制特權，為人民服務，他們不高興。

　　他們當中還有另一部分人，自認為懂得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政見不同。他們的理論基礎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是唯物主義。自然界也好，社會也好，人生也罷，歸根到底，物是第一位的。因此生產掛帥，經濟建設為中心，吃穿住領先，追求富起來，吃喝玩樂和腐爛變質也就順理成章了。

　　另一條是階段論。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社會發展規律是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按照這個邏輯，中國是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出來，只能搞資本主義社會。至于社會主義，那是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以后的事。在新中國成立后立即搞社會主義，只能是一種良好愿望，是一種空想。如果按此邏輯下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切革命都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應當幫助蔣介石，因為國民黨蔣介石正確，是搞資本主義的。這個理論無視全世界真正的歷史事實，例如，美國這一當代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恰恰沒有經過漫長的封建社會，直接在奴隸制社會基礎上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使美國產生了大飛躍。

　　后一條是生產力決定論。人類社會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東西是生產力。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只能選擇資本主義。

　　這種中學生的馬克思主義認識水平，恰恰可悲地大量的存在于號稱為共產黨人的頭腦里，揮之不去，趕之不絕，甚至面對毛澤東的生死規勸也毫無改變。早期黨內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一般還限于理論和想法，只有少量活動。當毛澤東撒手歸天以后，當其信徒自相殘殺喪失政權后，歷史就發生了巨變，中國放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朝向資本主義迅跑。

　　還有一條應該指出的是，在毛澤東以后，許多共產黨員干部，花了大量社會主義外匯，到美國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走馬觀花地轉了一圈又一圈，被美國等國家的經濟繁榮震驚了，嚇呆了，一下子喪失了僅有的一點點共產黨人操守，成了徹底的崇洋派。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學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學洋話，坐洋車，吃洋食，穿洋衣，住洋房，一下子洋的可以。甚至于有的人恨生黑眼珠，產黑頭發，落黃皮膚，為中國人。有條件的攜家外居，榮拿綠卡，永不還鄉;沒本事的不惜自殘，染金發，弄碧眼，招搖過市，自得其樂。可憐又可悲。

　　一切崇洋媚外之流，全然不知歷史是怎么回事，西方為什么那么發達富有。拿英國為例，且不說其歷經幾百年積累，也不說其社會社會主義成份增加多少，單就其海外殖民地一項，就足以說明其財富來源了。當日不落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候，不算小國，單是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都是英國殖民地。這一項，英國該收入多少財富?更不用說其它如從中國類國家弄走多少財富了。許多中國經濟學家，不了解歷史，不了解目前世界市場已瓜分完畢，不了解致富要有條件，不了解搞原始資本主義已成歷史，大搞過了時的連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早就放棄了的純市場經濟，簡直荒唐之極。對于直到今天還不改的人，要么是書呆子，要么拿了洋人的黑金，要么是自己為瓜分人民共同財富而設計發財途徑的壞蛋，難道還有其它嗎?記得在讀歷史的時候，知道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和富有的國家，唐朝時，許多外國人就以身穿唐朝服裝為時髦。如果英國佬，美國佬，日本佬向中國學習，搞專制集權社會，那么，結果如何呢?大概他們永遠也趕不上中國。中國歷史上的強大，在于完成了對封建社會的整合，當中國社會以發展到中央集權，實行郡縣制的時候，歐洲各國還處在分封制狀態，和中國周王朝前差不多。歐洲后來居上，完全不是學中國搞皇帝老兒那一套，而是搞了文藝復興和社會革命，使歐洲采用了先進的全新的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制度。因此，歐洲才趕上中國，并遠遠把中國拋在了后面。偉大的毛澤東是巨人，他背負青天朝下看，把道路看得很清楚，看的很遠。他深刻知道，中華民族跟在別人后面爬行，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站不起來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毛澤東深切地愛著中國人民，他鞠躬盡瘁，為中國的美好未來奮斗了一生。而對他為何做出社會主義戰略決策，后人又有多少人能理解呢?

　　中國右派信奉所謂普世價值，要全面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認可私有化經濟改革，但不滿政治的非西化，主張多黨制和權力分立，為達此目的，不惜賣國求存發展。

　　所謂中間派，即是中左或中右思潮近些年來興起，概括起來可叫恢復新民主主義派，這一派即反左也反右，兼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張木生等都是這一派的理論鼓吹者。

　　新中國左右兩條道路各主導了三十年左右歷史。那么其趨勢是什么?這是當代政治家不得不思考的問題。正在實施的新政治，不能不考慮毛澤東左的政治實踐和右的政治實踐形成的國內政治現實。按極右的路線走下去必亡黨亡國，不能再走了，但走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許多精英又不情愿，所以要走所謂中國新民主義道路，即不是放縱式資本主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是毛澤東文革激進式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一種新的中右或中左的道路。只有這樣地看問題，才能正確把握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兩個務必，加強中共執政能力建設，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自主創新，八榮八恥，保鮮教育，社會主義新農村，以人為本，改革成果共享，不算政治老帳，這些特色都帶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可叫做不同于毛澤東左也不同右的中間道路。

　　中派理論的哲學思想基礎是承認有中間階級，是高、低階級向中間階級靠攏，毛澤東式理論和實踐是社會整體向低級下層階級多數人傾斜，有些理論和實踐是社會整體向高級上層階級少數人傾斜，當代的中間政治理論和實踐將是兩頭階級(富人階級和窮人階級)向中間(中產階級)傾斜。

　　就左中右理論正確性的判斷，來源于立場，如果站在底層階級立場，必然是堅決反對右派理論，而對中派理論雖然反對，但尚可接受，因為主要敵人是右派，中派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可作為同盟軍。如果站在頂層階級立場，必然是堅決反對左派理論，而對中派理論雖然不滿意，但也有可能接受。

　　世界大氣侯，中國向左轉也受國際政治影響。國際現在也有個氣侯，新自由主義從70年代產生以后，它有些老態、病態了。像美國布什達到一個右的頂端了，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標志性的轉折點，美國這樣強行實行戰爭政策，今天滅這國，明天滅那國，然后強行實行美元的政策，控制世界的經濟命脈，它目前已經力不從心了。他的后院都起火了，華爾街遭殃了，它都沒辦法了，就是拉美那些國家起來向左轉是國際的大氣候變化的征兆。美國現在不能為所欲為就說明他已經沒那個能力了，他的能量已經釋放完了，所以整個形勢在國際上講也需要全世界人民進行反思，全世界人民要重新調整思路，放棄新自由主義，重建社會主義。

　　中國在這種歷史前提下，在國內左右兩條路線對比情況下，在國際風云變幻的大背景下，有所反思。究竟是毛澤東路線對還是私有化路線對?還是各有千秋?每個人都會思考。如果私有化一邊倒下去中國會是什么樣呢?肯定是不行的，要亡黨亡國!如果一下子回到毛澤東思路上來，恐怕也不現實，會遭到右派的強烈反對而寸步難行。中國左和右的道路都嘗試過了，還剩下一個不左不右的中間道路沒有嘗試，中間道路必然興起一段，成為從右到左的過度。

　　政治有其特有的規律，從左演變到中左、中右，再到極右;然后從極右到中右、中左，再到左，這是個規律。目前中國的政治走向是:繼續向右走是歷史深淵，成千古罪人，—下子回到毛澤東道路又會遭黨內資產階級權力層制約，只能先走一段折中主義道路，再回到毛澤東道路。事物發展總有個過程，左中右是政治發展的必需，盡管中國徹底極右化的危險依然存在，但重慶模式和吳邦國報告表明，當前的中國，不止在民間，體制內也正在經歷著從右到左的歷史轉換過程，這是主流。

　　對于存在不存在中間政治，許多人是否定的，但從左右合流反中間政治和主流政治的左右開弓政治表現來驗證，中間政治路線是客觀存在的。

　　中間政治路線的成敗，取決于其是否懂得破和立的關系，如不破除極右，與極右路線公開劃清界線，甚至合流，必然是短命的。

　　從極右退向中右及中左是形勢所迫，中左或中右政治是從右到左的歷史過渡，其歸宿必然是毛澤東式社會主義，這是歷史大趨勢。

　　山雨欲來風滿樓，十八大前中國的左中右政治斗爭日漸激化，例如，周端金《中國，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談話”》一文等表明右派不甘心滅亡，要倒行逆施，把矛頭指向左派甚至中間派，我對周瑞金實際上等于再次公然鼓吹政變大為震撼。周瑞金何許人也，他就是臭名昭著的以皇上自居輔助鄧小平的筆名皇甫平。一九九二年，皇甫平還只是個南巡的唱詩班的贊歌領唱者，二十年后，二00二年，皇甫平身價倍增，要充當一次發令槍。

　　皇甫平認定：“當年改革開放幾近“休克”狀態。中國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時刻”;“改革，確實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擊一猛掌的歷史時刻了”;“人們期待著一次新的南方談話”， “目前迫切需要黨內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要為“ 實現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而不息奮斗”。

　　皇甫平的所謂“當年改革開放幾近休克狀態。中國改革再度到了危急時刻”，是明確表明不滿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積極調整極右的富人改革路線為民生改革路線，擔憂習近平、薄熙來等紅色接班人主導十八大后政局，懼怕整個社會大氣候的左轉歷史趨勢，產生了濃厚的危機感。

　　皇甫平的所謂“改革，確實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擊一猛掌的歷史時刻了”，是妄圖出手阻礙歷史左轉車輪，維護改革開放后的國內國外一小撮非法暴富既得利益者，要擊一猛掌，堅持不得人心的為少數人服務的極右改開路線。

　　皇甫平的所謂“人們期待著一次新的南方談話”， “目前迫切需要黨內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期盼黨內走資漢奸大領導登高一呼發動政變，打壓有利于人民大眾的黨內外左轉力量。

　　不用說對毛澤東的左派路線，即便是對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積極調整極右的富人改革路線為民生中左改革路線，皇甫平之流極右派們也不允許，殺氣騰騰地熱忱期盼著中央某大領導“登高一呼”，發動第新政變，廢除科學發展觀民生路線，終止左轉歷史勢頭。

　　皇甫平期盼的第五次政變要達到什么目的?是“ 實現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而不息奮斗”，說穿了是希望中國改革在經濟、文化漢奸資本化后，再實現政治上的漢奸資本化，以實現西方帝國主義肢解中國、使中國徹底殖民化的罪惡亡國目的。

　　對于皇甫平之流希望中國改革在經濟、文化漢奸資本化后，再實現政治上的漢奸資本化，以實現肢解中國、使中國徹底殖民化的罪惡亡國圖謀，我相信，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決不會答應，要堅決斗爭!既使是中左政治家，也要警惕皇甫平之流的陰謀，更不能與之合流，打壓左派，被右派利用，為他人作嫁衣，落得華國鋒式的下場。

　　習近平同志強調保持黨的馬克思主義純潔性很重要，要堅決清洗希望中國改革在經濟、文化漢奸資本化后，再實現政治上的漢奸資本化，以實現肢解中國、使中國徹底殖民化的罪惡亡國圖謀的大小參與者。

　　歷史證明，左右斗爭的勝負取決于中間派倒向哪一邊，這個問題值得左派注意，如不注意區別右派和中間派，爭取中間派，甚至打擊中間派，就會犯致命的錯誤。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中國資本化改革將死，前途一片光明，皇甫平之流要挺而走險阻擋歷史進步，只能加速他們為資本化改革開放死亡的陪葬過程。

　　焦裕祿、張欽禮同志永垂不朽！

　　201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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