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夾雪：胡德平“大義滅親”揭父親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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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9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特別刊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解密父親六進藏區》（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58943.html），宣稱是紀念今年的　11月20日　胡耀邦同志誕辰96周年，特別邀請胡德平撰寫的此文。胡德平的文章介紹了胡耀邦六進藏區的情況，尤其重點介紹了1980年胡耀邦、萬里到西藏的情況和1986年胡耀邦到青海省瑪多縣的情況。　　

眾所周知，1980年胡耀邦、萬里到西藏時，扶植舊貴族，打壓共產黨的積極分子。胡耀邦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坐牢6年，以后回鄉務農。胡耀邦請其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不僅如此，胡耀邦還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兩少一寬”等等政策，使穩定多年的西藏開始動蕩。　　

而1986年胡耀邦到青海省瑪多縣時號召大力發展畜牧業，擴大草場面積多養牛羊，結果使當地出現了嚴重的生態破壞。瑪多縣地處三江源，三十年前全縣4000多個湖泊，現在僅存1000多個，銳減3/4，而有蓄養水功能的草場也已退化了70%，換句話說就是有原本蓄養水的草場減少了70%。生態破壞最終拖累了經濟發展，青海省瑪多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是全國首富縣。斗轉星移，三十年過去，瑪多縣已成為全國最窮縣。　　

這兩件事都是胡耀邦公認的敗績，以前胡耀邦支持者都是羞于啟齒。當反對胡耀邦的人提起這兩大敗績時，胡耀邦支持者也往往以“每個人都有時代局限”帶過去以求模糊處理。然而，胡德平卻主動提起這兩大敗績揭父親老底還要“以此紀念父親誕辰96周年”。筆者不禁有點納悶：胡德平到底想干什么，想“大義滅親”么？　　

不過，筆者還是覺得胡德平這樣子不太好，因為胡耀邦畢竟是你爹。你爹的錯誤自己心知肚明就好，只要自己低調點別打老爹旗號就得了。當然，父親的錯誤不是不能提，可就是提也不宜“以此紀念父親誕辰96周年”，因為這樣有點太不地道了。　　

附帶說一下，筆者《胡趙是怎樣打壓習仲勛的？》一文很多朋友提出異議，其實是因為內容敏感，有些問題說得比較模糊。例如，平反“反地方主義”一事，習仲勛當時宣稱阻力主要是“一些當年參加過‘反地方主義’的當事人還健在，有些調到北京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已經做好了被擠出廣東的準備”。事實上，“調到北京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只有趙zy一人，可見兩人的關系如何。胡耀邦剛開始對平反“反地方主義”比較積極，因為當時支持平反“反地方主義”的葉劍英影響還比較大，后來葉劍英受排擠和趙zy當總理后，胡耀邦就不愿意管了，最后是習仲勛找陳云、黃克誠才為馮白駒、古大存等恢復名譽的。還有一些更敏感的就不說了，其實胡德平和南方報系現在的態度已經說明了一切，朋友們可以靜下心想一想。　　

附1  鄧力群回憶：胡耀邦是如何闖下少數民族亂子的　　

http://www.reviewing.cn/show.php?contentid=8318　　

(1) 胡耀邦闖了一個亂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萬里到西藏，闖了一個亂子。當時他們了解到中央補貼給西藏的錢每年5、6億元，80％用于在西藏的漢族干部，包括在西藏進行工業交通等各種事業建設的漢族職工。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廠、修路只能用這個錢啊，從事工廠生產和修路建設的漢族工人工資也只能用這個錢啊，但胡卻錯誤地作出結論：中央一年給的5、6億元錢，80％用 在西藏的漢族干部。為了使中央的補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另外，本來陰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許會有點"左" 的東西。胡就抓住這點進行批判，同時，陰法唐在搞土改時從農奴中培養起來、提拔起來的藏族積極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這些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 　　

后來趙紫陽派伍精華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趙的影響，去了西藏后，專走上層路線，和廣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邊，影響很不好。直至胡錦濤去了之后，原藏族積極分子受壓的狀況才得到糾正。 　　

(2)"紀要”與"電報” 　　

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干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特別是新疆，那時的書記是汪鋒。 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干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干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干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干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干部，在 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沒辦法了，胡耀邦就把他們找到北京開會，搞了個紀要。其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民族干部。這個紀要一傳達，雙方的矛盾更加激化，會也開不下去了，他們來電報向中央請示怎么辦。不知趙和胡是否商量過，趙找到我說：新疆問題，搞得這么僵，他們來了個報告，要中央給他們回電。于是，趙叫我起草了一個復電。這里比 較公道地講了一下漢族干部、解放軍所起的作用，還講到新疆黨組織成立以后漢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強調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團結。這個電報到了那里，反應各異，民族干部比較冷淡。這樣就形成所謂民族干部要“紀要”，漢族干部要“電報”。問題解決不了，后來要我負責起草一個新疆問題的決定。當時用 了比較多的時間來搞這個東西，但后來因文件太長，實際上沒用上。　　

到了這 個時候，胡耀邦感覺到在民族問題上出了毛病，要收拾這個局面，于是提出“兩個離不開”。在醞釀過程中，我聽說(沒看到文字)，原來的紀要上他講過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范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決定了以后，中央只有這一點權，即看到有哪些不妥當，可行使否決權，其他事情都由你們決定。我就問胡，在民族地區怎么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呢？除了三個權，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區自己管， 這怎么行呢？他和我說，這不是他說的，這話是萬里說的。 　　

這件事情后遺癥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后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谷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后，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⑶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熟悉。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后，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心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　，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重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斗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于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后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附2 誰讓瑪多首富縣變成貧困縣？

作者：ichunmama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24/29/12/2_1.html　　

　3月27日　　，央視《對話》節目“打開十二五”，無意中透露了一個情況，青海省瑪多縣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是首富縣。斗轉星移，三十年過去，瑪多縣已成為一個貧困縣。更為嚴峻和嚴重的是，瑪多縣地處三江源，三十年前全縣4000多個湖泊，現在僅存1000多個，銳減3/4，而有蓄養水功能的草場也已退化了70%，換句話說就是有原本蓄養水的草場減少了70%。這些事發生在中華民族母親河的源頭，是否很恐怖？！　　

依稀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一個重要領導人曾到了瑪多縣，號召大力發展畜牧業，即多養牛養羊，以致富農牧民。其用心不能說不好，但結果是三江源生態的過度破壞。現在國家投資恢復三江源生態，已投75億，但要恢復原貌，75億不過是需要的九牛一毛。算一算明細賬，不知瑪多縣多養牛養羊所產生的效益，30年來總計多少。對生態和環境的破壞，掙1元錢恐怕得后人花成千上萬倍的錢去恢復、去彌補，這顯然是再愚蠢不過的事。仔細盤點一下我們高速增長的GDP里邊，究竟隱藏著多少這樣的蠢事呢？！　　

三十年來，主流精英們高舉著一只“看不見的手”，高唱著讓市場決定一切。三江源的生態能讓市場決定嗎？瑪多縣地處高寒，不長樹，草破壞了再生亦難，人走路都喘氣，不易發展工業，人少也發展不了多大規模的商業。但全國都離不開母親河，母親河不能沒有三江源的源頭活水。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假如三江源荒漠了，沒有活水來了，廣袤的神州大地靠什么來滋潤，十三億中華兒女又靠什么來滋養？　　　

三十年改革，瑪多縣由首富縣變成了貧困縣，三江源由活水向無水發展，是那里的人民不勤勞嗎？那三十年前他們是怎樣成為首富的？是那里的氣候惡劣、資源貧乏嗎？那三十年前他們是靠什么成為首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讓瑪多縣從首富縣變成貧困縣的呢？總不會是毛澤東“左”的思想指引的結果吧！　　

在“文革”中，他們尚能為首富縣，在改革開放中卻淪為貧困縣并危及中華民族的生存命脈，難道不應該全面、認真、深入、科學、準確地總結改革開放政策的經驗教訓嗎？！　　　

 毛主席講：總結經驗，以利再戰；又講：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線。其實，政策和策略又豈止是黨的生命線，也是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線。　　

 看來，毛澤東思想，的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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