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建國后很快由宣傳工作轉為水利工作，1952起歷任燃料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局長、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兼水電建設總局局長、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等職務。由于李銳對水利一竅不通，又不虛心聽取他人的意見，做出了很多讓人哭笑不得的決策。其他人都是著眼于長江流域整體規劃，而李銳卻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例如，李銳竟胡說“堤防是我國自古以來也是世界各國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因此水利工程可以不注重防洪，只注重發電就可以了，還提出了一個在長江上游修建水電站的“宏偉規劃”。

　　后來王任重批評李銳說：“他認為長江防洪問題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決。事實上，1954年荊江地區都淹了(被迫分洪所致)”。錢正英批評李銳：“仍有些過份的地方：干支流關系，李銳同志提出先支流后干流，我認為干支流應當結合，交叉進行，流域規劃要點提出干支流結合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關于防洪問題，堤防固然也有它的作用，但不能過份地夸大。”

　　盡管當時李銳的錯誤主張受到了抵制，但是70年代末復出后李銳大力推行自己的錯誤主張，到今天，李銳的思想得到了部分實施，由于只關注如何最大效能利用水能發電，忽視了水利循環、灌溉、涵養生態等功能，長江上游的水電站嚴重的無序、過度開發的問題不時被暴光。相關負責人經常抬出李銳辯護，導致問題遲遲無法解決。

　　李銳總是自稱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書”，其實李銳根本不是毛主席的什么“私人秘書”，只是毛主席臨時指定的“通訊秘書”。何謂“通訊秘書”?就是通過寫信等方式向毛主席反映情況的人，又叫“通訊員”。即毛主席說的：“我要找幾位通訊員，叫做秘書，三部二委，然后再找幾個部，你們可以找通訊員，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點通訊員?”當時為了解基層情況，毛主席找了多名“通訊員”，中央其他領導人也都各自指定了多名“通訊員”。但是“通訊秘書”名聲雖好聽，其實只是“編外”人員，隨時都可打發掉的，也根本不能經常見到中央領導人。拿李銳本人來說，在給毛主席當“通訊員”的一年多時間里，僅僅給毛主席寫過三封信匯報工作而已。因此，其他的多名“通訊員”沒有一個把這個“通訊秘書”當回事，更沒有人四處宣傳“我是某位中央領導人的秘書”。只有李銳，不僅把這個“通訊秘書”很當回事，還把“通訊秘書”篡改為“私人秘書”，一方面借助毛主席抬高自己的身價，另一方面讓讀者誤認為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妖魔化毛主席的謠言都是真的。這種兩面派的做法可謂卑鄙之極、無恥之尤。

　　李銳今天拼命攻擊大躍進，但是從他公布的1959年上海會議后的第三封信中,并沒有什么激烈的內容，還因此被積極糾正冒進錯誤的毛主席批評為“膽小”，“怕鬼”，根本不像他自稱的那樣敢于提尖銳的意見。而且信中一方面宣稱“中外古今沒有過這種大躍進的經驗，一年來計劃安排的上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宣稱“應當很好研究蘇聯、美、英、德、日等國躍進經驗特別是蘇聯的經驗。”讓人感覺有些自相矛盾不知所云。更重要的是，李銳始終不肯公布大躍進期間寫給毛主席的前兩封信全文，其個中含義耐人尋味。

　　二、所謂“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

　　李銳總是拿自己“在廬山會議上受到嚴厲批判”來哭訴。然而當時對李銳這一小人物處理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主謀，李銳被撤銷一切職務，并被開除黨籍。這到底是為什么?李銳一直對此語焉不詳。一直到去年11月，一封署名《原中顧委委員周惠談李銳與廬山會議》的文章揭露了相關內幕：

　　——李銳仗著主席曾經對他的信任，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23日晚上的情況。寫信是可以的，但關鍵是他在這封信里撒了謊，他隱瞞了那天晚上我們說的哪些最敏感的話，同時卻發下了“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這樣的重誓。這就埋下了一顆大炸彈。后來黃老在小組會上講出了“斯大林晚年”的問題，這顆炸彈就爆炸了，因為主席已經把李銳的信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了。

　　——8月11日，李銳的立場突然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極力為自己辯解，到全盤認賬。我記得他發言的題目是“我的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動的扼要交代”，承認“攻擊去年的大躍進和總路線”，承認“大肆攻擊主席和中央的領導”，承認寫信是為了蓄意“欺騙主席”，承認自己同黃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關系，承認自己是“軍事懼樂部的一員”。

　　——他曾經夜闖美廬(毛主席在廬山駐地，原為蔣介石、宋美齡別墅)，跪在主席床前，檢舉揭發“軍事俱樂部”問題，一個是說彭老總和張聞天確實曾經串聯，彭總寫給毛主席的信，事先給張聞天看過，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話“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出自張聞天的手筆，而張聞天在7月21日的發言，事先也給彭總看過。當時張聞天有些猶豫，不想發言了，彭總還鼓勵他：“真理在我們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澤東接見彭德懷的時候說“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再一個就是說確實存在“軍事俱樂部”，7月23號晚上他們也不是單純的去發牢騷，而是去訂立攻守同盟，彭總也不是在他們快離開的時候才進去，而是早就進去的。

　　——彭總頭上有三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里通外國”、“軍事俱樂部”。第一頂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張聞天的發言引起的;第二頂帽子，主要是隨同彭總出訪蘇聯、東歐的軍事代表團中的一位上將的揭發，再加上幾位元帥的揭發招來的;第三頂帽子，看來很大程度就要歸功于李銳，沒有他的揭發，這頂帽子也戴不上。

　　——主席確曾想放他一馬，但他的撒謊和反復害了他。李銳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殺降不武”，我當時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幾年后聽了小舟告訴我的情況，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闖美廬”的檢舉之功，就不應該再受到如此嚴厲的處分(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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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后黨史專家金春銘對此做了考證：“我同我的一位資深同事(曾一度參與過黨史資料征集工作)談起過這個看法，他驚訝地反問：‘你居然懷疑這份材料的真實性?’他十分信任自己的記憶和經驗。”“李銳同志自己的專著《廬山會議實錄》的相關記載。李銳在書中承認他8月11日‘180度的大轉彎’，當時就令周小舟‘極其不滿’，認為他‘言不由衷，推卸責任’，由此可以推斷：周惠在談話中說周小舟‘氣的臉色發白，回到房間后大罵李銳是婊子養的’并非空穴來風。此外，李銳同志在書中對自己每天的活動都有詳細記載，但偏偏對8月9日、10日的活動一筆帶過，似有難言之處。”

　　李銳隨后在辯解中盡管大罵張杰“誹謗”，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了部分事實：我在給毛的這封信里，確實隱瞞了我們在黃老處談話中的某些敏感內容，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實際上，當時我們的一些議論已被主席有所察覺，因此主席幾次找我們談話。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不如實地談到一些情況，后來也不能不來個“180度的大轉彎”，作出深刻檢討。我在《實錄》中寫道：在檢討中，“我把帽子戴得大大的，‘一勞永逸’，免得再受‘避重就輕’‘不徹底’等類指責”。

　　李銳一直要求和張杰“對質”，乃至“起訴”張杰，其實這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張杰是一個黨史研究人員，并不是親歷者，有什么可對質的呢?只要把相關檔案材料、采訪記錄公開不就真相大白了了嗎?李銳為什么不敢要求把相關檔案材料、采訪記錄公開，卻要“起訴”張杰，并發出威脅“即使是在網絡世界，要查你，你也是跑不掉的”呢?

　　三、復出后瘋狂反毛反共

　　李銳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后妻子范元甄受到牽連，并被發配到熱處理車間當爐前工，接受改造。1979年李銳復出后迅速走紅，曾經一度認真地考慮過跟范元甄復婚，后來，因為感覺范元甄擁護毛主席的立場不符合當時反毛的潮流，害怕牽連自己，結果不但沒有復婚，連看都沒去看她。最終李銳找了一個同樣瘋狂反毛的張玉珍，和這個以李銳學生自居的人結婚。李銳不止一次由衷地向朋友夸贊：“像她那樣的出身經歷，能反‘左’，也真不容易!”這實際上也默認了像張玉珍那樣出身于工人農民的人瘋狂反毛的僅僅是極個別的。更加離譜的是，給李銳“平反”后補發給了他7千元子女的生活費，他卻一分錢沒有給子女。范元甄要求給子女生活費，而李銳一直堅持不給，最后水利部不得已又補發了一筆同樣數額的生活費，范元甄因不好意思一筆錢補發兩次而沒有接受。這件事充分顯示了李銳的冷漠無情和自私自利，在當時影響很壞，最后李銳也因為“生活費事件”被迫辭職。

　　李銳被迫辭職以后，絲毫不反思自己，卻更加瘋狂造謠的反毛：

　　首先，李銳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污蔑毛主席。例如李銳污蔑毛主席是空想社會主義者：“在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將《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他對漢末張魯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也是欣賞的。看來，除了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之外，近世歐美日本的新村思想，中國歷史上農民平均主義理想社會的思想，都給了晚年毛澤東或多或少的影響。”

　　事實上毛主席散發五斗米道的材料恰恰是為反對空想社會主義和冒進：“毛澤東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半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毛主席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兩條線：一條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毛主席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十二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少奇等人——筆者注)頭腦發熱，想搶在蘇聯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四十一年，我們才搞九年，就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量度，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更有一個過程，不能隨便說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第111-112頁)

　　其次，李銳還抓住每一個細節反對毛主席。例如，李銳說：“對科學技術方面的無知鬧出的亂子，夏衍談了‘除四害’的問題。1958年把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列為四害，我們奉命大打麻雀，當時上海生物學朱冼就提出，麻雀害少利多。上個世紀歐洲打麻雀，就造成大規模的森林蟲害，不要打。可是科學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的意見當然未被重視。后來，上海的科學家們解剖了幾十萬只麻雀，證明麻雀一年中有三個季度吃的是害蟲，只有秋冬之交吃一點剩余的糧食。1962年，周恩來把這個科學實驗的經過告訴毛，結果呢，不聲不響地把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蟲。這件事似乎沒有科學家研究過……連這一類小問題，也是他一個人決定的。”

　　事實上，麻雀被當成“四害”之一并非一時的頭腦發熱，而是麻雀糟蹋糧食是事實。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有在糧食成熟時轟麻雀的傳統，包括扎稻草人，要婦女兒童幫忙“護秋”等。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地都聯成一片成一家了，再象以前那樣自顧自轟麻雀就沒意義了——不管麻雀吃這塊地還是吃那塊地，吃的都是一家子的糧食。在這種情況下要轟麻雀只有大家一起轟、哪塊地的糧食都不讓受損失才有意義。所以組織“全民轟麻雀”是很自然、很順理成章的事。而且，當時科學界除了“反對意見”之外，也不乏贊同意見，諸如，1957年1月18日，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生物學家周建人在《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雀是害鳥無須懷疑》的文章，就肯定：“麻雀是害鳥，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科學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意見不受重視更是不值一駁。1959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綜合生物學界的意見，寫了一份“關于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隨即在1960年3月16日，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改變了消滅麻雀的決定，提出麻雀不打了，代之臭蟲，4月19日，這一包含修正后“除四害”的《農業發展綱》四十條，正式提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向全國公布。從“承受不起麻雀造成的糧食損失而轟麻雀”到“全面權衡利弊、寧可遭受糧食損失也要容忍麻雀” ，連多少年延續下來的“護秋”轟麻雀的傳統都因此而犧牲了。這些事實恰恰證明毛主席時代尊重科學，重視專家意見。

　　更有甚者，李銳瘋狂的造謠反毛，到了完全不顧常識的地步。例如李銳胡說：“科學技術上的發展，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面的發展，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大生產的發展，毛澤東既沒看過，甚至不準別人研究。”說毛主席不讓別人搞科研，莫非李銳連“兩彈一星”等中國“核時代、電子時代，以及宇航方面”的代表成就都忘了嗎?

　　由于李銳造謠造的太多，甚至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情況。例如，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有這樣一段“實錄”：“關于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點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 李銳認為，“大躍進”時期刮的“五風”，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還在毛主席”。 到了90年代，這個健忘的李銳又改口說，他是1958年12月在武昌會議期間“特意”向毛澤東發過這一番問話的。他說：關于“糧食放衛星的問題，我特意問他(指毛澤東)，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么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他說看了一位科學家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原來1958年農業放高產衛星時，這位科學家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太陽能如果利用了多少，一畝地可打幾萬斤糧。”

　　事實上，毛主席多次表示不相信畝產上萬斤、幾萬斤。例如，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去天津新立村參觀時，對有的領導干部匯報畝產10萬斤，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的干部為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某省委第一書記講，有一塊實驗田畝產上萬斤。毛主席搖頭說：“我不信。” 省委第一書記說，這是農村工作部長親自來驗收的。毛主席還是搖頭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除非派軍隊站崗放哨，單收單打，看住人不往里攙假才能算數。”外國朋友問毛主席，畝產萬斤糧和菜的奇跡是怎么創造出來的?他置之一笑說：“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倒是李銳自己，一會說上海會議，一會說武昌會議，這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行為真堪稱一奇。

　　除了瘋狂反毛，李銳對其他一些擁護社會主義的老同志也盡起造謠污蔑之能事。例如關于周總理，李銳說：“我到組織部，鄧穎超提出清理文件，燒毀了一批。有一次我經手處理，看到待燒的文件中有‘兩案'(指劉少奇和林彪——筆者注)的一個檔案，周恩來管‘兩案'，他的批語可比江青的嚴厲多了。這個賬，怎么算?冤冤相報何時了!”好么，“周恩來管‘兩案'，他的批語可比江青的嚴厲多了”，這將致周總理于何地?鄧穎超同志已經去世，李銳還特別強調文件已被燒毀，真可謂死無對證。再如關于陳云，李銳一方面在《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等書中猛烈攻擊陳云保守僵化、阻礙政治體制改革，同時把自己的“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反毛言論扣到陳云頭上，說的陳云里外不是人。要知道，陳云還曾經保護過李銳。李銳好友胡績偉說：“ls以后，還搞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一是清查運動，二是黨員重新登記(即清黨運動)。當時有四個人，于光遠、李銳、杜潤生、李昌，胡喬木不讓他們保留原來的黨籍。最后陳云表示不同意，這才把這四個人保了下來。”李銳對保護過自己的陳云尚且如此，其為人可想而知。

　　李銳除了反對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還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例如李銳在2004年《隨筆》第三期發表的文章說：“我們一直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其實，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有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從而得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等。……斯大林、毛澤東，以及第三國際的政黨執行的都是列寧主義，即暴力革命，取得政權乃不受法律約束的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成為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成了無產階級獨裁的手段。” 再如在07年《炎黃春秋》第7期笑蜀對李銳的專訪中又公然誣蔑：“經典作家的理論，從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也有問題。比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等主張，已被后來的歷史證明有問題，并不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