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1日，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評選結果揭曉了。其中，馮驥才的《俗世奇人》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一事受到了最多的關注。因為這部短篇小說集雖然完整版的出版時間并不長，但是其中的《泥人張》等一些著名篇目已經被選入課本多年并擁有著廣泛的影響。

　　一

　　馮驥才生于1942年，今年已經76歲了。以他和陳忠實、莫言為代表的整整一代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主要是在毛澤東時代接受的教育，因此其思想領域已經深深的嵌入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之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這些人真正開始創作一些重要作品的時候，卻又是歷史虛無主義泛濫，去革命化盛行的時代。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作家紛紛重新構建所謂的“民間立場”，力圖把“民間”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切割開來。具體說來，這三位作家身上又有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第一種是以陳忠實的《白鹿原》為代表的重新構建形式。這種重構把地主和資本家等上層社會視做人民群眾的代表，而認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與所謂民間社會完全對立的。像《白鹿原》就強調，原來大地主白嘉軒領導下的社會是非常和諧安逸的，但是自從中國共產黨發動革命之后，整個鄉村就變成了一片混亂與殺戮，甚至那些參與革命的共產黨人也都陷入了自相殘殺之中。這可以說是對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近乎徹底的否定。

　　第二種是以莫言為代表的重新構建形式。這種重構把土匪和黑社會等流氓無產者視做人民群眾的代表，而工農勞動者都是無所事事的群氓。諸如其代表作《紅高粱》和《豐乳肥臀》幾乎無一例外的體現了這種所謂民間社會，其筆下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八路軍等革命武裝也近乎全都是負面的形象。這同樣可以說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根本對立的。

　　第三種則是馮驥才所使用的“俗世人”的重構手法。這種重構并沒有徹底的否定工農群眾的歷史作用，只是更突出了民間藝人等一些小眾群體的歷史作用，甚至某種程度上講仍然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比如說像馮驥才《俗世奇人》當中的《泥人張》就寫出了一個民間藝人對于舊軍閥的成功反抗，而描寫義和團運動的《神鞭》更是新時期不多的敢于正面肯定義和團運動的文學作品。

　　從藝術手法上來看，馮驥才也更多的保留了新中國革命時代的傳統。其盡管是較早的主張西方現代主義寫作手法的作家之一，但是實際作品當中卻很少有現代主義的色彩。其并不像陳忠實和莫言那樣簡單的模仿西方寫了大量語言拗口，情節荒誕，令人不忍卒讀的內容，更沒有多少在新時期近乎必備的淫穢和血腥情節，主要采用的是類似于趙樹理的模式，用質樸的生活化語言來吸引民眾。

　　或許正是這個緣故，馮驥才的影響力更多的是在普通人當中。像《俗世奇人》的發行量已經超過了200萬冊，很多對于文學并不太感興趣的人也仍然很喜歡《泥人張》等一些名篇。相比之下，陳忠實和莫言的影響力更多的是在上層文學界當中，特別是《白鹿原》和《豐乳肥臀》等作品當中大量的淫穢血腥描寫更是讓很大一部分普通群眾望而卻步。筆者個人認為，馮驥才的創作是應該高于莫言和陳忠實的。

　　二

　　但是在日常的一些言論當中，馮驥才對于社會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否定似乎更在莫言與陳忠實之上。莫言曾經認為新中國的一些政治運動并不像媒體所說的沖擊那么大，甚至對于他們這些小孩來說感受到了一種“嘉年華似的快樂”，陳忠實更是曾經明確表示自己把蘇聯歷史虛無主義泛濫時代仍然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老作家柯切托夫視做榜樣。可是我們卻很難找到馮驥才多少肯定新中國與中國革命的言論。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盡管馮驥才本人盡管是肯定義和團的，但是他談到新中國過去對于義和團的肯定時也沒有什么好話：

　　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人為地把義和團樹立為革命典型,是農民自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于是,根據政治宣傳的需要,對義和團進行詮釋,把不能詮釋的部分統統擱置,這就脫離了歷史的真實。將這些草根英雄人為地拔高為高大全的革命英雄。這樣,我們就無法通過這種被拔高的英雄來認識當時的歷史。專訪《義和拳》作者馮驥才:義和團是心中的一個結_網易新聞

　　更有甚者，前幾年馮驥才在其編寫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一書當中找了一百個在新中國受到過政治運動沖擊的人進行回憶。這本書給人的感覺是新中國只給人們帶來了災難，即使是認同中國革命的人也受盡了苦難，更不要說舊地主一類革命對象了。由于篇幅所限，筆者只想說一句：在新中國受到過政治運動沖擊的人本身就是極少數，這種用極少數“受難者”的“回憶”來評價某個時期的做法顯然本身就是極不公正的。

　　而且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一個嚴重的悖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顯然水平是要遠遠高過義和團運動乃至民間藝人泥人張那種自發的反抗斗爭的。如果要是把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否定了，那么水平比較低的義和團運動和泥人張等民間藝人自發的反抗斗爭自然就更不值得肯定了。那么以歌頌這些人為主要內容的馮驥才的作品還有什么價值可言呢?于是，馮驥才在否定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同時，其實也鏟除了自己文學作品價值的根基。

　　應該說，馮驥才為代表的這種當代作家中的自我矛盾現象并不是個案。像前面提到的陳忠實甚至莫言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這種自我矛盾，只不過他們的這種自我矛盾是體現為在日常言論中對于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部分肯定，在文藝創作中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近乎全盤否定這樣另外一種模式罷了。

　　三

　　那么，中國的當代作家當中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種自我矛盾呢?個人認為說到底還是因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這導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很大程度上在文藝界當中已經成為了政治不正確，在作品創作中和日常生活中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作家普遍受到了排斥，迎合甚至引領這股潮流才是在文藝界功成名就的捷徑。

　　比如說，全盤否定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白鹿原》一出版，陳忠實馬上當選為陜西作家協會主席，隨后又獲得了茅盾文學獎。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忠實那一屆的茅盾文學獎《白鹿原》是第二名，第一名是王火的《戰爭和人》。其真實再現了抗戰年代國民黨當局的腐朽與進步青年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向往，也沒有任何的葷段子。比《白鹿原》這種靠胡編亂造謳歌舊中國的地主與通過葷段子來刺激市儈們感官的所謂“文學名著”，《戰爭和人》的價值不知道要高了多少倍。但是，兩者在某些專家與主流媒體當中得到的評價卻與此截然相反的，以至于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部作品了。

　　因此最大的可能是，馮驥才那一代作家盡管一定程度上還堅持了早年教育中的人民立場，卻不得不為了自身被文藝界接受而在某種程度上迎合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這種迎合或者體現在作品中，或者體現在日常的表態上。于是便讓人感覺到他們的言論與作品當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果要是覺得筆者這種說法是危言聳聽的話，那么我們可以看一看本屆魯迅文學獎當中榮獲文學理論評論獎的劉大先的《必須保衛歷史》一文。其同樣認為，當代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文藝界“正呈現出覆蓋式的趨向”：

　　在涉及到現代中國革命與革命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時，我們會發現一種逆反的處理方式正呈現出覆蓋式的趨向，比如“民國范”的懷舊、鄉紳階級的溫情緬懷、對已有定論的漢奸的“同情的理解”和洗地，而另一面則是讓革命領袖走下神壇，給英雄模范“祛魅”，把平權革命解釋為暴行。……艱辛的血與火、激情昂揚的掙扎與奮斗、美好的未來想象都被輕飄飄地聳身一搖，像狗抖落毛皮上的水滴一樣，將它們全部拋棄。這從那些最為風行的網絡文學主題中就可以看出來，曾經在現代革命被打倒的帝王將相又回來了，并且以與絕對權力相匹配的絕對道德的面目出現，就像那些癡女和迷妹受虐狂似的拜倒在霸道總裁的腳下一樣，此類文本將坐穩奴隸或者攫取權力奴役他人作為最終的目標。這不啻是一種歷史的逆流，新文化運動以來辛辛苦苦一百年，一覺回到了前清朝。

　　原標題：雨夾雪：魯獎得主馮驥才與當代作家的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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