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網友轉發，來源為《時代周報》第144期，作者：謝培 曾眉妮，原題：《胡德平：父親教的那些事》。文中部分加粗標記為轉載者所加。

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國人對胡耀邦最為熟悉的歲月，也是胡耀邦從耳順之年跨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階段。時光荏苒，如今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也已年近七十，他的樣貌，也越來越像人們記憶中的胡耀邦的模樣。

還不止樣貌上的相似，應廣東省委宣傳部等邀請出現在南國書香節上的胡德平像他的父親生前一樣輕車簡從，從2008年起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德平，身邊工作人員不過寥寥數人。他帶來《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和廣州讀者近距離交流了一個多小時，耐心地為排得長長的讀者隊伍簽完名，在書香節組委會接送用的SUV上小歇了片刻，便步入采訪廳，開始了與記者的交流。

也不僅是做派上的傳承，在《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胡德平收錄了自己近三年發表在各媒體的許多文章，這些文章的最大共通點是，回溯胡耀邦在數個歷史時期對國計民生問題的思索，并將這些思索放入當下中國現實中進行延展討論。人們關心的就業、消費、城建、土地等問題，胡德平都能回歸改革初衷，從父親當年的見解與思考中尋找答案，對當前改革過程中引發的各類問題發出詰問。

關于私企：為什么創業環境越來越難？

關于胡德平的最早的鮮明印象，來自鳳凰衛視制作的一檔關于“中國私營企業第一人”姜維的節目。1984年，因為政策不允許而無法與香港投資商合資成立照相館的姜維，已在北京待了三個月，在“找政策”的過程中一波三折、遭遇瓶頸。胡德平的出現為他打開了一扇門。

那是姜維輾轉得到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任重的引薦，并已赴國家工商總局向時任局長任仲林提出將“個體戶變成私營企業”要求后，待在北京臨時租的屋子內焦急等待的日子，在姜維的回憶中，那天突然來了兩個人，一位是王任重副委員長的女兒王曉黎，另一位便是素未謀面的胡德平。王曉黎介紹說：“姜維，這是德平，耀邦同志的兒子，今天他來看看你。”胡德平走過來，拉起姜維的手說：“我知道了你的情況，你從千里之外來到北京，找黨來解決你的問題，說明你對黨的信任，你有什么問題可以告訴我。另外，你寫的材料可交給我帶走，我一定交給我父親，放心吧，你提出的問題一定會得到解決的。”

姜維說自己始終記得，胡德平和王曉黎兩人騎著破舊的自行車離去的身影：“他們就是兩個人騎著車來的，沒有帶任何人。”

胡德平的回憶是：“我的朋友李光祖和王曉黎告訴我，中外合資已經開始了，香港人愿意給一個創業的青年投資一筆錢，給個體戶。他們說德平，你說這個好不好啊？我說那當然好啊。因為當時改革開放，我們希望外資進來嘛。他倆說這位青年也來北京了，你能不能去和他見見面，我說行啊，我們這就去了。”

次年4月，姜維領到了中國第一張私營企業執照，他為公司取名為光彩實業。姜維回憶，胡德平還曾向他轉達過這么一句話：“不要感謝個人，要感謝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又回來了。”

姜維并不是胡德平見到的第一個個體戶。1973年，他在一次出差西藏的過程中，遇見了兩位逃到西藏教門巴人編竹筐的“江西老表”，胡德平說：“他們的勞動在當時都是非法的，這是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呀！這是我在‘文革’中，最先看到的個體戶，民營企業的一個雛形我看到了。他們說我們干嗎在家里搞‘文化大革命’啊，我們干嗎去‘斗私批修’啊，我們有我們的手藝，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藝來掙錢，給我們的兒女買課本，給老人買衣服。我們與其在家里不搞生產，不搞經營，不如我們遠走他鄉，憑我們的手藝來吃飯，靠我們的匠藝來生活。”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便提出的“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社、隊、聯戶、個體經濟，四個輪子一起轉”的想法，兩位江西工匠讓胡德平第一次對此有了直觀印象。

1993年，胡德平任職于全國工商聯，先后任黨組副書記、副主席，黨組書記、第一副主席，全身投入民營經濟企業，數次幫助民企走出困境，2006年，還在引發社會巨大反響的“民企原罪論”中替民企發聲。時至今日，胡德平依舊在為民企的發展揪心，他對時代周報記者說：“我們昨天和一些北大的校友談起，當年我們都覺得下海很光榮，現在反而覺得創業艱難，當時我們覺得能辦個工廠、出個產品很驕傲，現在覺得做實業非常累，而且融資怎么這么難。我有個同學說他做一個新的產品，想盡辦法跑南跑北跑各個方面還是很困難，結果把公司注冊到國外去，一個億的資金馬上就籌到。我覺得這個環境真該引起我們的注意。”

“沒有創業的精神，就業也成問題，創業的人越來越少，稅收也減低，大家都往黨政機關擁。”胡德平感嘆道：“八十年代不是這樣的。”

2009年，胡德平接受吳小莉的采訪時，還曾讓吳小莉去問問發改委怎么看待民營經濟和國營經濟，他說：“把這個問題搞清楚的話，我覺得對我們中央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一定要講辯證關系，如果這個辯證關系被打破的話，中國的經濟還會出現新的問題。”

關于土地：很多人忘了集體所有制

1952年1月8日，時任川北區黨委書記和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在南充市檢查工作，步行途中，因南充市建設人民政府辦公大樓和工人俱樂部工程受到影響的拆遷戶圍了上來，“當時政府威信很高，拆遷戶也給足了領導們面子，雖無起哄鬧事，但像這種直面的批評和意見反映，對耀邦同志來說還是第一次”。在聽取意見和實地查看后，胡耀邦指示因陋就簡結束建設工程，不準繼續拆遷民房。兩天后，胡耀邦給南充市市長寫了一封信，并請市長在南充市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宣讀。在信中，胡耀邦寫道：“一年多來，公家修建房屋，不僅浪費很大，而且因為收回了大量國有土地，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財產與政府威望遭受了許多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應向人民群眾檢討。”胡耀邦還提出，如發現有沒全部合理地給足購買金和沒全部妥善安置拆遷戶的現象，必須立即給予合理補償與安置，“不辦或者拖延者，以違紀論處”。

父親的這件往事，被胡德平記錄在了2010年年初寫的《耀邦同志第一次面對被拆遷群眾》一文中，該文也收入《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胡德平在文中寫道：“‘祖國’和‘政府’的關系，也即人民和政府的關系一樣，都是主仆關系。歷史上，‘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合理要求，固然都是新舊民主革命政綱追尋的目標，但何嘗不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長于斯、葬于斯的人們對其祖國最基本的訴求。”

在2010年3月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胡德平牽頭提案《關于確保農村開發用地的所有者權益》。提案開篇便說：“我國憲法明文規定，全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只有兩種：一種是全民所有制（國有的土地）；一種是集體所有制（農民的土地）。兩者都是公有土地，所有者權益明確，均屬所有者神圣不可侵犯之公有財產。”提案質問：“政府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農民的集體土地，但若不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是用于商業開發用地，合法嗎？用補償性低價收購，再通過‘招拍掛’的高價售出，合理嗎？”提案人認為，“這種權益的不對等轉移既造成了城鄉土地產權的矛盾，還引起大量的群體事件和腐敗的滋生，又使城鄉接合部房地產的價格飆升不止。”

胡德平對此憂心忡忡，無論是在南國書香節上面對讀者，還是在隨后的采訪中面對記者，他都不忘提及“農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所有權上是平等的”。胡德平對時代周報記者說：“其實很多人已經忘掉了這一點。我和一些官員討論時，他們說農村的土地是國家的，我說不對，是集體的，他們說集體的也是國家的。也有智商很高的博士生導師說：‘農民占有土地，個人占有的土地是集體的，集體的就是國家的，國家的就是黨的。’如果學者和干部全都是這樣的思想的話，那群體性事件當然會很多。”

改革從何而始？胡德平提醒記者，就是從將土地的經營權、使用權給了老百姓開始：“（上世紀）80年代初，搞農村土地承包時，上上下下包括農民都知道我們是承包地的使用權，而所有權是集體的，‘十五年不變’、‘三十年不變’所指的都是使用權，但我們從未變更所有權。而現在集體所有制變得很空，空得都沒人相信這個地是集體的了，大家都沒這個信心，農民也沒這個信心，所以誰權力大誰就占。”胡德平認為，打著“國家需要”、“共同利益”便指揮一切、剝奪一切的行為，完全是錯的：“你剝奪的還不是地價，而是農民的生產對象和生產資料，胡耀邦就曾強調說，你不能讓老百姓沒有生產對象啊。”

關于改革：就是要從富民開始

結束了在南國書香節主會場與讀者見面和記者訪問的第二天，胡德平選擇在廣州的民營學而優書店與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對話，主題是“中國為什么要改革”，讀者塞滿了不大的房間。對話期間，胡德平拿出iPad，向讀者們展示了8張珍貴的歷史照片。

胡德平拿出這些照片，是為了給父親曾大力提倡的“特事特辦，新事新辦，立場不變，方法全新”做佐證。胡德平說：“他的照片最多的是延安的照片，延安照片最多的就是我們中央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時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我們的軍隊從階級斗爭轉為民族斗爭，我們的斗爭任務、斗爭方法已經完全變了。但那年正好也是紅軍建軍十周年，共產黨軍委給每個經過長征的人都發了一個紅軍紀念章。這些照片正好說明了立場和方法怎么統一、怎么結合的問題。”胡德平說，只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立場不變，是為了人民，為了人民利益，方法你可以全新，一切人類文明成果都可以繼承學習，要允許人民群眾去闖，激發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的改革，如果不講立場，方法又不擇手段，那就糟糕了。

改革開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這是胡德平反復提醒大家的問題，他說父親對于這個問題在一開始就有著明確答案：富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用胡耀邦原話就是：“治國之道，富民為始。”怎樣才是胡耀邦眼中的富民呢？胡德平舉了一個例子：“我記得在七十年代末的時候，《人民日報》登了一篇文章，說的是中國的首富縣。報道說，在青藏高原上黃河源頭的瑪多縣，每個人平均有一百多頭牲畜，人均收入五百塊。耀邦同志看到這個消息之后就很納悶。他問，人均有一百頭牲畜，這個數字到底是存欄呢，還是出欄呢，還是商品率呢？他的意思是，人民的富裕一定要和整個商品經濟聯系起來，看什么都要看它的商品率如何，人們的交換如何，在當時的各種生產力、生產效率如何。如果光是用一種計劃經濟和自然經濟的眼光來看人們是否富裕，他認為不可靠。”

在《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幾乎每篇文章后，胡德平都會寫上數百字的“本文后記”。在《關于貧富懸殊問題》一文的后記中，他寫道：“對待貧富問題，我國一定要全面審視經濟情況和政治情況之間的相互關系。比如我國股改之前，同股而不同權不同價，難道只是一種經濟問題嗎？又如我國的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在流轉出讓時，同地而不同權不同價，盡管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已經肯定這一改革前景，但是進展不大，難道只是認識不到位嗎？再如壟斷企業和民間行業同行同工而不同酬，甚至報酬、福利差達十倍，難道只是分配問題嗎？只有這些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的諸多問題都能逐步解決，我國改革的出發點和歸宿才能趨于一致。”他舉了一個例子：“漢代陳平宰牛分肉的故事很有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蛋糕要做得大而又大，分肉又要均而又均，我國政府官員都要像陳平一樣，為蛋糕做大就要嚴厲打擊一切貪污和浪費，為蛋糕分勻就要靈活多切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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