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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世時一直強調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例如，毛主席在　1974年10月20日　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讀馬列主義的書。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然而，在毛主席去世后，隨著“英明一舉”，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宣傳變成了鋪天蓋地的“反封建”：“‘四人幫’以封建主義冒充社會主義，說是用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際是用封建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他們對任何與他們不同的意見都扣上‘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使得我們的思想被搞亂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四人幫’所以在民主問題上制造混亂，絕不是要反對什么資產階級民主，而是要剝奪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踐踏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絕不要再上這些封建法西斯分子的當。”“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列寧說過：不僅要宣傳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而且要宣傳民主主義思想。我們要破除封建主義所造成的種種迷信，從禁錮中把我們的思想解放出來。”（可參見《南方周末》的《胡德平：倡導民主法制反對封建主義》http://www.infzm.com/content/18042）　　

近日來，胡德平在兩個座談會上又大談特談“反封建”。此公宣稱：“粉碎‘四人幫’開啟的反封建斗爭，還遠遠沒有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黨在肅清封建主義遺毒，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艱巨的任務需要完成。‘四人幫’式的封建法西斯分子在群眾中還有一定市場，我們必須特別警惕‘四人幫’式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復活。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為何產生許多驚人的權貴資本？根子還在封建主義遺毒。在這方面，我黨既有補課任務，又有開拓前進的歷史責任。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只有充分發展商品市場經濟，才能消滅封建主義遺毒及其衍生的權貴資本，推進民主與法制建設。”與之類似，某些人也高喊“反對封建殘余和文革余孽”。　　

毛主席的觀點和胡德平的觀點哪個是正確的呢？當然是前者。事實上，官僚特權不僅在封建社會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存在。看看克林頓嫁女、查爾斯結婚的排場就應該清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確存在官僚特權，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說，這種官僚特權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特權而不是封建特權，如果不加以限制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而不是封建社會的復辟。因為在當代，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經在世界市場沖擊下崩潰。殘存的封建王朝如沙特、卡塔爾完全是依靠輸出石油茍延殘喘，典型的傳統封建國家已經不可能存在。蘇聯東歐的事實也已經說明了這一點。胡德平們之所以拼命鼓吹“反封建”，是因為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復辟就成了進步的了，其實質就是喧囂一時的“補課論”。這也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宣傳變成了鋪天蓋地的“反封建”的根源所在。　　

另外，那些“無產階級革命家”還經常說讓中國走上蘇聯解體的老路是“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打擊官僚資產階級”。其實，毛主席劃分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個主要標準恰恰是和帝國主義聯系密切的程度。和帝國主義聯系密切的、買辦性強的叫官僚資產階級，又叫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聯系少的、買辦性弱的叫民族資產階級。因此，在帝國主義極力鼓動中國走蘇聯解體老路的情況下，支持中國走蘇聯解體老路才是官僚資產階級，反對中國走蘇聯解體老路才是民族資產階級。因此，配合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改革攻堅”，讓中國走上蘇聯解體的老路絕不是什么“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打擊官僚資產階級”，恰恰是“聯合官僚資產階級打擊民族資產階級”。　　

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要反對官僚特權，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官僚特權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不是為了爭取什么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所謂聯合自由資產階級反官僚特權的主張不是什么無產階級革命，恰恰是修正主義者復辟資本主義的核心理論。正如　1958年5月5日　《人民日報》社論《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中說的：“像各國反動派和中國資產階級右派的口吻一樣，南共領導集團惡毒地誣蔑無產階級專政，說它‘造成官僚主義、國家極權主義思想、政治領導力量脫離勞動群眾、停滯、社會主義發展畸形化以及內部矛盾和對立的尖銳化’。”“他們否認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作用，否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要求放棄列寧主義關于黨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產黨從一個戰斗的革命組織變成某種爭論不休的俱樂部。” “對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所集中起來的一系列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觀點，必須進行公開的毫不調和的批判。”跟胡德平一樣，今天的茅于軾、吳敬璉不也拼命高喊“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嗎？他們為什么高喊“反對權貴資本主義”，難道是為了恢復社會主義嗎？還不是為了完成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后一步——“改革攻堅”?　

附文:必須反對“四人幫”為代表的封建專制主義

作者：胡德平 來源：《炎黃春秋》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998587.html

    自1957年反右，直至批判“四人幫”，任何政治運動，任何黨內斗爭，任何意識形態的交鋒，只要給對方戴上資產階級路線、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帽子，那么把他打倒在地，他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在此罪名下，誰都有口難辯，也無人為你辯解。幾十萬右派分子是這樣，彭德懷元帥是這樣，劉少奇主席是這樣，無數的冤假錯案也是這樣。我們難道還能給“四人幫”戴上這頂帽子嗎？難道不用這項罪名，就不足以置“四人幫”的理論、路線于“死地”？我認為，如果今天還不給“四人幫”摘下這頂帽子，“四人幫”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反動勢力就可能復活，他們在地下就可能訕笑今天：資產階級奉行市場經濟，今日中國也搞市場經濟。我們“四人幫”則是極力維護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不斷割資本主義尾巴，不給市場以一寸生息之地！資本主義有資本家階級，今日中國也有大量的私營企業，這是不折不扣的新生資產階級，今天竟叫他們是什么“新的社會階層”，我們“四人幫”則是要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既要在經濟領域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又要在上層建筑中實行專政，還要對黨內的資產階級實行專政。資本主義社會是兩極分化，貧富對立。今日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超過歐洲、日本。我們“四人幫”竭力維護的分配制度，你說它是“大鍋飯”也好，“鐵飯碗”也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反正都是一視同仁，既平均又平等的。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是雇傭勞動者，工作沒有保障，有人數眾多的失業大軍。“四人幫”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發展全民企業唯恐不多，唯恐不大，唯恐不公，絕無失業可言。今日中國則是工人下崗，農民失地，比比皆是！如此等等，怎么反說我們“四人幫”是資產階級呢！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經濟基礎與上層關系，和我黨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乃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否定個性就否定了我黨領導的社會制度的階段性，妄圖畢其功于一役，其思想根源是教條主義，用一句當代人的話就是“原教旨主義”。否定共性，就是否定人類的社會發展史，就是空想社會主義，用毛澤東同志20世紀40年代的話來說就是民粹主義。對“四人幫”一伙的本質和對國內外的影響還需深入認識，在大好形勢下，不能麻痹大意。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走來的東方落后大國來說，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何時進入社會主義？怎樣成為合格、優秀的社會主義？確實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面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嶄新課題。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我們的人民、民族內心深處所真正關心與祈求徹底弄清的問題。人民群眾的這一要求是完全正確的，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必需的，不容任何懷疑。

　　怎樣看待“四人幫”所代表的社會勢力？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胡耀邦同志從“文革”的浩劫、災難出發，并不認為“四人幫”一伙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也不認為他們要復辟資本主義；相反，他們一伙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發生和消亡的歷史必然性一竅不通。他認為“四人幫”一伙是打著“防修反修”幌子的封建專制主義的代表，是一群破壞性極強的流氓無產者。黨內一切野心家、陰謀家要想得逞，必具流氓性才得以售其奸詐。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打倒以后，胡耀邦同志十分重視對“四人幫”所代表的反動勢力的批判，他于當年12月8日給青年朋友——我的一位大學同學羅炤回信：

　　現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務是批判“四人幫”。這是一場關系我國革命前途的偉大斗爭。要知道，把這一小撮喪盡人心的壞蛋拉下馬來，打翻在地，這是一舉成功的事情，但要從各方面把這幫蛀蟲們多年來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從而把我國革命引回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還須作極其艱苦的努力。你的這個作品（注：即羅炤寫的評譚嗣同文章），同這個任務聯系得不密切。這是否合乎“時宜”？

　　在胡耀邦同志心目中，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康、梁、孫、黃，都是他極其尊敬的歷史偉人（包括毛澤東同志和孫中山先生共同的老師鄭觀應老先生，他的兒子在延安和胡耀邦同志還一起工作過），尤其是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孫中山先生。對譚嗣同也不例外，如他在回羅炤信中寫道：

　　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即使充滿著唯心主義的糟粕，但這個人畢竟是我國十九世紀末思想界的一個先驅，他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那種一往直前、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極大地鼓舞了后來革命者的斗志。

　　“四人幫”一伙的反動勢力一直大批黨內所謂的民主派，在“四人幫”嘴里，民主派一變而又為黨內的“走資派”，其實“四人幫”這伙人，連資產階級民主派都不夠格。

　　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鬧劇中，胡耀邦同志就說過：批孔批儒尊崇法家的運動，是“文革”思想路線的破產。在打倒“四人幫”后，他的這一思想繼續深化，1977年3月，他和吳江同志談話時說道：

　　我一直是你的讀者，關于法家學說那篇文章寫得好（注：指《現代復辟派和古代變革史——“四人幫”是怎樣利用批儒評法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的》一文）。揭露“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做得對，封建主義在我們這里還很有市場呢！理論就是要聯系實際才有人愛看。

　　同年5月，對中央黨校的同志談到如何認識“四人幫”這一歷史現象時，他先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影響談起：

　　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領域，到底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反對修正主義，還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反對流氓無產階級？……主席從抗大講《實踐論》，進行延安整風，到1956年《論十大關系》，鋒芒主要對準教條主義、對準斯大林。雖然沒有公開地點斯大林的名，但黨內高級干部都知道，批王明、批教條主義，背后就是批斯大林。那時方向對，革命和建設就順利，黨和國家就興旺發達。1957年主席的鋒芒轉了，從反“左”，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下轉到“反右”，對準了資本主義，對準了鐵托、赫魯曉夫。到寫《九評》時他就轉不回來了。

　　從國內問題來看“四人幫”，他認為：

　　國內根源我看也不是什么資產階級和“正在走的走資派”。林彪、康生、江青這些人搞的是封建專制主義那一套，什么宮廷政變，什么呂后、武則天，什么法家，那還不是封建的？王洪文是流氓無產階級。分析“四人幫”的基礎，要找一點馬克思論封建主義、論流氓無產階級的東西出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講了這些。

　　這一年，陜西咸陽地委黨校校長王伯惠同志，在中央黨校找到胡耀邦同志，要求把某部隊占據的地委黨校校址歸還黨校。王伯惠后來回憶這次見面說：

　　他（胡耀邦）飛速地看了一下，就用紅鉛筆寫上“請小平同志閱處”，下面寫上他的名字，就交給秘書處理去了。然后他把椅子倒過來，兩腿騎在椅座上，兩手托在椅背的上面，把下巴放在兩個手背上，笑瞇瞇地看著我說話。……他說，你們是搞理論工作的，請研究一下產生“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它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的。上海這個地方，過去地痞流氓、癟三很多，幫會勢力和封建買辦勢力很大，這些勢力的殘余和影響是不是他們的社會基礎，請你們注意研究一下。我對他說起1940年延安時期給我平反冤案的事，剛想對他說感謝的話，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可見冤假錯案任何時候都有啊！就陷入片刻的沉思之中，使人再也說不出感謝他的話來。（王伯惠《挽救我政治生命的領導人——深切懷念胡耀邦同志》，《理論導刊》2007年第8期）

　　我認為對“四人幫”一伙的批判清算，和真理標準大討論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的。試想“兩個凡是”的思想、理論、政策的概括，是否也反映了封建文化、思想、理論、法制、體制的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呢？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對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偉大作用，這已是全黨全民的共識。遺憾的是，這一討論本應伴隨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深入下去，本應喚起中國人民時時刻刻用解放思想的思想方法關注我國的一切重大事件，可惜這一效果還不太明顯。如果事實如此，那就應該承認，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有很大的不足，中國人民求真務實繼續前進，還需進一步打破思想禁錮，解放思想；對起到破壞、消極作用的封建糟粕的傳統文化，還需進行深刻認識；這樣，才有助于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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