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利用寫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當年提及過。時隔50年，又有人利用座談會反黨，也可以稱之為“發明”之一。其目的，不外乎是為反對黨內某種思潮（不管是潮流還是反潮流，不管是主流，還是非主流）造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在應因國計民生廢于奔命的情況下，體制內有多少人會覺得回顧1981年決議，9.13事件、1976年10月6日事件是迫切問題呢？座談會、紀念會、讀書會，年年有開，但今年尤其多，而且多由前高干的子女召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地方上較冷清，北京城很熱鬧的現象。北京固然是首都，但面積小于各省區，只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茅于軾，辛子陵在淺池中折騰了一陣子，有目共睹，崔武年則是最新的一個，但絕非最后一個。筆者今年數篇批茅辛文章，堅信他們的同路人會穿著馬甲現身。操弄同類的話題，一再循環。果不其然。普世派、帶路黨、南方系，一刻也沒忘記對西方“負責任”，盡管北京和華盛頓外交機構為兩國首腦在G.20峰會和11月12日“亞太經合組織”年會碰面營造氣氛。前大使洪博培年初“偶逛”王府井，新大使駱家輝也忙著巡視武漢、上海、廣州的總領事館。在上海，他設計與當地某上訪者在“動漫活動”“不期而遇”,引起中方不悅。在廣州，他在美國商會歡迎晚宴刻意讓奧巴馬的同父異母兄弟坐在身邊，以示他與奧巴馬關系很鐵，讓廣州官員和各界精英對本來只是在深圳謀生的一介美國小混混刮目相看，捧為明星。南方系硬是說只有中國官員拍上頭馬屁，美國官員不會拍總統馬屁，可能嗎？膝蓋想都知道不可能。駱家輝又給中國人從反面補了一課。　　

　　

二、各個座談會、紀念會　　

　　

2011年是中國時政型座談會較多的一年，有些會沒有開成自有原因。民智大開，思想界兩大陣營之間對峙激烈，左翼憑烏有之鄉等網站表現聲勢，右翼的聲音則較集中在那些市場化媒體中。各派“代表人物”、“掌門人”紛紛出戰，搶奪話語權。對8.27的座談會，網上雖有議論，但主辦者之一《南方周末》和其它主流媒體未敢有跟進報道，而烏有之鄉網站一如既往，發表多篇文章力批座談會和發言者，署名“任憑”的文章受境內外媒體提及。有趣的是，境外的王希哲對8.27座談會也不以為然。他在先指出“最近國內左派來開會，右派也來開會，甚至左派右派號稱：‘超越左右’，也坐在一起來開會。非常好。”然后筆鋒一轉：“右派開的會，卻出現了一個不好的毛病，就是拉大旗作虎皮，想要把1978年以來就是準右派當政，而現在在動搖中的中央，繼續一把拉到自己身邊，壯自己的勢，去繼續仗勢欺人，壓制左派的翻身抬頭。”“本來，你說你的，他說他的；你唱你的黃歌，他唱他的紅歌。左右派的自由競爭，看誰能爭取最廣泛群眾的支持，多好的局面。為什么非要拉出個‘歷史決議’來為自己造勢，企圖依傍中央的力量來嚇到和壓倒自己的政敵，才能守住自己的陣地呢？你能拉這個1981年‘決議’？為什么左派就不能拉1966年‘5.16’決議？萬一中國左派真翻了身，拉出‘5.16’決議專政你們，你們高興嗎？你們反對嗎？一定不高興的，一定反對的。”　　

    　　

如不因人廢言的話，上述講法不無道理。　　

　　

    第一個座談會是在2011年4月，張木生新書發布研討會。體制內茁壯的一支——劉源率一眾將領到會力挺。不合常理的是，《炎黃春秋》吳思、右翼名人胡舒立、盧耀剛、翁永曦、白南風、周志興、丁力、楊帆、于鐵軍等出席，破天荒面對面其他派別。“政治行銷”成了新行業，就是把個人政見融入說故事之中。張木生的新書本來是講歷史說文化，然而與會者的發言卻主要是講現實講政治，堪稱“典范”。只是，與會者在政治理念上南轅北轍，在思想觀點上風牛馬不相及，曾經水火不容，而且都固執己見，劉源會上面斥吳思：“《炎黃春秋》的事還沒完。”所以“超越左右，建立共識”的初衷成泡影。“最大的公約數”，固然有和稀泥之意，但聽在民眾耳里，豈不是明白告訴大家，“新民主主義論”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項嗎？張木生后來取消了另一場讀書會。希望兩面討好，結果卻增加更多不滿。　　

　　

在8月27日胡德平《決議》座談會之前，6月6日還在北京有一個時局座談會，參加者有：周鴻陵、施曉渝、仲大軍、楊帆、王占陽、李延明、劉海波、張純良、孫惠軍、王俊秀、鄭現利、吳靜是、曹久強、李晨、歐陽文生、肖興華、劉劍虹、王鈞臨、王南、張東方等。主持人是周鴻陵。其中自稱左中右者皆有之。這個會的影響力不大，因為沒有“重量級”人物參加。“中國向何處去”的話題，能得到的共鳴恐怕相當有限。王占陽（國家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后來在8.27紀念《決議》座談會上提出，毛有三個思想，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領導下聯合執政及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持毛主席哪個思想？”“毛思想、鄧理論如何整合？”可說是意在言外。　　

　　

9月4日關于“9.13”四十周年研討會的與會者人數五十多人，比8.27和10.6座談會人數少。9月4日在北京，“9.13”事件當事人親屬和學界文革研究者、前外交官、教授、記者等，共濟一堂，座談40年前發生的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一批耄耋之年的當事人，久臥病榻，難以蒞會，原空軍副參謀長兼34師黨委書記胡萍的夫人劉繼馨老人成為他們的共同代表。與會的第二代人仍舊能夠講出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內幕和真相，仍有解不開的歷史心結。張清林（“9.13”北戴河當夜的親歷者，與林豆豆共同經歷多年審查）、原空軍情報部部長賀德全兒子賀鐵軍、原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閻仲川兒子閻明、原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兒子王魯寧，最先到溫都爾汗空難現場勘查的原駐蒙古使館翻譯沈慶沂和二秘孫一先之子先后發言，引起與會學者們的濃厚興趣。還有一批“三叉戟”死難者的子女，飛行員潘景寅的女兒潘鷥和潘鷺、女婿楊亞文、林彪小車司機楊振綱的女兒楊軍玲、機械師邰起良女兒李蔚，當年還都是幼童和少年，曾隨林彪崛起而風光數年，河東河西，現已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他們到會，引起了與會者的感慨。右翼為主的李延明、姚監復、丁凱文、卜衛華、徐海亮、王海光、徐友漁、陳子明、丁東做了專題發言。因為會場氣氛熱烈，原本準備召開一個上午的會議，一直延續到下午4點才結束。當事人親屬和素不相識的學者共同研討“9.13”這個重大歷史事件，至今當屬國內首創。此研討會眾人貌合神離，因緣際會坐在一起，相互爭論不多，道理也很簡單：9.13當事人親屬鳴冤叫屈，右翼學者推波助瀾，矛頭都是指向毛澤東，擺毛主席上臺面。似乎對毛形象、對文革有傷害，他們心中才能舒坦。　　

　　

·圖為林豆豆，2011年5月參加吳法憲夫人追悼會。　　

　　

筆者10月9日文章《美華：辛亥100年紀念pk共和國62周年國慶社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10/267175.html 寫道：“畢竟三個座談會的主要人物代表了黨內為數不小的幾個階層或幾個派別，他們與當前站臺者有各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現在要區分誰是“左、中、右”，很難。”　　

　　

中國不像美國那些占領華爾街的人，美國人知道誰是操弄金錢游戲的加害者，中國的麻煩是，有時你搞不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或者朋友即敵人，敵人即朋友。　　

　　

有人說，我們不關心政治，我們看不懂什么左中右，只關心娛樂八卦。那好，今年11月3日兩個場面也會讓你們看不懂。一是香港演員劉嘉玲代理的某腕表品牌在北京開店，萬里孫女萬寶寶小姐珠光寶氣，與臺灣連戰大公子連勝文同時到場助陣；連戰11月4日在香港領取城市大學榮譽博士學位，11月12日代表臺灣在夏威夷“亞太經合組織”年會會見胡錦濤、奧巴馬。二是XXX（文藝少將）、楊瀾（身陷各種非議漩渦）和日本AV女優蒼井空“無厘頭”同臺亮相。娛樂八卦里的“左中右”合流，還不是引起網民們的炮聲隆隆？　　

　　

三、崔武年在10.6紀念會當炮筒、做先鋒　　

　　

10月6日，高干子女們聯合他人紀念抓捕《四人幫》35周年，是他（她）們在明秋換屆前一年為前輩政治舉動“正名”，為己身派別尋求政治出路的努力嘗試之一。過去35年，這一派人，幾乎渙散，可歸分為“黨內在野”。與會者其實政見各異，但有一點出奇的相同，那就是對不良社會風氣的不滿，所以個個慷慨陳詞。至于立論依據，則是五花八門。老一輩山頭印記更是根深蒂固于后代的DNA中，有人甚至敢于向在朝高干子女大聲疾呼喊話。　　

　　

與會參加抓捕北京上海“四人幫”人士的子女（部份）　　

　　

華國鋒——兒子蘇彬、蘇華。華國鋒的骨灰本月二日從八寶山運抵山西交城縣，三日正式轉移到當地“華陵”安放。經過三日封祭，華國鋒陵墓前天正式向公眾開放。　　

　　

葉劍英——兒子葉選平，兒子葉選寧因身份、身體問題未參加。前者曾任廣東省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前年患X癌動手術后恢復良好；后者曾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負責對臺軍界統戰工作。“劍英后人”由女兒葉向真、侄子葉選基參加，并發言。葉向真是葉劍英二女兒，全國政協委員，首任丈夫鋼琴家劉詩昆。葉選基是葉劍英胞弟葉道英的兒子，現在港經商。葉道英（1906—1989），曾加入中共后脫黨，解放后曾任廣州、廣東、國務院參事，之后全國任政協常委。　　

　　

汪東興——女兒汪XX參加。　　

　　

蘇振華（上海）——女兒蘇承業參加。蘇承業，蘇振華之女，1944年11月出生。空軍技術二局副譯審，大校軍銜。已退休。1963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現洛陽解放軍外語學院），1969年1月到空軍453醫院下放鍛煉，后非正常復員到北京第二醫院外科工作。1972年落實政策，先后到濟空和南空技術勤務部門工作。發言。　　

　　

趙行志（上海）——兒子趙霄洛參加。趙霄洛，趙行志之子，1950年出生。曾任職于司法部香港中國法律服務有限公司、香港何耀棣律師事務所、康達律師事務所。現任北京眾鑫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主任、律師。發言。　　

　　

與會高干子女（部份）　　

　　

李先念——女兒李小X參加。　　

　　

胡耀邦——兒子胡德平。發言。　　

　　

紀登奎——兒子紀坡民參加，他是張木生“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共同倡導者。發言。　　

　　

馬文瑞——女兒馬曉力參加。馬曉力，1947年生，陜西米脂人，曾任中央統戰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及X局副局長。發言。1988年8月1日受局長胡德平支持，她以支邊各義組織了北京30位專家學者到錫林格勒盟考察，1995年3月，馬曉力和李三友等知青策劃演出聯合晚會《共和國兒女，老三屆》。李三友和秦曉、陳元、孔丹、孔棟（剛從國航董事長退下）、王XX等，從紅衛兵起就是好友。1999年，馬曉力成立北京“草戀合唱團”任團長，“我們還向時任副總理的溫家寶寫信，陳述‘錫盟’的災情，由閻明復副部長轉送。”馬曉力如是說。　　

　　

張愛萍——兒子張勝參加。　　

　　

肖向榮——兒子肖XX參加。肖向榮，廣東梅縣人，葉劍英同鄉，文革前任國防部辦公廳主任，中將軍銜。　　

　　

陸定一 ——兒子陸德參加。發言。　　

　　

李淇——女兒李海文參加。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炎黃春秋》撰稿人。發言。　　

　　

與會學者教授及其他（部份）　　

　　

崔武年——原中組部青年干部局副局長。發言。　　

　　

馬立誠——原《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言。　　

　　

吳思——《炎黃春秋》常務社長兼總編輯。發言。　　

　　

孫長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之一，曾在中央黨校工作，于北師大離休。發言。　　

　　

章立凡——章乃器之子。發言。　　

　　

吳稼祥——北大經濟系畢業，趙紫陽智囊之一，1989年被判刑，2000—2003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發言。　　

　　

王貴秀——中央黨校教授。發言。　　

　　

沈寶祥——中央黨校教授。發言。在8.27紀念《決議》座談會上沈寶祥發言說：現在為什么不搞民主？毛澤東發動群眾想法是對的。當權者想搞修正主義，毛的判斷是對的，方法錯。　　

　　

賀延光——《南方人物周刊》人物簡介：賀延光，男，1951年出生，1968年赴黑龍江兵團插隊，1981年為北京青年報記者，1983年為中國青年報記者，現為該報攝影部主任，高級記者，中國新聞攝影學會副會長。發言。　　

　　

林京耀——《胡耀邦與華國鋒關系》文章作者。發言。　　

　　

黃方毅（黃炎培之子）。發言。　　

　　

李盛平——1949年生于北京。近年來從事胡耀邦研究，編輯有《胡耀邦思想年譜》（上卷）。發言。　　

　　

雷頤——1956年生，湖北武漢人，下鄉，當兵，工人，吉林大學歷史系畢業，1985年到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至今。發言。在8.27紀念《決議》座談會上，雷頤說：歷史經常被遺忘，要和遺忘作斗爭。血統論也起來了，文革時有。揭開歷史傷疤會痛，但有益。　　

　　

施濱海——《中國政治— 面向新制治選擇的時代》一書作者之一。發言。　　

　　

丁東——香港月刊連載《李銳口述》文稿整理者，參加了8.27《決議》座談會，9月4日《9.13四十周年》座談會，逢場必到。發言。　　

　　

以上這些人能坐在一起，至少沒有人被請出會場（其他會議出現過），自由派人物成為前高干子女的座上賓，實在耐人尋味。壁壘分明這句話好像消失了。看起來掌控輿論者筆下的正史和故事中，好人與壞人涇渭分明，但是真實人生，永遠是復雜與反諷的。　　

　　

主辦者之一葉劍英侄兒葉選基經商富有，銜命與私交不錯的胡德平溝通，租場地茶水費全包。葉劍英女兒葉向真說，官方從來沒有正式慶祝過這一促成中國歷史性轉變的重大事件。10月6日當天新華社“歷史上的今天”欄目，就是不提這一當年震撼全世界的一頁。葉劍英是公認的策劃者，他的子女們自然要主政者給個“說法”。聲勢不夠，就讓胡德平親自過來助陣，管他們是什么自由派，甚至08份子。胡是右翼的精神領袖和金主，胡一吹哨，支持者就會響應。　　

　　

葉選基點名讓崔武年第一個發言，崔受寵若驚，由于規定每個發言者只有15分鐘時間，崔的“13點”只講了“9點半”。兩天之后，崔索性將“13點”全部發在網上，捕風捉影，見縫插針，混淆是非，莫此為甚。烏有網站已有數篇文章批駁之，筆者贊同，在此就不重復。

    雖然讓崔武年第一個發言，但他的觀點顯然有些是主辦者并非認可的。有與會者批之只顧搶風頭搏出位，不問是非。那么，“當天最好的發言”是誰作的？葉選基直言是馬文瑞女兒馬曉力。馬曉力的關鍵幾段話如下：“《三權分立》有什么不能搞？黨為什么就不可以被監督？”“35年前，黨內上層解決了權力斗爭問題，中國沒有亂，國家沒有亂，這是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痛恨文革派。”談到當下各種不正之風，馬曉力說：“現在就（他媽）差振臂一呼”。 頗有挾西北大旗令西北子女之意味。馬文瑞（1912—2004），與劉志月、習仲勛、謝子長、高崗，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　　

　　

陸定一兒子陸德雖然2004年在“12月26日法定為國家紀念日倡議書”簽名，但如今像換了個人似的。陸德在10月6日座談會上滿腹怨言不算，還宣稱某人政改主張“受圍攻”，“一比八”。陸的講話實際上全無實據。筆者在10月25日文章《美華：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精神文明決議”大爭論》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0/270736.html 中指出，是陸定一代表右翼發難。據陳伯達兒子陳小農記錄的《陳伯達回憶錄》引用陳伯達的回憶：陸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廣州會議上周恩來陳毅給知識份子摘資產階級帽子，毛無異議，但后無下文，原來黨內有人反對。中宣部長陸定一說知識份子沒什么變化，不能摘帽，和周恩來激烈爭執。最后，毛接受陸的觀點。六五年因陸因夫人嚴慰冰匿名信反林彪事件而株連撤職，六六年文革前更被打成“反黨集團”。據說文革后，陸是堅決主張批毛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為尊者諱了。陳小農稱，陸在六四年底中央會議上講文化革命，“說文化部全爛掉了，是資產階級對封建階級聯合專政”，對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響。　　

　　

胡德平在會上也發言，因為胡耀邦并非抓捕“四人幫”的“指戰員”之一，是局外人，在七十年代末批判華國鋒，尤其是批汪東興時，胡耀邦是火力全開的。即使胡與葉，兩人也并非水乳交融。胡德平和抓捕“四人幫”主要人物的子女關系并不融洽。所以胡德平只能以稱頌葉、華等人的口吻說話。政壇浮沉，沒有永遠的敵人。胡二之所以也促成此次座談會，無非是也在“統戰”其它前高干子女接受他的理念，或者至少保持中立也好。別忘了，胡德平當過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趁勢操作，他授意崔武年當炮筒，做先鋒。某些汲汲于名利者，其小智不可及，其愚也不可及。　　

　　

崔武年和胡德平關系非今日始，意氣相通已久。崔不甘淪為昨日黃花，他根本沒有資格站在那個擂臺，更遑論嫌“9點半”不夠要湊足“13點”。所以崔某人赤裸上陣，讓胡德平當背后影武者、藏鏡人。這樣看問題，很多疑問就可以迎刃而解。左翼網友相當清醒，眾目所視，一切幽暗的盤算均無所遁形。
　　

個別與會者甚至懷舊當年“一夕變天”、“一夕翻盤”動用人力的解決方式，稱現時也可采用，“黨內解決問題”。對此，反應兩極。　　

    曾參與抓捕“四人幫”秘密咨詢過程的陳云，其子女沒有參加10.6座談會，很有代表性。陳云1976年在會見葉劍英“串聯”時回答說：“這場斗爭不可避免。”但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成為中央副主席后，陳曾坦言“10.6”解決方式宜“下不為例”，說明陳云對黨內斗爭的手段使用與葉劍英等是有分歧的。陳云的兒子陳元一直在銀行界任要職。女兒陳X華儉樸，另一女兒陳X力則曾留美，一直執掌中X集團，富甲八方，兩女經濟上天壤之別，舉止言談似也南轅北轍。

    李先念也是當時政治漩渦里有爭議之人。1975年國慶節前后，毛澤東在中南海紫云軒的書房接見外賓，外賓離開后，毛與李曾有單獨談話機會，據徐景賢回憶錄稱，李對毛說：“最近，有一些講話（鄧小平的講話），我覺得有問題，味道不對，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對鄧講話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視。1976年4.5天安門XX后，官方接見群眾代表照片上赫然有李先念與“四人幫”成員，而沒有葉劍英！葉劍英串聯華國鋒，李先念起了一點“中介”作用。

    10月6日下午的座談會開至夜幕降臨，負責抓捕“四人幫”及毛遠新的8341部隊軍人（已離休）去到會場，把會議氣氛推向高潮。不過，在“劍英后人”們內心，確實多少有些感到有愧于毛遠新的。毛遠新刑滿17年于1993年出獄后，一直受到葉選寧的關照，畢竟葉劍英和毛的上下級關系也非同尋常。
　　

·圖為毛遠新與友人交談

一位與會者說，他對吳稼祥此人現身會場并發言感到吃驚。因為吳是趙系智囊之一，且因八九犯事而判刑，難以想象他為何摻乎到紀念抓捕“四人幫”的會場，畢竟吳還是維基解密中披露的美國在華線人之一。8.27座談會也有個外國線人丁學良發言，筆者在烏有之鄉網站文章揭露之，所幸能引起有關方面重視。丁學良日前在微博又對北京出言不遜，其XX微博已被關閉一個月。丁某再要來北京滋事，不那么容易了。　　

　　

丁學良那些人要延續胡耀邦的政治遺產，說胡耀邦是一面旗；吳稼祥又要延續趙紫陽的政治遺產，說趙又是一面旗。他們這些新動向共同點是捧劉少奇、胡耀邦、趙紫陽，而對總設計師的評價低開低走。　　

　　

四、擺在面前的議題　　

　　

議題一，從發展趨勢來進行整體思考，國內政治生態已開始趨向復雜。敵人變伙伴，對手變戰友，上一代拼的你死我活，下一代握手言和，道盡政治無常。這就是黨內個別派系、山頭的求生之道，盡管影響力銳減，但不會瓦解，只會各自選邊站，不惜與對手化解舊怨，重啟合作，期盼春天。出生政治世家的胡德平、崔武年和其他群體、派別的人都明白一個道理：孤掌難鳴。體制內派別縱橫交錯，已不足為奇。有些官員不承認“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甚至還在說“和諧”，好人主義之類的話，其實也猶如生活在夢幻中。　　

　　

議題二，十八大2270位代表中，高干子女的比例會占一定百分比，甚至在最終產生的決策團隊中亦如此。他們的一舉一動，總會被社會用放大鏡去檢視。他們之中的智者會比其他人更清楚：從現在起，實際上已進入換屆交班的新階段，各省區已陸續開黨代會，政治資源和職位要進行新的再分配。面對著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內部問題叢生、矛盾起伏、激化等因素，不得不保持清醒頭腦、政治嗅覺，對在換屆、交接班中可能發生來自外部或內部，甚至外部和內部相配合的重大事件挑戰、干擾、影響、危害等，有警覺、有判斷、有準備，不能掉以輕心。換屆總有人要上要下的，這是規律，在換屆交接班期及新屆啟動期最易發生自亂工作部署、自亂對工作崗位信心、自亂進程步伐。上面是有擔憂的。又見“幫倒忙”實例，11月4日，各大媒體公布廣東省長易人消息，朱小丹取代黃華華任省長，朱X國僅保留省委副書記，其紀委書記一職由原湖北省紀委書記黃先耀接替。筆者在10月18日《美華：XXXXXXX 廣東省長落錘音》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10/269138.html 文章強調，黨的有些規矩是很難改變的，可惜有些人渾然不覺。筆者拿廣東的例子來旁敲，在已確定廣東政府主官的情況下，朱X國過于高調，還有境內外輿論的“勸進”和聲援，這并非上面樂見的。今天再提筆者該文并非說自己準確預見多么高明，而是想提醒個別處邊隅不曉京城風云的善良者，在目前體制結構下，“幫倒忙”是存在的，只不過在廣東再次得到證實罷了。上面有兩個位置是不可改變的，其它位置存在各種變數。如果10月18日看不懂政治情理，今天或許該清醒一點？領導人不久前提出：各地“班長”與下屬要相互尊重，取長補短；要有自知之明，責人寬、責己嚴；要胸襟開闊，容納不同意見和反對自己的聲音；要自律、管教好家屬及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清楚人民公仆的準則。身為高級干部在黨內搞非組織活動，搞政治上小動作是很不道德，也是黨紀不容許的，是政治上的墮落表現。失足者的教訓擺在面前。那些身為民眾付托的在朝者，更要拿出能力與智慧來。　　

　　

議題三，考慮到國家反腐斗爭日趨艱難的現狀，考慮到明秋換屆的敏感時間點，無論是主張回歸毛澤東思想的左翼，還是要回歸新民主主義的中間，還是主張普世價值的右翼，都對現狀有嚴重不滿，都認為需要改變，感覺現在是告別“不爭論”時代了。無論是哪一派，都不屑再隱瞞自己的主張和立場。此景像和當年“七千人大會”前和八十年代末社會政治背景多少有類似。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年以來籍借座談、紀念、研討等名義的辯論，仍是之前歷次論戰的延續。與時俱進的是，各派都學會了不再自我設限，也敢于到別人的場子踩點。改革開放的資本主義“基因”使其再生長日益艱困，像毛、鄧那樣的政治權威不再，國家面臨新政治道路的再思考再選擇，無論是重慶“文化體制改革”，還是“廣東摸索”，還是思想界、學界和體制內外一次次專家學者座談，均可為佐證。座談會上的各路人馬，很難說背后沒有身份更敏感的體制內人士力挺，甚至說他們中有些人是某些廟堂人士政治訴求的代言人，亦不為過。　　

　　

議題四，某些仍在官場的政治人物雖然在意識形態可能偏向左可能偏向右，但不會給自己貼上派別的標簽，像劉源上將則是例外。因為，在公共場合，官員必須在政治上與上面保持一致。位居政府要津及其領導下的龐大公務員隊伍，才是主流派。主流派還是會堅持改開30多年來的積累方針路線，對于左翼和右翼的主張建議，主流派仍會在兩者之間審慎地保持平衡，反對所謂“極左”和“極右”。只是，左右逢源，各打五十大板，無助社會公義的伸張。左翼、右翼座談會或其它會的此伏彼起，說明仍有其活動的空間，而且形成壓力。南方報業日前在京舉行紀念中國加入世貿十周年頒獎儀式，龍永圖不出意外名列榜首，他稱功勞（還是罪過？）應歸功于他當時的領導，當然。某位前廟堂自彈自唱，為“南巡”后一條本質上是右的經濟政策擺好評功，無視外喪金融主權，內掘公共地權的嚴重后果。中國的金融、外貿經營成本外部化，卻讓中國全社會集體承擔，請問這筆賬又該怎么算？至今回顧，猶見過去十年沿海農工大眾的斑斑血淚，不是嗎？面對經濟形勢嚴峻，社會矛盾突出，外交局面困窘，民意挑戰嚴苛，若拿不出有效良方，聽民聲，察民意，定方向，政府部門的施政滿意度恐怕還要向下探底。不是在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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