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所有制狀況決定社會普遍“人性”　　

傅晨光　　

提倡自由主義、市場化，提倡“休克療法”，將公有制經濟基礎摧跨，搞全面私有化，至死方休，這些經濟理論說得再多，各種措施層出不窮，其理論的出發點其實就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人性論”，而且是這種人性論的“性惡論”。　　

1、“人性論”是“古已有之”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當社會面臨重大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人們要提出有關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政策，追根溯源，最后大多還是要從“人性”上去找原因和根據。因此，人類社會進入有文字記錄的歷史時期，沒有一個時期沒有“人性論”問題的爭論。中國先秦時期，圍繞著“人性”是善是惡就形成了大致三個流派：一派是孔子和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性的惡是社會后天的“習”形成的，提倡人的后天要不斷加強“修養”以達到“至善”；另一派認為人性本惡，以戰國時期楊朱為代表，公開提倡“貴生”、“為我” 、“貴己”，他的名言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戰國時的儒家代表荀子也是認為人性本惡的；還有一派，就是“無善無惡”派，認為“人性”的善惡一切都決定于后天社會的養成。　　

與中國歷史發展基本相同，由于尖銳的社會矛盾，西方歷代思想家要提出各種改革的方案，最后也從“人性”上去尋找原因，同樣也就形成了不同時代不同的“人性論”。古希臘時期的人性論就不說了。當代向中國和前蘇聯推銷“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各種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無一例外地，他們關于市場經濟的生命力的理論源頭也是“人性論”。這派經濟學家總的“人性論”源頭不是中世紀的，而是英國18、19世紀形成的幾大學說——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亞當·斯密關于人的“自利的打算”、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鼓吹殘酷的種族競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源頭）等。　　

以探索有一種萬古不變的“人性”的“人性論”為基礎從而再去創立一種“萬世不易”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學說的理論思路，到了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已經被徹底地被改變過來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也是研究“人性”的，但他的發現與古代歷史學家的認識有根本的不同，他發現的“人性”是“善”也好，是“惡”也好，最早都是由于人的不斷發展的“感性能力”對于他們的社會存在的反映而已，社會勞動產生了“剩余產品”，也就產生了人們對于這些產品的占有、分配關系，產生了對于土地、勞動工具乃至對于“人”、“戰爭俘虜”等等的占有和分配關系，于是有了社會所有制（私有制）。所以，“人性”最早本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善”與“惡”的本身以及人們對于這兩種矛盾對立的事物的意識都是人們自己歷史的活動的產物。　　

馬克思揭穿了以抽象的結果為基礎的近代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僅僅是關于人們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和大工業發展時期的、一定的而不是永恒的“人性”，如《資本論》中專門說到的被經濟學家認為是人人都具有、而且永遠都不會改變的“致富欲”，在馬克思看來，不過是人類私有制存在和發展時期的一種特定的“欲望”，私有制這種基礎改變了，這種“致富欲”也將消失。人類的其他被資產階級津津樂道的各種“欲”，其真實的歷史發展和“致富欲”也是一樣的。　　

古代以及近代如霍布斯等人對于“人性”的知識僅僅不過一點毛皮，完全不懂得其歷史的發展——脫離人們的社會存在條件去討論人性的“善”與“惡”，是思維的抽象的結果，而不是事物本來的狀況。　　

“人性”本身就是人類“歷史的創造”，所以還會有發展。一個社會普遍的“人性”狀況，決定于這個社會的所有制狀況。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性”的基本觀點。任何一個西方資產階級學說在關于人的基本特性上都沒有說出如此深刻而豐富的內容。　　

2、我們這一代人經過的歷史實踐從理論和實踐上都說明了社會所有制狀況決定著社會普遍人性的狀況是真理。因為我們經歷過兩中社會所有制的歷史變遷，從實踐中恰恰也看到了“人性”的兩極變遷與所有制變遷是一致的。正是在對“社會實踐的理解”中，才真正懂得了對于“人的本性”的認識不能脫離人們的社會生活條件去認識，認識到“人的本性”不過是由一定的社會所有制狀況所決定，是真理，抽象地談論“人性”是“善”還是“惡”，毫無意義。　　

上世紀70年代，雖然社會在搞文化大革命，但社會秩序完全沒有亂，而是很安定，人們在人民公社和國營工廠中勞動，雖然基礎條件是比較差（歷史的原因是主要的），但人人健康向上，人與人之間有勞動競賽，但損人利己的現象一經發現都為群眾所不齒；社會的互助是普遍的、隨時隨地和不講條件的，見到困難的人，人人都會伸出自己的友愛之手，不是通過現在這樣所謂的“慈善機構”。　　

很多人都能回憶那時候其實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連古代“圣賢”都感到難以實現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　　

社會矛盾是有的，如收入分配中，能力強一些的就要求多分一些。這是當時社會一個矛盾。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是通過“按勞分配”調節和解決的，這主要是照顧到歷史發展階段上人與人之間還有文化程度、勞動熟練程度、體質的強弱等差別。人的社會財產可以拿出來實行公有，但還不能要求個人的“勞動能力”從自己身上拿出來實行公有，這是當時政治經濟學中不能從理論上說明的問題。嚴格地說，從蘇聯發展的公有制并不是完全的公有制，這個公有制基礎是不完全的，而是矛盾的。但是，認真研究《資本論》，馬克思已經在理論上解決了這個問題，蘇聯理論界也沒有讀懂，蘇聯殘缺的公有制與理論上的“半馬克思主義”有關。　　

一時人們的勞動能力既不能平均，又不能使有的能力強一些的個人進行高積累，形成私有財產，怎么辦？只有實行“按勞分配”，照顧到人還有能力等各種個體差別的歷史現狀，另一方面也防止社會兩極分化。　　

    不可否認，當時就是有一部分人認為是“自己個人能力強”而對于集體勞動有不滿的言論和行為，這些有嚴重個人主義、小生產思想的人，不僅中國，無論在蘇聯還是東歐國家，也都大量存。這些人和他們的思想，以后確實成為了破壞公有制的潛在的但又是強大的社會力量。但在當時，這些人是不受歡迎的。　　

    還補充一個例子。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代表中共中央出訪朝鮮。周永康在對朝鮮進行訪問以后說過一句話：“我們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因為周永康同志參觀了朝鮮農村，朝鮮是集體勞動，從電視上我們看到，人們的精神風貌，是那些污蔑者自身能夠比的嗎？　　

3、馬克思已經發現，由于人類歷史的活動產生了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的產生與發展必然也就有私有制以及人們的私有觀念。私有制在社會歷史過程中的發展，使世界關系顛倒，同時也就產生了人們關于顛倒了的世界的觀念。例如，由于歷史的發展，到了一定歷史階段，倒是私有財產占有的一方更有條件表現著“人性”的“善”，他們成了“修養”的化身，文化的代表，而失去私有財產的一方可能更表現出“惡”。　　

這些，就是馬克思發現的——由于私有制這種所有制的存在和發展，人們關于人性“善”與“惡”的觀念也被歷史地顛倒了。　　

經濟學家提倡“個人致富”，以“富”誘人，是反歷史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上私有財產一經重新掌握在少數個人手中，發展結果只能是以不斷加強的力量導向“兩極”，而不可能有利于普通勞動者。“人性”決定于社會所有制狀況，私有制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原因就在這里。（2010。10。2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