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f92d30100k0fq.html
【1】內憂外患，好一個“亂”字了得！
到底是收入分配不公，還是財富分配不公？抑或是集體公有財產市場化私有化改制分配所必然造成的不公？是該在下游環節調節收入漲工資，還是該從源頭上調整財富分配以校正財富流向？正當中國國內因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格局失衡而爭論不休時，美國又對其最大的債權人中國發出了“最后通牒”，要拿人民幣匯率政策說事。當然，按照“亦盜亦商”的規定動作，炫武示威“硬的一手”也沒閑著。“對臺軍售”的老棋法，便同時在“砰砰”落子了。盡管，此前已有人警言中國已經落入了“美元陷阱”。盡管，中國還在繼續在一往情深地“借錢”給美國。但顯然沒有感動美國，也沒有“買來”美國的溫情。把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把人民幣定價權交給市場，美國是代表“國際慣例”來索要對中國“收入分配”的最高貨幣調控權。徹底地接軌，徹底地市場化，徹底地市場經濟，徹底地市場調控或操縱，就像華爾街資本寡頭對希臘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那樣可隨意隨機施法，這就是華爾街的美國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資質發證要求。真是內憂外患，好一個“亂”字了得！
【2】中國連續兩月增持美國國債 再破9000億美元
據中新社6月15日電，美國財政部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4月份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額達到9002億美元，較上月增持50億美元。這是中國連續第二個月增持美國國債，也是中國自去年11月以來持有美國國債總額首次突破9000億大關。盡管中國持有美國國債時有增減，但持有總量總體處于上升趨勢。一年之內，中國持有美國國債增加了1367億美元，一直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
【3】媒體稱：美國議員對人民幣發出最后通牒
據經濟觀察網2010年6月17日報道，美國一名資深議員昨日再次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稱如果北京方面到下周20國集團(G20)峰會還不改變匯率政策，就將付諸立法程序。而上周，美國財長蒂姆·蓋特納也提醒中國應當注意美國議員的“普遍憤怒”。據英國《金融時報》在華盛頓報道，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桑德爾·萊文(Sander Levin)昨日稱，“奧巴馬政府建設性地將G20峰會設定為一個重要節點，讓中國改變其有欠靈活的匯率實踐。如果中國不采取行動，而奧巴馬政府在此之后也不迅速做出回應，美國國會將采取行動。”
“經過七年時間，美國和國際社會的耐心已經耗盡，”萊文說。G20大型經濟體的政府首腦將于下周晚些時候在加拿大多倫多開會。作為來自美國工業心臟地帶密歇根州的民主黨議員，萊文長期批評中國人為壓低人民幣匯率以提振出口的做法。
中國在上周末也進行了反擊，新華社發表一篇評論稱：“這些國會議員們把自己說成保護美國人民利益的白衣騎士，但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一幫嘩眾取寵的政客，通過操控(人民幣匯率)辯論來籠絡選民。”中國政府一名高級官員昨日表示：“他們(美國)自己發行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他們對自己的貨幣所采取的行動，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比其它任何東西都要大得多。”
【4】美國防部長蓋茨稱將繼續對臺軍售
環球網2010年06月17日消息，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昨天稱，美國繼續遵循“臺灣關系法”出售武器給臺灣，售臺武器“是依據國會制定的法律”，且過去30多年以來歷屆美國政府“一向支持此舉”。
【5】外交部：美方對臺軍售嚴重損害中國核心利益
據新華網6月17日電，外交部發言人秦剛17日表示，中方要求并敦促美方能夠恪守承諾，停止對臺軍售。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有關問題時，秦剛說，美方向臺灣出售武器，嚴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中方堅決反對。他說：“我們這一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秦剛說，中方要求并敦促美方能夠恪守承諾，停止對臺軍售，以實際行動為改善和發展中美關系創造條件。
【6】白宮稱對臺軍售是整個美國政府國策 永不改變美國防部長蓋茨稱將繼續對臺軍售
據環球網2010年6月09日報道，據美國“世界新聞網”報道，6月7日，美國白宮官員就美國對臺軍售一事繼續發表強硬觀點，稱美國將繼續對臺軍售，并強調這不僅是美國國防部的政策，而且是整個美國的國策。據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杰弗里·巴德稱，美國對臺軍售的政策將不會改變。他表示，美國對臺軍售已有數十年，每次美國對臺軍售都會引中美兩國軍事關系的緊張。但他再次表示了美國對臺軍售的強硬態度，稱其并非美國國防部的政策，而是整個美國政府的國策。
中國一直對美國對臺軍售持強烈反對態度，因美國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執意對臺軍售，中國中斷了兩國的軍事交往。對此，在近期召開的亞洲安全大會上，中美兩國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說中國因為美國對臺軍售而中斷軍事交往是“毫無意義的行為”，中國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馬上回應說，美方對臺軍售行為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他還說：“中國把美國視為伙伴，美國卻把中國當成敵人。”
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上將也表示，從中美建交三十年以來，中美兩國的軍事關系一直遵循著“發展、停止、再發展、再停止”的怪圈。雙方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想要打破怪圈，但很遺憾這個努力至今沒有見到明顯的成效。對中國而言，中美軍事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對臺軍售，而設此障礙的是美國，不是中國。
【7】中國深陷美元陷阱，除了向美國“曉以大義”，手中卻并沒有什么牌可打
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5月31日刊發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余永定文章指出，中國深陷美元陷阱。2007年8月后，隨著美國次貸危機的逐步深化，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面臨的威脅越來越嚴重。我們不得不問：由于美元貶值和次貸危機導致的證券違約，凝結著國人血汗的外匯儲備價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揮發。而通過貶值和違約，美國則可以輕松地擺脫它的外債。中國獲得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難道就是為了換取那些越來越不值錢的綠紙片嗎？首先，美元貶值將導致中國外匯儲備的資本損失。其次，美國的通貨膨脹將會侵蝕中國外匯儲備的價值。到目前為止，美元的貶值趨勢和通貨膨脹惡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國政府執行超常規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的結果。但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更為長期，且難以逃避的問題：美國是否能夠還債？
中國的外匯儲備是中國人民的儲蓄，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如人口老齡化，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未來的某一天是要拿來用的。拋開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因美元貶值和美國通貨膨脹遭受損失不談，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在將來，當我們需要把外儲變現，并用來購買實際資源的時候，美國有能力、有意愿償還它的巨額債務嗎？美國國債的30%賣給了外國人，中國是美國國債的最大外國買主，到2009 年底已持有其中的24%。美元貶值又如何能幫助美國擺脫債務負擔呢？美國的海外資產（債權）主要是以當地貨幣計價的，而美國的對外負債則主要是美元計價的。美元貶值不會改變美國的債務負擔，但美國的海外資產價值和投資收入卻會因美元的貶值而增加。
美國的債權國，特別是中國，有什么有效辦法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呢？薩默斯曾經說過，東亞和美國之間存在著所謂的“金融恐怖平衡”。事實上，這種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國完全占據主動，而它的對手卻深陷美元陷阱、進退兩難。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國“曉以大義”，中國手中并沒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中國現在賣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資產，中國馬上就會遭受資本損失；如果中國繼續持有手中的美元國債資產，中國很可能將遭受更大的資本損失。中國外匯資產最終究竟會遭到多大損失，沒人知道。更加令人扼腕的是，即便我們自知已經陷入陷阱，卻無法自拔。直到現在我們仍在繼續增加我們的美元外匯儲備，在陷阱里越陷越深。這里并不需要什么“陰謀論”，這是一個簡單的經濟邏輯。我們的選擇可能已經不多，但辦法總還是要想的。對于中國來說，當務之急是避免進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其次是盡量減少已有外匯存量可能發生的損失。
【8】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也顯示，目前我國1%的家庭占有社會41.4%的財富
據中國證券報2010年5月30日報道，學者稱中國人實際收入差距達55倍。企業和政府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斷擴大，而勞動者收入的增速卻緩慢爬行。從1978到2006年，我國居民收入年均增長6.7%，與我國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速形成鮮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的比例卻從21.9%增加到29.6%。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也顯示，目前我國1%的家庭占有社會41.4%的財富。
【9】山雨欲來：吳敬璉吶喊引發危機問責
據《21世紀經濟報道》2010年06月08日報道，“出口導向政策錯了，我所能做的是吶喊。”與中國經濟改革同行三十余年之后，80高齡的吳敬璉仍然在為此而擔憂。他擔憂中國像日、韓等國那樣陷入資產負債表危機；他擔憂權貴資本經濟在中國抬頭的威脅；他擔憂中國制造業因為升級速度不夠快而陷入危機。“所有用這個政策（出口導向政策）的人都錯了，2006年我就說過，我希望禱告上蒼，（保佑）中國是個例外。”在最近一期中歐國際工商學院MBA課堂上，站在講臺上的吳敬璉如此回答本報關于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方向的提問。
這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依然未改勇于批判時代弊病的本色。他指出，雖然轉型困難重重，但只要做好經濟轉型尤其是體制改革，希望還是有的。我們說就是要改革，這個改革其實最核心的一條還是市場化。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里面就存在很大一個政府尋租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到政府對資源、企業和交易的控制，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越過某個界限，就不是市場經濟了。所謂市場經濟，是一種自主自由交換的經濟，如果所有者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權威來支配這個交換關系，就不是市場經濟了。“體制改革涉及既得利益問題，會有很大障礙。但政府要有政治遠見，為了長治久安，要犧牲關聯隊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公民要去推動改革、去監督政府。”吳敬璉說。
這篇頗具文學感染力的報道，使吳敬璉這位“與中國經濟改革同行三十余年”的“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憂國憂民幾十年如一日，并在危機當頭勇于批判為國吶喊為民請命的形象躍然而出。這種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和時代擔當勇氣，特別是最有影響力的主流知識精英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不能不讓人油然而生敬意。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政策錯了，吳敬璉先生挺身而出大聲吶喊，公民要去推動改革、去監督政府。可以想見，由此而產生的思想沖擊波和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也必定是不一般的大。
作為13億中國國民的一份子，網聞博報小社員自然也大受感動，并決定立即行動積極響應，跟著吳敬璉老先生一道吶喊，去推動改革、去監督政府。于是，便先從這篇報道的學習領會開始，進行認真的準備。但令自己也感到失望的是，越認真看越看不明白，越仔細想反而越糊涂。無奈，本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誠實學習態度，現將本人的幾點疑惑公開向吳敬璉先生及廣大網友請教如下：
其一，中國當前正在陷入什么樣的危機？究竟是誰造成的？又該先問責誰？
其二，在幾十年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形成發展過程中，既得利益者是哪些人？在現有體制下獲得利益的所謂“特殊利益集團”是指哪些人？繼續推進改革“要犧牲”的“關聯隊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又是哪些人？
其三，沒有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就不會有資產泡沫和經濟危機了嗎？“市場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四，中國與世界市場經濟體系接軌，經濟門戶洞開，除了出口導向型資產泡沫危機，難道就不存在國家經濟安全隱患嗎？一旦國際金融危機“二次探底”，全球經濟長期衰退，中國人會否面臨“糧荒”生存危機？
其五，山雨欲來，“禱告上蒼”不如問蒼生。經濟是什么？誰最后必須為這場危機“埋單”？難道還需要30年才能算明白嗎？
可見，要找這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既得利益集團”算帳，首先得算這筆大帳。一是外帳，最大得利者是美國。二是家務帳，最大得利者是資本和官僚階層，也就是“1%的家庭占有社會41.4%的財富”。三是實際支付經濟發展成本和代價的99%的“孩奴”、“房奴”和“菜奴”們。而吳敬璉老先生似乎只盯住政府里“關聯隊伍中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并在繼續為爭取資本的市場權益而“吶喊”，這個經濟賬是不是算得太“結構失衡”了？如果中國主流精英經濟學家沒人去算國家權益帳和民生經濟帳，又怎么能動員起99%的“公民”一道吶喊著“去推動改革、去監督政府”呢？或者說，在主流經濟學家眼里，99%的“非既得利益者”就不算“公民”。就像在所謂的“國進民退”討價還價里，這個“民”只是指有私人資本階層的“公民”一樣。如果真的是這樣，還不如開個“既得利益集團”閉門會議，悄悄調整一下“內部股權比例”，又何必拿為中國“禱告”大造聲勢呢？
若把中國交給一個不受政府主導和控制的市場，把中國市場交給國際行業巨頭和華爾街資本寡頭自由圈地乃至全面掌控，恐怕非但現體制下的政府很難答應，而即便假設政府能夠妥協退讓，13億中國人民也絕不會答應。特別是“非既得利益”的中國99%家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更不會答應。叫壟斷資本主義也好，叫自由資本主義也好，叫官僚資本主義也好，叫權貴資本主義也好，99%的中國人也都是不會接受的。因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所有的土樣資本主義，都不是真正給中國人民造福的資本主義。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后的那段有中國特點的資本主義，盡管有過議會有過總統，有關沒有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結果又怎樣呢？中國人還不見得全都選擇性失憶了，連社會主義新中國是怎么來的都忘記了。
而中國當下面臨的危機，首先還是國家民族權益和經濟安全的危機。其次是社會資源財富私人占有和國民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危機，是民生不堪重負的危機，是99%的中國人已經快到忍耐臨界點的危機。但在內憂外患之際，同舟共濟，共克時艱，99%的中國人還是會首先依賴于于政府，并會自覺團結支持在政府的周圍。因為最起碼從法律上講，現體制下的政府還是中國人民的政府。體恤民生的政治遠見，反腐倡廉的政風自新，發展方式的徹底轉型，也必然是在廣大人民的期待與監督之中。一個強大統一的中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人民政府，本身就是13億中國人民最堅實的依靠。歷史也將會證明，中國人民的政府，一定會是順應廣大中國人民意愿的政府，而絕不會屈從于私資本特別是國際私人資本的要挾和緊逼。
【10】茅于軾：政策應幫窮人 而不是中等收入者（節選）
據每日經濟新聞2010年6月17日報道，最近部分省市上調最低工資、加強高收入人群的個稅征收管理、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密集調研，種種跡象顯露出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年內破題。如何讓普通民眾分享到改革開放30年經濟發展的成果？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漸次消弭收入分配格局里的鴻溝？近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先生，以釋疑收入分配改革中的諸多困局。
茅于軾：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較，我們的相關統計是不是可靠，這很難說。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大家能達成一致，那就是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來源主要是城鄉差距。從各方面都能看出來，農村人口平均收入跟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相差好幾倍。
我國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就是市場造成的，計劃經濟的時候，沒有這么大的收入差距；其次是非市場的原因，包括貪污、腐敗、走私、販毒等各式各樣的犯罪，這些在國內都是非常突出的問題。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問題很嚴重，由于不正當的手段得到的灰色收入，這是構成收入差距的一個方面，但是這個究竟有多少，是無法統計的。人家不會告訴你，他貪污拿了多少錢。其他國家的市場比較完善，我們國家市場有許多的特權在里面起作用，還有國企的壟斷，這些非市場因素造成收入差距拉大。
NBD：在改革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中，政府該如何調整各利益方？
茅于軾：政府能做的就是征稅，還有公共財政。現在中國的公共財政也有很大問題，中國的錢不是用來幫助最窮的人，而是用來幫助所謂的中低收入者。而在我看來，用老百姓交的錢來幫助中低收入者，實際上是幫助中等收入者，幫助他們來提高收入，最窮的人根本享受不上。所以說，收入差距現在擴大，政府的公共政策有問題，特別是住房問題。有很多公共政策只幫助了中等收入的人，這是不合理的。大家幫大家，不是大家幫窮人，這是錯誤的。我們現在缺乏一個公共討論的平臺，有這樣的平臺才能夠有效地比較不同的看法。
【11】茅于軾：六十年憂思及展望（節選）
今天，在這一新時代的當口，我最為關心的是，以后的三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將是怎樣的一個狀態？我認為這個問題，兼具理論和現實雙重意義。建國后的這六十周年，很明顯地分成兩個階段，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雖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但前三十年因為搞了個階級斗爭，經濟上一塌糊涂。后三十年，我們采取了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手段，社會面貌得到了根本性改觀。首先要說，市場經濟制度是一個很成熟的制度，它首先是在民主國家發生的，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開始在一個什么樣的起點之上呢？是在后三十年的初始，后半段的這三十年，和前三十年是完全不同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先鋒隊就是共產黨，那么，專政下的市場經濟，有沒有可持續性，能不能長此以往、持久不變？全球還沒有一個專政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獨一無二。
我對此的看法是，一個社會要想穩定，需要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從鄧小平迄今的三十年，中國的精英治國趨勢越來越明顯，政府官員、公務員，差不多都已是大學以上文化水平，而且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官員越來越多，從國外深造歸來進入國家管理崗位的也越來越多。這滿足了我所謂的第一個條件。但是，精英治國并非意味著永遠不會出問題。一旦國家發生革命性狀況，精英分子必然讓位給手里有槍桿子的人，但戰爭的精英，不是治理國家的精英。越來越走向精英治理的中國，仍然存在這樣一個風險：一旦發生革命性沖突、動亂，精英是不是要被迫讓位？
社會穩定的第二個條件，是實現國家治理的精英分子，優先考慮的必須是底層群眾的利益。如果精英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那么，這個社會是靠不住的。說明白點，如果精英勾搭起來，形成利益集團，以自己或自己小集團的利益為優先考慮，那么這個國家和社會是危險的，而這種苗頭，在現今中國，已經出現并日成規模，這是我很感憂慮的事情。而這個問題，是關系到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市場經濟能不能繼續下去的核心因素。如果黨能夠控制住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不讓他們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群眾利益之上，或者，妥善安排出一種制度，使得這些利益集團之間能夠實現相互制約，進而達到能夠充分考慮底層群眾利益之目的，那么，穩定與持續是沒有問題的，否則，不好說。
抗戰勝利后，大家都能吃飽飯了，也能吃上點肉了，卻開始迎來持續三十年的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這三十年里，吃飯住房都成問題。后三十年，中國的變革是空前的。從中國到外國，從歷史到現實，是突飛猛進、奇跡不斷的三十年。現在我們與全球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相比都不弱，小康社會這個目標，在我看來，差不多已經實現了。這是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發展。這當然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需要一個解釋：為什么中國成功了？世界上窮國多得是，為什么他們沒成功？中國現在是市場經濟，全世界市場經濟國家很多啊，為什么惟獨中國成功了呢？
我覺得，根本的原因是中國采納了一個市場的制度，而這個市場制度是以交換為特征的。現在我們財富這么多，不是因為勞動多了，而是交換多了。而且，中國是一個專政的市場經濟國家，他們都是民主的市場經濟國家。專政的市場經濟與民主的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呢？專政情況下，國家可以動用巨大力量集中解決一些問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問題，通過市場手段也是可以解決的，但需要很長時間，五六十年，八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搞起來，而我們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就搞成了。這就是專政的力量。反觀印度，是一個民主的國家，也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但它的公共設施簡直糟透了。
還要提及的是，這些年，共產黨保持了一個穩定的貨幣政策，中間除了1994年有個短暫波動外，整體看來，人民幣甚至比美金還要穩定。有些人說，專政不好。確實，現在看來，專政的弊端日漸突出，但大家也要客觀地承認專政有它的好處。我想，大家也不用拿“威權、中央集權”來替代“專政”這一說法，因為，我們憲法上明確寫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曾先后幾次提議，要將專政這一提法改一下，但一直沒改。看起來，專政還是要繼續下去。
【12】茅于軾：社會要成功轉型，只有靠精英（節選）
一種轉型能夠成功，恐怕不是靠大眾。我覺得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但是這些精英必須是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一個穩定的社會，她一定是精英和大眾的結合。回過頭來看我們這個社會是什么樣的狀況？我們這個社會肯定是精英治理，但一些有權的人想的不是大眾的利益，他們憑借權勢可以左右司法，包庇壞人。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有一批人他對于問題并不很懂，但要發言。發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想解決這個問題，而可能是為了討好輿論，不懂就不要亂發議論。很多人還認為他是為了老百姓，是代表了大眾的利益的。實質是嘩眾取寵，圖虛名而已。
我們現在處于這樣的一種狀態，就是精英分子治理國家，并且共產黨治理國家總的說起來還是不錯的，因為改革30多年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個成績值得肯定。但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在變，產生的問題也越來越多，因此在轉型的時候，精英和大眾的關系怎么樣，各自起什么作用？這個問題非常復雜，我也沒有什么成熟的理論，但從世界的歷史來看，一種轉型能夠成功，恐怕不是靠大眾。比如英國的幾次成功的革命都是靠精英的，都是精英之間的協商，從國王和貴族的斗爭，國王和宗教的斗爭，都是上層階層妥協的結果。法國大革命是民眾專政，精英被民眾同化了，結果并不好。所以我覺得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但是這些精英必須是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
但是怎么實現？我認為有兩條能夠想像的路。第一條應該是能夠為大眾著想的精英分子不斷地努力，做一點算一點。第二條路是中國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條件，處于一個全世界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在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下，我們可以利用國際上自由民主的幫助，并且這個力量不可小看。我覺得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160多年的進步，其根源是由西方帶進來的。中國的儒家思想不能適應現代化的潮流，儒家思想中確實有些自由平等的思想，但始終沒有形成主流，所以我們進一步完成這個轉型還要靠西方。我們的經濟改革靠什么？靠的是西方理論。所以在國際環境非常好的情況下，我們一起努力，同時要尋找現在有權的精英分子接受改革的觀念，推進我們這個社會的良好轉型。
從以上資訊即可看出，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內外困局和亂局。要舉國同心共克時艱，就必須先分清里外查明亂源找出病根。顯然，這樣的局面不是一天煉成的。30年的市場經濟國際接軌之路，30年的出口導向型GDP增長模式，30年的“突飛猛進、奇跡不斷”，轉眼間就成了“出口導向政策錯了，我所能做的是吶喊。”那么，我們曾引以為傲的奇跡增長的財富究竟哪去了？兩筆大帳就算清了，出口積累的外匯儲備“借給”美國掉進“美元陷阱”了，國內分配部分則是“1%的家庭占有社會41.4%的財富”，還有一說是“0.4%的家庭占有社會70%的財富”。所以，才有了貧富分化和收入分配的內部危機。權且以“1%對41.4%“的保守比例來說，這“1%”的先富先貴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誰呢？只能是企業資本階層和政府官僚階層，或者是官商勾結“精英勾搭”的“利益集團”，而絕對不會是平民百姓“勞苦大眾”。那么，這個市場經濟的政策模式又是誰設計和“吶喊”出來的？除了市場經濟主流精英專家，還會是誰？這個政策模式又是誰在操作執行的？除了“精英治國”的官僚，又會是誰呢？可以百分之百保證的是，“勞苦大眾”既“對于問題并不很懂”，也沒有“吶喊”的資格和影響力，更不會有這樣的政策執行力。所以，也就必然且必須由他們來支付發展成本并承受財富分配不公的后果。
但精英們卻總能用“西方理論”證明“市場化”和“市場經濟”的萬能，并總能搶在第一時間為民請命為“窮人”代言，而且懂得“要靠西方”和“利用國際上自由民主的幫助”向中國政府施壓。
此時此刻，誰最內外交困左右為難？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政府。其一，平民百姓“勞苦大眾”在遭受分配不公民生之艱時，肯定首先要問責政府，而且也有權問責政府。更何況，中國的政府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府。其二，政府當然不能回避市場經濟“出口導向政策錯了”的執政責任，盡管是被人“吶喊”上道的。其三，政府的官僚隊伍階層的確有嚴重的權錢交易“精英勾搭”的腐敗現象，平民百姓“勞苦大眾”自然會怨聲載道，精英們借力打力也便很容易找到著力點。其四，既已承認“國際慣例”且已與“世界”接軌，就得接受“世界權威”對你的“市場經濟地位”資質的反復考驗和檢查認證，這種戰略上的被動局面是已經注定了的。其五，所謂“美元陷阱”和“對臺軍售”，戰術上的被動就更不用說了。其六，在經濟結構和貧富分化格局失衡之際，又有“利用國際上自由民主的幫助”的精英們的“吶喊”內應，美國的出手時機把握真可謂是“穩準狠”。或者說，這樣的局面，本來就是美國多年設計布局的結果。
維護國家民族權益，中國政府自然責無旁貸。但此時此刻，是依靠99%的平民百姓“勞苦大眾”呢，還是依靠1%的精英集團呢？又怎么才能真正平息民怨贏得99%的民心呢？這恐怕才是最根本的決定因素所在。自1840年以來的歷史證明，西方列強宰割中華魚肉中國貪婪之心始終不死。但他們真正懼怕的，不是中國的精英階層或官僚階層或民族資本階層，而恰恰是中國99%以上的平民百姓“勞苦大眾”。正因為此，美國借機拿人民幣匯率發難，企圖“蒸發”所欠中國的“國債”僅僅只是“順手牽羊”。人民中國，人民中國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才是美國及盟友們最抓狂的地方。或許，他們已經判定，現在是“過河拆橋”的時候了。對此，中國政府和尚有民族良知的官僚以及13億中國人民，不能不提高警惕。
【14】危機重重，誰在攪渾水？
如網聞博報小社員前面《尋源華夏華胥州》、《舞動中華文化采風錄》、《華夏尋根啟示錄》和《東瀛之鑒：資本法則下的“不戰而敗”》及《山雨欲來：吳敬璉吶喊引發危機問責》等“日出西邊/風動中國”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自15世紀“老歐洲”列強開始世界遠洋探險殖民掠奪，積斂世界資本市場法則體系的“原始資本”第一桶金，到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以至于薪火承傳到“新大陸”的美國華爾街，“資本為王，贏者通吃”，就始終是這個資本叢林世界的不變軍規。“少數西方國家富裕，大多數國家貧窮。少數人富貴，大多數人貧賤。”這也是資本市場叢林法則主導下，幾百年不變的世界等級格局和社會收入分配等級格局。自1840年以來，把中國完全納入這個幾百年不變的資本市場法則體系和世界等級格局，也是西方列強和世界資本寡頭集團幾百年的夙愿。這場美國對華“經濟戰爭”，對中國自身而言，本質上就是當年“鴉片戰爭”的繼續。包括“甲午戰爭”在內，按照資本法則與西方列強硬拼“陣地戰”，中國人從來就沒有過完勝的記錄。
而在中國國內，市場化，市場經濟，國際慣例，上流富貴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勞苦大眾”窮人階層，精英們正在一步步把中國導入西方幾百年不變的等級格局里。一會是仇富心態，一會是“國進民退”，一會是“權貴資本”，一會是城鄉差距，一會是行業差距，一會是政策應幫窮人而不是中等收入者，說到底就是灌輸社會等級格局概念和思維定勢，轉移矛盾焦點，挑動官民對立情緒，制造勞工階層內部矛盾，分化瓦解民間力量。
在“精英治國”和精英論政的視野里，網聞博報小社員自然是屬于“對于問題并不很懂”之列，但平民百姓“勞苦大眾”也懂得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果沒有洋資本和私人資本“尋租者”，官僚能和誰權錢交易又怎么“精英勾搭”？換句話講，官僚是怎么腐敗的？是誰幫著腐敗的？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資本不但每一個毛孔里都沾滿了血腥和骯臟，而且是當今所有社會腐敗與丑惡之源。中國今日的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最本質的還是資本家和勞工大眾的矛盾。社會財富分配差距與不公，首先是少數資本階層和廣大勞工階層之間的分配差距與不公。而這種階層等級的分配差距與不公，正是西方資本世界幾百年不變的固有格局，又豈是靠政府調節能夠抹平的。更不可能靠市場化和市場經濟解決問題，因為市場化本身就是問題。
財產原始分配格局決定財富流向，流程模式調控決定財富流速和收入分配，資本利潤最大化決定資源與勞工成本最小化，這才是市場經濟資本叢林等級體系的“財富分配等級定律”。中國社會的徹底市場化私有化和徹底資本主義化，只能使中國永遠淪為世界資本等級體系的等外底層窮國，使占中國人口總數99%以上的平民百姓“勞苦大眾”永遠淪為世界底層窮國的貧民。
轉移社會矛盾，分化瓦解民間力量，把中國徹底納入資本世界等級體系，這是美國及西方列強的期望，也是中國市場化精英們的真正目的。
【15】資本叢林法則體系，永遠是西方列強“主場”作戰穩操勝券
資本叢林，弱肉強食，贏者通吃。20世紀80年代，美國針對日元匯率的“廣場協議”，導致的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已經躊躇滿志“可以說不”的日本，就這樣“不戰而敗”且至今一蹶不振。對于華爾街的美國發動的經濟戰爭，對于日本和希臘及歐洲的“前車之鑒”，如果我們把金融戰法或者叫貨幣戰法，比作是資本法則體系下的“陣地戰”或“正規戰”，那么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肯定是占據絕對優勢的。但所有的人類戰爭，都是以人為主體，又以人的利益為歸宿的。那么，便都無一例外地要服從人類社會的最高道德法則。為多數人的公共利益而戰，為全人類的公共利益和最高道德理想價值而戰，這就是占據道德制高點的正義之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義的戰爭必勝，這也是人類歷史的證明。所以，如果以道德法則下的人民戰爭的思想來看待和應對經濟戰爭，便是回到了中國人的“主場”，美國的“陣地戰”絕對優勢就威風不再了。
“以日為師”或“以日為鑒”，最根本的還是在于爭取戰爭法則的切換主動權。而人民戰爭的傳國法寶運用，便首先要求中國的官僚階層必須回歸“人民公仆”的角色本位，要求中國社會必須回歸民族利益和絕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法則體系。否則，若完全接軌兼容在資本法則體系下，日本“不戰而敗”的覆轍，就肯定離中國不遠了。而一旦真的重蹈了日本的覆轍，那時內憂外患集中爆發的后果，將會使中國陷于分崩離析的悲慘深淵。
網聞博報小社員再次斷言，資本法則體系下的金融貨幣戰爭，美國絕對穩操勝券。道德法則體系下的人民經濟戰爭，則是中華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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