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張教授對“對市場持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凱恩斯主義是如此的恨之入骨，必欲“徹底埋藏”而后快。哪么，請問張教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為指導思想和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內容的，而被張大教授定義為“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應該如何處理呢？是否在“徹底埋葬”前，先應該把它燒成灰呢？或者，即使不燒成灰，至少，“不能讓再呆在憲法和黨章中”了吧？

2、張大教授在大作中搬出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但是，請張大教授還是稍微瀏覽一下鄧小平講話的原文吧，其中，正是被視為這次講話的核心內容的“三個有利于”，前面可是都加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喲。要是現在的中央接受張大教授的“建議”把國有股份，國家外匯儲備都分給個人，甚至“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政府完全不要干預。請問，世界上會有這樣的“社會主義”嗎？總設計師對中國經濟體制的大原則可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喲。

3、面對已經發展了幾百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要以剛剛從幾十年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基礎上轉型只有30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它完全自由競爭，張大教授卻要中國政府完全放棄保護、調控和支持民族經濟的責任，“完全由（國際）市場發揮作用”去“自由競爭”，不是明擺著讓一個才蹣跚學步的嬰兒在沒有任何技術幫助的情況下去和一個成年人去比賽百米沖刺嗎？筆者真不知張大教授是安的什么心。

4、如果毛澤東、周恩來也在建國初放棄組織經濟的責任，更不去搞什么“國民經濟恢復”和“一五計劃”，而是讓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鋼產量，連鐵釘、火柴都不能生產的中國經濟去和已經能生產汽車、火車、飛機的美英經濟去“自由競爭”。那么，中國恐怕到現在也只能給西方當經濟附庸，而且是最落后的經濟附庸——連印度都不如（因為印度不是共產黨掌權，美英等西方各國不但不會封鎖它，而且會支持它）。

5、筆者不知道張大教授為何對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勞動法》這么看不順眼。又為什么要急于為全世界都定了調的是“美國制造了的金融危機”去代表中國分擔責任？

6、在張大教授眼中，哈耶克主義比凱恩思主義要高明得多，比馬克思主義更是高明百倍——現在包括奧巴馬政府在內的西各國政府都錯了，再三表示要“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國政府則更是大錯特錯了。所以，張大教授要是再呆在這樣“死抱”“完全不相信市場”的馬克思主義者當權的國家，豈不“英雄無用武之地”——還是移民美國，最好是求哈耶克先生收下你作“關門弟子”吧！

     其實，按筆者和絕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觀點：這次的經濟危機與馬克思、列寧分析的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就是：正是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價值（利潤），一方面無止境地盲目擴張生產規模，一方面千方百計地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生產過剩危機。如果說有什么新特點的話，就是：資本家的總代表——美國政府為了緩和財富創造者（工人階級）和財富占有者（資本家階級）的矛盾，避免資本主義制度的總崩潰，而企圖利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創新”來誘使和欺騙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為他們提供廉價勞動力（大量廉價消費品和低利率的資本），從而，使他們能夠從中分出一部分來讓“本該買不起房的人”靠低利率的貸款買了房，不不該投資的項目（其中大部分是為中低層民眾服務的項目）上了馬。誰知，美國政府的這些本欲緩和和降低矛盾的措施，卻被比產業資本家更貪婪的華爾街金融資本家利用，作為為自己謀取更大暴利的工具而推至極端。最終，終于導致了全面危機的暴發。

附：原文章：張維迎 理解危機可能比簡單出對策更重要

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這是一句老話，但今天說起來更讓我們刻骨銘心。一年半前，中國企業家對中國經濟景氣的信心指數達到八年以來的最高點；即使到2008年初，企業家信心指數仍然處于八年以來的最高點骨之列。但到年底，這一信心指數掉到了八年來的最低點，而且遠低于過往八年的任何時候。中國經濟學家的信心指數也類似。不過，調查數據表明，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信心的滑坡比中國企業家早了一個季度。今天，無論中國企業家還是中國經濟學家，都很難再有一年前的樂觀情緒！

企業家信心指數的變化確實是中國經濟景氣變化的真實寫照。過去十二個月，中國工業增加值指數的變化有兩個主要特征。第一個特征，增長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業在同一時間犯了大錯誤；第二個特征，重工業的下滑速度遠大于輕工業，也就是生產資料行業的下滑遠遠大于消費資料行業的下滑。這兩個特征也是所有經濟蕭條時期的主要特征。應該說，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或者出現了增長的衰退。

中國經濟的變化是世界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盡管我們的問題出現得晚一些。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經濟什么時候能夠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說是V型，有人說是U型，也有人說是W型，最悲觀的說法是L型。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為什么會發生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大衰退？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問題是:這次危機是根源于市場的失敗，還是政府的失敗。換一句話說，究竟是“看不見的手”出了問題，還是“看得見的手”出了問題？對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導致了政策上的不同選擇。而且，不僅關系到我們的政策選擇，還關系到未來走向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也關系到經濟學的未來走向。

西方經濟學界一般把對市場的信仰劃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場經濟，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第二個層次是懷疑主義，搖擺不定，有時候信，有時候不信，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就是主張政府干預主義的經濟學；第三個層次是對市場經濟非常信仰，但是也認為，必要的時候，政府應該介入市場，這是芝加哥學派。弗里德曼就認為，經濟蕭條時期政府應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讓經濟走出低谷；第四個層次是對市場堅定不移，完全信仰，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但這一學派當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國。

有人把這次經濟危機歸結于市場失靈，特別是經濟自由化導致的結果。確實，危機出現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已經開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事實和邏輯分析表明，這次危機與其說是市場的失敗，倒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與其說是企業界人士太貪婪，不如說是主管貨幣的政府官員決策失誤。在我看來，這次危機也許是復活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機會。

重溫奧地利學派對大蕭條的解釋

讓我們回顧一下八十年前發生的那次大危機。這次危機發生的背景雖然與那次有所不同，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也確實有許多相似的特征:危機之前，一方面，技術創新，生產率提升，經濟高速增長，價格水平穩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銀行信貸持續擴張，流動性過剩，貸款利率低，固定資產投資強勁，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嚴重，似乎難以持續。1990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和1990年代后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都有類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場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有人預測到了嗎？有，有兩個人，而且只有兩個人，盡管他們沒有指出準確時間。這兩個人一個叫米塞斯，另一個叫哈耶克，他們都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領軍人物，哈耶克曾獲得過197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之所以能預測到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因為有一整套更為科學的商業周期理論。根據他們的理論，20年代美聯儲實行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貸規模膨脹，最后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危機、大蕭條。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利率過低會扭曲資源配置信號，企業家就開始投資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它們對利率的反應非常敏感。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股票市場泡沫會進一步助長固定資產投資熱潮，導致投資過度擴張。越來越大的投資需求導致原材料價格和工資的相應上漲，投資成本上升，最后證明原來的投資是無利可圖的。當政府沒有辦法如之前那樣繼續實行擴張性政策時，股票和地產泡沫破滅，原來的資金沉淀在不可變現的固定資產 （如廠房和地產）中，資金突然不足，投資項目紛紛下馬，大蕭條由此發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們看來，任何一個經濟中，人為造成的繁榮一定會伴隨一場大衰退。大繁榮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的理論也告訴我們，判斷經濟是否過熱，不能只看價格水平是否上漲，而主要應該看利率水平和信貸擴張。因為從信貸擴張到價格水平的上漲有一個時差，當等到通貨膨脹發生時，蕭條就已經到來！

與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凱恩斯認為，大蕭條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儲蓄太多，而企業對未來太悲觀，不愿意投資。

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造就了凱恩斯經濟學。在大危機之后的30年代，奧地利學派和凱恩斯主義都有可能成為經濟學的主流，但奧地利學派被邊緣化了，凱恩斯主義獲得了主流地位，統治了經濟世界幾十年，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人們所懷疑。為什么凱恩斯主義能夠成為主流？簡單的說就是，凱恩斯主義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論依據:需求不足，市場失靈，解決的辦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場，增加需求，從而使經濟從蕭條中走出來。而奧地利學派認為，蕭條是市場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釋放經濟中已經存在的問題，政府干預只能使問題更糟。事實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預（包括擴大公共投資、限制工資下調、貿易保護主義法律等），那次危機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所以，政府特別喜歡凱恩斯主義。當然，很多經濟學家也喜歡凱恩斯主義，因為，如果凱恩斯主義是對的，政府就會為經濟學家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如果說奧地利學派是對的，經濟學家在政府就沒事干了。因為他們主張不干預，市場會自身調整。經濟學家也是利益中人，凱恩斯主義能夠大行其道，我想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這個背景，我們看一下格林斯潘在1966年寫的 《黃金與經濟自由》一書中對1930年代那次經濟危機的解釋。他說:當商業活動發生輕度震蕩時，美聯儲印制更多的票據儲備，以防任何可能出現的銀行儲備短缺問題。美聯儲雖然獲得了勝利，但在此過程中，它幾乎摧毀了整個世界經濟，美聯儲在經濟體制中所創造的過量信用被股票市場吸收，從而刺激了投資行為，并產生了一場荒謬的繁榮。美聯儲曾試圖吸收那些多余的儲備，希望最終成功地壓制投資所帶來的繁榮，但太遲了，投機所帶來的不平衡極大地抑制了美聯儲的緊縮嘗試，并最終導致商業信心的喪失。結果，美國經濟崩潰了。

格林斯潘四十多年前對大蕭條的上述解釋與哈耶克八十年前的解釋如出一轍。遺憾的是，幾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為可能跟他批評的當年美聯儲的行為并沒有多大區別。當政者與在野者，其行為方式和立場觀點會是多么的不同啊！

這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

我們再看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次經濟危機。有沒有人預測過這次危機？其實也有。有一個叫彼得·席夫（PeterSchiff）的學者型投資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時候，就預測到次貸危機很快會發生，美國經濟會因此進入大蕭條、大崩潰的階段。同一年，國際清算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White)撰文認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將要發生。另外，美國米塞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KrassmirPetrov2004年就寫了一篇文章，將當時的中國經濟與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的情形進行對比后，預測2008年之后中國會出現大蕭條。這三位經濟學家都被認為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或其擁護者，他們分析經濟的理論框架來自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威廉·懷特認為，就分析當前全球經濟問題而言，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更為適用。當然，也有非奧地利學派的學者提出過類似的警告。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機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美聯儲實行持續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貸擴張，市場信號扭曲，原本不該借錢的人都開始借錢，原本不該買房子的人都開始買房子，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都開始投資，由此，房地產泡沫和股票泡沫急劇膨脹。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在低利率和房地產泡沫的誘惑下，不該借錢買房的人借錢買房，但它是導火線，不是經濟危機的根源。當利率信號被政府扭曲之后，無論金融資產還是實物資產，定價機制都失靈。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斷股票價格合理與否的合適指標，因為利潤本身是扭曲的。利潤之所以是扭曲的，因為產品價格扭曲。而這，與放松金融管制無關。

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貸款擔保。中國之所以愿意買幾千億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債券，把錢大方地借給它們，因為這是兩個政府擔保的機構。如果政府不做擔保，我們不會把錢借給它們。政府擔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擔心借款人的資信好壞和還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擔保之后也就開始放心借錢。這是政府政策導致的道德風險行為，也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這次危機與1929年的危機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那時的中國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但現在已今非昔比。這一點是我們理解今天的經濟危機必須要加進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國經濟就無法完整解釋這次危機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沒有辦法走出這次危機。

國際上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次危機是中國導致的。因為中國人不花錢就促使美國人花錢。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對的，正如我們不能把東南亞的經濟危機歸結于美國的債權人一樣。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思考，而不要僅僅停留在情緒化的反擊。中國的貿易順差對GDP的比例達到7%—8%；外匯儲備，1996年1000億，2001年2000億，2006年10000億，2008年達到了19500億。國際經濟體系當中，一國外匯儲備如此快速的上升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假如五年前危機爆發會像今天這么嚴重嗎？我想不會，美國人要想多花錢也花不了那么多，因為沒有人給他提供。如果我們的金融體制更自由一些，我們在五年前實現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升值就會給中國企業及時敲響警鐘，會讓我們的企業家注意提升自己的產品質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搞出口，我們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外貿順差，也不會有那么多的外匯儲備，中國的貨幣供給增長也就不會那么快，投資規模也就不會那么大，即使美國經濟出問題了，我們自己面臨的困難也不會這么大！

經濟危機一定是多方面行為的結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責任，這兩方面離開任何一方也不行。根本的問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的行為方式。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困難，與其說是美國金融體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說是中國金融體制太不自由而放大的。無論哪方面，都與“看得見的手”的失誤有關。

政府救市，還是自由調整

經濟出了問題，人們通常會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認為自己責無旁貸。

讓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有沒有可能呢？我抱懷疑態度。1929年危機為什么拖了那么長時間？就是因為危機開始后政府干預太多了。現在有人講是羅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國經濟，其實羅斯福沒有多少新政，羅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開始實施了。現有的大量證據證明，美國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資，提高關稅，限制工資的調整，都是在羅斯福上任之前進行的，所以導致了失敗。根據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研究，正是政府的救市措施延緩了市場的自身調整，使蕭條持續了更長時間。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敗也說明了這一點，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資并沒有把日本從蕭條中解救出來。

我們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會有短期效果。但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是什么？是市場自身的調整，政府救市的結果可能延緩市場的調整。打一個比方，現在的經濟就像一個吸毒病人，醫生給吸毒病人開的藥方卻是嗎啡，最后的結果可能會使問題更嚴重。這叫 “飲鴆止渴”。過度的投資，可能用不了多久，經濟又會掉下來，而且，可能會掉得更慘。

以房地產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產市場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規定，讓市場更好地發揮作用，但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該掉到什么價位就掉到什么價位，政府不應該干預。如果現在政府老想托市，本來一平米應該是5000塊，如果我們非要維持在6000塊，看起來掉不下去，但始終沒有人買房，房地產市場不可能發展。反之，如果我們讓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產市場會很快活躍起來。不僅是房地產，在所有的行業，都是同一個道理。

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不僅扭曲了市場的懲罰機制，延緩了結構調整，而且常常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因為政府只解決大問題不解決小問題。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業界自救的積極性，導致更多的投資失誤和更多的壞賬。政府投入的資金越多，資金越短缺。而這正是中國經濟的老大難問題。

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既然我們認為危機是由于美國人的過度消費和中國人過度投資引起的，怎么又可能通過進一步刺激消費和投資解決危機呢？

有人說中國人只賺錢不花錢，儲蓄率太高。但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家庭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從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沒有大的變化；中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遠低于印度的22%。當然，中國的儲蓄率確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儲蓄率太高。企業儲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國有企業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資？因為對他們而言，賺了錢不需要分紅，不需要交給政府和家庭，資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負的（如果預期花不完的錢將來會被上收的話），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無效的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卻沒錢花。這才是中國的現實。

中國統計年鑒分別計算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一些評論家也經常引用這個數據。但這個統計數據很讓人費解。如果按這個統計數據對過去三十年的GDP增長做個回歸，我們發現，“消費貢獻率”和“出口貢獻率”與GDP的增長率負相關，只有“投資貢獻率”與GDP增長率正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率”越大，GDP增長越低；投資的“貢獻率”越大，GDP的增長率越高。那么，為了GDP的增長，我們究竟應該是刺激消費、刺激出口還是刺激投資？

這個問題說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發展經濟，我們早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并沒有告訴我們怎樣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國經濟有了新飛躍。為什么？因為鄧小平擴大了個人選擇的自由，個人有了創業機會，可以經商做企業，經濟自然就開始增長。這個思想對我們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儲蓄看成罪惡。這可能是最好的選擇。讓居民增加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收入增長，收入增長了，消費自然就會提高。

盡早盡快地釋放民間活力

基于上述觀點，我想提幾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進一步實現市場化的改革，解放生產力。只有市場化的改革，打破壟斷，全面放開市場準入，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讓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進行自由、平等的競爭，才有可能釋放中國經濟的活力，讓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要刺激投資的話，主要應該刺激民營企業的投資，而不是刺激國有企業的無效率投資。

第二，進一步實行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匯率市場化改革。如果我們早幾年實行匯率改革的話，危機可能不會那么嚴重。反過來說，如果不改，我們很難走出低谷。匯率的改革其實在1997年的時候就準備開始，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們變得過分謹慎，認為外匯儲備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繼續前進，一拖就是十幾年。現在看來，過多的外匯儲備和過少的外匯儲備一樣有害。

第三，推進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判斷一個政策的好壞，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這個政策的效果。我們說一個政策不好，就是這個政策的效果與目標背道而馳。勞動合同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上的，也有對企業文化的傷害。現在，企業管人越來越難管了，又要變成過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搗亂的”。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第四，國家財富向國民轉讓。經濟學是研究國民財富的（wealthofnation），而不是研究國家財富的（wealthofstate）。我們國家，現在有太多的財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國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這次危機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

首先，要考慮實行減稅，特別是增值稅，英國已經降到15%了，中國也要降。我不主張搞歧視性的優惠和優待，因為那樣只能導致腐敗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減稅不是簡單的收入再分配問題，而是通過調動創業積極性增加國民財富總量的問題。稅率降低了，政府的總收入反倒可能增加。

其次，應將國有企業股票一部分分給老百姓。陳志武、謝國忠等人曾提出過類似建議，我很贊成。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回一部分分給老百姓。現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業的資產價值是15萬億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們拿出40%就是6萬億，老百姓持有資本收入，等于給他一個會下蛋的母雞，而不是只給一個雞蛋。如果省級和市級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業的股份一部分分給當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財富效應，有助于增加消費。這樣做不會影響政府的控制權，因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東。這樣做也不會導致俄羅斯證券私有化所引起的財富分配不公，因為分在手的股票是有市場價碼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數人廉價收購。相反，我們可以利用國有股的分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據收入水平來分配財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農村人給2份，城里人給1份；富人給1份，窮人給2份。當然，具體的操作程序還要仔細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說，現在這個時候，應該拿出國家財富的一部分給老百姓。短期來講，這可以帶來財富效應，刺激消費，因為人們有了財產才敢消費；長期來講，可以降低國家和政府的經營壓力，可以大大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危機與大國崛起

我還想強調，企業自身也要進行調整。該破的破，該賣的賣。這樣的話，危機之后，經過產業整合，可以出現規模較大、國際競爭力較強的大企業。我相信，這次危機后，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會使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

企業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沒有核心能力，這次危機逃過去，下次還會出問題。我在調查中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國外一些大企業，OEM不是直接交給中國企業，而是通過中間商轉包。為什么？中國企業的信息化太差，交給它制造的東西沒有辦法監控。如果我們中國的企業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會更信任，很多單子就會直接交給我們去做。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但是關系到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當然，最終還是要有自主品牌。這次危機當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業遇到的困難就比沒有品牌完全OEM的企業要小。我想這也是一個教訓。

我們也不必那么悲觀。中國經濟的潛力還遠沒有釋放出來。1929年大危機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也許這一次大蕭條，就是中國的機會。1929年之前，英國是經濟強國，英鎊是國際儲備貨幣，但英國是債務國，美國借錢給英國，因為英國要維持它的帝國只好從美國借錢。今天，美國是經濟強國，中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借錢給美國。也許1929年危機之后世界格局的變化能夠在2009年危機之后再次出現。再過幾十年，中國也許會取代美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這次危機對于中國可能也是一個好的機會。所有大國的崛起都是某種機會造就的。

當然，這需要我們自己努力，需要我們繼續推進市場化方向的改革！

（本文根據作者2009年2月8日在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的演講修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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