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收入水平，強化消費能力，是中國經濟走出危機的唯一途徑
　　田忠國

　　一位老工人說，他下日本窯的時候，由于日本人給的錢少，他住的地方，有一家賣吃食的小雜貨店，每次在發錢后的十來天內，就生意興隆，但是，超過十天，大家沒錢了，不敢吃飽了，那家小雜貨店就生意慘淡，以至于最后幾天幾乎沒生意，處于半關門狀態。由此可知，中國的經濟危機，說是東西造得多，賣不出去，這是放屁，因為，東西造得多，本質上不是東西多，而是錢少。錢多了，和造出的東西平衡了，還會發生經濟危機？如果錢和東西相對平衡了還發生經濟危機，就說他娘的屁話——現在的問題是窮的窮，富的富，窮的，一日三餐不見菜，富的，一頓飯就夠一個家庭吃一年的。三十年前為什么不會這樣？有人說當時的經濟政策好，不是這樣的，當然，這與經濟政策有關，但關鍵問題是老百姓有權，比如說，有個當官的大魚大肉的吃了，要讓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就有權問他，你的錢從哪里來的？正當不正當？正當，你吃就是，如果不正當，對不起，你拿多少退多少。現在要和那時那樣，老百姓有權，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有人說問題不好解決，不是不好解決，是不愿解決，懂么，不愿解決。愿意解決，把權交給老百姓，什么問題都好解決了。知道么，現在的問題關鍵是老百姓要有一個權字——一位識字但不會寫字的老工人的政治經濟學，代前言。
　　多日不談經濟。不談的原因不是沒話說，而是說了白說，加之某些高官亂政，比如，中央出臺提高民眾收入的政策，他那里以保就業為名，降低民眾收入水平；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可以以保穩定為名，隨意出臺不對貪腐人員拘捕的禁令，解構中央正確決策。面對一個官員可以隨意亂政，但又沒有民眾問責機制的時代，我還能說什么呢？
　　但是，當我讀到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員郭振英先生“就業問題需要分析，大學生要保證就業率在70%以上，剩下的30%有的回到農村老家，還有地種。部隊每年有大約20萬的復員軍人，大多是農民，回去還是種地。現在對工作三個月以上的農民工都實行低保待遇，國企基本沒有裁員，民企比較多，但只要做好工作社會矛盾不會激化。”這樣幾句話之后，真的坐不住了，因為郭先生是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啊。我寧可小看總理副總理，也不愿意小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員這一職務，因為，總理副總理的決策源自于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影響巨大。
　　郭先生說，有地種，不會亂，但真的會這樣么？如果是這樣，也就是有地種，就不會亂，中國歷史上就不會發生那么多次農民起義了。我認為，還是國家商務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于培偉　先生說得實在，故錄于此：“外部沒需求了，制定政策也沒有用，還是要靠內需。但刺激內需需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小平同志講過，重要的問題是調整收入分配，解決分配的問題并不比發展容易。要用多種途徑和手段來解決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縮小貧富差別。”
　　也就是說，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一要靠內需，靠內需就不能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這就是第二個關鍵問題所在。第三個問題是，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就得限止自由掠奪式的發展模式，這是一，也就是對內的，對外呢，出口就不能退稅了。出口退稅，說白了就是拿全國民眾的錢，補貼外國消費者。
　　張宏良　先生在“中國經濟的莊園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文中說：“最讓中國老百姓悲憤莫名的是，美國在白白享用中國財富的同時，反倒責怪是中國的慷慨大方導致了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是中國人生產了商品不消費不享用，自己守著貧困卻把商品源源不斷送往美國，造成了美國人的透支習慣，最終引發了金融危機，所以中國人要對危機承擔責任。聽到這個論調，中國人上吊的心都有，可是更讓中國人羞憤不已的是，中國的官員、學者和媒體居然義正詞嚴地反駁美國說，我們白送白給并不是造成美國金融危機的原因，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白送，而是美國自己消化不良。”由此可知，中國的官員、學者和媒體從業者有多少賣國者。
　　這樣說賣國者肯定說，我這是污陷他們，但是，如果他們搞清楚了國家概念后，大概就清楚自己確實是賣國者了。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他們，怨咱老百姓，誰讓咱沒有教給他們什么是國家概念的呢。但是，現在我在“分清國家概念，捍衛人民利益”一文中明確了國家概念（原文地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1/67347.html），為政者和專家學者們不妨讀一下，以免今后賣國時還自得其樂，到處張揚自己的賣國成績和賣國的研究成果。我在“分清國家概念，捍衛人民利益”一文回復網友的話，也一并抄錄于此：
　　“一個社會全體成員的家，叫國。損害民眾利益就是損害國家利益，同樣，損害國家利益就是損害民眾利益，對于這一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另外，國家和政府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民大眾的家，后者是為人民大眾管理家務的管家，這就是古人說“君輕民重”的根本原因。”
　　提高收入水平，強化消費能力，是中國經濟走出危機的唯一途徑，這個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大家各說各話，愁眉不展，其實，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一位年近八十，識字但不會寫字的老工人，卻拿出了最佳解決方案：
　　“三十年前為什么不會這樣？有人說當時的經濟政策好，不是這樣的，當然，這與經濟政策有關，但關鍵問題是老百姓有權，比如說，有個當官的大魚大肉的吃了，要讓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就有權問他，你的錢從哪里來的？正當不正當？正當，你吃就是，如果不正當，對不起，你拿多少退多少。現在要和那時那樣，老百姓有權，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有人說問題不好解決，不是不好解決，是不愿解決，懂么，不愿解決。愿意解決，把權交給老百姓，什么問題都好解決了。知道么，現在的問題關鍵是老百姓要有一個權字——”
　　一位叫安宜生的先生，有篇文章叫“烏有之鄉倡議的要害是鼓吹邪教”，和胡星斗先生一唱一和，極盡反毛污毛、反對人民群眾呼喚公平正義之能事，并如是說：“‘烏有之鄉’如今是中國影響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為文革、四人幫平反的集團，其網站上鋪天蓋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論，沒有見過一篇正面闡述改革開放的文章。”烏有之鄉的這種反政府本性完全是傳承了毛澤東“造反有理”的理論和實踐，他們崇拜毛澤東，不單是因為他是開國元勛，而且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要造所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要反潮流，要奪權。”可見此君之弱智。
　　為什么這樣說呢？一、一位識字但不會寫字，年近八十的老工人都關心改革，并說了極好的建議，怎么能污說“其網站上鋪天蓋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論”（指‘烏有之鄉’）呢？二、批評改革并不一定是反改革，因為，批評壞的、不好的、錯誤的改革是為了更好的改革，這是基本常識。因為，人類就是在發現問題、批評問題、改正問題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如果連這個人類發展的基本常識都不懂，其見解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維護人民利益，反對錯誤改革，比如說郭京毅類官員用制度門賣國的改革，不正是“正面闡述改革開放的文章”么？反掉郭京毅類官員的壞改革、賣國的改革，才有中國的好改革，　安　先生連如此淺顯的道理都不懂，怎么能思考問題呢？再則，如果按照　安　先生的思維邏輯，中央、中紀委、國務院，共同決定雙軌郭京毅，豈不是更反改革了？
　　面對右翼腦殘者、面對危機正在加深的現實，中國在右翼腦殘者的努力助推下，或許新的災難離我們已然不遠。但是，中國是十三億中國人民共同的家啊，你們怎么可以那樣摧殘中國人民共同的家呢？
　　2009年1月25日　星期日
　　（http://www.dajun.com.cn/wenji090124.htm。烏有之鄉倡議的要害是鼓吹邪教 ——讀胡星斗《反思人禍教訓》安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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