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跑餓飯了：毛澤東才能給范美忠以出路

作者 蘇杜　　

時間 2008-06-20　　

（本文大意：“挺范”是機會，聲討以“劃右派方式迫害一個公民”，“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無形的古拉格群島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才是“本質”。“挺范派”將根子挖到“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時代”是好事。“民主”“自由”“人權”一直是右派反共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旗子，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主戰場。毛澤東論民主、自由與人權。毛澤東論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著名公式。知識分子必須為工農大眾服務，與工農大眾相結合。中國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出路，也是整個中國的出路。）　　

盡管“教育部取消范美忠教師資格”的“謠言跑到了真相前面”，盡管對凱迪社區6月16日最早發出的、鳳凰網友“朱光兵14日晚8時許電話記錄”的、《新快報》記者陳楊15日晚8時許“電話聯系上事件主角范美忠和光亞學校卿校長獲悉”的這一“最新消息”稍有常識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子虛烏有，盡管“御筆欽點”、“世上不智之行莫過于此”的義憤有點仰面唾天不知所終，這一切并沒有擋住舒圣祥在《瀟湘晨報》上，葉志軍在《中國青年報》上，“三刀柔情”在《楊子晚報》上，王文琦在《廣州日報》上、東方早報評論員袁幼鳴以及資深媒體人“五岳散人”接連在荊楚網上，相繼發文為“范美忠因言獲罪”大鳴不平。他們需要這樣的“罪證”，這有助于將“挺范”引向深入。他們為了發表自己的見解，可以不計范美忠根本就沒有什么教師資格證書以及他壓根就對它萬分不屑的事實，也可以不計中國的“民辦學校”可以像中國其他“民營企業”一樣，并不需要什么機構的批準就可以隨時隨地地“辭退”“解聘”“開除”它的員工的事實，更可以不計中國尚有千百萬大學畢業生壓根就無聘可解的事實，他們致力于深挖“道德大棒殺人”的根子而無需顧及其它。在這種“一心一意抓發展”式的“一心一意”中，有的說，“任何人都有可能發表錯誤的觀點，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充分辯論的機會，而只有強權干預的結論”（長平），有的說，“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壓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質，這類似于以‘劃右派’方式迫害一個公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無形的古拉格群島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以‘劃右派’方式處罰范美忠讓‘倒范派’獲得一時之快，卻根本無助道德提升，相反將導致道德水準下降。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道德通貨膨脹現象屢見不鮮。一番幻覺之后，道德通貨膨脹只讓‘道德家’獲益，他們的道德大棍更有用武之地――這是六成強‘倒范派’亦需提防的，當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們頭上。”（袁幼鳴），有的說，“在某一件事上，只有一個聲音是可怕的，我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代，也深知其嚴重后果”（王文琦）。問題的訣竅就在這里，“挺范”是個機會，挖“強權干預”，挖“劃右派”，挖“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時代”，讓人們“當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們頭上”，才是實質。　　

“倒范派”對這樣的言論是氣憤的，但僅僅是憤怒是無濟于事的。應當看到，將根子挖到“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時代”，挖到“劃右派”，挖到“強權干預”并不完全是壞事，它還是好事。不將根子挖到“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時代”，挖到“劃右派”，挖到“強權干預”，人們，國人與世人，尤其青年朋友們，也許還看不清前30年與后30年到底有著怎樣的一脈相承，看不清前30年與后30年到底有著怎樣的截然不同，看不清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末，前30年與后30年，有些什么事情是一脈相承的呢？又有些什么截然不同呢？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出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以下，予以分別說明。　　

先說一脈相承。在“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所謂的“普世理念”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斗爭就是一脈相承的；在這些所謂“普世理念”上的不同立場，將無產階級左派與資產階級右派劃分得涇渭分明也是一脈相承的。50多年前，資產階級右派就是打著這些旗號，向共產黨領導、向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發起猖狂進攻的，甚至，那場進攻的口號與如今的資產階級右派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同樣是取消共產黨一黨專政、要求軍隊國家化。愿意弄得更明白一點的青年朋友，可以查閱1957年春天的《文匯報》《新民報》《光明日報》，看看它們在向共產黨進攻的時候，是不是這么回事。要說有什么不同的話，也是有的，50多年前的進攻，是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偽飾下進行的，50多年后，這種進攻的偽飾大家都明白，就是“改革開放”。“劃右派”也是有的，不僅有，而且還很分明，分明的標準就是擁護共產黨領導還是反對共產黨領導，是擁護社會主義道路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擁護共產黨領導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就是無產階級左派，反對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的，就是資產階級右派。這一條分水之嶺，前三十年是，后三十年也是，一脈相承，江山依舊。擁護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的，網壇上就被稱為“小左”；反對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道路的，網壇上就自號為“小右”，這不是70后、80后、90后都很熟知的嗎？還有一點截然不同不可不提及，50多年前《文匯報》《新民報》《光明日報》這些所謂“知識分子報紙”的資產階級方向，及時受到了批判，得到了糾正，只延續了幾個月的時間，而現在，一些打著“改革開放”旗號，甚至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報刊，其資產階級方向卻堅持幾年、十幾年而未受任何觸動，任憑其在教育領域、文化領域、思想領域，整個意識形態領域里恣意對年青一代進行“人奶教育”，享受著“劃時代”的“寬容”“包容”，其代表人物享受著特別的政治待遇與社會地位。　　

50多年前，《文匯報》等報刊的資產階級方向及時得到了批判與糾正，這就是長平君的“強權干預”。當其時，有人要共產黨下臺，有人不要社會主義道路，有人要人民軍隊也去聽他的指揮，共產黨焉能不加以“干預”？難道聽憑資產階級右派主張得呈，其政黨堂皇上臺，其代表人物復辟嗎？即便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不加以“干預”，工農大眾也是要加以干預的。他們的父兄姐妹，犧牲了幾千萬生命，為之奮斗了幾十年，豈容葬送在一個“領導集體”之手中？在這個問題上，的確如王文琦君所言，“只有一個聲音”，沒有第二個聲音，王君責為“可怕”，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們曾經經歷過的時代”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不像今天，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有第二個、第三個聲音，是讓王文琦君感到比較“可愛”的一個時代。　　

但是，有必要說明，這種“強權干預”，不是斯大林式的，也不是后來的“不爭論”、“穩定壓倒一切”，而是用民主的方法，討論的方法，辯論的方法來干預，來解決的。打著為共產黨整風的旗號要共產黨下臺，要共產黨取消人民民主專政，要軍隊國家化，要實行西方兩黨制，要走實際上走不通的資本主義道路，不僅主張，而且策劃于密室，點火于基層進行組織行動的，只是很少的個別人。這些個別人的問題，是敵我矛盾，好解決，取消他們的言論自由就可以了，但是，對于大部分知識分子來說，以為馬克思主義不對，以為共產黨專制，以為社會主義道路不好，喜歡西方民主，迷信西方自由，還是人民內部思想認識上的問題，而且是一個相當普遍的認識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人有責任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有責任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民主、自由觀。當其時，毛澤東正是這樣做的。　　

毛澤東說，民主，自由，是有的，但是，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　　

毫無疑問，這些道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仍然有著十分明顯的現實意義。我的視野有限，我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分子，僅就我個人的視野看來，在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所謂“普世理念”上，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像毛澤東這樣講得分明、本質、透徹，沒有一個人能像毛澤東這樣能為一般民眾提供一個可以從心底佩服的理念。有人不分清紅皂白地統稱“民主是個好東西”，有人界線不明地頌之為“人類共同精神財富”，但世人、國人一看美國飛來飛去的精確制導導彈，滅了一國又一國，西方民主只是西方人士的“好東西”，西方民主人士笑容很迷人，但決不允許共產主義成為“第二種聲音”。　　

毛澤東不僅未曾在國與國之際用導彈來推行本階級的民主、自由理念，在國內，也沒有強迫人們來接受。他說，我們是主張有領導的自由、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但這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他反復地在多種會議上說，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滅宗教，不能強制人們不信教。不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不能強制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當然，人民為了有效地進行生產、進行學習和有秩序地過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產的領導者、文化教育機關的領導者發布各種適當的帶強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這種行政命令，社會秩序就無法維持，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這同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為著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毛澤東的這一主張，與某人的“不爭論”，“穩定壓倒一切”，可以說是天淵之別，劃時代之別。　　

毛澤東還將這種方法概括為一個公式，就是著名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這個公式是說，在解決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問題時，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毛澤東根據歷史的經驗，強調首先需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他說，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的愿望，一斗爭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么黨的團結？毛澤東說，我們的經驗，我們的公式就是：團結——批評——團結，或者說，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個公式，現在不用了，代之以動輒“抓政治謠言”。　　

毛澤東還從思想斗爭的另一角度說明了“團結—批評---團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確與必要。他說，思想斗爭同其他的斗爭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以前的例子不多說了，最現在的例子就是郭松民。郭松民寫過自己感覺不錯、朋友也很稱贊的文章，網壇上小有名氣，但是這些文章是在小圈子里欣賞的，是在溫室里培養的，上不得戰場，遇到本不為意的“范跑跑”，反而打了敗仗。所以，我覺得，毛澤東所說的意見很有生命力，很有現實的教育意義。要知道，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國人都忙于搞震救災，誰會想到跑出一個“范跑跑”來？誰又會想到“挺范派”越挺越勇，還將“挺范”引申到“我們曾經經歷過的那個時代”？所以，我們不應當希圖用壓制的辦法不讓“范跑跑”跑出來，不讓鳳凰網為他搭臺，不讓一幫“騷貨”幫臺，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希望這也成為《烏有之鄉》提倡的一種戰斗風格。　　

這方面，還是毛澤東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典型的榜樣。有人挑戰說，馬克思主義是你們事業的指導思想，對它能不能批評呢？毛澤東并沒有跳起來，他說，怎么不能批評呢？馬克思主義不能批評，不讓批評，那它就不是真理了，事實上，唯心主義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抱著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不愿意改變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絕不搞“不爭論”，事實上，也從來沒有過只有馬克思主義、沒有其它“聲音”的時代。　　

如果再拿以毛澤東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來說，那就更為典型些。30多年來，毛澤東思想天天在挨批，甚至毛澤東本人都受到了比“范跑跑”嚴重得多的誣陷、咒罵與人身攻擊，而且他本人也去世30多年，沒有辦法再起來為自己做半句申辯，但這是不是就將毛澤東思想批倒了呢，沒有人理它了呢？有人說現在的“理論不再包括毛澤東思想”了，是不是毛澤東思想就從中國、從地球上消失了呢？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毛澤東思想者，我正好“旁觀者清”，我看是毛澤東思想并沒有從中國、從地球上消失，相反，它還很有生命力，還不是一個決議兩決議就能將它“不包括”的。從一些文件上將它刪掉是容易的，也很“強權”，但是管用嗎？我看不管用。毛澤東對“誰勝誰負”論斷，過去50多年了，現在來看，是不是為歷史所證實了呢？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勢力是不是在按照它們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呢？國內的資產階級勢力是不是也在按照它們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呢？我看是的。這不必從更為著名的李銳、謝韜、辛子陵的言論中得到證實，我開頭所引諸君的“挺范”，也是很合適的明證。　　

在開頭諸君的“挺范”中，我尤以為袁幼鳴君的“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壓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質，這類似于以‘劃右派’方式迫害一個公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無形的古拉格群島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的這段話最為出色。對于袁幼鳴君的這段話，許多人大概讀了一遍，沒有多想，稀里糊涂地過去了，根本就沒有弄明白“無形的古拉格群島”是什么意思，根本就沒有弄明白袁君對“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做了一個怎樣的概括，以及做了一個這樣的概括下一步會怎樣，實在是完全辜負了袁君的一片良苦用心。然而，只要溫習一下毛澤東關于意識形態領域里階級斗爭是長期的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這一意見，要弄明白袁君在說什么，就并不十分困難。“古拉格群島”是什么群島呢？它什么群島也不是，它是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對蘇聯一個比喻，中文簡意即“集中營”。索爾仁尼琴是被蘇聯驅逐出境的一個作家，是被西方授予文學諾獎的一個作家，是被美國政府所接納的一個作家，也是一個蘇聯解體之后又被請回去的一個作家。袁幼鳴君做不了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但擋不住他將今天的中國比作“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的無形集中營”。我們的許多論者在與范美忠辯論“孝還是不孝”，“救人舍已還是不舍已”，“道德普世還是不普世”，但都不如袁幼鳴君說得“本質”。　　

其實，對范美忠的《那一刻地動山搖》，同樣的原因，不少國人忽略了其中第一段文字的意義。對于范美忠之“我曾經為自己沒有出生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權的國家而痛不欲生”，對于他“無數次質問上帝：你為什么給我一顆熱愛自由和真理的靈魂卻讓我出生在如此專制黑暗的中國？讓我遭受如許的折磨！”，對于他“慶幸沒有出生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慶幸沒有出生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的一再“慶幸”，就很少有人正面來發表一點意見，問一問范美忠“記錄地震中經歷與感受”，何以訴說自己另外的“痛不欲生”與“如許折磨”？何以表達沒有為“誓死捍衛毛主席和紅色中國而其實死得一錢不值”而“慶幸”？在我看來，范美忠的這一段文字，遠比“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更為要緊，是為要害。這才是開頭諸君不管范美忠壓根就沒有教師資格，也不管“御筆欽點”的指責成了唾面自干，更不管解聘與無聘可解的大學生千千萬萬，仍然要“力挺”，并要引申到“劃右派”“強權干預”“我們曾經經歷的時代”去的根本原因。范美忠的“慶幸慶幸沒有出生在共和國的前三十年多半會被槍斃了家人還要忍著傷痛上交子彈費；或者誓死捍衛毛主席和紅色中國而其實死得一錢不值；或者經歷熱烈的青春之后卻發現自己一無所有”，袁幼鳴的“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壓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質，這類似于以‘劃右派’方式迫害一個公民，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無形的古拉格群島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不正好互為印證，互為補充、互為幫腔嗎？范美忠話在題內，袁幼鳴君言重“本質”，真是此言得之！　　

“挺范派”諸“挺”之中有一“挺”就是“力挺說真話”。甭管什么話，只要是“真話”，你就不能反對，你反對就是“反對說真話”。“如此黑暗專制的中國”，“道德包裹下的無形的古拉格群島”，都是“真話”，你也就不能反對，你反對，你就是“反對說真話”，“道德殺人”。人們大約都知道，在“劃右派”的時候，毛澤東說過一句“言者無罪的無罪”，這句話被反對者列為“暴君”的主要證據之一。但這句話與袁幼鳴諸君的理論比起來，那個更“暴君”一些呢？有位網友這樣請范跑跑入了一下甕，說：“范老師，我很好色，我很喜歡你的老婆和女兒，我要把她們一塊辦了，這是真話。”他說，你不能反對我，你反對我就是反對“說真話”。這位網友的請君入甕法固然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再略略想一想，毛澤東關于民主、自由理念的正確，不也由袁幼鳴諸君反證了它嗎？　　

說到這里，有的朋友會說，“我們曾經經歷的時代”，畢竟有過“下放勞動”，傷了很多人，這是不能回避的。是的，事實與歷史都如此，無需回避。要將前三十年徹底湮滅的，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是我們。的確，毛澤東是這樣主張的，白紙黑字，自定的選集，后編的文集，都收錄在其中。轉述不確，照錄為妥：“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都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很不好。我們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去接近工人農民。”“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又在同工農群眾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有所了解，那末，我們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語言，不僅有愛國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共同語言，而且還可以有共產主義世界觀方面的共同語言。如果這樣，大家的工作就一定會做得好得多。”這就是前30年中持續的知識分子的“下放勞動”，持續的“到農村去，到工廠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在實際上，不僅“右派分子”要去，所有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都這樣。今天我們的胡錦濤總書記，畢業于清華大學，也不算是低才生了，就曾經在劉家峽水電站勞動過一年整。我們的溫家寶總理，是40年前的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那時的研究生比現在的“博導”還要希罕，他在甘肅地質局下屬的一個力學隊一干就是10年。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認為學習馬克思主義，不但要從書本上學，主要地還要通過階級斗爭、工作實踐和接近工農群眾，才能真正學到。毛澤東本人也是知識分子，他并不反對讀書，他認為知識分子接受前人的經驗，主要是靠讀書，書當然不可不讀，但是光讀書，還不能解決問題。一定要研究當前的情況，研究實際的經驗和材料，要和工人農民交朋友。有與工人農民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有與生產勞動、工作實踐相結合的書本知識，這樣的知識分子才真正有出路，才是早晨八九點鐘太陽，大有作為。其實，像錢學森，像李四光，像袁隆平，并非總是坐在高樓大廈里論道，他們的足跡是遍及導彈基地、東北平原、南疆稻田的，更不用說從西方刊物上東摘西抄的湊“專著”，投機鉆營地謀“院士”，招搖撞騙地當“顧問”了。毛澤東指出的這條道，過去是，現在應當仍然是社會主義中國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唯一金光大道。自然，這條道也有不少人走不了，或者走了半截又倒了回去，還有的不是這條道上走，而是觀望，一有機會，就動手掘路，讓別人也走不成。這就是魯迅說有人堅持，有人頹唐，有人落荒，有人叛變，毛澤東說是長期的脫胎換骨的改造的原因。　　

我以為這也應當成為范美忠的“飽飯之道”。走這條路，教師資格證書會有的，出聘的學校也會有的，其它合適的飯碗都會有的。當然，大至為國際資產階級顛覆蘇聯出了大力的索爾仁尼琴，小至正在請求美國總統增加“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壓力”的范美忠的學兄余杰人等，他們的路也是一條路，但是那是一條死路。不錯，個人的小富貴是有的，但要為了這個，就別再自吹什么“知識與思想是最頂尖的”了。君以為自比也是北大畢業的朱自清何如？從《那一刻地動山搖》的文字來看，范君要寫出《槳聲燈影中的秦淮河》《背影》來，恐怕功力還稍欠。而且，他的民主思想，也不比范君少多少。要圖個小富貴，朱自清的資本當在范君以上而不在以下，但他就是沒有去鉆美國人的褲襠，雖然貧病而死，但在北大的校園里，大概仍有他的“背影”。自然，在北大校園里，還有“厲寧寧”這樣的“正形”。“厲寧寧”不必良禽擇木而棲，慌不擇樹，只要把第二個人留給老虎就行了的教導，正在大得其道。不取朱自清之路，而走厲寧寧之路，那也是人各有志，難以勉強。帶著花崗巖頭腦去見上帝的人總是有的，這也是毛澤東的判斷。不過，請勿小覷“紅色中國”，發個感慨什么的可以，自悲自憐自悔自嘆誰也管不著，但要將“紅色中國”換成其他顏色，難度還是有的。這種顏色是用幾千萬人的生命之血染紅的。君以為他們死得“其實一錢不值”，那是你的價值觀，別人呢？我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吧。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毛澤東思想分子，還不是共產黨員，君還做過“高中團支書”呢，我就從來沒有當過，比你落后多了，但與你的看法就不太一樣，他們的每一條命值多少錢不好說，但總覺得比你的那一條貴多了，即便是你與袁幼鳴君都做了中國的索爾仁尼琴，也到底升不了值。稱斤論兩，價值觀“普世”，在你我之間就辦不到。　　

不過，還有一層意思，不可不說。中國的知識分子要走為工農服務、與工農相結合的路，也要有一個必備的條件，那就是中國的工農大眾也是執政黨所報務的對象，所依賴的基礎。如果工農大眾本身就芨芨乎危殆，知識分子怎么與他們結合？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工農在受難，中國知識分子也好過不了，低沉，迷茫，頹唐，潦倒，或投機，阿諛，鉆營，賣身，都會有。中國出不了索爾仁尼琴，但“政治小說家”“人奶教育家”“衣食住行史學家”“意識形態經濟學家”“普世價值理論家”等等，還是出了不少的。怎么辦？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將千瘡百孔的工農聯盟修復好，再鞏固起來，有了這個基礎，中國知識分子的出路才能延伸下去，廣闊起來。知識分子問題實質上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問題，是中國的基本問題之一。六十年來，中國大地上的政治風波，無一不是知識分子為主角，今后大約也如此。中國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出路，也正是中國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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