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曹征路：君講《民主課》，誰唱“忠字歌”？　　

作者  蘇  杜　　

日期  　2011-12-28　　　

【本文大意】《民主課》最大的不足是沒有深刻寫出“民主課”上何以會大唱“忠字歌”。毛澤東最后并沒有“心灰意冷”。“評水滸”意在打破中國濃厚的“水滸氣”，將無旨造反的平民革命進行下去。　　

　曹　先生：　　

     您好！節日快樂！　　

     拜讀了您的《民主課》與《對文革，反思不是妖魔化》（曹征路，嚴海蓉），深為你那“寫出我親眼看到的歷史變遷，寫出我能感受到的精神困境”的“小小抱負”所感動，為小說中、訪談中所作的思考所感動。我以為先生的“小小抱負”是難得的，尤其在現在。這就促使我寫出這篇文字，與先生作一交流。我身體不太好，久坐不得，文字會寫得零零碎碎，請諒。　　

     一  《民主課》的得　　

     《民主課》的最大之得，在于為“造反有理”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伸張，在于將潑在文革中造反派平頭百姓身上的污水沖洗了一番。盡管這還不足以完全申明歷史的真實與正義，但已經準確地觸及了當權者的政治底線，讓更多的人們，尤其是未親歷過文革的中年人、年輕人，明白了文革中將“革命皮帶”狠狠地掄向老舍們的，并不是原本處在政治底層，備受壓抑的平頭百姓，而是歷來處在政治上層，備感優越的“革干子弟”---“紅五類”中之皎皎者。是他們，也只有他們，才能站在政治制高點上，革老舍們命，革所有其他人們的命。“傷痕文學”中所描繪的那些比日本鬼子憲兵、國民黨特務、希特勒的黨衛兵還要兇殘的“紅衛兵”“造反派”，給老舍們剃“陰陽頭”，掛“鐵牌子”，帶“白袖章”，關“牛棚子”，以及燒書、砸廟、刨祖墳等等胡作非為，絕非政治底層的平頭百姓所能所作。政治底層平頭百姓起來造反，給當權派貼大字報，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走資派口號，是有的，那是他們得了毛澤東的明確支持之后，是在“紅五類”們掄“革命皮帶”、“橫掃牛鬼蛇神”“破四舊”的“紅色恐怖”之后。而且，這種貼大字報、上街游行、高呼口號，也只是貼大字報、上街游行、高呼口號而已。即使當權派被揪上舞臺，也只是彎腰低頭罷了，有誰想動手，便是一片山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說什么脖子上戴幾十年重的鐵牌子，我是從來也沒有見過的，木頭的也沒有見過、聽說過。而且，批判當權派的大會，在一地，次數也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廣場大辯論”。如果說這就是“政治動亂”，那么，充其量，“全國山河”，上、下、城、鄉統算起來，也超過不了三幾個月。所謂“十年動亂”，實在是憑空的政治捏造。　　

     其實，我看，平頭百姓對當權派的“動亂”，是用不著冠“十年”以示其惡久的，三幾個月已經足矣，三幾天也不能算短。給黨組織貼大字報，對黨委書記提名道姓的批評，質問這，質問那，其性質是不必用時間來計算的，幾個詞，幾句話，甚至文字中幾樣標點，臉孔上幾種表情，恐怕就綽綽有余了。1957年，有位老教師，自視有點閱歷，大小會從不開口，不置可否，誰也揪不著他的辮子。運動過后，他一時得意，忘其常形，對其同仁說，“我說有屁也不要放呀，你偏偏不聽，結果如何？”不料這位同仁立即將他的這番言論報告了黨組織。一個“補課”，他被補為“極右”。罪過是：他有屁不放，比放出來的更壞。這是一點歷史小掌故。年輕人看了，恐怕忍不住一笑的。但且慢一笑，不妨設想一下，煤礦又淹了，校車又翻了，大樓又著了，你跑到改革開放了的黨組織門口質問質問，看看可以質問幾天，幾月，幾年。　　

     有位年輕人問我，造反的平頭百姓有了這么一段質問黨委的“動亂”，完全是可以給他們定罪的，何以將老舍之死的罪名也扣在他們頭上，“傷痕文學”將他們描繪得土匪也不如？這一問，又問得有點不知歷史、不曉國情。不將這一罪名扣在造過反的平頭百姓頭上，難道要將“革命皮帶”掄得呼呼響的“紅五類”來戴嗎？他們的政治制高點，是絕不允許別人來占領的。即便是當文革其時，平頭百姓們還在熱情高漲地質問當權派，北京有位“革干子弟”便冷冷地說道：“共產黨犯錯誤，你們高興什么？”平頭百姓們還自以為關心國家大事，以社稷為重，他們哪里知道，他們根本就不具備關心國家大事、以社稷為重的資格，要關心，要質問，也得我們這些“好漢兒子”，你們這些“混蛋兒子”，還得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阿Q最終掉頭，是歷史的邏輯。　　

從小說的思想意義上來說，您的《民主課》將歷史的這一邏輯講了一講，將造過反的平頭百姓們身上的污水沖刷了一下，是其最大之得，也是難得之得。但是，勿庸諱言，這，還遠遠不夠。　　

二  《民主課》的失　　

當然，以下所說，從文學的角度來看，也算不上《民主課》的失。一篇小說，總不可能將所有的事情都說完，分析、挖掘過了頭，更沒有意思。但先生講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抱負，從這個高度來看，說《民主課》有所失，大概也不算為過。　　

將潑在造反百姓頭上的污水沖洗一下，雖然能還他們一點歷史清白，但不對污蔑者的誣行多著點筆墨，卻很難畫出他們的歷史嘴臉。您是知道的，平頭百姓造反，觸及上智下愚的統治秩序，不過只有三幾個月，但“英雄老子”與“好漢兒子”對他們的清算，卻長達十年又三十年，以后還得多少年，尚在未知數之中。“十年動亂”是誣蔑之詞，十年清算卻是歷史實際。后邊的年頭不算，小說劃定文革背景之下，那十年清算卻是應該好好寫一寫的。　　

您在小說與訪談中說，“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后，造反群眾就失去了斗爭方向，不知道該干什么了。我的看法則是，從那以后，造反群眾漸漸從站了幾天腳的政治制高點上被轟了下去，有形的與無形的政治壓力重新壓到了他們的頭上，他們是什么也干不成了。　　

有位“許兆田”網友對您跟貼，將對造反群眾的清算大體作了一個歸納，我抄在這里吧：　　

1、XX鎮壓期：文革初期的50天白色恐怖，工作組和欽定“左派”打擊右派時期，導致學生群起驅趕工作組。　　

2、老帥鎮壓期：1967年1月底開始軍隊支左，當權派開始利用軍隊鎮壓群眾，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青海223事件”打死造反派群眾一百八十多人，抓捕上萬人；四川抓捕12萬多人。　　

3、擁軍派鎮壓期：1967年4月“軍委十條”出臺之后，直接用軍隊鎮壓群眾失去了政策支持，當權派在民間組織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來鎮壓造反派，武漢市人武部組織和“紅武兵”鎮壓造反派，重慶駐軍把“革聯會”作為鎮壓“反到底”的力量，這才是文革武斗的真相——當權派組織“群眾力量”鎮壓造反派。　　

4、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從1968年夏天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期間，當權派結合保守派力量，以造反派為清查對象，目的是把造反派定位“出身剝削階級的反革命反黨份子”或者“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解放軍、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的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此次鎮壓成果是全國在造反派中間打出上千萬的反革命份子。　　

5、XXX鎮壓期：1975年XXX復職之后，以“整頓軟懶散班子”為名，要求各地當權派必須以鎮壓造反派為第一要務，否則就意味著“軟懶散”需要同時下臺，他對去運動任省委書記的賈啟允說“還鄉團沒有什么不好”“如果人家說你復辟那就對了”，趙紫陽去四川任職之后也按照XXX的吩咐發起“批判派性”的運動，鎮壓造反派。　　

6、胡耀邦鎮壓期：1976年10月之后，各地當權派支持保守派以群眾專政的方式抓捕造反派，這一次鎮壓造反派的罪名是“四人幫的爪牙”，1978年之后開始直接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以公檢法直接出面鎮壓造反派把大多數造反派頭頭判刑入獄。這一次鎮壓的人數，全國超過2000萬。　　

“許兆田”網友的這個歸納是不是完全科學，在此不作評定，但與我的一位老師的經歷，到是十分相符的。我的這位老師，文革前以業務突出留校任教，是個“白專典型”，平時受盡了“紅專典型”的窩囊氣。文革初期造反，給系院黨委貼大字報，成了青年教師造反派的小頭頭。然而，不久就成了“壞人”，被關了起來。后來，“清理階級隊伍”清他，“抓壞頭頭”抓他，挖“五一六”挖他，查“三種人”查他，直到1978年，研究生恢復招生，他要報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截止報名的最后時分，他才被告知，他的問題“還沒有說清楚”。報考研究生的事，自然也就泡了湯。我這位老師后來提及此事，對我說：“造了三天反，說了十年，還沒有說清楚？！”我這位老師是否深思過那塊政治制高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統治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不得而知，但此一例足可以證明，“十年浩劫”，其實功夫多花在了對造反群眾的清算上了。只是由于毛澤東在，他的“請善待造反派”在，一次次清算，總難令“英雄老子”與“好漢兒子”稱心滿意罷了。　　

所以，我對先生您所說的“文革在68年之后就基本失去了方向”，“1974年批林批孔群眾自愿參加的程度已經大不如前”，“文革提出的這些口號離他們太遠。所謂抓走資派，評水滸，和他們沒關系”，是不太同意的。“厭倦”自然是有的，但根本的是造反的平頭百姓已經從政治制高點上被清了下來，本來“參加”就被認為沒有資格，現在不僅是資格不夠，而是“階級異己”，趁著共產黨犯錯誤而“高興”，是“混蛋”，“基本如此”，怎么可能還再去“參加”？先生在訪談中也談到了造反派這時已經被整得“七七八八”了，但在小說中，“三三兩兩”的造反派也是在“學習班”里苦掙，卻沒有多少細節性描寫。而像肖明那樣的造反派“黑筆桿子”，又有那樣的反動老子背景，能脫了省、市級“學習班”之災的，恐怕極少，不典型的。　　

然而，我還要說，即使是先生在訪談中或小說中大筆大墨地寫了對造反派的清算，寫出了另外一種“傷痕”，也還是不夠的。　　

三 《民主課》上“忠字歌”　　

    造過反的平頭百姓之被整得“七七八八”，固然有一波又波的清、抓、挖、查，這樣的清、抓、挖、查固然需要文學典型來表現，但是，種種形態的鎮壓，只是維護統治秩序的一個方面，甚至只是較次要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維護，我以為，是對治下平頭百姓的教化。而在這一方面，先生在小說中，似乎著墨就更少了。　　

文革中的“保皇派”雖然以“英雄老子”“好漢兒子”為中堅，但也并不乏見“反動老子”“混蛋兒子”。 “京城西糾”燒書，五四文豪郭沫若就高呼燒得好，我的書都該燒，早該燒，語驚世界。各種“戰斗隊”大戰猶酣之際，北大教授季羨林亦充當隊長一名，“服務”頗為“全心全意”。我的一位同學兼老鄉，富農出身，急忙畫了一幅畫，毛主席頭像在左上方光芒四射，下邊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工人，手托紅寶書，腳踏牛鬼蛇神，豎立在主樓門前。不料，這畫中的工人托起的手，被中文系一位烈士子女分析出了“是指向紅太陽的一支手槍”，嚇得我這位老鄉當夜落荒而逃，然而，他以畫表“忠”且“保”的心是真誠的。而造反派中，也并非個個都是因為受過壓制，感到過不公，造反以求公平，更多的造反群眾，其實是真心實意響應“要關心國家大事”，要“反修防修”，要將共產黨內、毛主席身邊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出來，大辯論，大串連，徹夜看大字報、抄“北京來電”，不辭辛苦，且無私心的。取向“反”或格守“保”，造成夫妻反目、朋友對立的，十分常見，但無不對黨忠心耿耿，現在似的為了爭房產或甩爹娘或護小三而大鬧街巷、對簿公堂，是絕沒聽說過的。要說他們是為了宣泄一已之恩怨，實在是誣枉的。即使郭沫若、季羨林者，雖然他們后來一則高歌“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幫”，被舉為“旗手”，一則屢受總理下顧，榮膺國學大師，但若　能起二　君于地下以叩問，憑心而論，他們也是會承認當時所言所為乃出自真心，絕非早預見了風向，來政治投機的。您說毛主席思考的是反對蘇美霸權的大局，民眾造反折騰的是身邊不公，我以為，是不確的。　　

這與當時百姓不了解資本主義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關系不大。現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百姓總算是親身體驗到資本主義道路的滋味了，但情形又如何呢？自稱要“掌控工人運動”的“旗手”們，不是“保黨”“保黨”地更加義正詞嚴、不容侵犯了嗎？不斷聲討“穿西裝的宋江”的毛澤東左派，不是也一再聲明是“路線問題”，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嗎？這還是能發出一些聲音的民眾，而其大多數，只能是要么安貧樂道當工奴，要么讀書改變命運當學奴，有個把“下跪”“跳樓”的，經過“教育”，已經采取了“非極端方式”表達訴求，比方，一年，兩年或者三年頗有耐心地討工薪，間以歌頌與擁護，以證明自己終是順民而不是刁民。如此等等，與文革時的情形，除了表面形態，幾無二致。　　

這與讀沒讀過《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沒有多少關系。讀過馬列書本甚多，研究甚透的人，反得更起勁的，不勝枚舉。李銳，謝韜，反起毛澤東來，都是引馬恩經據列斯典的。　　

這與那時與現時的政治統治相關也不是根本的。那時與現時，雖為同黨，實有云泥之別。那時以工農聯盟為執政之基礎，現時以“先富一族”“成功人士”的“新階層”為執政之基礎，那時以公有制、全民制經濟為主體，現時以國內私有經濟、國外壟斷資本經濟為主體，天翻地覆，改朝換代，但并沒有改變民以順為民，官以忠為官的文化理念半絲半毫。大橋尚塌、動車方撞、烈焰未息之時，大都是文人們，已經在忙著謳歌“大災中見大愛”了。歌功頌德總是上去的一條捷徑，“忠字歌”總是時代的最強音。　　

這，只能是與中國固有的忠順、忠孝文化有關。這是錘煉了幾千的文化。這是滲透了國人血液細胞的文化。這是令中國社會延之綿綿的文化。官員，就講究“忠”。百姓，就知道“順”。忠臣順民，上下一統，以順為治。順治，真是難得的經典。　　

這種文化理念，經過歷代統治階層的“踐行”與提煉，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又精密的系統工程。這是從搖藍到墳墓的工程，這是從衣食住行、言談舉止到須發體態無所不至的工程。“聽話”不知始于史上何年，但沒有一家中國父母對子女的教訓，從孩提到成年，無出其外。“忠君”，無論蠻荒夷所還是鬧市京畿，沒有一個黎民不將此作為評判官牧的標準。歲月悠悠的文化傳統，與義正詞嚴的統治教育，像繩的兩股索一樣從兩個方向扭合在了一起。這種扭合天衣無縫，讓治下百姓總覺得受其直依其律是天經地義，歷來如此，事本如此，理應如此，后亦如此，非此不可。　　

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民心得之不易，歷代統治者都靠這個“民心工程”。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算得什么？“早請示”“晚匯報”“語錄崗”算得什么？謳歌到鋪天蓋地，贊頌到曲盡詞窮，總會有邊有沿，有完有了。“忠字歌”“忠字舞”當年唱了幾天，跳了多久？“照像師傅”留下的“老照片”，恐怕已經淡黃得難以辨認了吧。“民心工程”的建樹，不在這表面文章，而在孔乙己、祥林嫂們心中。孔乙己是“讀書人”，“寫得一手好字”，只是讀書并沒有改變他的命運，終于落魄到為大戶人家抄書為生，又終于小偷不摸為繼，終于被打斷了腿而不知所終。但他堅持著長衫，這是“讀書人”的標志服，堅持“滿嘴之乎者也”，這是“讀書人”的標準語。他以圣訓為指導思想，包括小偷小摸，格守圣訓至死。祥林嫂不是“讀書人”，有的只是力氣，但她以“讀書人”榜樣。“讀書人”，“大戶人家”對她的影響深入軀體靈魂，令她先是逃亡，后是尋死，最后是贖身，照樣格守圣訓至死。這才是發自內心的“忠字歌”，這才是“可使之民”的樣板，這才是文化物化的極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鼓聲有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標語有褪，這樣的忠之歌者，低眉順眼，畢恭畢敬，從小“聽話”，一生“本分”，卻前有古人，后有來者，種子不絕。雖然日子過得很苦，絕非什么“白領階級”，但總覺得有依有靠，有人做主，的確是一個“安全感很強的群體”。　　

    1976年之秋變為何又是“大快人心事”？ “動機是好的，路線也基本對頭”的 “80年代的改革”，為何到了90年代就“四個矛盾（工農、城鄉、東西、貧富），兩極分化，走到了邪路上去了”？其實，“歷史邏輯”并沒有改變。一個總希望或總覺得有依有靠、有人做主“就是好”的“安全感（愿望）很強的群體”，是“感覺”不出“歷史的邏輯”的。如果有人對祥林嫂說，來這廟吧，這里捐的門檻管用，或者說，來新鎮吧，這兒能讓你上福禮，這兒沒人笑話你額上的傷疤，有人聽你說阿毛的故事，那她能不覺得是得了解放嗎？又如果有人對孔乙己說，離開丁舉人家，到趙舉人家去吧，在那兒你可以專講回字的四種寫法，整天說之乎者也，還有黃酒和茴香豆，還封你為國學大師，那他能不覺得是欣逢盛世嗎？祥林嫂終于做的不過是“農民工”，孔乙己終于教出來不過是小孔乙己，除此之外，還能走到什么樣的路上去呢？其實，“先富”“好貓”“不爭論”三句話，早就將馬克思主義推翻到了人猿相揖別，早就將資本主義的盤剝手段說得很直白，早就將專制說得很通俗，“邪路”從一開始便是，哪會走到別的路上去呢。“奉旨造反”的另一面便是“領旨謝恩”，“改革開放不能動搖不能動搖”的鼓聲又響起來了，沙灘又成柴堆。　　

    您說， 1974年，批林批孔，群眾自愿參加的程度已經大不如前。厭倦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但是最根本是文革提出的這些口號離他們太遠。所謂抓走資派，評水滸，和他們沒關系。說到底毛澤東就是太理想化了。他認為能把他所想到的任務都解決，能實現，實際上他不知道自己也有非常大的歷史局限。“毛澤東到了后來，一定是心灰意冷”，“他知道中國人是一個什么問題，但是他不知道解決的路徑是什么。說到底毛澤東就是太理想化了。他認為能把他所想到的任務都解決，能實現，實際上他不知道自己也有非常大的歷史局限。”您的這些看法，我不能同意。在前有祥林嫂、孔乙己，后有“馴服工具”的沙灘上，“群眾自愿參加的程度”是根本談不上的。“奉旨造反”，并不是對造反民眾多么惡劣的詆毀。古往今來，國產的造反，都是“奉旨”的，沒有“旨”，也要硬造出一個來。被視為平民造反鼻祖的陳勝吳廣，不就既造了旨也造了神嗎？文革群眾造反，“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旨”。此“旨”下，多數人還不敢“奉”呢，看準了“秋后算賬”的，還堅決不“奉”到底呢。“厭倦”是算不上什么“原因”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厭倦”。“最根本”的不是“文革提出的這些口號離他們太遠”，“抓走資派，評水滸和他們沒有關系”，“最根本”的是他們以前傳統的教育與后來政治的訓練，將他們綁在了統治者的戰車上，他們聽慣了驅使的吆喝，只會“聽話”，喪失了“說話”的本能與缺失了“說自己話”的養成，如祥林嫂、孔乙己的便是。高明透徹的毛澤東，在繼續他的革命，中國唯一不是“奉旨造反”的造反。他“評水滸”，就是因為他看透了中國還是充滿了“水滸氣”---您知道的，魯迅說過，《三國》《水滸》“永久”，那是因為中國還充滿了三國、水滸氣。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就是“替天行道”，就是“奉旨造反”。你可以奉我毛澤東的旨造反，我死了，你們怎么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另有所“旨”了，你們怎么辦？毛澤東的意思，我以為，很明確，就是要根本上改變“替天行道”，打倒“奉旨造反”，將造反有理的道理，遠播天下，傳承永遠。不“抓走資派”，不“評水滸”，民眾就只能繼續“聽話”，“忠于”，繼續做祥林嫂、孔乙己。“抓走資派”，“評水滸”，也并非只是要打倒劉少奇一個“皇帝”，而是要打倒專門“說話”要人“聽”的，專門執政要人“忠”的人與事。當然，可惜的是，終于得到了證明的是，中國懂馬列的人不多，“聽話”“忠君”“替天行道”“奉旨造反”根深蒂固，一次文革，還遠遠沒有撼動它，“民主課”上，還是大唱了一通“忠字歌”。　　

     “毛澤東到了后來，一定是心灰意冷。” 曹先生您這話說得這太武斷了。如果毛澤東連這一點也看不透，也枉稱了毛澤東了。我們都是看過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　　

    以上，是我在看您的小說與訪談時的一些想法。想時不連貫，落筆時就更加斷斷續續。如果誤讀了您的意思，有什么錯誤，就請批評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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