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范老師當了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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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范老師又成了熱門，在范老師該不該上崗問題上，爭執不休。這其中有這么一伙人，只要看到有人指責范老師了，就在后面跟貼說：“范老師出于本能先跑有什么問題？看看咱們的領導，你們別動，讓領導先走”。這類人以為就此抓住了批評范老師者的死穴，其含義無非是：看看咱們的政府，看看咱們的官員，不去批評他們，跟跑跑老師較什么勁？

這種說法的缺心眼是顯而易見的，領導有錯并不表示范老師沒錯，批評范老師并不意味著不批評領導。

不過今天咱們不去管這個，咱們來看這么一個問題：假如范老師當上了領導，那么范老師會比現在領導強點嗎？很顯然，當了領導的范老師，其卑鄙決不會亞于現在的領導，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小范老師對自己生命的珍愛來說，當遇著大火，手中又有權的時候，范老師會跑得比別人慢？在可以利用權力為自己的小命開路的時候，小范會遲疑不說“讓領導先走”？顯然沒有這個可能。如果小范有槍在手的話，只怕早已是一梭子子彈過去了。雖然小范此時公職在身，但個體的權利顯然優于公共責任。這叫什么來著的？“個體的優先性”。對于信仰著個體優先的小范老師，顯然會無視公共責任，優先保住自己的小命的。

咱們只需做一下小范當領導的假設，立即就可明白咱們現在的很多領導為什么不是東西了，那不過是些沒在網上寫“地動山搖”的范老師罷了。領導們所以不是東西，不過因為他們與小范是一類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放棄公共責任的人物罷了。

按照自由的理念，政府應當是保護個人權利的，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就是其公共責任。因而作為政府的官員應該是大公無私的，應該是只有“公共責任”而無“個人權利”的。但這德行的官員象自由主義的官嗎？顯然不大對頭。官員本身就是“公民”，就屬于被“公共責任”保護的行列，范領導的先走，也不過是保護“個人權利”的一個實例罷了。既然總要有人被燒死，那么為什么應該是領導，而不能是屁民？要求領導先死，這完全是“以理殺人”，借“道德”之手謀害領導。領導們為維護其普世有價值的“人權”，“你們別動”又有何錯誤？

所以，領導們的先走與小范的先跑一樣，都是偉大的個人權利的體現。

領導們現在越來越腐敗，原因是什么？不就是小范老師試圖傳播的自由理念早已經在領導們中間傳達過了的原因嘛。領導為什么腐敗？不就因為個人權利優先于公共責任。養幾個二奶難道不是偉大的人權？老板們可以養二奶，領導為什么就不可以？老板是人，領導就不是人了？養二奶又不是重婚，屬于法律不禁止的范圍。法無禁止即是自由，所以養二奶是自由的體現。只有過去毛時代的專制歲月里，才剝奪了人們養二奶的自由。現在咱們正奔向自由與人權的偉大時代，領導們如何能沒有二奶？法律法律，就得對所有人適用，老板可以包二奶，領導憑什么就不可以？而為了養活二奶，領導多搞些錢又有什么錯？不讓領導搞錢，把二奶餓死了，這不就更加喪失人權，更加要被美國人批評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領導就可以隨便腐敗了，懂得自由的領導，會為自己爭取合法的腐敗，按規定該撈的錢都撈著了，已經可以養不少二奶了。

看看，領導為什么腐敗？不就因為領導也是人，“公共責任”應當保護“個人權利”，個人有二奶的需求，“公共”如何會不“責任”？那些屁民們不想養二奶？也都想，只不過沒輪上當領導罷了。當然，在“公共”的保護下，領導們先富了，但先富總會帶動“待富”，不該著急嘛。一著急，不就是紅眼病了？不就是仇富了？

小范老師所想傳播的理念，不正是“公共”對“個人”的優先尊重嗎？小范如果當了書記，在對個人權利的維護上會比那些領導們差？這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奴性十足的自由主義

網上Google“狙”字，很多鏈接都指向了一本叫《莊子奧義》的書，作者是文化人張遠山。從網上的片言只語看，似乎張先生發現的《莊子》的“奧義”里即有很多現代的“民主”與“自由”。咱沒看過張先生的書，不敢瞎評。但文中收錄的劉基的一則小故事卻引起了我的興趣。張先生認為劉先生的故事是從《莊子》的“狙”的故事改編過來的，引文如下：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眾狙曰：“山之果，公所樹歟？”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歟？”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于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眾狙皆悟。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案：劉基誤信莊子為楚人，故改“宋”為“楚”。）

其中的“案”為張先生的“案”，張先生以為莊子是宋人，因而說的猴子就該是宋猴，劉基改成了“楚”，顯然是“誤信”了。但看《莊子》原文，似乎并沒有強調那猴子就是宋國的猴子。這大概也是張先生自己“喜怒為用”了一把，憑自己的喜好，指責別人抄書不認真。

張先生說：“劉基也猜出了莊子的謎底：狙公與眾狙，隱喻廟堂君主與江湖民眾”，并且張先生象劉伯溫一樣認為：“莊子站在眾狙即民眾一邊，反對君主專制”。從張先生后面的敘說中可以看出，張先生發現的“莊子奧義”大概是：《莊子》里充滿了自由與民主思想，《莊子》是部反專制的紅寶書。

莊子是否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咱先不論。咱們還是來看劉伯溫的故事。劉先生的故事以白話來說，就是：楚國有一個靠養猴子為生的老板，養了一大群猴子，他每天給那些猴子安排工作，讓猴子上山采果子，果子的十分之一要交給老板。如有猴子敢不給，猴老板就猛揍之。大概猴子們還有工作定額，完不成的也要猛揍之。猴子們因此生活很痛苦，但卻沒有一個敢違抗。有一天一只小猴發現了問題所在，問眾猴說：“山上的果樹是老板種的？”，眾猴說“不是，天生的”。“果子是只能老板才能摘下來的？”“非也，人人可摘”。小猴說：“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聽老板的？”。于是眾猴醒悟。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搶了猴老板的財產，逃到林子里，自在逍遙去了。而那個猴老板因為沒了供奉，就被餓死了。

老劉的這則故事，形式上看，猴子們反抗了專制，贏得了自由，說它是一則爭取自由、反對專制的寓言故事，似乎沒什么不妥。但如果你仔細去看猴子們爭取自由的過程，就會發現這里面大有問題了。

猴子們要反抗專制，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所有猴子的思想，確立造反的正確性。猴子們想到的第一條理由是：山上的樹是天生的，不是老板種的。樹是天生的，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樹是沒有產權的，也就是產權不明確的。那么如果要爭取自由主義所說的“自由”的話，猴子們該做的不是反對老板，而應當是宣布：“這顆樹是我的，這是我的私人財產，你們誰都不許來爭”。自由的人們都知道，“私產”才是通往“自由”的正確之路。現在猴子們不去圈地、不去吐痰、不去在財產上撒尿，反而任由這產權不明晰的狀態存在，并且將此作為反對猴老板的理由，這哪里是爭取“自由”？分明是正在“通往奴役之路”嘛。

猴子們造反的第二條理由是：“果子是人人可摘的”。這條理由更完完全全地展示了猴子們沒有任何的”自由“理念。“自由”決不意味著一樣東西“人人都可使用”就是“自由”了，“自由”恰恰說的是“一樣東西只有所有者能使用，其他人未經所有者同意決不許使用”才是“自由”。不否認這是自由主義的精髓，這才是真真正正的“自由主義”吧？咱們知道，自由的社會必定是法制的社會，而法制的基礎就是私有產權的確立，正是有了明確的產權，咱們才可以有法可依。如果一樣東西是人人都可使用的，那么怎么判定某人使用的是否正確？一個人想這樣用，另一個人想那樣用，你憑什么說這個人用得對，而那個人就用錯了？當有了“產權”之后，這樣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東西是你的，無論你怎么用都是正確的；東西不是你的，無論你怎么用都是錯誤的。這規則相當之簡單易行，以此就可以明確給出每個人行為是否正確的檢驗標準了，“法”就可以建立起來了。“果子是人人可摘的”正是沒有“法制”的體現，作為追求“自由”的猴子們，該做的顯然應該是完善法律體系，建立法制社會。而不能把這種非法狀態作為依據，造反搞事，把這種“非法”狀態作為他們行為合理的理由。猴子們造反的第二條理由，顯然與自由主義的理念根本相悖，那么怎么能說猴子的造反是為了追求“自由”？

猴子們在解決了思想問題之后，實際的造反過程是否符合自由主義的“自由”理念呢？顯然也大大地不符合。猴子們干的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搶了猴老板的財產，逃到山林里去了。搶奪別人的財產，這符合“自由”嗎？咱們可以看到，這伙猴子完全是“仇富”，看到別人有錢就眼紅，不想著自己好好干活，就想著搶劫、瓜分富人，這實足是一伙“暴猴”嘛。這伙猴子顯然未經過“待富”的教育，沒能認識到五千年盛世之偉大，對社會構成了嚴重的不和諧，完全是不穩定因素之一。

再來看猴子們造反后的去向。從其造反的指導思想里就可以看出，這伙猴子們完全沒有法制觀念，沒有“私有產權”這樣先進的現代理念，更沒有偉大的“自由黨”的領導。在缺乏正確觀念的指導下，它們的造反是盲目的，沒有想到要建立一種制度，造反完了之后就遁入了山林。自由的戰士們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嗎？“山林”，那不就是正兒八經的叢林社會嘛！“文明”的社會是靠什么建立的？不就是靠對“叢林”的反對嗎？“自由社會”作為“文明社會”的高級形態，顯然是更加遠離“叢林”的。而現在這伙“暴猴”投奔的是什么？投奔叢林的“暴猴”，跑向了自由社會反面，即使它們比范老師還能跑，這“跑”也不能說成是“自由之跑”吧？這群猴子又如何能說它們是追求“自由”的？

所以，你看，看問題不能看表面，必須要深入到問題中去，把每一個子程序，每一個邏輯分支走一遍，你才能真正理解一個問題。看到猴子不聽人話，跑到山林里自在逍遙去，就想當然地以為這就是“自由”了，這是很猴子的想法，莊子所批評的那伙猴子們才是這樣的（詳情參看本人的上一篇關于“狙”的文章）。

以自由主義的觀念來看劉基故事里的猴子，就會發現這完全不是自由主義的猴子，而是中國文化熏陶下的猴子。對自由主義的猴子來說，面對逃入“叢林”與替猴老板干活這樣的兩難選擇，自由的猴子們顯然不會選擇“叢林”。雖然在猴老板手下，不得不干活，可能還經常免不了挨頓猛揍，但與叢林相比，無論如何這也是“次壞”的選擇。作為有理性的猴子，作為學會了“理性理解”的猴子，怎么會選擇最壞的“叢林”呢？所以，追求自由的猴子是決不會搶了老板的財產逃入山林的，反而應該做的是保護好老板的財產，不怨天、不尤人，老老實實做個老板的好員工。真要怪的話，也只能怪自己沒能投個好胎，誰讓自己生來就是只猴子的？

當然，這樣的猴子多少有點“順猴”的意思，雖然避免了“叢林”，選擇了第二壞，但沒能建立起法制，沒能建立起完善的產權制度，還不能說已經是“自由”了。為了“自由”，猴子們還應鼓動猴老板，把整片山林納入他的個人名下，繞著山腳，一圈都撒上點尿，標志一下這是這位猴老板的領地。這一圈撒下來，也是相當之辛苦，猴老板付出了如此艱苦的勞動，這個地盤歸他，應該符合自由主義“合法取得產權”的觀念吧？原罪問題可以不考慮了吧？明確了產權之后，這下猴子們干活就有了動力了，山上的東西都是猴老板的，猴們在別人的地盤干活，按別人的要求納貢受賞，這當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了。

猴子要成為真正“自由”的，還得要求其他地方的山林也都被別的猴老板瓜分了才成，要大好河山都落入了猴老板們的手中，“自由”才有了真正的保障。否則的話，這就總免不了有些猴子又恢復了中國猴子的本性，拉幫結伙跑到無產權的叢林里逍遙自在去。在整個世界都實現了“自由”之后，也就是完成了“自由”的全球化之后，猴老板們再揍猴子的時候就不怕它們造反了，只要對猴子們說：“揍兩下是為了提高你們的工作效率，不給你們一點壓力，你們怎么能有工作熱情？怎么能完成指標？怎么能實現小康？又怎么能實現創新型社會？誰要是不滿意，自個兒走人就是，到隔壁那座叫‘中國’的山上去，看看那里的猴子們過得是什么日子。那可是“萬稅”的國度，每個猴子身上都長年背著三座大山。咱才收你們十分之一的稅，偶爾揍你們一頓消消食，還不知足嗎？”。這個時候，猴子們就感受到了充分的“自由”了，不滿意可以走人，與“叢林”相比，這是多么地“自由”！假如再跑去“中國”一看，立即更能深刻體會出這里制度的優越性，對猴老板揍自己心懷滔滔的感激之情了，挨揍對猴子們已經是最優的選擇了。當然猴老板在接受最佳老板頒獎時，也會自我謙虛一下：“不敢說最優，次優，次優而已”。

對自由主義的猴子來說，逃入無產權的山林，根本不是“自由”。“自由”反而是讓猴老板們把大好河山都瓜分掉，而后它們自己轉型成為可以隨意為某個猴老板打工的“公民”，而后再永遠遵守保護私人產權的法律，寧可自己滾蛋，也決不說老板一句壞話，再運用“二壞”理論，充分認識到自己就是欠揍，黑磚窯、黑煤窯已是人間天堂。這樣的一副標準的奴才嘴臉才是熱愛“自由”的“狙”們應該做的事情。

咱們已經說過了“狙”的思維與“人”不同。不同在哪里？其實就在于看問題是看實際，還是僅憑自己的喜好。象莊子的“狙”們聽到早上吃四顆粟子就高興壞了一樣，自由主義的“狙”們一聽到“叢林”就嚇壞了，為了避免“叢林”，就不惜給人當奴才了。而一聽到了“自由”，聽到了“不滿意自己滾蛋”，就以為這是最逍遙的事了。

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一種奴才主義。一如曾經統治了西方人千年的基督教統治一樣，基督教告訴人們的是，上帝是不能反對的，要錯肯定是你錯，心懷不滿就是你犯罪的證據，越是不滿就說明你罪惡越大，就更該拿鞭子狠狠抽自己。以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是搞不明白世上怎么會有這樣的生物的，僅僅因為別人告訴他存在一個永遠正確的上帝，就居然心甘情愿地當了一千年的奴才。西方人在終于意識到了犯傻，終于推翻宗教統治之后，自以為“自由”了，但仔細看一下“自由”的結構，卻可以發現傳統就是強大，奴才當慣了想不當都難。“自由”的結構里，代替“上帝”的其實就是“私有產權”，“私有產權”與上帝一樣，也是任何人都不反對的，要錯肯定是你錯。當然與拿鞭子抽自己相比，現在改成了“自己滾蛋”，這對西方人來說，的確是相當偉大的進步，在“二壞”們心中，這就是最偉大的“自由”了。但對中國人來說，除了“狙”們，沒人會把這當成至高無上的“理念”吧？

在中國人的思想里，無論是莊子還是劉基，都可以看到一個一致的傳統，那就是決不會為自己設立一個精神上的枷鎖。中國人對事物的判斷從來都是根據現實作出的，而決不會依據某些抽象的東西。西方人所以會拿鞭子抽自己，就在于他相信了一個人造的幻象，幻象告訴他的才是正確的，而自己感受到的卻是錯的。向往“自由”的猴子們所以心甘情愿地挨揍，也在于它們相信產權人都是對的，無論這個產權人再不是東西，行為再卑劣，都是無可指責的。在這類人的心靈里，他們是沒有自我的，因為他們已經把靈魂出賣給了幻象，出賣給了他們心目中的普世價值，他們考慮問題不是從自我出發，而是從那個幻象出發。西方人幾千年來都在尋找自我，為什么如此？就在于他們的這種思維方式。西方人自己把靈魂賣給了幻象，再后卻拼命找“自我”，居然找了幾千年。

莊子對朝三暮四的“狙”們的評論是：“名實末虧，而喜怒為用”，這話是什么意思？其實就是指出了西方的思維方式就是這種“喜怒為用”的方式。讓人思考問題不根據自身的現實狀態，反而根據某種情緒上偏好，相信情緒而不相信現實，相信胡謅出來的普世價值，而不看看現實利益的受損，最終就只能被獨裁者利用，甘當奴才而不自知了。實際上，任何一個專制政體要實現其專制統治的時候，都會向百姓灌輸一些貌似先進、高尚的理念，讓人們相信這種理念而不是自己。無論是西方人傳統的宗教統治，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還是中國文革，都是這樣。即便是現在的改革，那些精英們為了維護自己猴老板的地位，也希望中國的百姓們象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樣，相信他們的先進的理念、相信他們的普世價值，而不能根據自己利益是否受損，得到待遇是否公正，來判斷他們的改革是否成功。張維迎的理性理解，經濟決策不需要屁民們參與，就是這種努力灌輸的體現。當然，經濟方面的問題離現實畢竟太近，很容易露餡，最好灌輸方式其實是政治上的灌輸，滿嘴“普世價值”的大忽悠們干的其實就是這樣的事。只要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讓中國人也象那些缺心眼的西方人一樣，看問題根據情緒而不根據現實，那不就好騙了？不就可以實現象對猴子一樣對中國的百姓了？那些所謂的文化精英們，為什么熱衷于啟蒙？啟的又是什么蒙？看看《莊子》就明白了，他們希望改變的就是中國人的精神結構，把中國人從“人”再變回“猴子”。

對“狙”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專制者的那些小伎倆，中國人是早就識破了的。中國的文化所以與西方文化不同，就在于中國人早就拋棄了西方人的這種猴子似的思維方式。西方文化其實就是那些朝三暮四的猴子們的文化。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中國人對“自由”有著自己的理解，與西方人基于私有產權的“自由”截然不同。當然，這是另一個主題了，這篇文章里就不詳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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