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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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這是一個容易讓某些人腎上腺素大增的問題，很容易引來無聊謾罵。但咱們今天卻不是簡單地對這問題下個結論，表個態度，而后論證自己的結論正確、態度正義，而是要討論一下對這一問題處理時采用的不同理論，也就是說，如果認為圍觀強奸是“自由”的，采用的是什么理由，認為不是“自由”的，又采用了什么理由。因而各位看客且先不忙著分泌口水。
　　
　　 首先要看到，“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是一個西方式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帶有普遍性的。顯然咱們這里考慮的是關于“人”的問題，動物們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不在討論之列。但對“人”考慮問題時，卻要區分是針對大寫的“人”，還是針對小寫的“人”。一般來說，只有針對大寫的“人”才具有普遍性，大寫的“人”不是小寫的個體“人”的簡單集合，而是超越了所有個體人的一個更高級的存在。通俗點說就是，個體人的各種意見的各種線性組合不構成大寫“人”的意見，有的人同意圍觀強奸是自由，有的人不同意，但把所有這些人的意見匯總統計，即使再通過復雜的函數變換，得出來的結論仍然不能代表大寫“人”的意見。大寫“人”的意見是與個體人的意見不相關的，人多不能代表有理，人少也不表示無理。正是這樣與具體的個體無關的“人”才是具有普遍性的“人”，它不被經驗世界的種種紛紜所左右，是一個完完全全精神世界的產物，是與時間無關的存在，因而是一種永恒的存在。所有對西方人神經兮兮的“精神”有所追求與向往的人，都應該以這樣大寫的“人”為終生目標，拋顱灑血在所不惜。
　　
　　 當“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針對的是大寫的“人”之后，對問題的考慮就可以簡化了。“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的結論無非是兩個，一個是“是”，一個是“非”，而當針對的是大寫的“人”之后，“是”就成了“大是”，“非”就成了“大非”。大寫的“人”是所有人的最終模板、終極追求，因而當大寫的“人”說是“是”時，所有人都該說“是”，大寫的“人”說“非”的時候，所有人都該說“非”。有了“大是”、“大非”之后，“法”就可以建立起來了，“大是”的就是“法”所允許的，“大非”的就是“法”所禁止的，“法”面前人人“平等”，“法”讓你向東，你就不能向西，否則就要挨“法”的揍了。有了這人人“平等”的“法”之后，西方社會的秩序就得以建立了。
　　
　　 有了“大是”、“大非”的基礎之后，咱們就可以來討論“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的各種理論了。承認“圍觀強奸是自由”的，一般是自由主義中的右翼，其理論基礎通常是“自然權利”理論，即認定“圍觀”是上帝或類上帝的東西所賦予“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與大寫“人”的理論類似，“圍觀”也是大寫的，也就是說，“圍觀”與所圍觀的對象是無關的。圍觀別人表演千手觀音是“圍觀”，圍觀別人強奸也是“圍觀”，你不能因為看的東西使你不滿意就說這不是“圍觀”，“圍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而“圍觀”作為上帝賦予人類的天然“權利”是不容剝奪的，任何消解或削弱“圍觀權利”的企圖都是揮舞道德大棒的“以理殺人”，都是“道德暴民”。如果被強奸的女人是位這類型的自由主義者，她大概也知道對強奸犯宣講“自由”的理論沒有多大用處，但對試圖制止圍觀的人卻擁有道義上的優越感，絕對會把那些制止圍觀的人視作“未啟蒙”者，流盡最后一滴血也要勸告那些人：“個體權利擁有最高級別的優先性，堅貞的自由主義者所以堅貞，就在于即使自己被強奸也要維護人類圍觀的自由”。這樣的人如果活下來，肯定是建設現代自由中國的棟梁之材，這世上還有他們干不成的事嗎？
　　
　　 能象上面那位被驢踢過腦袋的女人那樣維護“自由”的，應該不太多。大多數右翼的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勇氣表現這樣的腦殘，而會采用鴕鳥政策，回避問題，不說圍觀強奸是自由，而強調對個體天賦“自由”的干預是比圍觀強奸更惡劣的行為，與圍觀強奸相比，干預“自由”才是真正的、或更大的敵人，因而自由人類的目光應該聚焦在“干預”上，要充分理解“干預”對自由事業的更大傷害。“干預”涉及的是路線問題，是方向問題，而圍觀就只能算是前進道路上的小坷垃，忍一忍也就過去了，犧牲幾代女人，犧牲幾代工人都算不了什么，只要實現了“自由”，一切都是值得的。明眼人當然就知道，張維迎、厲以寧之類東西就是采用的這調調，他們嘴里的“二壞理論”---即與圍觀強奸相比，侵害人類的圍觀自由才是更壞的結果，因而理性的人們當然寧可選擇第二壞的允許圍觀強奸---就是這種思維的體現。
　　
　　 如果鴕鳥政策解決不了問題，被人識破了的話，右翼的自由人士會不得不承認圍觀強奸的自由有點缺心眼，但雖然缺心眼也不能否定“自由”的偉大價值，他們仍然認定，自由的大業還是不錯的，大方向還是不能動搖的。然而要他們就此承認圍觀強奸不是自由了，卻仍然不甘心。對此，他們可以引入“信仰”理論，圍觀強奸仍然是人類的天然權利，但不圍觀強奸也是人類的天然權利，人類是上帝與撒旦的復合體，你可以選擇圍觀，但那是選擇撒旦，死后將落入地獄，因而更好的方式是選擇不圍觀，這比較招上帝的愛，指不定什么時候上帝就能讓你成為他的選民---象買彩票一樣，這更值得嘗試。引入了“信仰”的自由主義，就看著不那么牲口，有點人味道了。將這種想法深入發掘一下的話，就是所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了，缺心眼的“自由”還是不能否認的，但只要有了“信仰”，在“信仰”的指導下少干點缺心眼的事，那么這“自由”還是能使人容忍的。以咱們國內的現實來說，在黑磚窯、黑煤窯，血汗工廠，以及有毒食品之后，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那種原教旨式的自由主義的問題，很多人開始強調“信仰”，強調“道德”，提出所謂“有道德的資本主義”、“帶教堂的市場經濟”等，采用的就是這種思路。
　　
　　 在這種思路下，“信仰”其實與“道德”相近，都是自己對自己的約束，因而理論上可以追溯到康德頭上。然而這里卻又分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這兒的“信仰”或“道德”與“法”是相對立的，“法”仍然是那保護個人權利的“法”，圍觀強奸仍然是“法”所不禁止的，“法”不禁止卻不意味著“道德”也支持，對受“法”保護下的缺心眼行為就要靠“道德”來微調了。然而“道德”卻不具有“法”的強制力，只能采用輿論譴責。因而這本質上是一種“法律”與“道德”的二元論，“法”之下的正當行為，卻可能是“道德”下的不正當行為。在司法法庭之外再搞出個道德法庭，就是這種二元思想的體現。在這種體系下，個人就難以分清是非黑白的，你可以講道德，也可以不講，不講也是合法的，你不會受到實質性的懲罰。你所受到的待遇充其量不過是茅于軾的待遇，雖然被人罵做老狗、畜生，但該收的紅利一分不少，興許還能從什么研究所里拿點美元。在不“道德”的行為可以不受懲罰并且還能掙美元的時候，你是選擇“道德”還是選擇“美元”？中國的精英們對此給出了鮮明的答案。當然，精英們選擇“美元”的時候都是私下交易的，公開的場合里，臉上的“道德”榮光還是不能少的。
　　
　　 “圍觀強奸”可以用“人性”來解釋，是個人就愛看這調調，這是“人”的本能之一，圍觀的人都象范老師一樣“很真實”。“本能”或“真實”可以作為“圍觀權利”的來源。但不“圍觀強奸”的信仰或道德是怎么來的？也就是說，人為什么不應當選擇圍觀？搞怪的是，這也可以用“人性”來解釋：是個人就不該看這類不要臉的事，看這種丑事的都不是人，毫無“人性”可言。這種“不是人”的理論一般就成為有“信仰”或有“道德”的人的看家武器，如果你用范老師的“真實”來攻擊他們的“信仰”或“道德”，他們就會祭出這“大殺器”。“不是人”的理論有點蠻不講理，但“信仰”本來就是不講理的，“相信”不需要理由，說你“不是人”，你就“不是人”。
　　
　　 以“信仰”的方式來處理“圍觀強奸”，本質上是一種和稀泥，它只是從道義上宣稱這種行為的不合理，但不敢對現實做出實質的改變，也就是說，它不能采取實際的行動來制止別人的圍觀行為。以自由主義的分類來說，這類型的自由主義仍然屬于自由主義的右翼，雖然宣稱了圍觀的不道德，但對采取行動制止這種不道德卻感到恐懼。更現實的版本是，這類型的自由主義者雖然看到了某些老板的胡作非為，也承認這類行為的有害，但卻害怕窮鬼們的造反，所謂“小資產階級”應該就是指的這類人。
　　
　　 自由主義左與右的分界其實就在于對“圍觀強奸”這類缺心眼的行為是否干預上，以種種手段不允許干預的，一般都屬于自由主義右翼，而以種種手段想法子干預的，一般都屬于自由主義左翼。自由主義無論左右，其基礎都離不開叢林理論與契約理論。叢林理論讓人相信，在“文明”發生之前的叢林狀態，個體人是無約束的，面對“圍觀強奸”這樣的問題，個體人是可以隨意選擇的，你可以選擇看，也可以選擇不看，選擇不看的人可以制止選擇看的人，只要能打得過人家，選擇看的人也可以消滅選擇不看的，只要拳頭足夠硬，因而整個社會狀況是無序的。“文明”就在于制定了一定的標準讓人人都遵守，當有了一個人人都遵守的標準的時候，社會就不再“叢林”，而是邁入了“文明”。但問題是，“叢林理論”無法對制定的標準進行約束，它只能表明“標準”的必要性，而無法給出一個唯一的標準，于是在制定什么樣的標準上，自由主義分裂成了左右兩派。
　　
　　 右翼的自由主義制定出來的標準是，對“圍觀強奸”你可以看，也可以不看，這與“叢林”的狀況類似，但差別是，不看的人不能干涉看的人，看的人也不能干涉不看的人，這就是“文明”的意義所在了。與左翼自由主義者制定出來的統統不許看相比較，你可以看到，右翼的說法更尊重個體，看似更“自由”一些，因而右翼往往自稱是自由主義的正宗。但在“圍觀強奸”問題上，右翼的說法顯然是毫無是非觀念的，除了表明干涉是不合理的之外，對除干涉之外的人類的眾多行為無法給出適當的價值判斷。“信仰”的引入其實就是處理這個問題的一種方法，但“信仰”面對“美元”時的崩潰，表明相信“信仰”就等于相信母豬上樹。與“信仰”無關的另一種處理方式是“契約”，對右翼的自由主義來說，契約只能是個人間的契約。你說圍觀強奸不好，可以不可以？當然可以，但要自由人不圍觀強奸卻不是說聲“不好”就能完了的，你總得付出點“自由的代價”吧？咱們可以談個價錢，訂個合同，“圍觀”是自由人的權利，“權利”可以轉讓，只要價錢合適，不看就不看了罷，又不是沒渠道看。所以，不靠“信仰”，靠“契約”也可以解決問題。這類解決“圍觀強奸”的方法，被中國的精英們用于解決腐敗問題，高薪養廉就是“圍觀強奸”的契約解決。
　　
　　 非強制的“信仰”與購買腐敗的“契約”能解決“圍觀強奸”的問題嗎？現實世界可實證的效果給出了答案。因而對“圍觀強奸”就不得不走向了左翼，也就是說，應當采取實際的行動來制止“圍觀強奸”的行為。
　　
　　 左翼的解決方案里，首先進入的是“義務論”。“義務論”的基礎也是叢林理論，如果你想待在這“文明”的社會里，文明社會在保障你有圍觀千手觀音權利的同時，也要求你有不圍觀強奸的義務。“義務論”也可以追溯到康德，就象自由主義的左右翼都可以追溯到霍布斯一樣，這并不奇怪。“義務”與“信仰”的差別在于，“義務”不單單只是心靈對自己的約束，它還將約束外化了，你不僅應該認識到你應當遵守“義務”，而且“社會”還可以采取措施來讓你遵守“義務”。你有對“義務”的“信仰”那是最好，沒“信仰”你也得遵守“義務”，想靠轉讓“義務”來撈點錢，就沒門了。“義務”之下，腐敗就是不可購買的了，當官的老老實實干活，本來就是“義務”，居然還要老百姓掏錢買，憑什么？
　　
　　 “義務論”里，麻煩的是如何認定“義務”，以及由誰來認定“義務”。你說“不圍觀強奸”是義務，憑什么說？是由代表們來認定，還是由老百姓來認定？以投票的方式來認定，一般被認為是“民主”。右翼的自由主義里，你很少能看到這種投票的“民主”，所以如此就在于他們認為，想看的人看，不看的人不看，已經是“民主”了，“民主”的社會應該保證這種“自由”狀態，制止愚民、暴民們的干涉，才是“真正”的“民主”。靠投票出來的結果來干涉，這早已不是“民主”，而是“專制”了。文章開頭也說了，認為個體人的某種組合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是不符合西方的傳統精神的，因為它并不能給出一個堅實的基礎，這次投票可能贏了，下次卻可能輸了，對錯與投票的次數相關，這還能是永恒的真理嗎？不永恒的東西能有價值嗎？又憑什么以這種不永恒的東西去約束所有人？
　　
　　 西方人處理“義務”時，一般采用“道義理論”，或“功利理論”。“道義理論”其實就是“不是人理論”的左翼版本，也就是說，不圍觀強奸本來就是“人”的義務，不遵守你就“不是人”，因而就要受法律懲罰。“道義”的演化是引入“社會”概念，不圍觀強奸有利于“社會”，你要待在這個“社會”里，你就應該有這種“社會”的“道義”。“不是人理論”的正經點的說法是“社會契約論”，“社會契約”與上述購買腐敗的個人契約完全不同，社會契約是一種先驗契約，只要你一生下來，你就與這個“社會”簽了約了，賣身契是早給你準備好了，就等你出來了。社會契約與你的個人意愿無關的，無論你愿不愿意，一出來你就得簽，而且只能簽“同意”。社會契約里就包括上面所說的“道義”，是個人你就得遵守那些“道義”，因而說“社會契約論”就是“不是人理論”的高端版本。
　　
　　 然而，社會契約也象叢林理論一樣，只解決了必要性問題，沒有解決充分性問題，它不能告訴你“道義”里應該包含哪些東西。對此，就可以引入“社會利益”、“公共利益”的說法，圍觀強奸助長了犯罪分子的氣焰，不利于社會穩定，侵害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或“社會利益”的概念是超越的，也就是說，是屬于那種“大字母”的概念，它不會因為涉及的人數少就被認為不是“公共”了。比如說，你不能因為圍觀強奸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很小，就認為圍觀強奸沒有侵害“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不是一個投票出來的概念。
　　
　　 強調“社會”的重要性，把“社會”搞成了一個大詞，應該是盧梭的功勞。具有強制效力的“義務”，再配合上偉大的“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的雛形了。“社會主義”之下也講“自由”，但這“自由”卻不是不被干涉的“自由”，而是被大概念建構出來的“自由”，此所謂“積極的自由”，與不被干涉的“消極的自由”相對。廣義的“自由主義”里是包括“社會主義”的。
　　
　　 如果把遵守“義務”也看成是一種“道德”的話，這時候就不再有法律與道德的二元問題了，道德與法律是同源的，都源于偉大的“社會”概念，道德只不過用于處理情節輕微的行為不當，與“法”并無沖突，道德與法之間處理問題只是程度不同，其對問題的看法是統一的。“義務”之下也可以有“信仰”，但這“信仰”只能從屬于“義務”了，你的“信仰”不能違背“社會”的“道德”。
　　
　　 “功利理論”是相信快樂可以拿斗量、幸福可以上稱約的。“功利主義”也分“個人”的功利主義與“社會”的功利主義。個人的功利主義如馬基雅維里之類，強調個人利益的至上性，極右翼的自由主義其實隱含了這種功利主義，中國的有特色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是這種功利主義的信徒，當然，他們嘴上不會這么說，遠不如范老師“真實”。嘴上不說，骨子里卻是，這其實就是厚黑的理論，這是另一門大學問，是中國人對右翼自由主義理論的一大貢獻。功利的“利”一般是實際的利益，因而“功利”之下的理論就有了經驗的基礎，不再象“信仰”、“道義”、“社會”那么看不見摸不著了。個人功利如果再結合不干涉，那么實際上就為昧著良心只管撈錢開辟了道路。個人的功利需求如果成為了不被干涉的“自由”，那么貪官撈錢就有了充足的理由。雖然有人說，“官”與普通人不同，普通人撈錢是合“自由”的，而“官”撈錢是不合“自由”的，因為“官”是提供公共服務的。但這樣一來，“官”與“民”在“自由”上就不平等了，有些“自由”是屬于“民”的，有些“自由”是屬于“官”的，“民”要成為“官”就必須經過心靈的洗禮，給人腦袋上安上個開關，作為“民”的時候可以隨意個人功利，當上“官”的時候卻要撥一下開關，忘記“個人”，一心為“公”了。這不是一般的洗腦技術手段所能完成的，愿望良好，但技術跟不上。
　　
　　 個人功利是只能背地里干的，也就是只能做不能說的，西方人沒能將此問題上升到理論，從而給了中國人的厚黑學者留了個碗飯。個人功利通常要與極右的“自由”相結合，才能發揮出偉大的財富聚斂效應，中國的精英們又加入了只做不說的厚黑，官商勾結，近些年來已是運用得爐火純青了。在這種觀點下，圍觀強奸當然是自由，但這“自由”卻是打死了也不能說的，“打死也不說”就是這伙人的最高道德的境界了。
　　
　　 功利主義還有一類，那就是社會功利了。社會功利與“公共利益”的說法有親緣關系，可量化的“公共利益”就成為“社會功利”了。“社會功利”一般是自由主義左翼的觀點，它與盧梭式的宏大“社會”概念不同，“社會功利”是有經驗基礎的，它只承認可實際檢驗的公共利益。福利經濟學就是社會功利主義的一個例子。所以說它是左翼的，是在于在它的功利計算之下，如果得出的結果有利于公共利益的，那么就有理由要求干涉個人的權利了。因而“圍觀強奸”如果在社會功利計算之下不利于社會的，那么不許你看就成為合理的了。福利經濟學通常認為是自由主義中左翼的理論，但近年來在右派們的搗鼓下，也可以用于右翼了，只要能想個法子找到“圍觀強奸”對社會利益沒有多大影響，興許還能緩解性饑渴的例子，那么要求不干涉也是有理的了，于是社會功利也可以成為不干涉的理由了。
　　
　　 事實上，越是現代的理論，對“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越是說不清道不明。古典理論往往都從“大詞”出發，具有先驗性質，因而一種行為即使沒有發生過，古典理論也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大是”“大非”的判決。而越是現代的理論，越弱化先驗，越重視經驗證據，從而那些缺乏經驗證據的行為的是非問題越來越難判定。比如說，如果以完全實證論的思想來考察“圍觀強奸”問題的話，它不會立即就告訴你結果，而是要先立項，寫開題報告，說一下研究思路，到哪里找案例，如何設計試驗來驗證結論，然后找個傻瓜出錢，搞到經費后，做統計，畫圖表，忙乎個一年兩年，然后告訴你，60%的情況圍觀強奸是不好的，30%的情況是說不清的，10%的情況是良好的。至于到底該不該禁止圍觀，跟我沒關系，我可以出點餿主意，但決定權不在我手上，出了問題咱不負責任。
　　
　　 對“圍觀強奸是不是自由”的討論，常見的大致就是文中所述的這些方法了。雖然結論很簡單，對圍觀應該干涉還是不干涉，但得出結論的方法卻有很大的不同，每一種方法你都不能簡單地說其對與不對，而是要看其是否會產生其他的負效應。也就是說某種方法用于解決“圍觀強奸”時效果不錯，但對于解決其他類型的問題時是否適用就成問題了。右翼自由主義主張不干涉，但不干涉引出的其他問題處理不處理？左翼主張干涉，然而是不是其他的問題都要在干涉下才能解決？不巧的是，現在的輿論環境里，還就是那些要么主張干涉、要么主張不干涉的兩頭走極端的人最吃香，論起道理來都是一套套的，都想把自己這頭的大詞概念普世一下，讓“法”的制定反映他們的訴求。
　　
　　 那么，干涉與不干涉之間能否走出一條中間道路？西方模式下走不出，因為“法”只能唯一，除非國家分裂成兩部分，擁有雙芯，兩個CPU，一個執行社會主義的“法”，另一個執行資本主義的“法”，否則不能做到“并行計算”。還有一個方法就是，五年干社會主義，再五年干資本主義，通過“分時計算”實現“并行”理想，再引入進程、線程概念，一個公司、一個企業也“分時”，不過這對于操作系統要求較高，硬件即使夠檔次了，軟件只怕也跟不上。上述兩種是常見方法了。事實上還有第三種方法，但那將涉及高性能的分區計算、云計算之類的話題了，而且還要突破西方文化的框架，在中國的“禮”文化之下才能討論，此文不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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