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評張維迎的“理性思考”（下）》                   　

　　張先生的“理性思考”的內容之四，是“向前看”。他說，“要求我們實施一項改革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眾和整個社會受益”。我同意這提法 ，但對緊接著的“ 而不是向后看，糾纏于歷史舊賬”，則要商榷。
    對于過去的改革，盡管張先生等“主流經濟學家”同主張“反思改革”的民眾和一些經濟學家針鋒相對，并指斥“反思改革”為“反對改革”，看法相左得很，但是，張先生等實際上對過去的改革很不滿意。如果說，他前面舉的兩個居民的社會那個例子，是從“可行性”方面批評鄧小平設計的“共同富裕”的改革理想不可行，還比較隱蔽的活，那么，從現在起，“向前看”和后來的“ 中國改革的三個約束條件”就表現得比較明顯了。“向前看．．．不糾纏于歷史舊賬”這句話本身，就包含著對過去的否定的意思，而接下來用“只記恨日本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等例子和經濟學理論為這句話作注腳，那是有的放矢，用意明顯。
　　對于過去的改革，“主流經濟學家”和“反思改革”者的不滿意情緒，除了發泄在相互指斥外，還都批評一個共同的對象，那就是：政府。“主流經濟學家”指責政府管的太寬，而“反思改革”者又埋怨政府看著民眾的利益受到損失不管。這種情形，就如五十年前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講的相似：“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又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
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吳敬璉說：現在反對改革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眾。這對又不對。所謂對，就是這兩方面的人群都不滿意；但只是不滿意，還談不到反對。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毛澤東在五十年前所講的那種道理。　　
    我主張反思改革。不是說認為有問題才提出要反思，就是全是成績，沒有錯誤，也要經常反思。我們做了一件事，或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不時回頭看一看有什么問題，或者還有什么不足之處，總結經驗教訓，以利繼續前進。這就是毛澤東講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十多年前，我給江澤民談“實事求是”的那封中，提出不要一味地闖、闖、闖，就是要求要不時反思一下。
　　現在，要求反思改革的人們，是有一定的不滿情緒和疑慮，但決不是要糾纏什么歷史舊賬，更沒有象張先生那樣，用日本侵略中國、香港警察的腐敗來比擬改革。張先生在這件事上，做得很不象個學者，倒似一個狡猾奸詐之徒。他和“主流經濟學家”出了那么多的主意要政府改這改那，傷害了群眾利益，自己不加反思，卻把責任完全推到政府身上，大力渲染政府官員腐敗，說是“在我們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企業家創造價值的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是常常是混在一起的，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有些人發表的否定企業家群體的言論會引起社會上的共鳴。”而另一方面，又說是“現在有些政府部門常常在輿論壓力之下出臺一些缺少任何實證分析和數據支持的政策，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損害了百姓利益，也損害了政府形象。民眾可以發泄情緒.....但......政府的政策必須理性，不能被群眾的情緒所俘虜。”兩面挑唆，何其毒也！而他自己卻裝的十分可憐，說是“在政治上處于非常脆弱的地位。”
　　對于張先生所舉的例子，和改革并無什么關系，但也必須說幾句。
　　現在網上一些奇談怪論，共產黨要感謝日本侵略幫助他壯大哪，是其中之一。張先生什么時候也加入在這幫人中？提出“牢記歷史除了求得一時的心理平衡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不是理性的行為。”張先生是否對“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觀點，要有什么新的發展？對吳儀副總理中止訪問日本，是否認為非“理性思考”呢？在小泉年復一年參拜靖國神社，日人多次登上我釣魚島，散布中國威脅
論，等等，張先生此時出此言，經過理性思考了嗎？
　　果如張先生所說，“‘廉正公署’建立之前，香港警察隊伍是很腐敗的，如果沒有當時的‘大赦’，香港警察隊伍就不能那么短的時間內廉潔起來，也很難有香港今人日的發達”，那么，中國改革何須費那么大的勁，只要大赦天下，特別是外逃貪官（他們身上還有大筆大筆資金呢！），中國官員就廉潔了！中國社會就和諧了！中國國家就發達了！中國改革就成功了！好一個學者的“理性思考”！張先生又出了一個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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