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戰爭電影，必然要涉及到主創人員對戰爭和歷史的看法，因為但凡表現戰爭，都會有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但劉恒編劇、馮小剛導演的《集結號》以淡化戰爭觀為主要特色，不問戰爭的對錯，只表現戰爭的慘烈。這種一反以往“主旋律”戰爭題材電影常規的表現形式，加上模仿國外大片的戰爭場面，《集結號》獲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在內地收獲了超過兩億的票房，同時還出人意料地先后上了非常“主旋律”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獲得了官方在意識形態上的認可和推崇。

　　輿論對于這部電影的反應，多少與不久前上映的《色，戒》有相似之處。主流媒體上呈現的是正面的贊揚，電影理論專家們使用的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大片”、“中國主流電影新范例”、“劃時代的戰爭片”等溢美之詞。另一方面，《集結號》也遭遇到了猛烈的批評，涉及方方面面，從軍事常識到歷史真相再到電影的價值觀念，但這些批評大都只能在網絡上流傳。對一部商業電影的反應會如此偏向兩極，表明它在某個地方觸動了一個敏感的問題。

　　戰爭是沒有是非的嗎

　　戰爭是暴力的集中爆發，任何一場戰爭都有流血，都有傷亡。如果僅從表象來觀察，人類歷史上發生的無數場戰爭并無本質的區別，不同之處只在于慘烈的程度。人道主義者的口號是反對一切戰爭、反對一切暴力，但這并不能解釋不同戰爭之間、一場戰爭中對峙兩方之間的差異，也不能對戰爭和暴力的減少做出絲毫的貢獻。

　　戰爭的本質是什么?最著名也得到最多認同的論斷是戰爭理論大師克勞塞維茨做出的：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以另外一種手段的繼續。也就是說，戰爭是為了某種目的或某種理念服務的，有了這個視角，就可以看出在戰場上廝殺的雙方雖然在表象上行為是一致的，但背后的邏輯是不同的。在《水滸傳》中，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義廳”改成了“忠義堂”。一個細微改動的背后是方向的巨大調整，從此梁山好漢從一個“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銀”的“專業技術性組織”變成了一只政治性武裝，后來的“被招安”和征方臘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歷史上各式各樣的武裝組織中，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性的恐怕只有土匪和民國年間參與地方割據的一些小軍閥了。

　　政治是人的活動，而一旦把視野降低到狗的層面，就會“狗眼看人低”，任何一場戰爭都變成了搶骨頭的“狗咬狗”。可惜，《集結號》秉承的就是這種戰爭觀。在電影中，內戰戰場上的戰士不再是為了某種特定政治理念而流血犧牲的人，而是稀里糊涂被推向火海的“炮灰”(崔衛平語)。用這種視角解讀黑社會火拼也許是適合的，但用來解讀中國的內戰，則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歷史觀和戰爭觀使得歷史變得不可理解：如果國共雙方在本質上沒什么差別，那么弱的一方為何最終會戰勝強的一方?為何小米加步槍能打敗飛機加大炮?為何老百姓會用手推車推出淮海戰役的勝利?要知道，老百姓并不是共產黨軍隊抓來的壯丁，他們為什么會選擇支持共產黨而不是國民黨或者干脆躲得遠遠的?

　　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要算得上是有史以來政治性最強的軍事組織。一句著名的口號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比槍桿子更重要的是政治方向，武裝斗爭的全部任務是為實現共產黨人的政治理念服務，而不是其他，這就是“黨指揮槍”的原則。在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軍隊為之流血犧牲是一個新社會的藍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這樣概括：“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成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任何試圖理解歷史的人都必須承認：解放戰爭期間，兩支軍隊廝殺的背后，是兩條道路、兩種理念之間的較量。而共產黨的最終勝利，是理想和意志的勝利，是一個在進步的政治路線指導下組織起來的弱者對強者的勝利。借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的一句話：“后來理想的敗死是一回事，但是不能用這個來取消前人曾經擁有過的東西。”

　　影片“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全方位的，不僅在總體上抽離了觀察戰爭的政治視角，而且在細節刻畫上將政治理念傳遞的紐帶切斷。共產黨軍隊的政治化是通過具體的人來實現的，通過“支部建在連上”，每個連都設指導員，負責向戰士們闡釋“為了誰打仗”的問題。電視劇《亮劍》雖然突出了軍事長官的個人英雄主義，但其中的政委角色仍然是一個有大局觀、有知識、沉穩且勇敢的軍人。在《集結號》中，指導員的形象徹底改變了。第一個指導員是一個冒冒失失的家伙，指責連長谷子地“畏戰”，結果被被炸彈炸死，害得谷子地槍殺俘虜，被關禁閉。第二個指導員王金存就顯得荒誕了，他是一個跟谷子地一起被關禁閉的文書，膽小如鼠，聽見槍聲嚇得尿褲子。谷子地要求他來當指導員完全是為了充數，而這個要求竟然獲得了團長的認可。他沒有起到任何指導員該起的作用，雖然最后也拉響了引信，但自始至終沒有擺脫“孬兵”的形象。指導員如此，也就難怪從連長到士兵各個都是操著南腔北調的“匪兵甲”、“匪兵乙”了。

　　蒼白的“人性”

　　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人性”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任何丑惡和陰暗的東西都可以打上“人性”的烙印，因為下半身的快感而背棄一切是“人性”，為求榮華出賣弟兄也是“人性”。《集結號》也不能免俗，馮小剛宣稱他要表現戰爭中的“人性”，即人對戰爭的恐懼，任何人都是怕死的，上戰場的戰士都是被迫的，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崇高的使命感，而是因為別無選擇。

　　現在是和平的年代，也是一個沒有英雄的年代。但這不表示我們有權利把老兵們想象成跟我們一樣貪生怕死，道理如前文所述，歷史會因此變得不可理解。抗美援朝是人類歷史上對陣雙方在武器裝備上相差最懸殊的一場戰爭，但志愿軍打贏了，讓不可一世的美國軍隊低頭。如果我們想理解這場勝利，僅從邏輯上而言，除了志愿軍將士們的英勇和有一股不怕死的精神，還能有什么跟根本的原因?

　　今人不該將自己對戰爭的感受強加給前人，我們對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至少要心存敬畏。如果我們自己怕死，就認為打贏了最艱苦戰爭的老兵也怕死，這是對歷史的褻瀆。

　　“人性”不光包括怕死的本能，還應該包括舍生取義的壯舉，而后者更有資格被稱為人性。中國的革命是被侮辱被欺凌的弱者反抗壓迫者，為建設一個沒有侮辱和欺凌的社會而奮斗的過程。弱者要想獲勝，只有“組織起來”，確認共同利益的存在，然后以局部的犧牲換取全局性的勝利。這樣，每一個個人的犧牲就不僅是為了一家一戶，而是和一個更廣闊的事業聯系起來。犧牲可以不是狹隘的，可以不是被迫的，而是值得的，視死如歸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同樣不能以共同利益后來被僭越而否定其曾經的真實存在。

　　司馬遷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馮小剛導演恐怕是不能理解這句話的，以他的視角來看，所有的死都是一個樣的，是不得不死，與任何理想和價值觀毫無關系。既然如此，死亡又有什么榮譽可言?“烈士”和“失蹤”的又有什么差異?谷子地為什么要為他的47個弟兄討個說法?

　　在電影《集結號》中，導演沒有明確交代谷子地的動機，惟有一處可以提示的情節：在谷子地尋找老部隊的過程中，一個青年對他抱怨：“都是一個村里出去打仗的，憑什么那兩個就是烈士，就能分700斤小米，我哥和其他人就只有200斤?”

　　烈士和失蹤的差別是500斤小米，這就馮小剛導演眼中犧牲的價值!

　　“為有犧牲多壯志”，在革命的過程中，犧牲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但無謂的犧牲是應該盡量避免的，這是起碼的常識。《集結號》最令人費解之處就在于對九連幾乎全體陣亡的原因所給出的解釋。團長命令九連打阻擊，約定以集結號為令，不吹號就是打到最后一個人也不能撤。隨著谷子地追尋的深入，最后得知團長帶著部隊自顧自地撤了，根本就沒打算吹號。這就是被廣泛傳播的說法，“組織靠不住”。

　　有很多評論者指出，這個情節不符合歷史真實，解放軍沒有集結號，而且阻擊戰的撤退也不可能以號聲為令。切不談這些具體史實，問題是，如此安排會是一個指揮官正常的行為嗎?“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是戰爭的基本法則，像這樣以讓阻擊部隊全部戰死為目的的軍事行動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不要說共產黨的部隊里不會有這樣的事，就算是軍閥的部隊也不會這樣打仗吧?士兵都打光了，誰來上戰場?指揮員這樣指揮，誰還會服從命令?

　　如果不是團長和谷子地有私人恩怨，想要借敵人的刀殺掉他，實在找不出其他理由來解釋他的行為。當谷子地知道真相后，發瘋一般地沖向團長的墓碑，怒吼道：“你們怕被咬死?我們呢?九連呢?”看到這里，不禁讓人心頭一緊：全局上國軍和共軍是“狗咬狗”，共軍的上下級軍官之間也在“狗咬狗”。幸好導演安排了谷子地在短暫的爆發之后原諒了早已死去的團長，這才沒有把革命戰爭徹底淪為一場“人性”的扯皮。

　　主旋律被重新定義了嗎

　　除了價值觀層面的混亂，《集結號》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是拙劣的。除了模仿國外大片的戰爭場面拍得比以往的國產電影有所進步，其他可稱道之處甚少。情節安排和故事的展開有些莫明其妙，解放戰爭之后是抗美援朝，兩段故事沒有聯系，其主要作用好像只是要引出鄧超扮演的趙二斗，安排趙二斗這樣一個人物是要幫助谷子地找老部隊。唯一的女角色，尿褲子的指導員王金存的遺孀孫桂琴，是“為了存在而存在”的，谷子地把她和趙二斗撮合成了一對。據報道，馮小剛在拍攝時還安排了他們之間的一段三角戀，但在正式放映的版本中剪掉了。“戲不夠，感情湊”，馮小剛導演的這部“劃時代”的大片根本沒有脫開這種老掉牙的俗套。

　　只要稍稍觀察主創人員和媒體對電影的宣傳，就會發現自相矛盾之處比比皆是。電影里面的解放軍士兵是一群貪生怕死而又稀里糊涂送了死的人，他們卻被稱為“英雄”;電影表現出來的47個人的死明明是不值得的，可是《新聞聯播》的報道卻說《集結號》表明了“每一個犧牲都是永垂不朽的”;電影里上戰場是被動的，可是馮小剛非要說電影想要告訴人們的是“勝利來之不易”。

　　吊詭的是，《集結號》這樣一部影片被宣傳為“主旋律”的，接連上了《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大家都知道，這是兩個政治性最強的電視欄目，不是一部電影可以隨便上的，也遠非媒體公關所能達到。據悉，上節目的指令來自最高層領導。

　　要理解這些矛盾之處，就必須跳脫開一部電影本身，在當今中國社會形勢和大眾文化的格局之下建立我們的批評視野。

　　改革開放30年以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資源持續向少部分人集中，占人多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受挫感增長，勞資關系緊張，社會上對立的情緒越來越強，新的階層結構形成。在這種格局下，矛盾沖突多以“群體性事件”的方式出現，2005年，全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達8.7萬起。2007年初，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撰文指出，有的參與群體性事件的群眾，自己并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借機宣泄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目前，“群體性事件”的觸發仍以“因偶發事件引起、突發性強”為主要特點，而這類事件真正要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的危險莫過于參與者在某種明確的訴求之下組織起來。要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和蔓延，就需要從最根本上打消掉組織起來的基礎，讓人于人之間失去信任，難于整合。

　　反觀當今的大眾文化，總體上正是為這個需要服務的。2007年上映的若干電影，讓人們總結出了一系列的“靠不住”，每個電影表現“人性”的側面雖各有不同，但結論都指向一點：他人是不可信任的，為任何形式的集體利益奉獻都是不值得的。雖然也有不少積極向上的影視作品獲得了民間輿論和官方的輿論的推崇，如《士兵突擊》和《闖關東》，但這些作品歌頌的都是個人的堅持和奮斗，以個人主義消解集體主義。

　　這種在整體上與革命的年代進行徹底切割、高揚“人性”、貶低群體合作的文化，有助于讓處于弱勢的群體保持一種原子化的狀態，這樣一來，對“不安定因素”個個擊破就容易多了。這種大眾文化并非來自官方意識形態的指引，而是由資本和知識精英構建出來的，反過來恰好符合了政治的需要。政治、經濟、文化三種權力的結合在這里表現無疑。

　　新的時代背景決定了“主旋律”的調整，它已經不再是人們慣常理解的那種革命的文化，而是“去革命化”的文化。非如此，就無法解釋涉及敏感題材的《集結號》能在劇本和影片審查等環節順利過關，一邊收獲高票房，一邊占領了CCTV的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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