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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蘋如是在西伯利亞皮貨店一擊不中之后，才又身藏手槍，孤身前往汪偽特工總部的。她的父親鄭鉞(英伯)早年留學日本，是老同盟會員，后在國民政府司法界任要職;母親木村花子出身日本名門，因同情中國革命，追隨丈夫來到中國，改名鄭華君。鄭蘋如曾為上海名媛，因美貌而成為《良友》畫報封面人物。以這樣的高尚門第和個人資質，鄭蘋如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毅然加入國民黨中統組織，周旋于日偽上層，并且在行刺丁默村的行動中以命相搏——我們可以想見這個柔弱女子的性格、意志和情懷，必超乎凡俗之輩。

　　執行秘密使命的職業特工，假如在行動的最后一刻，因突然想到“這人是真愛我的”而繳械，全盤放棄上峰委派的重大使命，而且要以自己和多名同伴的性命為代價，則顯得太不專業，而難以令人置信——所以張愛玲在《色戒》中必須把職業特工改寫成一個單純的女學生，因為只有一個涉世不深的女學生才有可能出于似是而非的男女私情而以那樣的方式功敗垂成。但是，以這樣人為顛倒的主人公為邏輯支點，整個故事便不成立了。

　　一群演出愛國話劇的男女大學生，走下舞臺后意氣難平，渴望有所行動，在熟人熟地的英屬香港，尋機刺殺暫居此間而人地兩生的漢奸頭目——這是可能的;但是，從千里之外趕到日偽戒備森嚴的上海，一個幼稚的女學生竟敢獨闖龍潭虎穴，住進汪偽特務首腦的府邸，與其交往圈子周旋多日——這可能性很小;不僅如此，而且在性經歷十分有限的情況下，以一個青澀的女學生假托成熟的少奶奶而與特務頭目兼資深淫棍耳鬢廝磨，顛鸞倒鳳，竟未引起他的懷疑——這是絕無可能的。

　　李安版《色戒》不是縮小，而是放大了張愛玲《色戒》的破綻：在銀幕呈現上，湯唯扮演的王佳芝即使在麻將桌上，也始終是一副怯生生、羞答答的形象和儀態——這有一點點像擁有私家轎車和專職司機的進口商闊太太嗎?另外，李安還特別增加了老曹發現疑點而上門勒索的情節——小特務都能輕易看穿的破綻，特務頭目竟毫無察覺，這又如何可能呢?

　　所以，一切站在所謂“藝術”立場上為《色戒》辯護的觀點，首先就應當懷疑其是否具有起碼的藝術鑒賞力。

　　2

　　《色戒》在“藝術”上失敗的根本原因，是張愛玲想用她那個漢奸的“魂”，去附鄭蘋如烈士的“體”，結果“魂”不附“體”，造就了《色戒》這一怪胎。

　　但是，這里并不想討論《色戒》的“藝術”問題，甚至也不想討論《色戒》的“政治”問題，即它以男女私情和大段床戲顛覆為國捐軀的鄭蘋如，在忠奸、善惡、敵我等大是大非問題上解構中華民族的國家倫理。這里唯一想論述的是中國社會的國家認同和國家意識的變遷。

　　《色戒》先是經政府權威部門審查通過，繼而在上映前后，贏得國內主流媒體和評論界的追捧與喝彩。例如某著名周刊就以《〈色·戒〉的身體及陰謀想象》、《張愛玲與鄭蘋如的上海》和《上海，張愛玲與鄭蘋如的命運交叉》等文章，渲染了一個上流社會的風月加冒險故事。而北大中文系某教授、清華新聞傳播學院某副院長則分別以《電影與文學的情欲大戰》和《當男人進入女人身體的時候，也進入了她的靈魂》為題，生吞活剝地闡發情欲與人性的陳舊話題。在人性與國家、藝術與政治之間，主流輿論毫不猶豫地站在了所謂“人性”和“藝術”一邊。我們且不論這種人性論和藝術論是否成立。但從《色戒》的主流反響中所傳達出來的，首先是國家意識的驚人的淡薄，則毫無疑問。只不過，國家認同這種瀕于解體的現狀并非天然如此。

　　在中國傳統社會，“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國家認同基本只限于士紳階層，廣大民眾一般并不分享多少國家意識。以往教科書上講：“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其實也是從歷史唯物論的立場表述“士紳階層構成了封建國家的社會基礎”這一命題。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國家意識的動員抵達民族全體成員，而這也正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實質含義所在。在中國，這個國家意識在全民族的廣泛動員恰恰是發生于抗日戰爭時期，而完成于新中國建立之后，并于“文革”期間抵達巔峰——正如當時一首歌所唱的：“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這種高度的國家認同，支撐中華民族完成了幾件大事：第一，是基本實現了國家統一，重建強大的中央政權;第二，是到70年代初打破了帝國主義的戰略包圍，以勝利者姿態重返國際社會;第三，是在7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了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未來中國發展的物質基礎。

　　但是，“文革”的失敗使這個國家認同遭受重大打擊。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中國革命發生夭折，一種懷疑主義、虛無主義的情緒和思想彌漫開來，逐漸瓦解了當時已開始空洞化的國家意識。這股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思潮在80年代轉型為啟蒙主義，倡導反傳統反封建，批判國家和權力，為日后資本和市場的新的統治秩序開道;在90年代以來，啟蒙主義又讓位于全球化和消費主義浪潮，以享樂和情色為依托，繼續解構國家認同，《色戒》的公映及其主流反響正是這一歷史線索中最新的案例。

　　從國家權威部門到主流傳媒和學界，這次圍繞《色戒》所表現出來的國家意識的淡薄的確怵目驚心。如果說，士紳作為傳統社會的精英階層構成了古代國家的基礎，那么，我們今天的精英階層在國家認同上反而遠遠不如傳統士紳。這種情形在世界各國是絕無僅有的。究其原因，還是由于不承認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進而否定中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實際上，自1840年以來，“救亡”和“發展”就是中國從古典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兩大環節、兩大任務。如果說，共產黨曾出色地完成了“救亡”使命的話，那么，作為中國最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共產黨仍需要在未來幾十年內組織中國社會繼續實現“發展”的任務——這一點責無旁貸，而這也正是中共現在和未來合法性的根源。

　　在全球競爭日益劇烈的今天，國家認同的瓦解將使中華民族陷入分裂、動蕩和貧困的深淵。但是，重建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中華民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原標題：從《色·戒》看國家認同的危機）（首發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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