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中的關系　　

——兼談“魯迅如果活著會怎樣”　　

Pio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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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魯迅之子周海嬰撰寫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記載，“1957年，羅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一個大膽的設想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不料毛主席回答說：以我的估計，要么是關在牢里還要寫，要么是識大體不做聲。羅稷南先生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聲。”

五十年前的羅稷南先生“驚出一身冷汗”，五十年后的學者精英、律師精英“喜出兩個鼻涕泡”——又抓住了毛澤東的一個罪證。于是一改往日對魯迅深惡痛絕的態度，假腥腥地為魯迅先生的早逝慶幸起來。

下面就討論關于魯迅先生和毛主席與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一些問題，順便揭露一下精英們的丑陋嘴臉。

（一）談談“反右”及相關的幾個問題

右派精英把“反右”比作秦始皇的“坑儒”，污蔑成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洗腦”、“愚化”，目的是鞏固毛主席的“皇位”。這個說法很陰險，也很能欺騙受幾千年封建傳統思想影響的老百姓——他們對帝王將相們的手段很熟悉。

我們就下面幾個問題展開討論。

一、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

非常必要。別說從資本主義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是今天的知識分子也太需要改造思想。我上中學時就希望將來能上大學，大學畢業就是干部待遇——“學而優則士”。

當干部有啥好處？不干活還多拿，人五人六，高人一等，“堂上一呼階下喏”——封建等級、剝削思想。

魯迅先生的《孔乙已》、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甚至毛主席幾十年的“勞動者最光榮”、“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的思想教育，到現在也沒能戰勝幾千年前孔老二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流毒。

今天，也要對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和改造。

二、毛澤東排斥知識分子嗎？

這是個偽命題。不想做無謂的回答。看一段毛主席的講話：

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如果看不起他們，以為可以不要他們，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我們離不開他們，離開這幾百萬知識分子，我們就不能活動。可以說，一步都不能走。我們學校就不能辦。我們有許多報紙就不能出，我們的文學藝術，共產黨就沒有出梅蘭芳，就沒有出周信芳；大學教授就沒有，工程師現在開始有一點，很少；技術人員開始有一些進了共產黨，大批的還是黨外人士。

所以，我們幾百萬知識分子，不管他多么動搖，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們人民的財產，是人民的教員。現在只有他們當教員，沒有別的教員，因為他是上代遺留下來的，是社會遺下來的。論他們的出身都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但是可以教育過來，我們不要搞唯成分論，魯迅也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馬克思就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列寧也是，那怎么得了呀？這就不能講唯成分論。因為現在，他們——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沒有社會根子了，他們的社會基礎、他們的社會根子，我們已經挖了，現在他們就像降落傘一樣，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們。（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部隊、江蘇、安徽二省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三、毛澤東要把知識分子往什么方向改造？

向無產階級文化方向改造，而魯迅的方向就是無產階級文化方向。

毛澤東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作談會上提出：“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并號召造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知識分子的方向就是毛主席的“為人民大眾服務”，就是魯迅先生的“俯首甘為孺子牛”。

四、知識分子為什么要為人民大眾服務？

因為勞動人民養活了官員、資本家和知識分子。有些東西說是他們養活了勞動人民，那么，沒有官員、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原始社會，勞動人民是不是都餓死、凍死了？知識產生于勞動，整個人類發展史就是制造勞動工具的歷史。最初的知識傳承也是在勞動實踐中完成，后來由于勞動技能和知識的不斷增加，才產生了專門學習勞動技能的學校和專門從事勞動技能傳承和發展的知識分子。所以，知識服務于勞動。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的一員，并非是一個高貴于勞動人民的什么特殊群體。

然而，孔老二橫空出世，胡謅“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知識分子便逐漸脫離勞動人民，成了剝削階級的幫閑、幕僚。知識也成了他們在勞動人民面前炫耀的資本。后來竟畸化成為只學八個人的文章，一朝金榜題名，就位極人臣，成為“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蟲”。而且封妻蔭子，雞犬升天。——一個孔乙已、一個范進就把整個罪惡的科舉制揭露的淋漓盡致。

“為人民服務”就是讓知識服務于勞動和勞動人民，讓知識分子回歸勞動人民隊伍。這是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本質回歸，談不上什么“先人后己”、“舍己為人”。然而到了精英嘴里就成了“迫害”。

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只有無產階級有前途，其他階級都是過渡階級，我們這個國家要向什么方向去，他們不懂這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說中國有五張皮，舊有的三張，帝國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過去知識分子就靠這三張皮吃飯，此外還靠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一個小生產者所有制。我們上一回民主革命，不過革那三張皮而已，從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會主義革命革兩張皮：民族資產階級所有制同小生產者所有制（小資產階級所有制）。這五張皮現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張久已不在，新皮二張也不存了，現在剩下什么皮呢？是社會主義所有制這個公有制這個皮。當然這又分兩部分，一個全民所有制，一個集體所有制，現在靠誰吃飯？民主黨派也好，大學教授也好，科學家也好，新聞記者也好，是吃工人的飯，吃集體農民的飯，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總起來是吃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飯，吃公有制的飯。

脫離毛澤東思想的中國教育必然走向岐途，知識又成了“敲門磚”。我趕上了國家包分配的“末班車”，考上大學就是“中狀元”的感覺——一切都有了。現在不包分配了，是不是就走上正軌了？我有一個親屬，今年畢業，我去他那找本書，他慷慨的說：“都拿去，我已經告別看書的年齡了”；再看看每年學生畢業期間，廢品收購站里堆積成山的教材、資料，就知道現在的教育就是浪費青春和樹木、肥了書商和廢品收購站的事業。

五、毛主席如何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就是被“傷痕派”所詬病的“上山下鄉”、蹲“牛棚”。我一直相信毛主席采取“知識分子和工農勞動相結合”的改造方式，就有受魯迅先生影響的成份。魯迅先生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寫道：

這樣的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Ａ要變Ｂ，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于是就變成了Ｂ。……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舊知識分子）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奸，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里，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于和他向來沒有關系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口號，就是對于這一點的很正確的理解。

當右派們發現跟著毛澤東非但吃不到勞動者供獻上來“黃油面包”，而且還要受“大字不識一蘿筐”的工人、農民領導。于是他們無法容忍了，要復辟——復辟到那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一朝得第，封妻蔭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士大夫時代。

魯迅先生早就看穿了他們的嘴臉：

我少年多看俄國、波斯、荷蘭等國的小說，深知他們亦時常起來革命，但是他們的思想，終是不符事實，……如俄國的文學家，他們到革命成功了，就逃到別國去過生活。為什么呢？因為他們在未革命以前，以革命為神圣的、應當的；不知達到了目的，每餐只有兩塊面包，到不如前日的生活舒服，所以他們垂首喪氣的漂泊在他鄉。再講我們中國，在民國未成立以前，一般人士均熱烈提倡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一般下等階級人民，均站立起來了，而主持革命的人，到不如不革命自由。所以現在中國產生了一班遺老，他們均痛恨革命。

無恥酸儒們反而造謠說，毛主席要把他們為民請命的“鐵骨”，改造成只會為毛主席歌功頌德的“軟骨”。他們個個成了大義凜然、不畏強權的民族脊梁、志士仁人。

今天，洋人、貪官、資本家殘酷壓迫工農群眾，“不畏強權”、“為民請命”的右派精英們，非但不替勞動人民說一句話，反而無恥的說是“替富人說話，給窮人辦事”。

十月二十五日在魯迅先生在上海勞動大學做《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時說：

幾年前有一位中國大學教授，他很奇怪，為什么有人要描寫一個車夫的事情，這就因為大學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歐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樣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當然能痛痛快快寫出來為平民說話，因此平民以為知識階級對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贊成他，到處都歡迎他，但是他們既受此榮譽，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時卻把平民忘記了，變成一種特別的階級。那時他們自以為了不得，到闊人家里去宴會，錢也多了，房子東西都要好的，終于與平民遠遠的離開了。他享受了高貴的生活，就記不起從前一切的貧苦生活了。——所以請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記了說話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許還要壓迫平民，以致變成了平民的敵人。

今天再讀此文，發現我們要說的話，幾十年前魯迅就替我們說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同樣是魯迅先生的主張。

（二）魯迅會反對“民主集中制”——即右派說的“專制”嗎？

一、毛主席“專制”嗎?

這個問題已不需要我做深入討論。只摘錄幾段毛主席的講話。

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上海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希望把我們國家造成這樣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于批評，敢于說話，有意見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說。我們這些人有錯誤缺點必須改，不改就不行，因為沒有道理，無論黨還是政府，都不實行官僚主義，不能強制人們做那些沒有道理的事。我們采取這樣的方針，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況，人民跟政府的關系，領導者跟被領導者的關系，人民跟人民之間的關系，就將是一種合理的活潑的關系。這樣，我們的文化、科學、政治、經濟，我們整個國家，就一定可以比較快地繁榮發展起來。

不要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批評是好的，沒有批評，壓制批評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這個錯誤。斯大林做了許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壞事，他混合這兩者，拿對付敵人的方法來對付人民，人民內部的矛盾，說不得政府的壞話，說不得共產黨的壞話，一說壞話，風吹草動，就說你是特務，把你抓起來。所以現在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示威游行、請愿。但是我們要反對官僚主義，要克服官僚主義，那什么罷工、罷課這些東西就會少的，但是怎樣也要有。那怎么辦？有就用對付人民內部的方法來對付。

一個地方罷了工，我們就去嚷：“嗨，你破壞黨的領導!”知識分子批評了我們，我們就責問他：“你要渙散無產階級的隊伍嗎？你要破壞黨的領導，破壞民主集中制嗎？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嗎？”到處拿這文章做擋箭牌。這行不行呢？這就不行。我們在原則上不提倡罷工罷課，不提倡錯誤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戲等等，但是事實上發生了一些個別的罷工罷課，報紙上登了一些個別錯誤的文章，戲臺上演了一些個別不好的戲，對于這些現象采取放的方針，采取說服教育的方針，沒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壓的方針，反倒不利。這樣的方針比較容易調整社會秩序，調整領導者跟被領導者，政府跟人民，黨跟人民的關系。這種調整的結果，正是鞏固了黨，鞏固了民主集中制。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并是說就可以任意鼓吹封建、剝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的流毒對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災難，今天的現狀已經充分證明。所以毛主席又說：

我們中國民族，是個好民族。這個民族是很講道理的，很熱情的，很聰明的，很勇敢的。我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既集中統一，又是生動活潑；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紀律。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應該提倡講，應該生動活潑。對大多數人是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樣尖銳，怎么痛罵一陣，也沒有罪。不受整，不給穿“小鞋”。“小鞋”要給右派穿。

這也是魯迅先生的觀點：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著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并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二、魯迅先生反對“專制”嗎？

除了權貴，恐怕沒人喜歡專制。 然而，魯迅先生在《關于知識階級》中說道：

在原始時代酋長的命令是不能反對的，無懷疑的，在那時酋長帶領著群眾并吞衰小的部落；于是部落漸漸的大了，團體也大了。一個人就不能支配了。因為各個人思想發達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統一，于是命令不行，團體的力量減小，而漸趨滅亡。在古時野蠻民族常侵略文明很發達的民族，在歷史上常見的。現在知識階級在國內的弊病，正與古時一樣。

總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減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現在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沖突，這是知識階級本身的缺點。

可以看出，魯迅先生是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自由化的。如果在“專制”的強秦和“民主”的弱宋之間選一個，魯迅先生一定會選擇強秦。因為魯迅先生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和毛主席等人一樣，信仰什么主義首先要看這個主義能不能使民族獨立和富強，決不會把個人自由凌駕在國家之上。

一些網上開博的學者、律師竟能意測“但依魯迅的性格，要他閉上嘴巴不‘吶喊’，估計是很難做到。看來，倘使他能活到建國后，也只有坐牢的份了”。而且惺惺作態，“ 魯迅雖然遭過國民黨的通緝，但沒有坐過國民黨的牢。如此看來，魯迅的早逝，不但不是個人的悲劇，反而是人生的‘幸運’。”

建國后，魯迅先生“吶喊”什么呢？和大右派羅隆基、儲安平們一道鼓吹“民主憲政”嗎？魯迅先生作為一個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會因為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坐共產黨的大牢？所謂的學者、律師如果不是不學無術，就是故意蠱惑“毛澤東比蔣介石國民黨還殘暴、還專制”的謠言。

篤信英國的民主制度、要求走軍隊國家化和民主憲政的大右派儲安平，曾經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辦報批評國民黨腐敗政治。有人就把儲安平比作魯迅，這其實是無知。

魯迅先生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明確指出：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著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致命與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將本階級或資產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產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鬩于墻”，兩方一樣是敵對。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為一粒泡沫的。對于這些的作品，我以為實在無須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為了將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為無產階級的作家的。

魯迅先生上面說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就是指儲安平等人。儲安平的西方憲政理想聽起來很好，然而并不現實。原因就是張宏良教授所說的：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允許我們跟著他們“姓趙”。所以毛主席說：“我們增加一噸鋼是我們的事情，我們就高興。你美國增加幾百萬噸鋼，我也不高興，你越多我越不高興。你增加那么多鋼，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鋼就很危險，要打我們的。我們有些知識分子，還在那里吹美國鋼！鋼！鋼！那么多！這是我們要說服他們的。”

三、魯迅先生反對利用“專政”手段推行無產階級文化嗎？

魯迅先生寫道：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毫無疑問：魯迅先生支持用“專政”手段推行無產階級方化運動。

四、魯迅先生反對官僚主義嗎？

這是毫無疑問的。官僚主義是反人民的。在這一點上魯迅先生是和反了一輩子官僚主義的毛主席是共通的。如果魯迅先生活到文革，看到毛主席晚年不惜發動打倒整個官僚集團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被毛主席稱為“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視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政治遠見”的魯迅先生，決不會象同時代的其他人一樣不理解；更不會要等到幾十年后的今天，待資改派全面復辟時，才發現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偉大意義。

官僚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對立關系。

綜上所述，魯迅先生如果活到“反右”時，絕不會反對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專政。

再假設魯迅反對了毛主席，就會進牢房嗎？

毛澤東在下面的講話和文章里闡述了對“右派”的政策。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在天津市黨員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對社會上有許多錯誤議論，我們采取什么方針？我們應該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討論中、在辯論中去解決。究竟那個是對的，那個是不對，我們只有這樣一個方法，別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現在我們黨內有一種情緒呢，就是繼續過去那種方法，或者叫做軍法從事，……這個辦法不行了，這是對付階級敵人的，……在現在呢，不是對付敵人，而是對付人民內部的問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民族資本家，大學教授、醫生，這個簡單的辦法，就是不行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說：

  資產階級和曾經為舊社會服務的知識分子的許多人總是要強烈地表現他們自己的，總是留戀他們的舊世界，對新世界總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們，需要很長時間，而且不可用粗暴的方法。但是必須估計到他們的大多數較之解放初期是大有進步了。他們對我們提出的大多數批評是對的，必須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對，應當解釋。他們要求信任，要求有職有權是對的。必須信任他們。必須給予職權。右派的批評也有一些是對的，不能一概抹殺。凡是對的就應該接納。右派的特征是他們的政治態度右。他們違背愿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企圖擺脫這種領導。而只要沒有這種領導，社會主義就不能完成，我們的民族就要受到絕大的災難。

為什么不爭取右派？要爭取的。只有他們感到孤立的時候，才有爭取的可能。現在他們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他們企圖滅掉共產黨，那肯就范？孤立就會起分化，我們必須分化右派，我們從來就是把人群分為左中右，或叫進步、中間、落后，不自今日始，有些人健忘罷了。

是不是大“整”？要看右派先生們今后的行為作決定，毒草是要鋤的，這是意識形態上的鋤毒草，“整”人又是一件事，不到某人“嚴重違法亂紀”是不會受整的。什么叫嚴重違法亂紀？就是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嚴重損害，而這種損害是在屢誡不聽，一意孤行的情況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錯誤的人，更加是"治病救人"。這是一個恰當的限度，黨內黨外一切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三中全會總結時的講話：

現在我們取得了全國的勝利，政權是鞏固的用擺事實講道理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找到了適合階級斗爭的形式，今后事情就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整風也好，建議也好，都可以用辯論形式解決。不僅與中間派一道，也與右派一道，農村與地主、富農一道，上報，罵的狗血淋頭，“黨天下”“下轎”等，這是好的形式，容易發揮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責任心。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可能有相當多數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勢所趨，他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叫右派了，并且還要安置工作。右派因為他反對社會主義，他是一種敵對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當作過去對地主，對反革命派那樣來辦，基本的標志就是不取消他的選舉權。也許有個別的人要取消他的選舉權。譬如林希翎那樣的人，現在做什么工作呢？她在人民大學掃地。勞動改造，那是個別的人。但是你要費孝通，還有人民大學的吳景超去勞動改造，那怎么行呢？那總不好吧。這么大知識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現在我們的干部許多要去勞動，北京就放了幾萬人下去，一定要做幾年工，也算勞動改造吧。將來大學生要先做幾年工，不然一輩子就沒有做過工，沒有種過田。當然，我不是在這里宣布嚇你們，要你黃炎老、陳垣先生、張文伯都下去做苦工。

右派許多人是有才干的，在這一點上我倒還相當賞識他們。不過他這個才干用來反共反社會主義就不行了。怎么樣把他們改造一下？比如費孝通，我跟他談過，我說，你可不可以改一下呀？

右派中間那些不變的，不愿意脫胎換骨的，大概章乃器就算，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我們說你還不行，你是白色，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

右派估計到了，他說，這個風潮總要過去就是了。很正確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年年反，天天反。比如現在北京這個反右派的空氣就比鉸不那么濃厚了，因為反的差不多，不過沒有完結就是了。不要松勁。有些人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將來還說服他，說幾次，他一定不服，你還天天開會呀？擺到那里，聽他怎么辦。我們采取不捉人，而且又不剝奪他的選舉權的辦法，對于這些人，給他們一個轉彎的余地，分化他，那么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怎么辦呢？那也就算了，他人數很少，擺到那里，擺他幾十年，多數人要向前進，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了，我們這個國家的面貌會有改變的。

以上就是毛主席對右派采取的“批評從嚴，處理從寬”政策，經過近三十年不間斷的加工、揉捏、發酵、膨化，就變成了秦始皇的“坑儒”。當年右派把毛主席比作秦始皇的說法傳到毛主席耳中，毛主席說：“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的比他多。……我看有四萬六千個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坑掉了”。這句話被反動派們珍藏在“保險箱”里，作為毛主席殘害知識分子的“罪證”。

羅稷南版“魯迅活著會怎樣”，被右派精英們反復炒作，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就信以為真。毛主席在1957年3月10日 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中談到的這個話題，才是毛澤東版“魯迅活著會怎樣”：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么樣？我看魯迅現在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的。俗語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他的雜文方面很多，政治、文學、藝術等等都講，特別是后期，政治講得最多，只是缺少講經濟的。魯迅的東西，都是逼出來的。他的馬克思主義也是逼著學的。他是書香門第出身。人家說他是封建余孽，說他不行。我的同鄉成仿吾他們，對他就不好。國民黨壓他，我們上海的共產黨員也整他，兩面夾攻，但魯迅還是寫。

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反右的時候，挨整就是批判和勞動。

“政治設計院”的章伯均、“平反委員會”的羅隆基、“黨天下”的儲安平，這幾個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代表、右派的“老祖宗”，都沒進牢房，無產階級革命家魯迅卻要進牢房，這是根本不值一駁的謠言。況且，對“右派”的改造，就是要把羅隆基、章伯均、儲安平等改造成為“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

毛主席談話里的“有人問”的“有人”，不出意外，就是羅稷南。現在流行的版本就是把毛主席上面的回答肢解分割、提煉濃縮、醋醺鹽漬、雜燴冷拼后端上桌面的。造謠、污蔑、斷章取義本來就是右派精英們的慣用伎倆。

都說改革三十年來科技、文化領域沒有一點創新，原來他們的創新精神都應用到歷史研究領域了。一些連瑣屑小事都不可能知情的所謂原中南海警衛、清潔工等，也不甘寂寞，大曝“秘聞”、“內幕”，學者、律師利用上廁所的 “空兒”， 蹲在馬桶上，和著大便的氣味，就能創作一個絕對真實，不容置疑的歷史事件。

再假設魯迅活到文革會怎樣？

一、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還要繼續革命——也是魯迅先生的觀點。

毛主席建國后，發起的一次次運動——小革命，最后發展到對執政黨自身的大革命，最后連當年在黨旗下宣誓“為共產主義獻身”的許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都不理解了。陳毅曾經問周恩來：“我們當初干革命究竟是為了什么？革命經受了這么多的苦難后，干嘛還要這么折騰？”

陳毅在紅軍時期也曾寫過“血雨腥風應有涯”的詩句，可見在大多人眼里，革命只是一次“起義”。起義勝利的一天，就是革命“結束”的一天。殊不知革命要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革別人的命容易理解，革自己的命就不容易明白了。所以到了普通人眼里，就成了“鳥盡弓藏，免死狗烹”。

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講座中談到：

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魯迅也曾經批評過成仿吾關于“革命”的宣傳：“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對于革命的理解，魯迅先生和毛主席一樣深刻，現在一些自以為比魯迅先生更高明的所謂學者、專家，實際上連看懂魯迅文章的水平都沒有。

二、魯迅先生如果活著，將繼續同資產階級腐朽文化進行戰斗

三十年代，蔣介石向工農紅軍發動軍事圍剿的同時，也發動了對無產階級文化的圍剿。在工農紅軍反對圍剿的戰斗過程中，確定了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指導的軍事上的正確路線；在無產階級“左翼”文學家的反圍剿的斗爭中，確定了以魯迅先生為領袖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的正確方向。毛主席指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先生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中指出：            

 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于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蔑，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魯迅先生又在《上海文藝之一瞥》對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進行了深刻批判：

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為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卻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著的古今體詩之類。……所以君子們的行徑，在才子就謂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候，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像《紅樓夢》，于是他就覺得自己好像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當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

佳人才子的書盛行的好幾年，后一輩的才子的心思就漸漸改變了。他們發見了佳人并非因為“愛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為的是錢。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錢，是不應該的，才子于是想了種種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當，還占了她們的便宜，敘述這各種手段的小說就出現了，社會上也很風行，因為可以做嫖學教科書去讀。這些書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婊子那里得了勝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很受著這“才子＋流氓”式的影響，里面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

這時新的才子＋佳人小說便又流行起來，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陰花下，像一對胡蝶，一雙鴛鴦一樣，但有時因為嚴親，或者因為薄命，也竟至于偶見悲劇的結局，不再都成神仙了，——這實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然而鴛鴦胡蝶派作為命根的那婚姻問題，卻也因此而諾拉（Ｎｏｒａ）似的跑掉了。

一方面是留學過美國的紳士派，他們以為文藝是專給老爺太太們看的，所以主角除老爺太太之外，只配有文人，學士，藝術家，教授，小姐等等，要會說Ｙｅｓ，Ｎｏ，這才是紳士的莊嚴，那時吳苾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么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毛主席領導的軍事路線的全面勝利；然而，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魯迅先生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陣營與資產階級文化陣營的戰斗，并沒有徹底勝利。二者之間的戰斗，一刻也沒有停止，到了今天，無產階級文化又處于類似魯迅先生《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所描述的境地，然而，無產階級文化也如魯迅先生形容的那樣，“是荒野中萌芽”，剛開始顯露勃勃生機。

新中國成立后，痛失主將——魯迅的無產階級文化陣地一度被資產階級文化所占領。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戲劇要推陳出新，不要推陳出舊。一天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們的丫頭、保鏢一類。”他還拿上發表著姚文元批判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的題為《略論時代精神問題》的《光明日報》遞給劉少奇看，說：“我們的戲劇電影陣地，全讓給資產階級了，這些部門都是他們的人。無產階級進不去。這篇文章提出了時代精神是以主要的革命潮流為主的。如果不這樣講，就是地富反壞右也會有他們的時代精神了。”

周揚在同年十月的戲曲工作會議上就說：“主張演鬼戲不一定是資產階級思想，正像彭真同志所講的：戲曲特別是京劇，適合于表現帝王將相和才子佳人嘛。在藝術的問題上可是不能強求和硬性規定。那樣下去，就會打亂了藝術的規律。”

江青把這些給毛澤東匯報以后，毛澤東說：“放屁！解放十多年了，無產階級拿不出自己的東西，這是我們的恥辱。這些人，我看他們像這樣走下去，永遠也過不了社會主義的關。”他想了很久。才對江青說，“我看還是你下去，親自抓一些戲劇改革的典型出來，給他們樹立幾個樣板看一看。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東西把資產階級、封建主義徹底打下去。”

劉少奇聽到毛澤東的一系列對文藝工作的批評后，于1964年1月3日召開了中央文藝座談會，討論貫徹毛澤東的指示問題。

毛澤東看了這次座談會的報告，說：“名義上是貫徹我的指示，實際上是抵制。這些人已經習慣了對我們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我看，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都轟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住機關，否則寫不出東西來。不下去不給開飯，看他們怎么辦？……我勸你們這些人都去看看江青搞的戲，給她一個支持。這不是支持我，是支持革命。”

江青開始主抓無產階級文化“樣板戲”的全面工作，江青從此走向政治前臺，成為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角。毛主席事實上又兼任了無階級文化陣營的新主將，向著已占領無產階級思想文化陣地的資產階級文化，發起全面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革命。

如果魯迅先生活著，無產階級“左翼”文化斷不會遭受那十多年的挫折，更無需毛主席繼任無產階級文化主將。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

毛澤東連續看了《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奇襲白虎團》等江青親自指導過的戲劇，并接見了全體演職人員。毛澤東翹起大拇指，夸獎道：“好，你們演得好，比起那些帝王將相來，我看好多了。這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呢。”

觀摩中，彭真、陸定一和周揚等人多次說：“江青搞的那幾個戲粗制濫造，根本經不起時間的檢驗，調演時大家看看還可以，演完之后也就結束了。”

陸定一說：“這些東西，非騾子非馬，有什么看頭，還是傳統的東西過癮。”

周揚在總結這次調演時，說：“我們認為，過去我們所提出的挖掘傳統、搶救遺產、提倡流派、拜師等等，這些做法并沒有錯，還是正確的。”

毛澤東多次對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工作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中宣部在陸定一的領導下已經變成了閻王殿，壓制著一大批紅小鬼。……周揚這個人早年跟著王明那些人走，三十年代反對魯迅，和魯迅幾乎鬧得勢不兩立，這是一個什么問題？我看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是一個修正主義者。”

1966年11月28日，周恩來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作了一個講話：“我國的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都是同文藝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開的。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貫穿在文藝界的一條修正主義黑線進行堅決斗爭的結果。”

這就指出了六十年代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三十年代魯迅先生領導的無產階級“左翼”文化運動的繼續。在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上，毛主席的方向也是魯迅的方向。只不過后一次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由黨的最高領導人發動，用“人民民主專政”手段保證執行的，所以影響程度之巨、范圍之廣，是前一次無法比擬的。

毛主席多次建議黨內同志多讀魯迅先生的書，而《魯迅全集》在當時是唯一能和《毛選》并列的書籍。 毛主席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又寫道：“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結尾的話

孫中山先生去世時，留下遺囑——“革命沿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看到即得利益的國民黨大員們只顧爭權奪利、轉向反動時，魯迅先生揮筆寫道：“在他們看來，革命早已成功。”

毛主席進北京之初，告誡全黨——“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在毛主席去世后，資改派立刻砍掉毛主席制定的工業和國防建設上的重大項目，轉向“吃喝玩樂”的資產階級經濟方式。如果魯迅活著，一定會揮筆寫道：“在他們看來，萬里長征早已走完了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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