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見到過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和責任嗎？　　

無論西方發明的知識分子，還是中國的所謂“文士”，都包含受過教育，具有批判意識與社會良知的人。尤其俄國人的知識分子特指對社會現狀不滿且富于道德情懷的人。英語的Intelligentsia一詞也包括具有強烈的現實與道德的批判精神的含義。薩義德認為“……重要的是知識分子作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開場合代表著某種立場，不畏各種艱難險阻向他的公眾作清楚有力的表述?！?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識分子》中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要能夠to（面向公眾的發言）；for（為公眾而思考）； about（涉及的是公共社會中的公共事務或重大問題）。　　

中國知識分子的含義比較窄，更多的是從受教育程度來劃定的。但中國傳統“士”的含義，則接近西方概念，包含有道德良知人的意思?？鬃诱f：“士志于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薄笆慷鴳丫?，不足以為士矣”。王子墊問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庇终f：“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如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又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薄　?/p>

也就是說，無論外國還是中國，都認為讀書讀到一定程度的人，都應該具備這樣的特點：一是要自身要有道德和良知，“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因自己地位貧下或福祿而喪失為公眾利益考慮的良知。二是要在任何時候和情況下能夠主張公眾利益并為之奮斗。雖然并不見得知識分子本身具備這樣特性，但這應該是判斷合格知識分子的標準和知識分子本身應該追求的價值觀。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關于知識分子的判斷還包括：只有知識分子具備這種特點，也就是拋開自身厲害主張公眾利益的能力。孟子“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笨鬃印笆慷鴳丫樱蛔阋詾槭恳印本桶@個意思。這也是賦予知識分子責任的一種說法：就你有這個能力和條件，你不去為公眾利益說話，指望誰呢？　　

那么我們看看解放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怎么做的。中國知識分子曾經有兩次集體露臉，一次是大鳴大放時期，一次是改革開放后至今。　　

大鳴大放并最后導致反右，中國知識分子集體參與并集體被打壓，這是一次很重要的事件。那么，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時期是否表現出不計較個人得失而為公眾利益說話的特點呢？很難講。　　

1957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高速發展時期。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國百年來第一次實現了獨立自主；朝鮮戰爭讓西方人再想在海邊擺幾門大炮就讓中國屈服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中國農民實現了幾千年來的夢想——耕者有其田。工人成為企業的主人。知識分子在這個時期的地位也很高，收入明顯高于工農，而且在各單位都得到尊重。第一個五年計劃各項指標還有兩年才到期卻已接近完成（年底提前一年完成）?？梢哉f，即使現在反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李銳等人，也都承認1956到1957上半年中國一切都是發展非常好的，除了被打倒的階級，其他人都是心情舒暢的?！　?/p>

這個時候，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雖然成績斐然，但仍意識到自身如果不解決官僚主義問題，不找到解決避免執政黨脫離群眾的方法，中國照樣會走回頭路。于是共產黨邀請各界幫助共產黨整風，解決這些問題并找到解決共產黨脫離群眾危險的辦法。那么，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道德和良知，以及對公眾負責任的態度，該怎么做呢？　　

毛澤東是當時頂住黨內不滿和壓力堅持讓各界幫共產黨整風的，這見諸于已經披露的史料。毛澤東應該是這樣想的：知識分子是唯一具備批判精神，同時有歷史責任的群體，他們會在共產黨取得這樣成就的情況下依然敢于并能夠找到共產黨干部隊伍和工作方法的錯誤，因此他們會客觀公正地進行批評。同時，經過幾年的教育，知識分子應該更加會站在工農立場上說話。這是他敢于頂著黨內壓力堅持鳴放的原因。而且如果當時知識分子真的這樣做了，怎么會有反右運動？　　

那么知識分子如果真的有良知和公眾意識，該不該與毛澤東想法一致呢？貧道以為應該。因為知識分子都是有歷史感的，都知道1840年以來中國的情況，都知道蔣介石獨裁期間經濟破敗，壓制民主的情況。也知道共產黨取得的成就，知道公眾尤其是廣大工農群眾對共產黨的執政是滿意的。同時，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很高，除了要求思想上夾著尾巴與工農結合外，并沒有經濟政治上的歧視。那么，出于對公眾利益的考慮，應該是幫助共產黨找到克服官僚主義和避免脫離群眾的辦法。因為只有這樣才最符合公眾利益。　　

如果認為不該，認為共產黨做得并不好，則理由很難成立。首先，工農群眾也就是大眾主體不這樣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反映公眾意愿。其次，中國在當時并沒有能夠替代共產黨把工作做得更好的政治勢力，起碼沒有能證明其他勢力能做得更好的辦法，甚至什么是更好都難以說明?！　?/p>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時候作為“民眾的良心”提出讓共產黨下臺，換別人（包括提出者自己也是候選者）執政，恐怕一點不表現出代表公眾利益而是完全違背公眾利益，而且一點沒顯現出完全出于公德，甚至表現出是處于個人利益?！　?/p>

結果毛澤東估計錯誤，中國知識分子竟然整體上表現出的是喪失道德良心，沒有替公眾說話而是為自己和被推翻的剝削階級說話。翻翻1957年年初的報紙，包括各地報紙，充滿惡毒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要共產黨下臺的言論。說公道話的有，但很少。　　

這種情況下，為了公眾利益，只能反右，只能讓知識分子整體灰溜溜的。難道還有別的辦法嗎？聽他們的話共產黨下臺？共產黨下臺誰能上了臺呢？或者不鳴放了，不讓他們說話就行了。這樣他們會服氣嗎？不服氣還都在各自崗位上，怎么與普通群眾相處？因此，反右運動是無法避免的。中國知識分子是自己不像個知識分子，才混到那一步的。難道還有別的解釋嗎？　　

我們再看看今天的知識分子?！　?/p>

改革開放后，中國知識分子終于揚眉吐氣。大部分從與普通勞動者收入差距不大（改革前大學生畢業后與二級工的差距約為二比一）到差距明顯（目前工程師、醫生、教師的公開收入加上灰色收入是普通工人是三到五倍）。最主要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代表了輿論和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方向?！　?/p>

他們雖然是中國最能辨認出西方民主的真實含義，最能分析出市場經濟的弊病的群體，但他們從整體上卻是贊同西化，贊同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最堅決的群體，并引導小資產階級與他們形成一致意見。　　

在中國國家利益與西方和其他敵對中國勢力發生沖突時，他們往往會說出最“中立”的言論，成為整個中國最偏向對方的群體。　　

整個媒體機器基本由他們控制。即使他們不能完全實現表達他們真正主張什么，但完全實現了讓他們不主張的言論從此沒地方露頭，成為“輿論一致”的最有效幫兇。這種地位恐怕連蔣公在世時也實現不了?！　?/p>

他們把持的文化界除了顛覆社會主義倫理道德外，主要貢獻就是將中國文學藝術無厘頭化，使今天中國文學藝術比港臺文化的品味還低。中國今天道德淪喪、一部分人荒淫奢侈另一部分人貧困潦倒的局面恰似十九世紀的歐洲，他們群體里一個狄更斯、馬爾扎克、梅里美……也出不來。連一個像一點的都沒有！　　

他們對官員的批判更多來自共產黨并沒有完全易幟的憤怒而不是公共責任心，而他們對已經是世界頂尖水平的貧富分化并日趨嚴重的事實視而不見，甚至加以辯解。　　

他們的代表人物除了厲以寧、吳敬璉、茅于軾、李銳，還有在法大講演的　那些　博士，以及馮小剛、芙蓉姐姐等。袁騰飛就是他們發展到極致的代表。　　

這個所謂“民族良心”，“對社會現狀不滿且富于道德情懷的人”，“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的群體，竟然在今天占所謂“官、產、學、媒”四大統治階級中兩個，真讓薩義德、雅各比和孔子、孟子無地自容！　　

黎陽先生對這個階層的分析和評價很多人不以為然。貧道看批評黎陽的無非是鴕鳥政策而已。如果黎陽說的沒道理，能夠解釋一下中國知識分子1957年的表現和今天表現中，哪些符合西方知識分子定義和中國士的定義呢？不能從事實上說清楚，說了等于沒說?！　?/p>

誰以后說貧道是中國知識分子，貧道就跟他急?！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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