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敬重茅于軾這個人，第一是因為茅先生比我老得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不能丟掉；第二因為茅先生老而彌堅，他的許多話在網上遭到了普遍的批評甚至謾罵，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想說什么還是要說什么，哪怕明知說出去立即就會招來唾沫和磚頭。“我反對你的意見，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對茅先生我也持這樣的態度。

最近，茅于軾先生應約為英國《金融時報》“我的1978”征文活動撰寫了一篇題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說：“就事論事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關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我是一直有個疑問的，就是：難道真是徹底地反錯了嗎？讀了茅先生的這段話我心里的這個疙瘩終于解開了，那就是：右派真的是存在過的。接下來的問題就簡單了，既然那時真的有右派存在，出于當時歷史狀況的考慮，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反右斗爭的決策就是正確的，錯誤的只是下面政策的執行者把它擴大化了。在這里，茅先生的話算是對當年的反右斗爭做了點平反的工作。這就說到了后來做的給右派平反。在同一篇文章里茅先生還寫道：“胡耀邦主張的平反，就是一風吹，換句話講就是一個不留地全部解放。”反右斗爭擴大化的事是有的，照說平反也只能是平反那些因為擴大化而錯化成為右派的人，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地搞“一風吹”就有些欠妥，因為“一風吹”的結果是連真右派如茅于軾者也被平反了，這算是什么呢？茅先生在文章里說：“對我來講，當時除了還欠我兩級工資之外，沒有什么遺留問題。我在單位（鐵道科學研究院）里已經有了能夠立足的學術地位，沒有什么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對平不平反不太關心。”共產黨把茅于軾平反了，可他并不領這個情。想想也是，人空是要“戴親花崗巖的腦袋去見上帝”的，他怎么會在乎什么平反不平反呢？共產黨是多情了。然而我覺得這事做得卻是意味深長的，從后來的社會變化中我們或許會看出些門道來。

茅先生說他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可是共產黨不允許，把他打倒了，后來呢？又把他解放了，河東轉河西，很有意思。是不是因為他的想法改變了呢？不是，這從他后來的一系列言論里可以找到證明。茅先生吃著社會主義的飯，吹著資本主義的號，而且還一路高歌猛進地吹進了資改派的智囊團，這是實踐了不再在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的決定的。茅先生算是生逢其時了。學者是有學者貞操的，學者在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時候他是會堅持到底至死不改的，即所謂“死不改悔”是也。茅先生當然是這樣的學者。茅先生的學術思想受著資改派陽光雨露的哺育得到了茁壯的成長，最應該感謝資改派的茅先生當然要算一個。

我還感興趣的是茅先生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解。他是這樣說的：“因為我當時確實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資本主義，他話里的這個意思說得真是太明白了。我想提醒一下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也把它表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茅先生為什么這樣說？玩味茅于軾先生的說和所說，真是太有趣了。

說起來也許有些人不解，我是一直希望當年的真右派能夠站出來說幾句話，可是沒有，事情過去之后大家全都擺著一副受了天大冤枉的面孔，把自己往社會主義堅定不移的擁護者的行列里拉，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訴說著自己受到的委屈，讓人感覺到有些夠虛偽，也很無聊。現在好了，終于有真右派茅于軾先生出來說話了，我為茅先生鼓掌。可是我也為茅先生擔心，他說得這樣直率，他的同類們會不會有一種被撕破了面紗以后無法做人的感覺呢？他會不會因此傷害了誰而獲罪呢？會不會有人由憎而厭而有除之而后快之心呢？這樣茅先生就要當心“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了。當然，我的擔心是多余的，俗話說“沒有這個膽子不吃這個斧子”，茅先生既然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我相信他自有敢說的底氣。而我，已經把他當成真右派的標本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標本，希望大家都來分析分析。

　2009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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