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偶然在央視看到了一部1980年上映的電影——《天云山傳奇》。電影拍攝的年代，正是舉國反思文革的時代，但這部電影的鏡頭，卻聚焦于1956年——那時，社會主義建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善良、正直的青年知識分子羅群，在開發天云山的過程中，遭到了工農出身的政委吳遙的誣陷，結果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女友也被迫離開了他，最后竟成了吳遙的妻子。
影片所反映的，是“反右擴大化”的問題。
但在我看來，反右擴大化的背后，隱藏著另一個歷來存在、卻又一直被人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工農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利益矛盾。
仔細研究一下就會發現，這一矛盾竟然貫穿了整個工農革命的歷史進程，并且與修正主義的上臺，有著直接的關系。

一、該矛盾的歷史表現——工農與知識分子的天然隔閡
眾所周知，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由一批信仰馬列主義的知識青年發起的。五四運動的源頭，就是北大的左翼師生。中共在南湖成立，參與者也都是知識分子。
后來，這些人投入實踐，開始走向工廠和農村。毫無疑問，工農路線是中共起家的最根本路線。
從農運講習所，到安源煤礦，毛主席是踐行工農路線的代表人物。
他的好友蔡和森，投入到罷工運動中，最后慘遭殺害。
這一時期，工農與知識分子的矛盾幾乎是不存在的。社會地位弱小的左翼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一樣，處在社會的最底層。
但是，隨著無產階級運動的發展，矛盾開始顯現。

在主席建立根據地之后，革命力量的內部，出現了許多的矛盾，比如井岡山土籍黨員與客籍黨員的矛盾、贛西南地方實權派與“外來”的紅軍毛派的矛盾，當然，也少不了知識分子與普通農民的矛盾。我們現在談的，就是最后這個矛盾。
井岡山根據地建立后，中央下達了一個指示，要主席徹底消滅有土匪習氣的農民武裝。但彼時，袁文才和王佐的農民武裝，已經在接受主席的改造了。從這個指示就能看出，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央，對地方農民武裝充滿了敵意。
再比如富田事件，其來龍去脈十分復雜，是多個矛盾集中激化的結果。其中的一個矛盾，就是地方黨委與毛派黨委在土地政策上的分歧。地方上的黨委，由富農知識分子組成，所以不同意主席的平均分地主張。而由這些知識分子主持的分地運動，最后仍使富農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他們分到的都是好田，而且數量更多。
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知識分子與下層農民存在著某種天然的隔閡。（需注意，主席雖然是富農出身，但他卻站在貧農立場上說話。）

到了延安時期，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講話，呼吁文藝工作者多為工農創作作品。當時與會的一位女作家后來回憶說，她聽完主席的講話，感覺一點創作激情都沒有了。因為她只想寫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東西，她不知道農民有什么可寫。
很明顯，知識分子作家，寫得是自己的小資生活，他們不大愿意與農民為伍。

建國后，大量的知識分子被國家征用，成為了各個崗位上的骨干人員。但很快，他們又被打成了右派。電影《天云山傳奇》，講的就是此事。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知識分子，受馬列主義世界觀的影響，與解放前的富農知識分子或中產知識分子已經不同了。
既然如此，為何還要遭到打擊呢？讓我們繼續往下分析。

二、知識分子的能力優勢決定了他們的“右派”身份
知識分子擁有知識，這使他們在任何社會里，都擁有比工農更有利的謀生條件。
這種謀生優勢，決定了知識分子的革命動搖性。
因為他們有能力與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可以靠出賣知識來成為體面人士。
到了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這種優勢又使知識分子迅速成了各部門的領導者甚至社會管理人員。
于是，在工農專政的社會里，對知識分子的定期打擊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這種打擊運動，絕不是主席一個人所能發動的，它所反映的，其實是整個工農階層對喪失領導權的擔憂和恐懼。
因為生產力的規律，必將導致知識分子成為社會管理者。
在電影《天云山傳奇》中，工農干部吳遙在與知識分子干部羅群的比較中，劣勢十分明顯。因為后者懂科學知識，其才學和內涵也更容易吸引女主角的注意。

所以，如果說革命時期，工農與知識分子可以結為同盟的話，那么在建國之后，這個同盟的矛盾就必然會彰顯出來。
主席為何要提拔陳永貴、王洪文這樣的人進入中央呢？很顯然，他希望增加工農在權力體系中的分量。

（這里需要注意，“反知識分子運動”和文革的反官僚特權運動是有區別的。后者是前者的升級版本，因為打擊的范圍更大了。建國初期，從內部對工農權力構成威脅的，只是知識分子。但到了文革時，構成威脅的則是整個官僚特權階層。這個階層，既包括靠能力優勢獲得官位的知識分子，也包括靠革命資歷獲得特權的工農干部。這就是在電影演到文革一段時，工農干部吳遙也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三、資本主義進化與修正主義上臺的歷史必然——中產階級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歐美發達國家，據說已經達到了“橄欖型”的社會結構。當然，他們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亞非拉的血汗工廠之上的。不過其社會的穩定，也確實需要大量的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實際上就是知識分子。可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隊伍越來越壯大，最終形成了一個能與資產階級討價還價的強大階層——中產階級。在國內，他們受資本家剝削，但同時，也分享著對亞非拉經濟壓榨的甜美果實。

而中國出現官僚特權階層以及隨后的改革開放，也是知識分子發展壯大后的必然結果。此時的知識分子，已不再是解放前的弱小階層了，他們已經成為了社會的管理者。
主席是工農領袖，所以主席在位，就等于工農當家。他甚至發動了長達十年的反官僚運動，來保證工農的權力。
但遺憾的是，以知識分子為骨干的官僚階層，終于還是接過了國家的權柄。
工農領袖所最最擔憂的事情，最后還是發生了。

我的觀點是：在工農大眾與少數精英的能力差距過于懸殊的時代——換言之，在單位人口生產力較弱的時代——知識分子代替工農行政，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代替工農行政的知識分子，如果是心向工農的馬列信仰者，那么工農利益就可以保證；而如果不是，那么工農的利益就只有打水漂了。

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實質。

四、在現在的社會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工農與知識分子呢？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大學生，他們的夢想無非如下幾種：
當大老板發財致富、當公務員指點江山、當白領過體面人生。
沒有一個人想去當工人或者農民。
他們也談馬列，也談毛主義，但提起工農，就會以一種不屑的口吻說：沒有知識分子的領導，工農就是一群蠢貨，革命年代跟著知識分子打天下，無非是窮人暴動，根本沒有信仰可言。
對這些朋友，我是非常無奈的。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馬列主義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窮人用革命手段奪取生產資料。

中國的改革開放，按匈牙利社會主義學者喬納蒂的分類，屬于不同于蘇聯解體的“自我撤離型”模式。在這一模式下，政府逐步退出經濟領域，從而將大部分工農推到體制之外。只有公務員和國企員工，還享有社會主義的福利待遇。我的下一篇文章，將會著重介紹喬納蒂的相關理論。
總而言之，中國的“一國兩制”，在內部早已開始。我們需要思索的是，體制外的工農大眾，同樣是中國人，但憑什么他們就得去血汗工廠或者餐廳、洗浴中心之類的地方，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呢？
希望左派的朋友們，能真正關注體制外的工農的利益。

那么，到底該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呢？
是不是有知識優勢的人，就一定不屬于工農階層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首先，擁有馬列信仰、為工農謀利的知識分子，也屬于工農階層。他們已成為工農本身。
其次，工農自己，也可以通過學習來消除知識劣勢。

所以，我不贊同“是知識分子領導工農實現了革命”這個說法。
因為在工農運動中，領導者本人已經算是工農了。
看一個人是不是工農，不是看他的職業和知識水準，而是看他的實踐立場。
所以，主席就是工農，馬克思、列寧都是工農。
他們放棄了自己的謀生優勢，并且選擇了與資產階級及其世界徹底決裂。

馬克思的高中畢業作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那他也許能成為著名的學者、哲學家，或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偉人。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我們就不會被它的重擔所壓倒，因為，那是對全人類所做的犧牲。
那時，我們將感到的絕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萬人。我們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

我的QQ：502020308

本人是80后，愿意結交信仰馬列主義的有志青年。因為精力有限，所以不信馬列者，就請不要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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