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一家之言

對反右運動要一分為二　　

羅四夕　　

打油詩、整風反右　　

反右整風天命年，悠悠往事確如煙。由于群眾不清楚，恨毛“精英”胡亂編。　　

整風反右已過了50多年了，對許多人來說，確實是往事如煙。但有的人為了抹黑毛澤東和掙點稿費，總是戀戀不忘整風反右，對整風反右進行歪曲、造謠。把反右派運動完全看成是毛澤東的個人行為，對毛澤東進行攻擊和污蔑。因此，有必要對整風反右談談自己的看法：毛澤東為什么要整風？毛澤東是在黨內外的壓力下才反右的；對劃右派人數的置疑；反右擴大化不是毛澤東干的；反右派運動要一分為二。　　

第一節 毛澤東為什么要整風？　　

有的反毛人士說：“他發動整風，動機是多元和復雜的，我認為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防腐；二是敲打不同意見者。”他們還說：“毛澤東是農民領袖，掌握政權以后，生怕得而復，自己作為黨國之尊的地位不保。他知道最危險是敗在內部的腐敗。”有的人又說，主要是“整知識分子”……。這是他們自己的胡思亂想，不是毛澤東整風的目的。　　

毛澤東為什么要提出整風？57年，毛澤東整風的目的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共同奮斗。當時妨礙團結的主要因素是一些共產黨員干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因此要整風。　　

宗派主義，主要表現就是當時有些共產黨員干部對黨外人士不尊重，不重視，輕視黨外人士，特別是輕視知識分子。整宗派主義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有些黨員干部這些壞作風，以便更好地團結黨外人士，尊重黨外人士，充分發揮黨外人士的作用。　　

官僚主義，有技術性的官僚主義和制度性的官僚主義之分。技術性的官僚主義是工作作風問題，是指不深入群眾，不了解群眾的疾苦，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瞎指揮，命令主義；制度性的官僚主義是指當官的只為官不為民，就是老百姓說的“官官相互”，當官的只為官負責、只為上級負責，不為民負責，對人民進行壓迫剝削。　　

57年整官僚主義主要是整技術性的官僚主義，也是防止技術性的官僚主義變成制度性的官僚主義，防止共產黨的干部由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變成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統治者，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53年就開始整官僚主義，當時的三反：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六三年開始的農村“四清”，也主要是反官僚主義，防止共產黨干部的變質，變成壓迫者和剝削者。六六年開始的“文革”更是防止共產黨的干部變質，變成制度性官僚主義者。　　

他整官僚主義的辦法有兩手：一是搞一些運動；二是教育干部要經常自覺地參加勞動，自覺改造世界觀，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列主義。搞運動就是發揚民主，也就是讓人民群眾起來監督干部，是用外因（外力）整官僚主義；教育干部參加勞動和看書學習就是要干部自覺改造世界觀，改造靈魂，脫胎換骨，自覺自愿地克服官僚主義。這是毛澤東整官僚主義的兩手，一手是讓人民監督，一手是要自己靈魂深處鬧革命。　　

因此，毛澤東說：“整風總的題目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　　

毛澤東整風的目的，　1957年5月1日　，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說得很清楚， 指示指出：“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從革命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但是，黨內有許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這種新情況和黨的新任務。同時，又因為黨已經在全國范圍內處在執政黨的地位，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有許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有時有一部分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舊社會國民黨作風的殘余，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對待群眾。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并指出：“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這一指示的發表，標致整風運動的正式開始。 　　

開始，黨外人士對黨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和建議，毛澤東看后，認為其中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和中肯的，毛澤東是肯定和歡迎的。如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第二版發表了以《大膽揭露矛盾，幫助黨內整風》的文章，毛主席看到后，在這份報紙的第二版上做了如下的批語：“少奇、恩來、陳云、小平、彭真同志閱。這一整版值得過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　　

他認為，當時的“三個主義”是很嚴重的，非整風不可，不整風黨就要毀了。　　

5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出：“自從展開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內外公開討論以來，異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詳細情況，我們過去幾乎完全不知道。現在如實地揭露出來，很好。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膺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確地甚至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號司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溝高墻，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凌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干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歷低，學問少，不向資歷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　　

從這段批語看出，毛澤東是要認真整黨員干部的宗派主義。　　

從以上一些情況看，毛主席黨中央對整風是真誠的，對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是重視和歡迎的。目的是要把共產黨干部的作風整好，缺點整掉，更好地團結黨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共同奮斗。這就是毛澤東要整風的真正目的，其它的說法都是猜測的、編造的，沒有根據的。　　

第二節　毛澤東是在黨內外的壓力下才反右派的　　

在《說不盡的毛澤東》下冊第190頁上，王蒙說：“他對蘇聯的不滿是由來已久的，1956年前后，他是想摸索出一套和蘇聯不同的路子，他先提出百花齊放，又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要樹立一個比較靈活、務實的社會環境，建立一個實事求是的社會主義國家，走一個和蘇聯不一樣的中國獨特的道路。但他這樣做的結果，在1957年后受到了來自兩個方面的壓力，一個是他確實受到了某些知識分子給以他確實承受不了的批評的壓力，另一個是他受到了黨內一些不贊成他的新思想的人的壓力。”　　

當時毛澤東確實是受到黨內黨外兩方面的壓力。　　

那么，某些知識分子給毛澤東那些承受不了的壓力呢？有以下一些：“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要搞“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取消黨委制”,“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個主義的根源”。共產黨的領導是“黨天下”，“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民主黨派和共產黨要“輪流坐莊”。他們還說“現在政治黑暗，道德敗壞，各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比國民黨還壞。人民生活降低，處于半饑餓狀態”。“根本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臺”。“中共組織退出機關學校”。說什么“三害”（指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應向黨中央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現在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勢非常嚴重”，“已經天下大亂了，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轎下臺了”等言論鋪天蓋地而來。有人公開在大學里演講，煽動學生上街、工人罷工。五月底、六月初就出現了高等學校跨地區串連、準備上街的跡象。北京大學有一個學生寫了一篇文章，造謠說，黨中央已經開始分裂，有人要逼毛主席下臺。　　

六月六日，章伯鈞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前形勢。章伯鈞等認為，今天學生的問題很多，一觸即發。他們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目前的情況很有點像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前夕。沒有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大的錯誤，現在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弄得進退失措，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現在我們有責任要幫助黨。當時，還有人公開提出要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說，“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制度”。這種情況，是毛澤東共產黨決定開始整風所沒有預料到的。這是黨外一些人給毛澤東施加的壓力。　　

他們不僅有以上言論，還有以下行動：一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也就是只準他們說共產黨的壞話，不許別人說共產黨的好話，如有人說共產黨的好話，他們就氣急敗壞地打斷別人的發言，還譏諷別人是“歌德派”。 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　5月25日　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比較客觀公正的意見。他說，最近民主人士對黨的領導提了許多意見，如機關中黨組織如何工作，學校改變黨委制，合營工廠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層以黨代政，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問題。這些意見看來雖然承認黨的領導，但恍恍忽忽又有擺脫黨的領導的意思。他提醒說，我們不要忘記，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這都是我們舉了手的！盧郁文反駁章伯鈞，他說，章伯鈞先生不讓把成品（指國務院核心領導起草好的文件給大家的討論本）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國務院會議上大討論而特討論，他說一通，我說一通，然后表決，這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式，表面看來是民主的，實際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說，章伯鈞先生的這個意見我不能同意。他認為事先把文件經過各方充分協商，準備成熟，拿出來討論通過，這正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特點，是它的優越性。談到黨與非黨關系，盧郁文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他說，他覺得黨員同他之間沒有墻和溝，他和黨員一起工作、學習、下棋、打撲克，并沒有感到有墻，自己也沒有自外。他以為拆墻是兩方面的事，并且以為應該允許反批評，這并不是打擊報復。對于盧郁文的發言，同為民革成員并在國務院任參事的譚惕吾馬上進行了駁斥。她說，“盧郁文說與黨員毫無隔閡，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說，我們要說真話。領導黨選擇人也要注意，要選對黨進忠言的人。她說，很多黨與非黨的關系問題，常常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由無恥的民主人土弄出來的。這些人隔離黨，隔離群眾，借機會向上爬。會上，甘祠森認為譚惕吾是太主觀了，不能說盧郁文的意見是話不由衷。第二天，這些發言都登在《人民日報》上。　　

又如在上海，復旦大學于　6月7日　舉行教師座談會，經濟系教授笪移今由于在會上說了“一切言論意見，不利于團結和離開了社會主義的都是錯誤的”，立即遭來新聞系副教授舒宗僑的大聲呵斥：“我們不要聽你的教訓！”“不要給我們上課！”“不要浪費時間！”還有幾個人也拍手叫喊，要組止笪移今繼續發言。　　

就在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么？》，彭真在北京正式拉開反對派斗爭序幕之后，當天晚上，章伯鈞還到史良家說：盧郁文是“跳梁小丑”。　　

二是寫匿名信對不同意他們意見的人進行辱罵和恐嚇。　6月6日　，在國務院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盧郁文揭露，有人寫匿名信給他進行辱罵和恐嚇。匿名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寶座了。你在過去，在制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墻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后來盧郁文在一次會上講到了匿名信的事，譚惕吾一再毫無根據地認為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搞的，她甚至說，“我百分之百地保證匿名信是盧郁文自己寫的。”（見葉永烈：《反右派始末》，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頁）直到80年代末，一位記者在自己的文章里還說，“筆者至今傾向于這是一場類似國會縱火案式的小把戲”（戴晴：《儲安平》，《東方紀事》1989年第1期）就是說，匿名信是為了反右派而人為地制造出來的。但是，郭羅基在他的書中卻證據確鑿地說，匿名信“確有其事，并非‘小把戲’。1959年，寫信人就被公安部查了出來，又是我們歷史系55級的學生，名楊秉功。1958年，全年級分赴邊疆地區進行少數民族史的調查。楊秉功在廣西聽說某些地方餓死了人。1959年回校后，他在未名湖畔的建筑物上貼了一張小字報，公安部發現，小字報的筆跡與1957年匿名信完全一致。縮小了范圍，一下子就查出了作者。楊出身于貧下中農，不是‘階級敵人’，但還是被判了七年徒刑。楊被捕時是四年級學生，刑滿出獄后，北大仁慈地給他補發了一張畢業證書。這些都是楊親口告訴我的！”（郭羅基：《歷史的漩渦——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211頁）在這里，郭羅基給我們提供了關于匿名信和小字報的作案者的準確的信息。　　

還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用這種辱罵和恫嚇的手段來阻止左派講話并不是個別的或偶然的現象。還有一位也是在國務院當參事的黨外人士李仲公，由于在　5月27日　召開的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批評了羅隆基、王昆侖、龍云等的意見，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罵他是“逢黨之惡”。甚至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也收到了匿名信，要他“隨時隨地留意，全家留意”。這說明，當時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進攻已經發展到相當猖狂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不反擊嗎？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報》之所以要發表《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而社論之所以又特別提到盧郁文收到匿名信這件事，絕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映了當時階級斗爭的需要。有人說這是“大驚小怪”，“小題大做”，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值得一提的是，在　6月10日　舉行國務院非黨認識座談會上，盧郁文再次談到，在他收到了第一封匿名信以后，又收到了4封匿名信，（見　1957年6月11日　《人民日報》）足見當時右派的氣焰是何等囂張，而對其開展反擊又是多么必要。　　

三是煽動學生上街游行，工人罷工，南京學生游行就公開要求要請蔣介石回來。　　

章伯鈞后來在交代中說，“　6月5日　下午，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到家里來找我，說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錢偉長講了清華大學學生的情況。他說：‘現在是放還是收，清華大學黨委已不能維持了。如果繼續放我們不管，要收就我們來收。’費孝通也談了一下民族學院的情況。曾昭掄也說了，他說：‘現在的情況是全國各地都搞起來了，上海的學生鬧的很厲害，……今天北京的情況很嚴重，學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滿意，學生和市民結合起來就是匈牙利事件。’當時，我同意他們的見解，對形勢的估計是這樣嚴重。當天我們決定，第二天再多找一些人談談，由我告訴周總理。當天晚間，我給習仲勛、李維漢打電話，但是沒有接上去。”（見　1957年7月4日　《人民日報》）第二天，即　6月6日　章伯鈞召集了民盟緊急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六位教授（即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故又稱“六六六會議”（　六月六日　六教授會議）。參加的還有民盟辦公廳主任葉篤義，此外還邀請了民盟副主席史良、民盟秘書長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閔剛侯、金若年參加。胡愈之在會議開始前即離開了會場。據參加會議的閔剛侯后來揭發，“這的確是一次緊張的集會，許多人激昂慷慨地發了言，這些發言不像是人民內部的共同語言，因此給我的感受極其深刻，不易磨滅。”“章伯鈞這個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過和羅隆基的聯盟（參加這次會議的曾昭掄、費孝通、吳景超等都是羅隆基的小組織人物），點上火在學校里燒起來企圖威脅黨，以達到其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的狂妄目的。”(見　1957年7月4日　《人民日報》)另據費孝通的回憶，發言者對共產黨是否已經掌握了各學校的實際情況表示有懷疑，章提出要找周總理、李維漢、康生、彭真。史良主張在座的人一起去見黨的負責同志。史良說她晚上可以見到周總理，如果周總理同意，當晚就可以召集大家談。不過，周總理沒有表示可否。（轉引自朱地：《1957：大轉彎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書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從這些情況人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章伯鈞們認為，共產黨實際上已經不能對局勢有什么影響了，繼續放，學生就會上街，市民也會參加，就會發生匈牙利事件；如果收，那就要依靠民盟來收拾殘局。這不是很清楚地說明他們想取共產黨而代之嗎？ 　　

由此看出，當時有的右派的氣焰確實是十分囂張的。　　

還必須指出，最先反擊右派言行的人，不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干部，而是無黨派人士和一些民主黨派的成員。　　

在鳴放時，有的人確實是很猖狂的，就連有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也為共產黨打抱不平，如57年5月15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在座談會上說：“目前有些批評不夠實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現象。”“現在對北京大學的批評，壞的地方說得很詳細，好的地方一點也不說，這是無法令人信服的”。馬寅初以北京大學為例，說：“單純批評黨委制不好是不對的，黨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揚。‘墻’必須從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兩方面拆，單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689頁）　　

　5月22日　，陳劭先在民革中央小組的擴大會上講，現在各地都“鳴”、“放”有放得好的，有放得不好的，今天幫助共產黨整風，應本著愛黨的精神，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從報紙上看，有些人在發表意見中，有擺脫共產黨領導的想法，他認為這是不好的，他說不要把整個共產黨都說成是宗派主義，那樣就說不到長期共存了。　　

他認為，一方面要大膽地“鳴”、“放”，一方面也要防止反黨傾向。（許全興著《毛澤東晚年的社會主義探索與實驗》85頁）　　

革命老人，何香凝，因健康關系沒有出席　6月1日　在統戰部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她寫了一封長信作為書面發言，信中說，“革命一定是聯合左派，爭取中間派和孤立右派。這個真理并不是今天開始，是古已有之的。……如果不這樣做，它就不成其為革命黨了。”“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黨領導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大凡忠心耿耿在共產黨領導下，誠誠懇懇幫助領導黨，我想這就是左派。……基本上有愛國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這樣中間的人是很多的，我相信我們的領導黨和各個民主黨派的左派，應該幫助這些人。但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我認為顯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這類思想和抱這種態度的人，應該不要甘心于長久做右派，而應不斷改造，提高自己，那他們就有光明的前途了。”（　1957年6月2日　《人民日報》）何香凝已經清楚地看出了“新時代”左、中、右的分野，并且對右派的錯誤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判，同時也苦口婆心地對他們進行了教育和規勸，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何香凝的話右派是聽不進去的。（請參看《烏有之鄉》,奚兆永《毛澤東與1957年的整風反右》）　　

時下有關“反右”問題的認識，一些人往往認為當時對右派的嚴重性被看得過重，而對反右的必要性則缺乏應有的認識。其實，當時右派對黨社會主義的進攻是相當猖狂的，局勢是極其嚴峻的。
以上是右派給毛澤東的壓力。

那么，黨內一些人又給毛澤東那些壓力呢？當時，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整風，黨內有些干部就想不通，對黨外同志向黨提意見，他們就有抵觸情緒。他們說：過去革命幾十年沒要人監督都走過來了，革命勝利了反而還要人監督。加之整風一開始先把矛頭直接指向他們，并來勢兇猛，如果繼續再整下去，有的干部就脫不了手了。于是他們早就躍躍欲試想反擊了，只因毛澤東不準，叫他們硬著頭皮頂住，他們才沒有反擊。　　

5月20號以前，由于右派來勢很猛，當時黨中央的領導人都很緊張，擔心出“匈牙利事件”。近來還有人說，反右派前夕，劉xx、鄧xx、彭xx就向毛澤東說，如果整風再這樣整下去，就要出匈牙利事件了。這話是網上說的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因為鄧xx在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說：“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的高級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們在那里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里不著急呀，我看也很難設想，我就有點著急。”這天下午，劉xx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鄧xx關于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周恩來、朱德、陳云、陸定一、康生等也在會上通報了這一情況。最后，劉xx講話。他說：xx同志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　　

（《毛澤東傳》1949－1976第697頁）　　

鄧xx　1980年2月22日　――1981年7月17日，還先后五次在不同的場合講到，當時的右派分子確實是“殺氣騰騰”。由于右派分子的殺氣騰騰，才促使黨內強烈要求反擊右派。　　

由于黨內外的壓力，當時毛澤東也很擔心，他問身邊的工作人員：“你看共產黨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穩？”　　

由于黨內黨外的壓力，毛澤東才反右的。毛澤東反右派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關系到共產黨的江山能否坐穩的問題，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不是毛澤東要整知識分子，而是有些知識分子要整毛澤東，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節　　我對57年劃右派分子人數的置疑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說，全國有30萬右派分子。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說“是45萬右派分子”。由此看出，57年全國劃了多少右派分子毛澤東還不知道。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落實政策的結果，說全國劃的右派分子是55萬人。還維持右派結論，只摘帽子的還有5千多人，也就是說真正的右派只有5千多人。后來又說真正的右派分子只有96人。現在有人又說，“根據解密后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　　　　　

30萬、45萬、55萬、317萬8千4百70人，到底那個接近真實呢？　　

我對317萬8千4百70人的置疑？因為反右派是公開的，大張旗鼓的，名正言順的，理直氣壯的，堂而皇之的，為何對右派分子人數要保密呢？為什么對當年具體負責管反右運動的總書記鄧xx也要保密呢？　　

如果真有3178470個右派，80年代為何只改正54萬多右派，而留下260多萬右派不改正呢？ 　　

80年代改正右派是大張旗鼓的、轟轟烈烈的，為何那錯劃的還未改正的260多萬的右派分子不提出申訴、不要求改正呢？難道他們都死光了？難道他們都是弱智，不知道在給右派落實政策嗎？如果他們申訴了，不給他們改正，那又說明什么呢？如果真是這樣，那胡躍邦落實政策的豐功偉績不就付之東流、全部泡湯了嗎？　　

說317萬8千4百70個右派的人們是自相矛盾的，他們為了說明反右沒有必要性時，說落實政策的結果只有96個右派分子沒有改正，難道反右是必要的嗎？他們為了說明反右擴大化的嚴重性，又說實際上還有260多萬右派分子沒有改正、平反。　　

我不僅對317萬多右派分子置疑，還要對55萬右派分子提出的置疑？這55萬是根據落實政策時各地報的數字統計的。這時報的數字是有水分的。因為在80年代落實政策規定，落實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在各項政治運動中，因政治問題搞錯了的人給予改正落實，其它問題，如學生因成績不合格，或身體原因和品德問題受處理的一般不予落實。又因為政治問題落實后有優惠政策，如大學生本來只讀一年書，如果是右派，落實政策后就要當大學本科畢業生對待。由于這政策很有誘惑力，于是有些不是右派的人就想當右派。也許人們會說這是“天方夜譚”。但現實生活中這確是活生生的事實，我校有個人，他56年進校，57年因身體不好，自己要求退學，因他在反右中無大問題，學校照顧他，給他安排了工作，當中專待遇。但在落實政策時，他硬說自己是內劃右派才退學的。他落實政策后，一切待遇都給大學本科生一樣了。于是有人就譏笑說：過去當右派要吃苦頭，現在當右派有甜頭，所以有人要爭當右派。人們說，當時學生中那些真正劃成右派分子的學生都沒有處理他退學，怎么會要一個內劃的右派退學呢？既然當學生都沒有資格，為何還照顧他留下當干部呢？　　

又有一個單位，57年反右時，黨支部確實把某個人劃成右派分子，但報上去，上級沒有批準，因此，本單位根本就沒有把他當右派分子對待。由于沒有告訴他本人，他本人一直認為自己是右派。這是單位的失誤。　　

因此，我認為，55萬右派是有水分的。　　

我對只有96個右派分子的置疑？這96個是縮了水的，茅于軾的右派是改正了的，但他自己聲稱“是準確地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加上茅于軾就應該是97個了。有的右派分子改正之后就原形畢露，馬上露出右派分子的猙獰面目，他們當權之后，馬上就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報復，方勵之等人就是這樣的真右派。加上方勵之，至少就是98個右派了。因此我有理由說，只有96個右派是縮了水的。縮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認識不清的，有作順水人情的，有“溝對”的。　　

安子文說的45萬右派分子基本上接近真實，出入可能有，但不會太大。理由是：第一，當時安子文是黨中央的組織部長，右派人數他應當基本上知道；第二，1959年給10%的右派摘帽子，摘帽人數是四萬五千余人，與四十五萬總數相符合；第三，按照毛澤東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計劃，是“積以時日，爭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夠摘掉帽子。”從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共摘掉三十多萬右派分子的帽子，這與四十五萬的70%比較接近。　　

我不是否認反右擴大化，而是對有些人說的右派人數的置疑。反右擴大化是鐵的事實。擴大化是不對的、錯誤的，應當總結經驗教訓，錯了的應當改正，但改正也不應當擴大化。　　

應當說，要防止擴大化是有一定的難度的，劃右派時要完全防止擴大化不易，改正右派時要防止擴大化也難。這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人們的主觀原因：認識問題、思想問題、品德問題和政治立場問題。　　

第四節反右派擴大化不是毛澤東干的　　

一些反毛人士，為了抹黑毛澤東，把反右和反右擴大化都全部栽到毛澤東的頭上，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反右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問題，在反右派這個問題上，當時黨中央的認識是高度統一的、一致的，沒有出現分歧，有的中央領導同志當時比毛澤東還積極，有的中央領導同志還有搶先反右的舉動。反右的文件是當時中央一致通過的，具體執行是中央書記處，把有些重要人物劃成右派分子是中央書記處共同討論決定的。黃克成同志說：“比如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　　

1964年，毛澤東針對劉xx等人制定的《后十條》要整社員群眾說：“不能讓他們胡鬧！當年反右派的時候，我只是主張批判那幾個代表人物就算了，劉xx他們一插手，來了個工農兵學商齊動手，右派分子滿天開花。……現在，少奇同志又想滿天開花，我是不會讓他再這樣干下去了！”　　　

人們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反右只主張批判那幾個代表人物，是劉xx等人主張“滿天開花”。　　　

反右派斗爭高潮時，也就是6月29日，毛澤東在《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中，要求“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派加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這樣做，對于安定和爭取、團結中間分子，對于打擊、孤立和分化極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請注意！毛澤東說：“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毛澤東這里用的是“批評”，不是“批判”，更不是“斗爭”。批評“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與人為善的態度”。特別強調“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如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和無黨派人士張奚若等人，毛澤東就是這樣對待的。　　

1957年4月27和29日，傅鷹兩次在整風鳴放會上發言，當時在中宣部科學處工作的龔育之將其發言整理后刊登于僅供高層領導參閱的《宣教動態》上。他的這個發言相當尖銳，僅從整理所用的題目和小標題就可以看出來。其題目是“傅鷹對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提出尖銳的批評”，幾個小標題是： “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摸對”；“黨和知識分子關系緊張是黨員瞎匯報的”；“年輕黨員如同國民黨特務”；“我最討厭思想改造”；“學校里的衙門習氣比解放前還重”等等。毛澤東看了以后，不僅不反感，反而給予了肯定的評價。他說，“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批評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系，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7頁）由于傅未被劃為右派，北大許多類似的教授也都未劃為右派。不僅如此，傅鷹在1962年還被提拔為北京大學副校長。
　　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若，在　1957年5月15日　中央統戰部舉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也發表了十分尖銳的意見。他說黨和政府的偏差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未來”。毛澤東雖然對他的十六字批評不滿意，并對他的十六個字提出了嚴厲批評，但是并沒有將他劃為右派。他當時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反右后仍照當會長不誤。　　

但在劃右派時，有很多單位就根本沒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有的人不僅沒有右派行動，就連右派言論都說不上，也把別人劃成右派分子。　　

十月十五日，下達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說：“在根本立場上并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于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詞尖銳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并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為右派分子。”叫各地按這個標準來檢察所劃的右派。但有很多地方根本就沒有按這個標準來檢察所劃的右派。　　

如果按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劃右派分子的標準》辦，反右擴大化就不會那樣嚴重。顯然反右擴大化與一些地方和一些單位領導人的理論水平和道德品質有關。由于理論水平不高，把不是右派言論當成右派言論；由于道德品質不好，對給自己提意見的人進行打擊報服。　　

下面三個例子也說明擴大化不是毛澤東干的：　　

第一個例子。請看王蒙與訪問人的對話：　　

訪問人：他們四人當時受到批評，是不是給這件事有關系？　　

王蒙：可能給這有關系，說他們是教條主義。因為在這之前，他們曾發表過一篇文章，談整個文藝形勢，受到批評。他們后來寫的這一篇也被毛澤東制止了，文章沒有發出來。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后說，反對王蒙的人提出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中央還出過王明、出過陳獨秀，北京怎么就不能出官僚主義。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我也不認識王蒙，不是他的兒女親家，但他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他是共青團員嗎？（別人回答說：不是，是黨員），是黨員也很年青嘛，王蒙有文才，就有希望。當然了，《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也有缺點，正面人物寫得不好，軟弱無力，但不是毒草，就是毒草也不能采取壓制的辦法。這一點給我的印象很深。接下來，他還引了王勃《滕王閣序》中最有名的兩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我們的政策是落霞與孤鶩齊飛，香花與毒草共放。毛澤東講話的內容我記得就是這樣。他講這些，當然都是從最高意義上作為一個政治家講的，我體會他是想通過這件事盡可能把空氣搞得活躍一點，創造一個自由環境，真正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講話給我極大幫助，起碼也有保護作用，使我的處境一下子變得很好。當然這些都發生在反右之前。　　

訪問人：毛澤東保護了你，后來為什么還把你打成右派呢？　　

王蒙：現在有很多外國記者也這樣問我，我說，不知道。我只知道反右派運動一起，各報刊對這篇小說還是給予否定，時間不長，我就被定為右派。定我為右派的過程和內情到現在也不知其詳，我也不想知其詳。　　

……　　

訪問人：你的小說要是放在1957年后發表，情況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王蒙：恐怕更遭，幸虧他老人家說過那些話，雖然我定為右派，講老實話對我還是比較客氣、對我的處理也是最輕的，報紙上也沒有大張旗鼓地要把我批倒批臭。　　

訪問人：這可能和毛澤東年初講話有關系？　　

王蒙：我覺得有點關系，所以從我個人來說，我很感謝老人家，起碼他對我的小說保護過。當然我無權也無法要求像他這樣的黨和國家的領袖不斷地過問我的創作、個人的遭遇，我不能那樣去要求，也不應該再去麻煩他。說你一次已經三生有幸，還能等著再來？　　

 （見《說不盡的毛澤東》下冊，182—185頁）　　

從王蒙的答問可以看出，如果按毛澤東的看法，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就不是毒草，王蒙就不該劃成右派。　　

第二個例子。北京友誼醫院院長朱仲麗的回憶：反右時，毛主席問醫院劃了幾個右派？　　

朱說：劃了十二三個。　　

毛問：醫院多少人？　　

朱說：1100多人。　　

毛說：不能劃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應砍掉一半。　　

朱仲麗回去提出五個右派交黨委，建議不戴右派帽子。但討論結果，一個也未取消。　　

朱仲麗的回憶也說明擴大化不是毛澤東干的。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北京友誼醫院當時就該把右派的人數砍掉一半。　　

第三個例子。毛澤東給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工作人員崔英的對話更說明問題。“1962年12月8日，在中南海的周末的舞會上，崔英同毛澤東跳舞時，毛澤東問：“具體負責哪些事情啊？”　　

崔英：“處理人民群眾給主席的來信。”　　

毛：“好啊！這項工作很重要，要認真做好它……”　　

崔：“嗯，我一定認真工作。”　　

毛：“群眾的來信多嗎？”　　

崔：“多……”　　

毛：“都反映哪些問題呀？”　　

崔：“主要是……右派要求平反……”　　

毛：“說說看，有那些具體問題？”　　

崔英列舉了三件典型案例說明在反右派運動中，某些地方黨委不執行黨的政策，甚至趁機打擊報報、陷害一道工作的同志，把一些好人打成“右派”……　　

毛：“你告訴我，被劃成右派的材料寄來了嗎？”　　

崔：“寄來了。”“這么多的材料，大都是右派的申訴……”　　

毛：“有些右派的事我是親自過問的，你講的這些我還不曉得……”　　

崔：“下面有擴大化的錯誤……”　　

毛：“詳細情況不大曉得。”“你可以直接去找我……”　　

崔：“對右派的申訴信件，我們領導有指示，原則上不做處理……”　　

毛：“什么原則？”　　

崔：“說右派是敵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誰說的？真正錯劃右派，要糾正，要平反！”　　

毛：“回去告訴你們領導，就說是我毛澤東說的：把各地的右派申訴情況寫一個綜合材料，直接給我送來！”　　

　12月9日　，崔英向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領導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秘書室的領導即讓她起草全國各地右派申訴情況的綜合報告。　　

　12月14日　，崔英將綜合報告初稿剛剛送交了秘書室的領導審閱、尚未報送毛澤東時，突然接到了被調動工作的通知，并讓她馬上辦理手續，交出工作證，離開中南海……　　

（摘自《“文革”前夜的毛澤東》第240—245頁）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早就應當給錯劃的右派分子改正、平反了。但結果不但沒有即時給錯劃的右派改正、平反，反而把幫右派反應情況的人調離中南海。崔英現在是否還活著？如果還活著，你把調離中南海的前因后果再詳細說一下。　　

第五節　　反右運動要一分為二　　

第一個一分為二是反右運動的左右雙方。反右運動是左右雙方共同造成的，雙方都有責任，不能只怪共產黨，更不能只怪毛澤東。反右運動的起因主要是一些大知識分子向黨進攻。共產黨整風是要求整“三個主義”，他們卻要整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而且還來勢兇猛。就因為來勢兇猛，共產黨才提出“反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也就是后來鄧xx也多次說的，當時的右派確實是“殺氣騰騰”。反右運動是一些右派人士挑起的，是他們“殺氣騰騰”向共產黨進攻，沒有他們的“殺氣騰騰”進攻，就不會有反右運動，也就不會有反右擴大化的問題，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就連有些民主人士也說，‘墻’必須從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兩方面拆，單靠一方面拆是不行的。”　　

現在有的人，把當時的所有右派都說得那樣溫柔，那樣善良，是不符合當時實際的。因此，不能把反右擴大化只當成是共產黨的過錯，更不能認為只是毛澤東個人的過錯。共產黨反右是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天經地義的，無可非議的，是防衛。攻與防是對立統一的，沒有攻就不會有防，不可能只攻不防。　　

第二個一分為二是反右派斗爭的好處與壞處　　

反右斗爭的好處是：　　

第一， 使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深入人心，使

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鞏固了四十年，直到1989

年，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才開始動搖。57年新

中國成立才7年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共產黨領導的必

要性、重要性，許多人還缺乏認識，還未深入人心。經過反

右之后，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比較多的人都不同程

度地提高了認識，基本上深入了人心，比較多的人心服口

服。有少數人雖心不服，但口頭上也不得不服，不敢不服。　　

第二， 創造了一種好的民主形式，即：大鳴、大放、大字

報、　　

大辯論。這是民主黨派人士發明的，功不可沒。共產黨把這個民主形式接過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是很好的民主形式之一，因為人民很容易掌握和運用，對官僚主義有很大的威懾作用。如果現在把“四大”民主與網絡民主相結合，民主就比較全面了，那腐敗分子、牛鬼蛇神就無藏身之地了。　　

第三， 促使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反右前夕，他和其他　　

領導人一樣，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了，階級沒有了，大規模的階級斗爭也基本上結束了，有也只是殘余了。由于右派的出現（存在決定意識），他又重新思考階級斗爭問題，提出在所有制解決以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爭還沒有結束，有時還是很激烈的。要鞏固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就要“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反右前，毛澤東是橫向發展了馬列主義，反右后他是縱向發展馬列主義。　　

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現在不少人還缺乏認識，還一股勁地說毛澤東反右后就犯了“左”的錯誤。其實，不是毛澤東犯了“左”的錯誤，而是有些人的社會主義覺悟太低了，理論水平太低了，在國內國外的活生生的階級斗爭事實面前，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揣著明白裝糊涂，還美其名曰與時俱進，實在可悲。蘇聯為什么亡黨亡國？它的經濟實力是第二號超級大國，它的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與頭號超級大國旗鼓相當，頭號超級大國在它面前都望而卻步，不敢輕舉妄動。為什么幾乎一夜之間就亡黨亡國呢？這難道不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蘇聯共產黨人的頭腦中占支配地位的結果嗎？美國如果要用武力打垮蘇聯是很困難的，即使打垮了，自己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但它用意識形態這一手，卻得來毫不費功夫。　　

反右斗爭的壞處：　　

第一，眾所周知，反右嚴重擴大化了，造成嚴重的后果，這　　

是很難洗去一個污點。為什么會擴大化？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由于右派的猖狂進攻，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還未整倒，就開始反右，于是就導致許多人，是用“三個主義”來反右，這就不可避免要導致反右擴大化；第二個原因，是戴右派帽子。我認為，反右是應該的，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對右派的猖狂進攻不反，是軟弱無能的表現，會后患無窮。對右派人士批判、斗爭都可以，但不該戴右派帽子。因為，當時右派分子的言行，主要還是意識形態問題，意識形態是復雜的，有的是認識問題，有的是思想問題，有的是政治立場問題，在實際生活中這三者是很難區分的，由于不易區分，戴右派帽子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擴大化的錯誤。　　

意識形態是變化的，因為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變了，比較多的人的意識也要變，不變的只是極少數。由于各個人的認識能力不同，世界觀不同，階級利益不同，所處環境不同，變化也就各不相不同，有的人變得快些，有的人變得慢些，有的人變好了，有的人變壞了，有的人變成左派，有的人變成了右派。　　

就拿當前的擁毛人士來說，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初，都是反毛的。因為在當時那種背景下，許多歷史事實人們不清楚，走資派還未大量出現，無產階級主人翁地位還是穩固的，有的人隨大流跟著別人反毛澤東，罵毛澤東也就很自然了。隨著歲月的流逝，許多歷史事實真相人們比較清楚了，走資派像雨后春筍一樣的出現了，無產階級主人翁地位消失了，由主人重新成為奴隸，許多工人的飯碗也被砸了，造成一個龐大的失業弱勢群體。這時，過去有些反毛人士才恍然大悟，覺得毛澤東太“神”了，他比神還“神”。于是在沒有組織領導灌輸的情況下，人們自覺自愿地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毛澤東熱，擁護毛澤東，熱愛毛澤東，頌揚毛澤東經久不衰，而且還不怕風吹雨打，一往無前。如果當年因他們跟著別人反毛澤東就把他們劃成右派，就冤枉了。因此，我認為當年反右時不該普遍戴右派帽子，為了殺雞給猴看，只給幾個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就可以了。　　

我這是后話，是事后諸葛亮。但作為總結經驗教訓還是有益的。　　

第二，妨礙了“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使人不大敢提意見　　

了，這又妨礙了發揚民主。　　

第三，由于反右，整風基本上夭折了，宗派主義基本上沒有　　

整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不但沒有整掉，反而膨脹了，這就給后來造成了災難。在58年的大躍進中，出現更嚴重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這次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特別是主觀主義）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后來的官僚主義逐漸由技術性的官僚主義發展成制度性官僚主義（只為官，不為民），久而久之盤根錯節。這時要整官僚主義就更困難了，像“文革”那樣的急風暴雨式的方式也沒有把官僚主義整掉，毛澤東逝世后不久，官僚主義馬上就死灰復燃，卷土重來。如果當年不是右派的干擾，把“三個主義”基本上整掉了，后來的許多壞事也就不會那樣嚴重了，技術性的官僚主義也就不會發展成制度性的官僚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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