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批駁了某人那種企圖抓住“共同富裕”的提法否定鄧小平堅持公有制，進而歪曲鄧小平設想的社會主義是“中產階級化”、“美國化”的觀點。作者指出，鄧小平提倡的共同富裕，具有消滅剝削等前提條件;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與美國中產階級的富裕不可同日而語;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福利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出發點根本不同;不照搬蘇聯模式不等于簡單地“告別蘇聯模式”，更不等于離開科學社會主義“另搞一套”。某人企圖拋開真理判斷的前提，只是在價值層面對社會主義給出定義結論只能是荒謬。

　　《上海思想界》2014年第1、2期(合刊)以《當代中國思想狀況》為題刊登了一組座談會發言實錄。其中有署名王占陽的一篇發言(以下簡稱“王文”)。“王文”說：“原來社會主義的頭號口號是公有化，鄧小平把它反過來，改成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什么意思?我研究后發現，共同富裕就是現代中產階級化。中產階級化是什么意思?鄧小平去美國等地看了，那些地方不都中產階級化了?共同富裕變成那樣就是社會主義。所以，鄧小平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就是搞社會主義，當然更發達的就更是社會主義了。所以鄧小平在這里面有極重要的思想解放，他自己也不敢直說。鄧小平說社會主義說不清，什么事情說不清?因為在那種政治環境下，鄧小平沒法把話說清楚，所以他說‘說不清’，我要是說了你們就得把我打倒了，其實他心里明白他搞的目標是什么。”這些說法涉及重大理論問題，不僅要高度重視，而且要澄清是非。

　　一、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本質的落腳點是“共同富裕”，從來沒有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講話中高度概括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這里講的社會主義與實現“中產階級化”的社會，沒有任何聯系。

　　鄧小平講的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來闡述的，是有前提的。不能取消前提，作出曲解。社會主義制度作為高于一切剝削制度的嶄新社會制度，與人類歷史上一切剝削制度都不同。要實現這樣一個制度，首先要創造一個前提條件，這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離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前提，去談論“共同富裕”和“社會主義”，就是偷換概念。

　　“王文”硬說鄧小平把決定社會主義本質的“公有制”改為“共同富裕”，這就是搞另外一套社會制度了。其實，鄧小平講的“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就意味著堅持實現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以“中產階級化”為標準的社會制度。正是在這次視察南方的講話中，鄧小平提到了堅持“公有制”的優勢。他說：“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我們有優勢，有國有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在這里對公有制地位的強調是明確的。這怎么能說鄧小平放棄或者改變了社會主義本質的標準，變成了以“共同富裕”取代了“公有制”呢?

　　在整個改革中，鄧小平一直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把它作為一個突出的原則問題強調。他絕對沒有以“共同富裕”取代“公有制”地位的意思。

　　1985年8月，鄧小平在同外賓的談話中說：“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他還說：“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在這里，鄧小平是把公有制與共同富裕一起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來強調的。

　　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再次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又一次把公有制與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的原則一起來強調。

　　1985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說：“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我們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相反地，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在這里進一步強調了改革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

　　1986年12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所以，可以說鄧小平從來就沒有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他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思想是一貫的。“王文”對鄧小平思想的歪曲，沒有根據。

　　二、美國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嗎？

　　按照“王文”的觀點，撇開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實現的革命前提，然后用抽象的“共同富裕”作為衡量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標準，而且進一步把這種“共同富裕”轉化為西方資本主義的“中產階級化”，最終又把“中產階級化”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的標準。這樣就出現一個連等式：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中產階級化=現今美國社會狀態，簡約地說：社會主義=現今美國社會狀態。這樣一個標準的建立，就出現了十分荒謬的結論。在“王文”那里，資本主義發達的美國，比社會主義的中國更加有“資格”稱為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美國更加“中產階級化”。20多年前，有個別的所謂理論家早就公開發表過這種熱昏了頭的胡話，這只能在歷史上留下反面教材，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1986年9月，鄧小平在與美國記者邁•華萊士的談話中，明確劃清了我們中國人講的“致富”不同于美國人講的“致富”。鄧小平說：“致富不是罪過。但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富裕……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顯而易見，鄧小平說的“共同富裕”或“共同致富”，與美國的“共同富裕”或“中產階級化”毫無共同之處。“王文”以“共同富裕”、“中產階級化”作為標準，顯然抹殺了鄧小平劃出的兩種社會制度不同致富概念的界限。王文明顯歪解鄧小平論述的原意，只能說明作者不是無知，就是另有目的。

　　“王文”企圖以“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化”把美國打扮成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崇美媚美的粗俗的實用主義。這說明其馬克思主義修養等于零，說明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全盤西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變為資本主義制度。除此之外，不知“王文”還能夠作出什么高妙的解釋。

　　不過，當今對美國如此狂熱追求的人恐怕不多了。美國的現實也很不爭氣。美國的著名反共政治家布熱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認，與“美國夢”正在消逝的過程相伴，“中國夢”正在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選擇。他說，中國打著建設“和諧世界”的口號精心塑造的國際形象正激起世界欠發達地區民眾的政治熱情。與正在消逝的“美國夢”相比，很多人熱切盼望一個更貼近自身未來的愿景。中國正在為他們提供一個嶄新的選項--日益璀璨的“中國夢”。現在，就連美國統治階級內部也有許多人不再夸耀自己的制度優越了。

　　漫長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經濟精疲力竭，很難自拔;政府一些非核心部門連續八年出現經費困難，有些甚至無法維持運轉而關門;被“王文”宣傳為普遍達到“中產階級化”的美國，連續幾年被“占領華爾街運動”沖擊，惹得美國國家機器對這些不乏知識的中產階級群眾大打出手;美國在最近十幾年中，每年都發動戰爭或從事戰爭，到處濫殺無辜，令世界人民側目;美國不擇手段對全球目標進行監聽，一個斯諾登的揭發就使得美國脫掉新聞自由的外衣而對斯諾登大加討伐。這種美國社會與常人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何共同之處呢?生長在中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卻否定自己的社會主義性質，美化美國社會為社會主義，鼓吹中國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王文”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貢獻嗎?

　　三、社會福利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的出發點根本不同

　　其實，有些人包括“王文”所說的美國的所謂“社會主義”，或者“美國比中國更社會主義”這類概念，是由于他們看中了美國的福利制度，認為中國的福利制度不如美國，所以鼓吹美國比中國更具備社會主義的條件。

　　在歷史上，還有一些研究者，曾經認為西方資本主義的福利制度是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和吸納的結果，有人覺得是學習蘇聯的做法而搞福利制度。

　　其實，資本主義國家最早自覺地搞福利制度，是出于自身緩解社會矛盾的需要。福利制度的大量集中出現，是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例如，當時的德國，在大量出臺鎮壓工人階級政黨的法令的同時，也大量出臺關于福利制度的法規。如，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1884年的《意外事故保險法》，1889年的《老年和殘廢保險法》，1911年的《雇員保險法》等。在美國，這方面雖然落后于德國，但也有明顯的進展，出現了一個相對集中的“勞工立法”時期。如，1868年國會規定了關于公共工程界的工人八小時工作日制的法律規定，1874年麻州為工廠童工和女工規定《十小時工作日制法》，1892年規定了政府雇員的八小時工作制法律，1898年國會通過對勞工爭端的仲裁法，1908年通過《雇主義務法》。當時美國類似的立法之多，使得一些保守的法官，在各州把司法席位變成一道堤防，使福利立法洶涌澎湃的浪潮難以沖過。由此可見當時西方國家福利制度建設的氣勢。福利制度在這些國家的初步建立，極大地緩解了工人階級的斗爭對統治階級的壓力，為資產階級統治者帶來了一個較為平靜的發展時期。

　　這種福利制度的建立與社會主義國家無關。這是資產階級統治者的經驗總結，是值得現代社會主義國家借鑒的一個問題。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出現。

　　我們黨在十八大之后把民生問題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這是十分必要的。改革開放前，我們國家已有的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間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對于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生老病死有依靠，這是被人們當作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恩情來對待的東西。但是，隨著改革，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這些福利保障措施受到極大沖擊，有的甚至被當成“大鍋飯”加以否定了。這無疑是近二十年來社會產生不安定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我們不是羨慕美國的“中產階級化”的時候，也不是仿效西方福利制度的時候，而是在經濟實力提高的同時，努力把具有中國特色的、有效的福利制度恢復或建立起來。在改革中，凡是涉及廣大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和生存條件的福利制度，第一，不能缺少，第二，已有的不能取消。如有改變，事前必須安排補救，不能留下空缺。這是我國保持長治久安的一項工程，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題中應有之義。再也不能把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生存方面的福利保障當作“鐵飯碗”和“大鍋飯”敲掉了。在這些方面，寧可多下一些工夫，多出一些政績，這是會名垂千古的。

　　有人說不要看重原蘇聯和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福利制度，這個制度后來成了發展的負擔，成了養懶漢的制度。其實，這樣的話，已經陷入資產階級老爺的世界觀了。大家都熟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到了這一爭論。當時，資產階級遇到科學社會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建立嶄新的公有制的時候，就曾經制造公有制會養懶漢的輿論。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有人反駁說，私有制一消滅，一切活動就會停止，懶惰之風就會興起。這樣說來，資產階級社會早就應該因懶惰而滅亡了，因為在這個社會里勞者不獲，獲者不勞。”“談到封建所有制的時候你們所能理解的，一談到資產階級所有制你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老祖宗批評的這種觀點，就是資產階級老爺世界觀的表現。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公有制、人民大眾的基本福利制度，不會養懶漢。只有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會養不勞而獲的資產階級懶漢，只有在腐敗的風氣下才會養懶漢。不能把養懶漢的罪過推到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福利制度上。

　　社會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出發點，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以緩解工人階級的反抗為出發點。雖然出發點不同，但社會治亂的規律，確有相似之處。在貧富差距較大，人民內部矛盾比較尖銳的情況下，這是必須研究的問題。

　　四、不照搬蘇聯模式不等于“告別蘇聯模式”，更不等于“我另搞一套也是社會主義”

　　“王文”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的背景就是那時候要告別蘇聯模式，也告別東歐當時的探索……蘇聯特色那套東西是整個東歐的一個經互會，是政治體系、經濟體系自稱一體，而鄧小平跟世界主流結合。”“鄧小平的目標很明確，中國就是要建設像他出國時候看到的那樣的國家。他強調道路特色，那中國道路肯定不能跟美國一樣，起碼中國不需要打一場獨立戰爭，也不能有南北戰爭，不能有黑奴問題。各國道路不一樣，一國有一國的路，各種路之間有共性，但是沒法完全照搬。”這里涉及社會主義國家對待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看法問題。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對發展道路和基本制度的探索是世界上第一次全面認真的探索。在探索過程中，蘇聯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永垂史冊。同時，蘇聯最后形成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模式，既具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骨架，又帶有自身的許多特點甚至錯誤。因此，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應該采取有分析的態度。對其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做法，我們應該借鑒和學習，當然這種學習不是照搬，而必須是有分析的。對于其個性和缺點部分，也應該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找到應有的經驗和教訓。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模式采取照搬的態度，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做法;但是，對其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就等于否定了其中的科學社會主義部分，很容易走到邪路上去。無論說蘇聯模式有什么弊病，它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特點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是共同的，是不能否定的。所以，不能把中國的改革簡單化為“告別蘇聯模式”。“告別蘇聯模式”的說法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際，也不符合我國改革的實際。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對蘇聯模式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是肯定的，對不能照搬蘇聯模式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本質上與蘇聯是相同的，都是貫徹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這是共性。但是由于國情不同，歷史文化不同，時代特點也不同，所以具體表現形式或者說在體制方面有所不同。各有各的特點，形成不同的表現形式。這就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共性與個性的分析。然而，“王文”企圖采取移花接木的辦法，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美國現代的資本主義制度解釋為個性與個性的關系。這就成了彌天大謊。現實中的我國與美國的社會制度，分別屬于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性質上沒有共性，基本上沒有可比性。“王文”企圖論證中國要走美國的道路，照搬美國的模式;區別就是不用學美國去打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解決黑奴問題，其他的就是具體個性的差別，而基本的東西皆可照搬了。看來，“王文”把社會主義本質概念中的“公有制”偷換為“共同富裕和中產階級化”，其目的在這里就完全清楚了。中國建設的特色社會主義明明與蘇聯模式在本質上有相同性，而王文卻說是“告別蘇聯模式”，明明與美國的制度毫無相似性，王文卻說我們的共同富裕就是美國的中產階級化，不知是何用意?

　　“王文”歪曲鄧小平的意思是“我另搞一套也是社會主義”。“王文”企圖使人相信，鄧小平實際上搞的是美國的資本主義，不敢說這是搞資本主義，就說這是搞社會主義，只不過是與蘇聯模式不同的社會主義。“王文”企圖以“告別蘇聯模式”為借口，把美國資本主義道路強加給鄧小平，硬說鄧小平心里想象的榜樣就是美國。鄧小平如果在天有靈，肯定要對這樣的歪曲和強加表示極大的憤慨與譴責。不過，鄧小平對“王文”這種小兒科的騙術，也可能只是付之一笑。

　　“王文”說：“現在搞的社會主義是市場社會主義，這跟馬恩所說的社會主義大不一樣。”這話聽起來很別扭，好像不是生活在我國境內的人說的話。使用國內大眾化的語言，可以糾正一下“王文”的這一說法，很簡單，這個道理應該這樣講：我們現在搞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什么“市場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過去只是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而要在一個國家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以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為轉移。這不能說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社會主義“大不一樣”，這是他們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具體化。在蘇聯搞社會主義，與在中國搞社會主義，都不可能是一樣的。但是，他們內在的靈魂都是一樣的，都是科學社會主義。這個共性是存在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五、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

　　“王文”說：“馬恩當年實際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就設想了一個比較高級的民主政體，這個民主政體的點就是在普選的基礎上整個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現在這樣一個體制恰恰是西方的模式……我還是堅持我2004年公開提出來的觀點，即社會主義要在終極價值層面上給出定義。社會主義終極價值是什么?就是普遍幸福，實現所有人的普遍幸福。”

　　按照“王文”的說法，既然當年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比較高級的民主政體”“恰恰是現在的西方的模式”，那么在上層建筑領域，按照馬克思的“設想”，我們現在就應該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了。如果說前一番議論是拐彎抹角地主張搞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那么現在就過渡到上層建筑，要實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了。這里有一個政治常識問題：馬克思設想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什么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呢?難道他們可能在當時或恰恰是現在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上設想政治體制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條基本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他不可能脫離經濟基礎設想政治體制。馬克思主義從誕生之日起，就嚴格地遵循科學研究的道路：只有全球性生產力得到普遍發展，同時只有全球性的世界交往得到普遍發展，共產主義社會才是現實的。這樣兩個普遍發展的觀點和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放棄過。在設計政治體制的時候也不會忘卻。這里沒有給“王文”留下任何空隙可鉆。

　　“王文”最終把社會主義的“終極價值”定義為“普遍幸福”。看來，“王文”現在又不需要“共同富裕”這個概念了。其實，“普遍幸福”與“公正”、“正義”等抽象的概念一樣，每一個階級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亞當•斯密就主張，什么是“公正”?資本家拿利潤，地主收地租，工人拿工資，這就是世界上最“公正”的。而共產黨人所說的公正，則是要有物質條件做保證，要求消滅私有制，要求公有制占主體，要求共同富裕，要求機會均等，要求扶助弱勢群體等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終極價值”上，沒有什么“公約數”。因此，對于“普遍幸福”之類的概念，也不會有共同的理解。正像魯迅所說的，撿煤渣老婆子不會有煤油大王虧本的苦惱，《紅樓夢》里的焦大也不會愛賈府的林妹妹。共產黨人認為普遍幸福的首要前提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然后經過努力才能達到。這樣的價值觀，西方能接受嗎?同樣，西方那種虛偽的“普遍幸福”，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也不會買賬。

　　“王文”企圖在價值層面對社會主義給出定義。這有什么用處呢?人類的思維活動始終有兩種判斷：即價值判斷與真理判斷。對于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歷史發展所必然出現的社會形態，它是否合理，它是否具有歷史發展的前景，它是否最終取得勝利，以及人類是否應該追求它，對于這一系列的問題，只作價值判斷是不夠的，也是不科學的，而且也是沒有說服力的。只有對其首先作出真理判斷，才能得出應有的結論。也就是說，首先看它是不是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它是不是有科學的根據，它是不是真理。然后才能做出選擇。“王文”不講真理判斷，不做真理判斷，即使拿出“終極價值”也是枉費心機，既不能說服別人，恐怕也不能說服自己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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