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前后，香港發生大規模的“占中”行動(“占領中環”的簡稱)，這一由青年學生發動、市民廣泛參與的事件引發對香港現狀與前途的爭論。如果聯系到今年3月份在臺灣地區出現的同樣以學生為主導的占領“立法院”的反服貿風波，可以說，這些昔日的“亞洲四小龍”地區的城市市民占領行為，一方面沿用了2011年秋天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形式，另一方面又有著各自復雜的本土誘因，除了反對大陸與臺灣簽訂服貿協定以及不滿大陸公布香港普選方案外，還有所在區域經濟前景惡化和社會矛盾叢生等深層次原因。?

　　與2010年以來在北非、西亞等阿拉伯地區出現的社會動蕩和戰亂不同，臺灣和香港一直被認為是東亞經濟發達和社會穩定的地區，而如此劇烈的示威游行也反映出金融危機的深遠影響和大陸經濟崛起所帶來的周邊效應正在持續發酵之中。這些風起云涌的街頭運動很容易想起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臺灣、韓國等地區出現的反右翼專制政府的政治民主化浪潮，2013年底在韓國有一部反映這段歷史的電影《辯護人》熱映，今年上半年也引起大陸影迷的關注，這部歷史版“雞蛋撞石頭”的電影也許能為當下占領運動提供一種有趣的歷史參照。?

　　《辯護人》為香港“占中”提供了一種有趣的歷史參照。

　　?兩段故事?

　　《辯護人》是韓國漫畫作家楊佑碩首次執導的電影作品，由韓國演技派明星宋康昊主演。影片講述了1981年金斗煥軍事獨裁政權執政初期，宋康昊扮演的稅務律師宋佑碩不懼危險替被軍政府逮捕的釜山大學生進行人權辯護的故事，據說律師宋佑碩的原型來自于韓國已故前總統盧武鉉青年時代的親身經歷。從網絡上可以看到很多中國人喜歡這部片子，不僅把辯護人在法庭上對抗軍政府看成是個人反抗強權的象征，而且以為這種對個人權利的捍衛就是韓國民主化運動的全部真義，并“想當然地”認為這種從專制到民主的韓國經驗也適用于當下中國。真的如此嗎??

　　這部電影由兩部分組成，前半段敘述了這個出身底層的律師如何奮斗成為中產階級的過程。宋佑碩高中輟學，成為一名建筑工人，后來自學考取了律師資格證，又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賺了很多錢，過上了擁有一間高檔公寓和個人帆船、家庭殷實幸福又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這部分故事很像一部勵志劇，既有閃回鏡頭中無錢付房費的卑微，又有賺取大錢之后的志得意滿，宋佑碩花高價買回自己做工人時“親手”建筑的公寓來標識這種男人(財富)的勝利。與此同時，這種個人成功的中產夢也是韓國七八十年代經濟崛起時代的反映，那是一個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的時代，也是個人只要努力就能實現階級晉級的時代。于是，他對當時電視和窗外轟轟烈烈的抗議示威游行漠不關心，相信個人成功和家庭幸福比改變社會更重要。?

　　影片后半部分則是宋佑碩“意外”卷入一起大學生因傳閱進步書籍而被捕的案件中，他寧愿放棄大公司的巨額誘惑，甘冒得罪軍政府的風險為無辜學生做無罪辯護。這種人生的轉變并非來自于外部壓力或社會動蕩影響到中產階級的安逸生活，而是一種樸素的道德正義感。在他人生困難時期曾經幫助過他的小酒館大嬸家的兒子也在被捕學生之列，為了報答大嬸的恩情，宋佑碩介入這個案子。影片的華彩段落是他憑借其辯護律師的才能逐條駁斥公訴人對青年學生是共黨分子的指控，展示了嚴刑拷打學生的國家秘密警察的傲慢和對人權的踐踏。這種對青年學生的伸張正義，使得宋佑碩隱約意識到政治權利的弱勢與優越的中產階級生活之間并非沒有直接關系，盡管最終結果判處學生有罪，但他依然走向了帶領民眾到街頭反抗軍事獨裁政府的人權律師之路。

　　?從這里可以看出，這種以宋佑碩為主角的影片借中產階級的視角展示(詮釋)了韓國特殊歷史時期的故事，看起來很政治正確，也很好萊塢化，屬于典型的小人物反抗強權和專制的故事。?

　　?中產階級的兩幅面孔

　　?影片的前后兩部分，正好呈現了中產階級的兩種秉性：一種是去政治化的中產階級(“兩耳不聞窗外事”)，一種是政治化的中產階級(作為捍衛個人權利的人權斗士)，這代表了中產階級在社會想象中的兩幅面孔。?

　　中產階級的第一副面孔是社會穩定器，也就是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是最穩定的社會，正如二戰后的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后的日本以及作為東亞奇跡的“亞洲四小龍”等先后進入中產階級主體的社會。這種溫順而理性的中產階級主體形成有三個社會條件：第一，社會給個人奮斗成功提供充足的機會，就像宋佑碩這類勤奮用功的“底層好青年”也能改變自己的命運;第二，依靠福利國家制度充分保障工薪階層的利益(如人身保險、養老保險等)，使得藍領工人可以過上白領化的生活;第三，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到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勞動者主要從事包括金融、旅游、文化等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這也正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亞洲四小龍”在承接西方制造業基礎上完成經濟發展之后，又順時把制造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從而實現中產階級化的過程。?

　　中產階級的第二幅面孔是成為政治民主化的主力軍。中產階級在取得經濟地位之后需要分享政治和公民權利，這被作為解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韓國等地區的政治民主化進程的社會動力，就像影片后半部分宋佑碩從家庭、辦公室、法庭走向街頭政治的過程。不過，這部電影把韓國民主化運動處理為中產階級幫助青年學生聯合起來對抗專制獨裁政府的故事，仿佛現在自由民主的韓國就是中產階級與青年學生一起創造的。其實這種書寫歷史的方式恰好遮蔽了這場政治運動中工人階級的重要作用，正如《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一書中所指出的韓國工人不僅為韓國現代化做出卓越貢獻，而且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這種階級的缺失是用中產階級、公民運動來描述政治民主運動的必然結果，因為中產階級浮現的前提在于階級的消失和被轉移。?

　　這種階級的議題在中產階級的主體視野中的消失，恰如宋佑碩一旦奮斗成功就遺忘掉其原有的階級出身，就使得帶有社會和經濟訴求的民主化運動被化約(簡約)為一場捍衛人權和政治權利的斗爭，從而忽視了這場民主化運動本身也是中產階級經濟權利的自我捍衛。與宋佑碩從底層到中產再到走向街頭相反，近期發生的美國的“占領華爾街”、臺灣地區的“占領立法院”以及香港地區的“占領中環”等運動，固然彼此有著截然不同的利益訴求，但新的宋佑碩們所經歷的恐怕是從中產到底層再到走向街頭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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