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友誼超過了古人關于人類友誼的一切最動人的傳說。兩位革命導師舉世無雙的偉大友誼是由他們對于共產主義事業終生不渝的堅定信念支撐起來的。在攀登科學世界觀的道路上,馬克思、恩格斯志同道合,為了人類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的共同目標不懈追求。他們共同起草《共產黨宣言》,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誕生和開展革命實踐做了大量的具體的理論指導工作;他們在理論研究上互相啟發、密切合作,共同寫作經典巨著“工人階級的圣經”——《資本論》;他們互相幫助,患難與共,成就了共同的偉大事業。馬克思、恩格斯的偉大友誼是后人學習的永遠的光輝榜樣。
[關鍵詞] 馬克思;恩格斯;偉大友誼;共產主義信念;科學世界觀
列寧在紀念恩格斯時曾經指出:“在他的朋友卡爾·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個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學者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導師。自從命運使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這兩位朋友的畢生工作,就成了他們的共同事業。”[1](P51)“古老傳說中有各種非常動人的友誼故事。歐洲無產階級可以說,它的科學是由這兩位學者和戰士創造的,他們的關系超過了古人關于人類友誼的一切最動人的傳說。”[1](P58)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偉大友誼堪稱舉世無雙。在一些關于馬克思、恩格斯的傳記中,往往都專門設有“無雙的聯盟”的章節。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革命導師舉世無雙的偉大友誼,是由他們對于共產主義事業終生不渝的堅定信念支撐起來的。
一、志同道合,占領時代智慧的制高點
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體現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科學世界觀,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時代智慧的制高點。
馬克思和恩格斯幾乎是同時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1842年11月,恩格斯在赴英國曼徹斯特途中,特地到科隆見到了當時任《萊茵報》主編的馬克思。這第一次相見,開始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商定寫作的歷史,加深了二人之間的了解。后來馬克思著《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導言》,恩格斯著《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都在《德法年鑒》發表,記錄了他們邁向科學世界觀的進程。他們吸收了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和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不斷清算和清理德國舊哲學的影響,奠定了向科學世界觀攀登的理論基礎。
1844年8月底,恩格斯由曼徹斯特回德國途中特地繞道巴黎去見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兩位創始人這次相見,“在一切理論領域中”意見完全達成了一致,有了終生合作和進行革命斗爭的基礎。二人利用這次會見逗留的10天時間,開始密切合作,寫作《神圣家族》。馬克思還邀請恩格斯為《前進報》撰稿。《馬克思傳》的作者弗·梅林評論說,根據恩格斯和馬克思發表在《德法年鑒》上的文章來分析,“他們的思想,一個浸浴著法國革命的光輝,另一個浸浴著英國工業的光輝,——這兩者都是開創現代資產階級社會歷史的偉大歷史變革。盡管色彩不同,他們的思想在本質上卻是一樣的”。[2](P126)
1845年4月5日,當恩格斯與馬克思在布魯塞爾會見時,他們都各有一批新的理論成果問世。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神圣家族》正式出版,恩格斯已經將《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書稿交付出版社,馬克思寫了《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被稱作“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3](P266)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于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錘煉和思考,已經臻于成熟。他們幾乎同時達到了發現唯物歷史觀的境界。兩位導師從此便緊密地、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十分清楚地講了他們二人幾乎同時達到歷史唯物主義境界的具體情況:“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我們兩人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當時我個人獨自在這方面達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并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4](P14-15)在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幾次都強調貫穿《共產黨宣言》始終的基本思想,即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這一點我已經屢次說過,但正是現在必須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寫明這一點”。[4](P9-10)可見,在攀登科學世界觀的道路上,馬克思、恩格斯志同道合,保持了為人類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的共同不懈追求,才達到如此的最高境界。在思想上,一旦達到科學世界觀的制高點,就能夠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了。
二、承擔時代使命,攜手起草《共產黨宣言》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中央廣場,最吸引人們眼球的著名建筑就是白天鵝賓館。這里是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委托,起草劃時代的文獻《共產黨宣言》的地方。這又是一個記錄馬克思、恩格斯偉大友誼的地方。
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誕生做了大量的理論指導工作。在1847年6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前,他們提議把原來的“正義者同盟”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口號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恩格斯為大會起草了作為同盟綱領的《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以下簡稱《信條》),其中包括22個基本問題。大會召開時,認為討論《信條》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步驟,不能操之過急,不能采取大會簡單表決通過的做法,而要將《信條》交各支部認真討論。同時根據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議,通告各支部:關于同盟的名稱由“正義者同盟”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說明,“我們的特點不在于我們一般地要正義——每個人都能宣稱自己要正義——,而在于我們向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私有制進攻,在于我們要財產公有,在于我們是共產主義者”。[5](P431)
“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夕,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大會做了大量工作。馬克思幫助修改了同盟的章程。恩格斯受同盟巴黎支部委托,在《信條》的基礎上寫成了問答式的《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11月,恩格斯寫信告訴馬克思,他已經動手起草了一個關于同盟綱領的大綱和底稿,其內容是:“我開頭寫什么是共產主義,隨即轉到無產階級——它產生的歷史,它和以前的勞動者的區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的發展,危機,結論”,“最后談到了共產主義者的黨的政策中應當公開說明的那些內容。”[6](P123)此外,恩格斯還在通信中向馬克思提議:新的文本不要再采取這種教義式的問答形式,這個文本的名字應該稱作《共產黨宣言》。這些建議得到馬克思的贊成。列寧對恩格斯的這封信評價很高,他說:“恩格斯這封具有歷史意義的信談到這部著作的最初詳細提綱,這部著作后來傳遍全世界,它的一切基本上至今還是正確的,有生命力而且有現實意義,就好像是昨天寫的。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的名字作為現代社會主義奠基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公正的。”[1](P80)
1847年11月29日,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馬克思、恩格斯在大會上闡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觀點,獲得了大會的贊許。在這樣的基礎上,大會委托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個正式對外公布的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接受大會的委托,立即回到布魯塞爾,在白天鵝賓館夜以繼日地切磋、寫作,寫成《共產黨宣言》,于1848年2月以德文版第一次出版問世。現在我們學習閱讀《共產黨宣言》時不難發現,許多段落和觀點闡述采納了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的內容。
列寧對《共產黨宣言》的評價非常精辟。他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發生了聯系,‘同盟’委托他們把他們所制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闡述出來。這樣就產生了1848年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產黨宣言》。這本書篇幅不多,價值卻相當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還鼓舞著、推動著文明世界全體有組織的正在進行斗爭的無產階級。”[1](P56-57)列寧談到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命運時,介紹說:“馬克思首次提出這個學說是在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問世的《共產黨宣言》,已對這個學說作了完整的、系統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闡述。”[1](P61)
《共產黨宣言》是世界上第一個詳細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是劃時代的一個文獻,是科學社會主義產生的標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開始的標志,它的歷史貢獻史無前例。它超越了空想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倫理否定,以唯物史觀的社會發展規律,指出資本主義必然失敗、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它超越以往一切人都只是把無產階級看作受苦的、可憐憫的階級的觀念,指出了無產階級承擔實現最高理想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它宣告無產階級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政治意圖,它就是要推翻傳統社會的一切,贏得整個世界;它提出了與一切剝削階級不同的主張:消滅私有制,同時與傳統的觀念決裂;它提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首先奪取國家權力,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上實現最高理想;它第一次宣布無產階級運動是大多數人參與、堅持人民立場、為了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而斗爭的;它倡導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些貢獻證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解決的問題確實是現實社會發展中最根本的問題。任何機會主義想歪曲和否定科學社會主義,都會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露出自己為剝削階級服務的真相。近現代無產階級運動遇到的歷史最大幸運,就是他們得到了“雙導師”的指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對世界無產階級提出的基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
三、竭盡全力,提煉“工人階級的圣經”
1845年4月,馬克思與恩格斯相見之后,恩格斯建議與馬克思一起到英國倫敦和工業革命的中心城市曼徹斯特做一次考察,考察主題就是英國工人運動狀況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情況。從7月12日開始,他們進行了40多天的考察。他們除了考察工人勞動、工人運動情況外,還經常到曼徹斯特著名的切特姆圖書館(Chatham Library)的專用閱覽室看書。[7](P21)至今,這個號稱英語世界里最古老和最具有權威性的切特姆圖書館,仍然把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經常光顧的閱覽室保留完好。閱覽室專門設有官方印制的精美介紹牌,上面寫著:“1845年夏季,27歲的馬克思第一次訪問英格蘭,他的朋友恩格斯與之同行。他們來到了曼徹斯特的切特姆圖書館。他們當年就是坐在這間壁龕式閱讀間里,研讀了早期的經濟學家的著作。在六個星期的時間里,他們二人閱讀了8部(共計13冊)書籍,并且以密密麻麻的字跡寫滿了三個筆記本。對于馬克思來說,訪問曼徹斯特,使他第一次有機會了解到英格蘭工業資本主義的第一手資料。后來他對出版商說,這次旅行使他開始投入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溫馨的閱讀間、寬敞的書桌上擺著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借閱次數最多的8部書籍。顯然,恩格斯把在曼徹斯特居住期間覺得最有價值的書目都推薦給了馬克思。這些書籍是關于政治經濟學以及英國工人運動、工人階級狀況的專著。后來,為了紀念馬克思、恩格斯對曼徹斯特工人運動的考察和研究以及在切特姆圖書館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活動,切特姆圖書館附近的索爾福德區建立了一個“工人階級運動圖書館”(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Library),專題搜集和保存了英國近現代歷次工人階級運動的資料、文物、研究成果,并由專設機構從事這方面的資料整理和繼續研究。離開這兩個圖書館不遠,還有一個“科學與工業博物館”(Science Industry Museum),標志著所謂“曼徹斯特革命”的現代巨大機器和機床靜靜地躺在這里,享受著人們的觀瞻,顯示著近代工業革命中心的老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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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特姆圖書館內介紹馬克思與切特姆圖書館的介紹牌)
(切特姆圖書館關于馬克思、恩格斯在館內讀書的介紹)
(切特姆圖書館內景)
(1845年夏季,馬克思、恩格斯在切特姆圖書館的專題閱覽室,桌上就是他們常閱讀的部分書籍)
照片拍攝:劉書林
恩格斯長期生活在曼徹斯特,對當地情況十分熟悉,這次夏日旅行他充當了馬克思的向導,不僅帶領馬克思實地考察工人階級運動、工人階級處境以及近現代工業發展的情況,也把搜集政治經濟學書籍最集中的切特姆圖書館介紹給馬克思。這對馬克思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新助力。后來,馬克思最終選擇在英國定居,與這次旅行不無關系。列寧認為:“同恩格斯的交往顯然促使馬克思下決心去研究政治經濟學,而馬克思的著作使這門科學發生了真正的革命。”[1](P56)
馬克思、恩格斯在構筑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中,一向重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著述,二人早年都注重研究和吸收英國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學說,始終注意從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說明問題。馬克思自19世紀50年代起,先后完成了《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資本論(1863—1865年手稿)》,在此基礎上,1867年9月《資本論》第一卷在漢堡正式出版。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說:“這部著作是我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8](P7)它的出版使《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得到更加深入的闡述,為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資本論》集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其核心結論就是:“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P874)由于《資本論》的巨大社會影響,恩格斯說:“《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也有人把《資本論》譽為“共產主義的圣經”。[8](P34)
其實,《資本論》第一卷的出版凝聚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的心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卷首扉頁上收錄了致恩格斯的感謝信:“這本書能夠完成,完全要歸功于你!沒有你為我作的犧牲,我是不可能完成這三卷書的繁重工作的。我滿懷感激的心情擁抱你!”[8](P4)這充分表達了馬克思對摯友恩格斯無私奉獻的感激情意。在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責無旁貸地擔起了整理出版馬克思《資本論》二、三兩卷書稿的重擔。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序言中深情感嘆道:“我失去了一個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我應感謝他的地方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現在,不論出版這個第三版的任務,還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第二卷的任務,都落在我的身上了。”[8](P28)
恩格斯完成了對馬克思手稿的悉心校正、整理的艱巨工作,于1885年出版《資本論》第二卷,1894年12月出版了《資本論》第三卷。應該注意:后面這個時間離恩格斯心臟停止跳動的時間只剩下不到一年了。恩格斯本來還想把馬克思手稿的批判部分,在第2卷和第3卷采用一部分之外,把剩下來的作為《資本論》第四卷出版。但恩格斯沒有來得及完成這項工作。列寧引用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阿德勒的話語評價恩格斯的這份工作:“恩格斯出版《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莊嚴宏偉的紀念碑,無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滅地銘刻在上面了。的確,這兩卷《資本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著作。”[1](P58)
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資本論》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確實是世界上最艱難的理論工作。其原因,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所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8](P10)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這一最復雜、最激烈的斗爭領域實現了密切、成功的合作。
四、互相關心幫助,患難與共
自從馬克思、恩格斯1844年巴黎會見之后,兩人為了共同的事業,經常保持密切的了解和交往。異地而居之時,他們書信不斷,互相探望;每當其中一人外出有新的經歷和體會時,每逢遇到典型的事例時,兩人總要立即交流看法和觀點。這些在他們兩人的書信和經歷記錄中,看得很清楚。
馬克思、恩格斯在生活上互相體諒、互相幫助,克服困難、成全事業。1845年1月法國政府在普魯士當局的壓力下,下令把馬克思和《前進報》撰稿人驅逐出法國。弗·梅林所著的《馬克思傳》記錄了這時的情景:“馬克思被逐出巴黎的消息一傳到巴門,恩格斯就認為有必要為他籌措款項,他說:‘讓我們按共產主義的方式來分擔你所付出的額外開支吧。’他通知馬克思說,籌款‘進行得很順利’,又說:‘我不知道這個數目夠不夠使你在布魯塞爾安頓下來,因此,我的第一部關于英國的東西的稿費,我當然非常樂意交給你去支配。這筆稿費我不久就能收到,至少是收到一部分,而我自己沒有它也過得去,因為我可以向我父親借。至少,不能讓那幫狗東西因使你陷于經濟困難而感到快意。’”[2](P140)
歐洲在1848年革命失敗以后,陷入政治黑暗時期,共產主義者同盟也出現分裂。1849年8月下旬,由于在巴黎遭到第二次驅逐,馬克思孤身一人赴英國倫敦,妻子和孩子于9月中旬以后也來到倫敦。而這期間,恩格斯在德國參加了三次起義,也曾經遭到通緝、逮捕,之后被釋放。根據馬克思的建議,恩格斯于11月10日到達倫敦。當時兩個人都陷入流亡生活的困難中。馬克思的第四個孩子出生,不幸一年就離世了。舉家找個住處也費盡周折。馬克思夫人曾在書信中說,馬克思那么熱心幫助過人,而困難中得不到任何援助,馬克思身邊出現的朋友越來越少。困難中,馬克思、恩格斯的奮斗精神不倒。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稱“流亡生活是一所學校”,決心經受鍛煉。馬克思說:“我很喜歡我們兩人現在所處的這種真正的離群索居的狀況。這完全適合我們的地位和原則。”恩格斯以同樣的精神回信給馬克思:“我們現在終于又有一次——長時期以來的第一次——機會表示:我們既不需要名望,也不需要任何國家的任何黨派的支持,我們的立場是和這些無聊的東西完全無關的。從現在起我們只對我們自己負責了。”[2](P263)如果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這種舉世無雙的偉大友誼,就很難想象他們在經歷如此異乎尋常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重壓下還會有這樣輕松超然的精神狀態。
為了幫助馬克思一家,為了擺脫眼前的經濟生活困境,恩格斯決定從倫敦返回曼徹斯特,回去做那種“倒霉的商務”。弗·梅林《馬克思傳》分析說:從這時起,他就決定永遠忍受他所憎惡的桎梏。不僅是為了幫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為了保存黨的最優秀的思想家。只是根據這一點,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犧牲,而馬克思才接受他的犧牲。作出這樣的犧牲和接受這樣的犧牲,都同樣需要崇高的精神。[2](P297)
恩格斯最初在曼徹斯特的公司里并不是擁有資本的合伙人,而只是一個普通管理職員,經濟狀況并不太好。“但是從他移居曼徹斯特的第一天起,他就開始幫助馬克思,而以后也從來沒有厭倦過。一英鎊、五英鎊、十英鎊的匯票,后來甚至上百英鎊的匯票源源不絕地寄往倫敦。”[2](P297)
恩格斯總是認為,能夠同馬克思并肩戰斗40年,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他始終承認馬克思的天賦高于自己,自己擔任的是第二小提琴手。有的重要思想,如唯物史觀的發現的貢獻,那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馬克思則認為,恩格斯是他不能分離的合作伙伴。恩格斯的見解透徹、思路敏銳、處事果斷、文筆快捷、富于開創精神,也是馬克思十分佩服的。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有這樣的表達:“你知道,首先,我對一切事物的理解是遲緩的,其次,我總是踏著你的腳印走。”[9](P410)
恩格斯很反感父親那種“專橫的、信教的工廠主”的做派,與此相反,與媽媽的感情卻很好。恩格斯在曼徹斯特就職期間,媽媽還不止一次地特地從德國家鄉趕到倫敦,來與兒子會面。1871年3月18日爆發的巴黎公社革命,于6月份遭到殘酷的鎮壓。德國資產階級的報刊《科隆日報》《埃爾伯費爾德日報》等報刊大肆刊登造謠文章,誣蔑巴黎公社,其中也有對馬克思、恩格斯的惡毒誹謗。恩格斯的媽媽看到這些宣傳報道,精神壓力很大,她給恩格斯寫信,談到巴黎公社,也談到恩格斯與馬克思的關系。對此,恩格斯經過再三思考,給媽媽寫了一封飽含親情然而卻是規勸的回信。這封信既對媽媽充滿了親情和忠誠,也毫不含糊地維護了巴黎公社的聲譽,同時也表明了自己與馬克思的關系不容懷疑和動搖。恩格斯給媽媽的信,首先耐心解釋了為什么反動政府及其報刊如此造謠、誣蔑巴黎公社,接著寫道:“親愛的媽媽,我希望你在報紙上讀到這些捏造的惡行時,會記起這些,同時對1871年的人們也會從好處著想。我絲毫沒有改變將近30年來所持的觀點,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當事變需要,我就不僅會堅持它,在其他方面也會去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此想必你也沒有感到意外。我要是不這樣做,你倒應該為我感到羞愧。即使馬克思不在這里或者根本沒有他,情況也不會有絲毫改變。所以,歸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當然我還記得,從前馬克思的親屬曾經斷言,是我把他引壞了。”[10](P366)這里不僅能夠看出恩格斯對媽媽的深厚親情,更能夠看出他與馬克思的友誼牢不可破,令人肅然起敬。
馬克思、恩格斯這兩位導師結成的友誼成為四海傳播的人類佳話。高山景行,人所仰慕。馬克思、恩格斯舉世無雙的偉大友誼,是后世人們學習的永遠的光輝榜樣,因為支撐這種友誼的是他們終生不渝的共產主義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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