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還歷史本來面目

　　——《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書評

劉書林

　　在蘇聯解體前后一段時間，蘇聯歷史已經被西方散布的歷史虛無主義糟蹋得面目全非，愛國主義精神受到嚴重損害，國家發展遇到極大的災難，引起了越來越多俄羅斯民眾的不滿。普京執政以來，推行民族復興、主權民主的國家振興方針。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見參加歷史及人文社科教學與研究的一線教師時，提出了絕對不允許丑化、歪曲俄羅斯民族歷史的要求。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這是俄羅斯最早體現普京執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導向性的歷史教學參考書。該書出版兩年后，中國社會科學院吳恩遠教授等翻譯的中譯本出版，在中國史學界和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現代史有鮮明的時代氣息

　　把現代史寫到離現實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羅斯現代史》，載入的歷史研究內容延續到2006年，描述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的俄羅斯歷史，即從偉大衛國戰爭結束的時刻至今，從蘇聯的偉大歷史性勝利到它的解體，從主權俄羅斯的誕生到它已經走過的第十五年，表現出作者面對現實的理論勇氣和求實精神，也增加了對于讀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現實指導作用。對當代人關心的問題做了全覆蓋的闡釋和分析，表達了史學工作者對社會的誠實和奉獻，體現了歷史科學的真正價值。

　　歷史資料多種形式、多種角度增強了全書的客觀性

　　《俄羅斯現代史》的主體、主線，穿插了大量“實際情況”“觀點”“同時代文獻資料”“供思考的信息”等專欄資料。各個專欄提供的各側面詳盡的原始資料，增強了客觀性和說服力。

　　對于容易引發爭議的問題，該書設有“供思考的信息”專欄，其中提供了“關于斯大林的歷史作用的爭論”專題資料，還插入“實際情況”專欄、社會輿論調查情況數字圖表等。打開了人們理解問題的新視角、新思路，增加了學術性和科學性，使歷史得到更清晰生動的呈現。

　　突出表述俄羅斯現代史主線上的重大問題

　　現代史沿著俄羅斯現代史的主線，對39個重大現代歷史問題作了專題研究和評介，包括：“與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國盟友的最初沖突”“斯大林繼承人之間的權力斗爭”“恢復斯大林主義的嘗試”“‘老人政治’時期結束”“中蘇關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機”“1991年八月政變”“俄羅斯寡頭資本主義的形成”“與寡頭的沖突”等。對于這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提煉，貼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歷史現狀和關注熱點，很接地氣。

　　例如，就身為蘇共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為什么要搞總統制”，現代史中寫道：1990年3月14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并對蘇聯憲法進行修改和補充》的法律，部長會議的大部分活動都交給總統，從而向“強總統”“弱議會”演變，目的是從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于穩定國內經濟和社會政治生活的補充措施》，該法案實際上泯滅了立法權和行政權之間的界限，讓總統在確立私有化的進程中能夠在法律層面放手去干。這一段史料比許多長篇大論更有說服力和客觀性。

　　挖掘和運用大量檔案資料，擴大讀者觀察視野

　　在蘇共二十大至蘇聯解體的40多年中，由于當政者封鎖消息，人們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具體情況不甚了了，特別是不了解當時黨內外對赫魯曉夫背叛行為的反映。蘇聯解體后，隨著一些歷史資料的面世，真相隨之大白。

　　根據有關檔案資料，針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蘇聯發生了抗議活動。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對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學生們走上街頭，要求赫魯曉夫下臺；3月9日示威活動被武力驅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這幾乎是1953-1988年因反蘇鼓動而被逮捕者總數的一半。這個史實揭露了赫魯曉夫殘酷鎮壓與他不同意見的黨員和群眾。

　　書中還記載了1962年6月，當局殘酷鎮壓新切爾卡斯克工人罷工抗議漲價事件，揭露了當時成千上萬的人“因為表述對赫魯曉夫政策的不同意見”而遭受迫害。

　　書中還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魯曉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談到肅反問題時號召：“應當消滅這些壞蛋！消滅一個、兩個、數十個，我們要消滅數百萬個。因此，就必須手不發抖，就需要踏過敵人的尸體來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魯曉夫來批評斯大林的肅反工作，必然造成蘇聯政權和社會的動蕩。

　　全面反思和肅清歷史虛無主義影響

　　《俄羅斯現代史》對俄羅斯現代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撥亂反正的分析、評價。

　　充分肯定蘇聯的歷史價值

　　蘇聯解體前后一段時間內，它的歷史和社會制度在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聯合攻擊下被肆意糟蹋。

　　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對于蘇聯歷史的全盤否定，迎合了西方顛覆蘇聯的目的，使作為蘇聯主體繼承者的俄羅斯喪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嚴，人民大眾不但遭受了長期的社會震蕩的生活艱難，更失去了精神上對祖國的歸屬感。在普京領導下，“俄羅斯社會科學界對世界歷史和俄國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進行了重新評價”。該書的總序言指出：“對全世界千百萬人們來說，蘇聯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會的榜樣和方向。”

　　該書充分肯定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偉大貢獻：“蘇聯社會的內部矛盾并沒有影響二戰年代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在龐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經濟和政治勢力支撐下，蘇聯人民團結一致的精神力量對二戰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蘇聯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勝利付出了最大犧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寶貴的貢獻，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幫助自己重建被破壞的經濟。”“蘇聯……顯示了最高程度的內部動員和團結的能力，蘇聯……消滅了最危險的敵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蘇聯的國際威望提高到戰前無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后，美國總統杜魯門在波茨坦會議上得意地向斯大林進行炫耀和威脅。1945年11月3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所屬聯合情報司令部準備了一份對蘇聯進行原子彈轟炸的目標。當時人們的共識就是“蘇聯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彈來保衛自己”，連后來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也承認這“絕對必要”。斯大林在蘇聯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后，向有功人員頒獎時說：“如果我們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彈，那我們可能就得親自‘嘗一下’它的味道了。”

　　評價斯大林：“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

　　《俄羅斯現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視為蘇聯最成功的領導人。”這是自赫魯曉夫執政以來，蘇聯官方教科書對斯大林的最高評價。書中認為：“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歷史作用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蘇聯時期的歷史框架中審視，而且應當放在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分析。”“丘吉爾絕不是斯大林的擁護者，但他卻說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個手扶木犁的國家，他死后卻留下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這就奠定了對斯大林客觀評價的基調。

　　對于斯大林執政時期強調集中統一領導的特點，該書認為這種特點不能以執政者個人品質或心理特點來評價，主張從俄羅斯國情特別是其傳統文化的特點來解釋：“在與西方開始了‘冷戰’的條件下，對斯大林等領導來說，根本不可能談到國內制度民主化問題……進一步動員和集中成為對內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羅斯國家傳統上第一把手的權力具有無所不包的特征……，俄羅斯國家發展的不利條件要求把所有資源，包括權力資源，集中到一個中心并按關鍵的部門集中分配。”該書還認為，斯大林實現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單一國家體制三者的結合，“最終，正是斯大林創立了單一制的國家”。

　　該書基本認同斯大林發展國民經濟的趕超戰略、經濟建設的“強行軍”以及實行集中統一的執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現代化的公式：‘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證實這個預測具有充分的道理……對政治—歷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類似嚴重威脅的條件下，甚至所謂‘溫和的’和‘靈便的’政治體制，照例會演變成對實行嚴厲的政治組織有利的形式，……這是由于處于‘被包圍的要塞’形勢下（既面臨外部侵略的威脅，同時又缺少發展需要的時間和資源）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性決定的。”這一客觀分析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無言以對。

　　該書總結了世所公認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領導期間，國家的領土擴大了，達到了從前俄羅斯帝國的邊界……；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大戰爭——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實現了經濟的工業化和文化革命，這個結果不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劇提高，而且還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體制；蘇聯在科學發展領域進入先進國家行列；實際上消滅了失業現象。”

　　蘇聯對外關系：超越霸權主義的客觀評價

　　同時，書中也指出了斯大林執政時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環境里，《俄羅斯現代史》堅持把俄羅斯的現代歷史放進整個世界環境中分析，在歷史編纂學上開辟了“國情與世情”的新視野。

　　（1）戰后兩大陣營形成中，蘇南關系的惡化，雙方都有責任。

　　戰后不久，隨著丘吉爾鐵幕演說和杜魯門的反共計劃，美、蘇反法西斯盟國關系開始分化，不久后蘇南關系惡化。這兩件事來自同一個根源：美國統治集團實施的反共主義和遏制主義。

　　蘇聯反法西斯的勝利進軍，使得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國建立了共產黨人（主導）的政權，阻礙了美國戰后稱霸歐洲的美夢。美國企圖利用“馬歇爾主義”的“美援”為誘餌，在蘇聯與東歐國家中打進分裂的楔子。《俄羅斯現代史》指出：“美國制定的‘馬歇爾計劃’……從一開始，參加實施這個計劃的國家就必須接受所謂‘民主’的條件，而實際上是接受執行反蘇方針的條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們千方百計地把莫洛托夫率領的參加巴黎“馬歇爾計劃”的蘇聯代表排斥回國。

　　同時，“美國原期望某些東歐國家會以得到‘馬歇爾計劃’的援助而對抗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國的援助”。蘇聯則對波、捷兩國做了工作，拒絕參加“馬歇爾計劃”。這實際上是美英蘇三國元首在雅爾塔、波茨坦談判桌上斗爭的繼續和進一步展開。

　　美英發動冷戰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國情報局之事首先與鐵托和季米特洛夫進行協商。鐵托表面上應酬斯大林，實際上熱衷于建設由自己控制的“巴爾干聯邦”。《俄羅斯現代史》簡要記敘了矛盾的發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鐵托就在書信中表達“我們應該在軍事的和政治的意義上成為巴爾干各國的中心”。當保加利亞解放后與南斯拉夫代表團商談聯邦事宜時，鐵托認為保加利亞只能取得類似南斯拉夫國內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等小國那樣的地位。這引起了南、保兩國之間的爭執。鐵托沒有與蘇聯溝通，私自把軍隊開進阿爾巴尼亞常駐。因而斯大林對南斯拉夫領導人進行了指責。

　　1947年9月，九國情報局在波蘭召開成立會議。在蘇共的堅持下，情報局總部設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貝爾格萊德召開情報局第二次會議。蘇聯的這些努力，并沒有改變鐵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編輯部聲明，宣布蘇聯政府不贊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國籌組巴爾干——多瑙河聯邦的計劃，蘇南矛盾逐漸公開化。此后，蘇共中央做了種種努力，如邀請南、保兩國代表會談，與南共中央進行幾次書信交換意見，建議召開情報局會議討論南共問題，都未取得預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報局在羅馬尼亞召開第三次會議，決議開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開始以對國內的‘斯大林的代理人’進行大規模的鎮壓”作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報局第四次會議通過決議，指責南共是“由殺人犯和間諜控制的政黨”。鐵托向西方求助，美國與南斯拉夫簽署了軍事和經濟援助條約。

　　從歷史資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說斯大林領導的情報局有對南共處理過重的錯誤；同時也應承認，鐵托當時也有不顧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責任。

　　（2）關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前后，關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東歐各國都有分歧。

　　該書對匈牙利事件爆發的原因做了客觀表述：“應當注意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引起了嚴重的危機，在這些國家中越來越多的人嚴厲地批評執政黨，情況特別嚴重的是波蘭和匈牙利。”該書認為，把波蘭十月事件稱作“人民騷動”，把匈牙利事件稱作“真正的反共起義”；認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兩個：“第一，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報告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引起了危機；第二，美國‘自由之聲’等西方無線電臺公開號召匈牙利人發動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起義，并暗示說西方將給予軍事援助。”這確實是不容忽視的兩個重要因素。

　　書中對事件內容的描述與實際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達佩斯市委和當地國家安全機關大樓被攻占……共產黨員被絞死、被折磨致死、被槍決。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頭目、紅衣主教約·明曾蒂從看守所里被釋放出來。伊·納吉宣布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組織。”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爭議是：到底是繼續稱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還是采納匈牙利反共勢力的說法？現在用“反共起義”來描述匈牙利事件，體現出事件本來的性質，這是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爾巴喬夫有意推動東歐國家非共產主義化。

　　《俄羅斯現代史》記敘了戈爾巴喬夫出賣波蘭、逼迫波蘭執政黨服從西方指引的資本主義道路的行徑。1989年4月，當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邀請“團結工會”活動家馬佐維耶茨基組成聯合政府、遭到波蘭統一工人黨抵制時，戈爾巴喬夫“打電話給波蘭共產黨領導人拉克夫斯基，說服他：必須合作，將政權交給‘團結工會’。此后，他號召‘推進民族和解事業’，批準了波蘭從共產主義體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過渡……美國國務卿貝克說：‘戈爾巴喬夫馴服了一只虎，想來，他甚至已經在鞭策他了’。”

　　書中記敘了戈爾巴喬夫干涉民主德國的情況：“1989年10月初，在慶祝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之際，戈爾巴喬夫訪問民德。隨即，民德發生了大變局。”“戈爾巴喬夫對昂納克說話非常嚴厲……停止國內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蘇聯模式走改革路線，只有這樣，昂納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爾巴喬夫對其戰友們說，昂納克必須下臺，而且要越快越好，因為‘東德領導人已不能控制局勢。’戈爾巴喬夫還下令駐東德的蘇軍（近50萬人）不要干預東德國內發生的事件。”

　　該書還展現了戈爾巴喬夫1989年12月訪問華盛頓時的情景。據布什日記記載：“我強調說，‘我們支持統一后的德國留在北約。’戈爾巴喬夫說，‘我同意。’我又尋求確認，‘第二部分也同意嗎？’戈爾巴喬夫回答說，‘對兩部分都同意。’”戈爾巴喬夫在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前如兇神惡煞，但在美國統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劇

　　《俄羅斯現代史》對于蘇聯的解體做了比較客觀的記錄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評價：“我深信，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劇。我認為，前蘇聯的普通公民和后蘇聯空間內的公民、獨聯體各國公民、普通的公民們沒有從中贏得任何東西。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書中指出：“蘇聯解體似乎證實了對‘現實社會主義’進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斷言說體制不能改革、必須被摧毀。15年后，這種觀點在很多方面已經失去了說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國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個反證）。這些國家在本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功地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發展迅速。現在，在世界各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產主義中國高于民主的俄羅斯。”

　　揭示葉利欽推行的私有化進程是個“大騙局”

　　20世紀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變了俄羅斯的社會性質和面貌。該書指出：“在1989-1991年期間，自發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經開始了。蓋達爾政府特別是丘拜斯領導的國有財產管理委員會開始實行私有化政策。”書中引用了被稱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談到私有化時的自白：“本質上全民財產被偷竊一空……國家財產大致以兩種方式被掠奪：第一種，國有企業的財產被改編為某個新組建的股份企業的部分財產；第二種，經過簡單的贖買租賃，把國有財產變為私有……自始至終，所有自發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為，因為沒有任何的法律基礎。但想要證明這一點完全不可能。”

　　該書描述了1992年4月6日，葉利欽在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上作關于私有化的報告時，引起會場一片反對聲：“代總理蓋達爾的發言引起了代表們更大的憤怒。在他的發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諾的經濟援助，這被認為是值得樂觀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對修改經濟改革決議投票時，各部長們憤然離開會議現場，并向總統提交了辭呈。”可見，當時葉利欽推進私有化改革，將唯一的希望壓在西方的巨額援助上。而美國援助的承諾很快破滅，他的改革計劃也全部崩潰。

　　經過1995年的抵押拍賣和后續的私有化運動，俄羅斯經濟完全落入操縱IMF的美國人手里。“每年的國家預算都必須得到IMF的通過。任何獨立政策的實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見，國家就面臨破產的危機。”作為政治結果和經濟結果的副產品，就是寡頭資本主義的產生。

　　揭示葉利欽的最后檢討和交出權力的真相

　　書中指出：“葉利欽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對能夠保證葉利欽及其親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經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隨著斯捷帕申總理被解職，聯邦安全局局長普京被任命為總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劇上升。葉利欽在發表的迎接2000年的講話中宣布：“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人物，能夠勝任總統的職務。”

　　在俄羅斯人眼里，葉利欽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選了一個很好的接班人。葉利欽的改革使俄羅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而普京的口號是“改善人民生活條件是首要任務”。雖然他表示，“政府不會重新審查私有化的結果”，但也絕對“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權限私有化的圖謀”。

　　美國霸權主義導致美、俄之間的根本利益沖突

　　理解葉利欽和普京的施政方針，還得從俄美關系來判斷。《俄羅斯現代史》指出了美國在整個蘇聯解體過程中施展的欺騙手段。

　　書中指出，華盛頓并沒有把拋棄了共產主義的俄羅斯當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羅斯恢復經濟和政治實力，它將成為美國的競爭者和對手；這將不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而是超級大國的競爭”。美國提出的“把西方技術資本與俄羅斯的資源和勞動力結合起來”的意見完全是無稽之談，“在貿易中不給莫斯科提供最惠國待遇”。美國這種實用主義的欺騙手段嚴重傷害了俄羅斯人的尊嚴和基本信任。

　　書中說，“北大西洋聯盟以向東方擴張，作為對華約組織解散及蘇軍從德國和波羅的海地區撤出的回應。如果得到的結果是波蘭的坦克轉而對準俄羅斯，位于波羅的海國家的機場縮短了戰斗機和巡航導彈飛抵俄羅斯的時間，那么是否值得摧毀華約組織和經互會？是否值得拆散蘇聯？”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滿懷激情地繼續政策失敗——俄羅斯重新被孤立”。

　　面對西方的種種流氓行為，曾經的俄羅斯親美勢力幾近精神崩潰，十年間俄公眾對美國的正面評價從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學者在歷史研究領域將有更多共同語言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決定于這個國家的人民認識真理的能力。在普京總統的堅強領導下，俄羅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國學者讀這本書后會產生許多同感。

　　愛國主義和公民意識

　　正如該書所指出的：“今天愛國主義的題材受到新的重視。這是尊重自己祖國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感情，這是對歷史、對自己的‘可愛祖國’的愛護態度。很多人把愛國主義與公民意識和法律意識的覺醒，與個人對國家命運和國家文化的未來所負的責任的理解聯系在一起。”愛國主義成為中俄兩國人民最基本的覺悟。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恢復歷史進步的本來面貌

　　國家要走向繁榮富強，要戰勝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挑戰，絕不能無視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破壞。國內外敵對勢力抹黑國家進步事業的歷史，丑化人民敬仰的執政黨和領袖，這實際上是顛覆和反顛覆斗爭的一部分。只有恢復進步歷史發展的本來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團結奮斗，實現民族幸福和進步。

　　從本國特點出發，獨立自主發展

　　西方國家將自己信奉的原則稱作“普世價值”，動輒指責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符合他們的“普世價值”，這純粹是無稽之談。

　　正如書中所指出：“俄羅斯所有成功的統治者的突出之處是，能認清自己國家的特點……俄羅斯國家過去需要，現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兩國人民都在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必然具有獨立自主的共同語言。

　　隨著中俄兩國戰略利益的共同點不斷增加，兩國歷史學者在評價蘇聯歷史、評價國際政治、反對霸權主義方面的共同語言也不斷增加。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兩國學者對歷史問題也會有一些不同的觀點。不斷地在研究中尊重實踐、探索真理、求同存異，中俄歷史學者的共同語言就會越來越多，從而不斷加深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與合作。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原載《經濟導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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