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階級劃分常以財富為標準。幾十年來，社會底層和上層階級財富懸殊，中產階級從數量到收入大幅縮水，美國的階級鴻溝越來越深，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經濟長期低迷，出現所謂的“大衰退”，進一步拉大了階級間的差距，“階級戰爭”(class war)在美國成了時髦語。

　　美國左翼雜志《每月評論》2013年第3期刊登了美國佛蒙特大學名譽教授弗雷德·瑪格多夫(Fred Magdoff)和《每月評論》編輯、美國俄勒岡大學社會學教授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評論，分析了美國工人階級每況愈下的狀況。

　　●兼職者越來越多

　　美國工人目前的處境十分困難，“大衰退”導致形勢更加惡化，經濟復蘇緩慢。最新數據表明，盡管失業率已經走出谷底，達到7.9%，但如果算上期待找到全職工作的兼職者和放棄找工作的人，需要全職就業的人所占比例為14.4%。更形象地說，美國當前在非農業私營部門的就業總人數為1.13億人，而需要全職就業人約為2200萬人，這意味著私營部門所能提供的全職崗位不足1億個。隨著公共部門未來雇傭人數的減少，加之沒有“新政”式的就業計劃，私營部門將成為提供就業的主要來源。

　　如同糟糕的就業狀況一樣，工人階級的相對權利也出現長期下降的趨勢，因為資本的影響力日占上風。一個關鍵的指標是，幾十年來實際工資處于停滯或下降狀態。中產階級家庭過去10年的收入一直在下降，從2000年的54841美元減少至2011年的50054美元。這次“大衰退”帶來的金融沖擊給許多人造成災難性影響，數以百萬計的人宣布破產，失去房貸抵押贖回權，變得資不抵債。

　　里根總統1981年解雇罷工的航空管理人員并以非工會成員工人取而代之，是階級戰爭的轉折點，導致工人權利下降。這為私營企業開了先河，使之認為利用不參加罷工的工人破壞罷工是“可接受的”。保護工人權利的勞工立法組織受到削弱，各種對私營和公共部門工人攻擊的行為時有發生，這改變了人們認為工會代表公眾利益的普遍觀點。因此，加入工會的工人數量急劇下降。2012年，美國工會成員下降了2.8%，僅占工人總數的11.3%，這是二戰后的最低點。過去40年，罷工人數和因罷工而失去工作的人數急劇下降。

　　在促使工人階級權利下降的各種資本功能要素中，最重要的或許是老板將部分工作外包或將整個工廠轉移的能力。他們最初將工廠轉移到美國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近來又轉移到亞洲和其他地方，以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和松懈的環境保護法。更有甚者，僅僅威脅要將工廠或工作崗位轉移到低工資水平地區，就足以制服國內工人。

　　削弱工人權利的另一個長期趨勢是兼職者越來越多。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兼職工人逐漸增多，目前約占總就業人數的20%。在“大衰退”期間，1100萬人失去了全職工作，但兼職者有所增加。許多兼職工人的工作環境極其糟糕，因為電腦程序可以告訴老板一周中每天、或一天中不同時間段所需的工人數量。因此，許多兼職者、特別是零售行業中的兼職者，無法指望他們擁有固定的工作時間。這使得尋找另一份兼職變得更為困難。

　　●收入占GDP比重急劇下降

　　美國學者詹姆斯·加爾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研究了“50年代至90年代對工人工資壓榨”的問題，發現工人平均收入一直在下降。最近，許多相當權威的部門也進行了相關研究，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和國會預算辦公室。其研究表明，工人收入的下降趨勢自上世紀后半葉一直延續到本世紀。

　　認識到雇員得到的各種收益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十分不均衡很重要。它們取決于：第一，全職工還是兼職工。私營部門的全職工可得到各種補償金31%的收益，而兼職工為21%。第二，工會成員還是非工會成員。一線的工會成員可得到各種補償金41%的收益，而非工會成員為31%。第三，工作類型。從事“信息”行業的全職工可得到各種補償金34%的收益，而從事服務行業的全職工為29%。

　　如果將各種補償金和工資收入分別與GDP或私營部門產值進行對比，會發現它們之間確實存在某種相似的宏觀趨勢，各種補償金和工資收入基本上同時發生起伏。上世紀60年代后期，公共和私營部門雇員的補償金收入占GDP的比重，經過短暫上升后出現停滯，70年代維持這一狀態，隨后出現下降，直到現在。但是，90年代后期經歷了短暫的上升，這主要是虛擬金融繁榮的產物。虛擬經濟在2000年陷入破滅，導致補償金份額突然下降，幾年后的“大衰退”又加劇了這種下降趨勢。

　　與各種補償金不同，工資收入對于低收入工人來說尤其重要，因為這是他們日常消費的基礎。與補償金類似，工資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呈現急劇下降的趨勢。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各部門員工的工資收入出現周期性上升。但是，私營部門工人的工資比重經歷短暫上升后開始下降。那時的工資上漲最初也是由于政府就業擴大所致，后來因70年代政府開支和投資減少而下降。直到90年代后期，虛擬經濟泡沫使就業再次大幅增加，工資收入也相應上升，導致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提高。此后，這一比重開始下降。

　　●　“美國窮人”占人口三分之一

　　關于所有員工的補償金收入和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大體表明了工人階級收入的變化趨勢，卻未完全反映工人階級工資比重的實際下降狀況。原因在于，相關數據中包括了首席執行官和其他高層管理者的補償金，這些應該被視為資本收入而非勞動收入。近幾十年來，高管的工資快速上升，而底層工人的工資卻不斷下降。因此，如果只考慮工人階級，工資占GDP比重的實際下降幅度更大。盡管工資收入占美國經濟的比重嚴重下降，但各階層下降得并不均衡，下降最嚴重的是稱為工人階級的80%底層人口。

　　應該指出，“工人階級”這一術語在當今美國主流話語中很少使用。許多工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因為他們認為其收入可以負擔得起“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也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強過“窮人”。然而，從權利關系角度看，工人階級應該包括靠工資謀生且不處在管理或監督崗位的所有工人，不包括醫生、律師和會計等高水平的技術人員。一些工人或許有豐厚的收入，但他們同樣具有工人和資本或“老板”之間的基本關系。

　　關于工人階級，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最接近的官方表述是“生產行業非監督崗位”的工人，包括“工業部門的商品生產者和服務行業的非監督崗位工人”。這種界定涵蓋了約9000萬雇員，但仍然十分粗略，許多人未包括在內。毫無疑問，本文所指的“管理和監督崗位的工作者，以及其他非生產行業的員工”，也應該屬于工人階級。此外，公共部門中的許多雇員，如在郵局、公立學校、地方警局工作的人，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鑒于工人這種高失業率、低收入工作和工資占GDP比重日益減少的背景，美國統計局關于5000萬美國人生活貧困、5000萬處于貧困與赤貧之間的統計數據便不足為奇了。因此，約為1億規模的美國窮人多數屬于貧困的工人階級，占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

　　美國資深媒體人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10多年前在評論勞動者的困境時寫道：“商業和政治階級虧欠我們的不止于此。他們在20年前宣布了階級戰爭，并贏得了戰爭。他們是社會上層。”如今，對工人的攻擊仍在繼續，體現在工會、工資、工作條件、社會規劃與合法收益等方面。工資受壓制和高失業率是當今時代最主要的現實。大規模的收入再分配正在進行，這促使資本收入的比重增加。民意調查顯示，多數人認為美國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而沒有找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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