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二十）

　　作者導讀：

　　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集體經濟包括城市集體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本書前面探討如何振興國有經濟和城市集體經濟；從第七章開始，將探討如何振興農村集體經濟。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年末，全國總人口13.6072億人，其中鄉村人口占46.27%，有6.2961億人。而中國城鎮人口大多數與鄉村人口有較密切的聯系。中國的科學發展和共同富裕，離不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興旺發達，而農村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真正經濟支柱，為此，大家應當關注如何振興農村集體經濟的問題。

　　第七章 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實現“第二個飛躍”

　　以下三章論述如何鞏固和振興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它必須以集體經濟為基礎。新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國情實際出發，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經濟建設實踐的偉大成果;充分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中國特色的結合。

　　農村集體經濟包括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和集體非農經濟兩個不同而相互聯系的方面，在新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史上，先產生了前者，而后提出了發展后者的要求，而后者的產生又促進了前者的發展。根據歷史的邏輯，首先在本章闡述農村整個集體經濟發展的歷程和提出的新問題，然后在第八章、第九章分別闡述如何鞏固和發展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和集體非農經濟。

　　一、新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歷程

　　(一)“土改”后發展集體經濟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原理

　　新中國建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既定目標，在農村依靠廣大農民群眾，全面實行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1950年6月，在總結根據地土地革命經驗的基礎上，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隨即在全國所有解放區實施。到1952年冬，全國除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之外，基本上完成了土改，這就徹底地廢除了從殷商以來沿襲4000多年剝削性質的奴隸制、封建制的土地私有制，完成了孫中山先生夢寐以求而未能實現的舊民主主義民生基本目標——“耕者有其田”。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十分清醒地認識到，土地改革從經濟關系上說，只是為民族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掃清道路，在革命的性質上仍屬于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黨的革命目標是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因而不能停止在新民主主義的這種目標上。如果停止在這種目標上，農村將會在小私有制的基礎上，發生兩極分化，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落到必然會產生的新生工商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手中。只有把廣大農民群眾引導到集體所有制方向上來，在農村逐步建立起公有制的經濟基礎，逐步發展起社會主義的、社會化的大農業，才能真正把農民從小生產的落后生產方式中解放出來，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振興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使國家徹底擺脫內憂外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們黨是通過引導農民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把土改后普遍形成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創造性應用與發展。恩格斯在《德法農民問題》中曾針對德國和法國的情況，論述過無產階級在奪取國家政權之后，如何引導小農走合作化道路，他說：“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①]“這里主要的是使農民理解到，我們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產和田產，只有把它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正是以個人占有為條件的個體經濟，使農民走向滅亡。如果他們要堅持自己的個體經濟，那么他們就必然要喪失房屋和家園，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濟必然將排擠掉他們陳舊的生產方式。”[②]這里針對當時德法兩國農民問題闡釋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具有普遍指導價值。正是充分認識到小農經濟的惟一發展前途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黨在土地改革取得偉大勝利之后不久，就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把逐步實現對土改后形成的小私有制的農業進一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過渡時期“一化、三改造”[③]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重要內容之一，制定了引導廣大農民走農業集體化道路這個基本方針。

　　實踐表明，這個方針是符合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當時的實際情況是，一方面，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群眾尤其是貧下中農擺脫了封建剝削制度的羈絆，煥發出極大的生產積極性。我國農村的總產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長48.5%，三年中平均每年增長14.1%。[④]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直接結果，是在農村建立起普遍的小農經濟，這種小生產方式和小私有制具有落后性和動搖性。小私有制一旦普遍產生起來，它固有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就開始起作用。土改后的農村，開始出現私人土地買賣、雇工剝削、貧富分化等現象。小農經濟具有的脆弱性弊病也開始顯現;私人農戶的分散性，歷史造成的傳統落后手工耕作方式，都難以抵抗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侵襲，更難以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對農產品不斷增長的按比例的需要。在這種情勢下，要保護和發展農村的生產力，促進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積極的辦法，惟有遵循唯物史觀揭示的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客觀經濟規律，引導廣大農民群眾，逐步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二）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產生和演變

　　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我們黨和國家從1954年開始，在城市逐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私營手工業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努力推進社會主義的工業化發展;與此同時，在農村進行了對農業小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支持、引導他們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不久，掀起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熱潮;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促進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普遍建立和發展。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到全國農戶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87.8%。[⑤]從這時起，農村基本形成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基礎，并促成了全國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勝利;至此，建立起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此后，1958年農村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60年代中期總結“共產風”的教訓，土地集體所有制在公社的框架下，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80年代初，農村取消了人民公社，基本上以村為單位，開始實行“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盡管發生了這些變化，但是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本質始終沒有改變。

　　（三）農村集體工商業經濟的產生和演變

　　目前中國的農村集體非農經濟，包括集體工業、集體商業、集體交通運輸業等第二、第三產業的經濟。其中主要的集體工商業經濟是在1958年左右出現的。當時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農村許多地區的集體經濟組織，開始白手起家，自發建立起集體所有制的社隊企業;但是在較長一段時間被視為“不務正業”而受到限制，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被視為“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但是，農村廣大基層干部和農民們在實踐中認識到，農村“無糧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他們把鄉鎮集體企業稱之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草根工業”，沒有放棄。197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在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新形勢下，各地鄉鎮集體工業企業開始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起來。

　　蘇南地區率先以“四千”精神(千言萬語、千山萬水、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在工業方面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之外，尋找原料、開拓市場、“借雞生蛋”(借助體制內的資源、技術人才等辦廠)、艱苦創業，創造出“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的新經驗。當時，蘇南地區除了鄉村自辦集體企業，以工業收入支持農副業生產之外，鄉鎮政府每年還從鄉鎮集體企業中，提出一定收入(例如蘇州地區規定鄉鎮政府可從鄉鎮企業按銷售總額提取1%的管理費，并同時按職工人人數提取每人建農基金、公益金等270元)用于農村教育、通郵、修筑道路等地區建設，包括組織集體農民抗旱、排澇等，被稱之為“以工補農”的“十全大補膏”;據資料，1986—1993年，蘇州、無錫和常州三市累計從鄉鎮集體企業籌集發展基金27.6億元，相當于同期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的2.6倍。[⑥]這說明，農村集體工商業經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促進農村建設和農業生產。同時，農村集體工商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這樣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新經驗，并證明了集體經濟具有適應商品生產的靈活性。鄉鎮集體工業企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村小城鎮的發展，并推動了商業、服務業等農村第二、第三產業等非農產業的發展。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的發展和重要作用受到中共領導的重視，鄧小平多次稱鄉鎮企業是“異軍突起”、“農民自己的創造”[⑦]。蘇南農村集體非農經濟的發展經驗在全國迅速推廣開來。20世紀90年代初，全國出現興辦鄉鎮集體企業的高潮，至此，農村改變了單一的農業生產舊格局，出現包括農副業、工商業在內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在90年代中期以前，農村鄉鎮企業基本屬于集體獨資企業。此后，開始實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曾取得較好的效果。不過，這種改革的成果持續不久，受到自上而下的私有化“改制”的沖擊，到90年代后期，相當多的股份合作制鄉鎮集體企業被“改制”為私人合伙制企業，有的被變為主要負責人購買的私營企業。但是，當時盡管以改革為名的私有化“改制”風刮得很兇，仍然有不少地方像江蘇華西村、長江村，河南南街村、劉莊村等許多鄉村，堅決維護鄉鎮企業集體所有制性質不動搖，集體非農經濟越辦越好。而許多執行私有化“改制”的鄉村干部，也逐步認識到，失去集體企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陷于很大被動，尤其不能解決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因此，從2005年前后，許多當時“改制”的鄉村，開始重新考慮發展集體非農經濟。例如蘇南地區目前的普遍做法是，把私有化“改制”時售出集體企業收回的資金，投資建廠房出租，也就是開始發展實物形態的集體借貸資本，以收取租金來促進農民集體的增收。這預示著，只要認清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的危害，真正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經過私有化歪風摧殘的全國農村集體非農經濟，必將逐步重新振興起來。

　　（四）新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

　　新中國60多年來，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表現出比私有制經濟具有顯著的優越性;對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對農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都發揮出巨大的積極作用。在農業方面，2008年全國種植業產值達28044億元，比1949年增長10.9倍，年均增長4.3%;糧食總產量達到52871萬噸，比1949年增長3.7倍，創造了用占世界10%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的奇跡;同時，農業生產結構逐步優化，實現了由單一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向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現代農業轉變，2008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達到5800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49年增長17.5倍，年均增長速度分別達到5%，大大超過了同期世界農業的平均增長速度。[⑧]在非農業經濟方面，農村工業從無到有，到2008年，全國鄉鎮企業增加值從1978年的209億元增加到2007年的69620億元，增長了332倍，已占到農村社會增加值的68.68%，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8.52%。[⑨]在社會發展方面，2008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761元，比1949年增長107.7倍，平均每年增長8.3%;比1978翻了5番，增長了34.6倍，平均每年增長12.7%，扣除價格因素后年均實際增長7.1%。[⑩]農村的水利、交通、教育、郵電等基礎設施，不斷改善。這些偉大成就，與農村集體經濟的長期貢獻是分不開的。

　　二、總結農村集體經濟實踐的重要經驗

　　（一）總結農村集體經濟實踐經驗很有必要

　　我國農村的集體經濟是分布于范圍大小不同的勞動群眾集體組織之中的。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狀況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各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高低不同，集體農民文化素質和思想水平也存在差異，因而農村不同集體經濟組織的公有化程度有高有低;從總體上說，集體經濟組織發展不平衡、公有化總體上程度不高的這種基本狀況，將長期存在。朝前看，在不斷進步的現實生產力的推動下，農村集體經濟必定需要繼續向前發展。因此，當我們回顧中國共產黨引導廣大農民群眾發展集體經濟的實踐歷程時，不僅要充分看到已經取得的偉大成就;更需要認真地總結以往工作的經驗和教訓，這樣才能有利于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更好地推進集體經濟持續地科學發展。

　　新中國建立以來農村集體經濟實踐的經驗教訓，可以從史學角度展開深入詳細的研究。這里我們只是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角度做些探討。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曾深刻地批判過兩種認識錯誤：一種表現是，“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向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后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后拉，開倒車”;另一種表現是，“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11]。“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12] 應當說，新中國建立以來共產黨在領導農村集體化的工作實踐中，這兩種表現或多或少地都存在過。雖然我們在黨內思想斗爭中，不宜動輒對上述兩種表現不論嚴重與否，都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帽子”，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應當自覺地防止這兩種認識上的錯誤，以免對黨的事業造成失誤，則是不容置疑的。

　　（二）認識上右的教訓

　　從思想不能隨著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這方面來看，在合作化之前，黨內曾有過“不能動搖私有制” ，先機械化和土地國有化，以后才能搞合作化的觀點。[13] 這種觀點可以稱為右的認識，主要是沒有看到土改之后，已經出現了互助組，一些地方的農民已經表現出創辦合作社的熱情;也沒有看到，互助組和初級農業合作社雖然在較大程度上仍然保留著私有制的因素，但是已經含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如果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絕對“不能動搖私有制”，那就勢必會挫傷農民群眾已經表現出來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結果就會把歷史前進的車輪向后拉。這種右的認識，也沒有認識到合作化與機械化的辯證關系，看不到中國在歷史造成的生產力落后的國情下，只有先合作化，才有可能促進機械化。如果用“先機械化，后合作化”這種認識指導實踐，那么土改后的資本主義因素就會滋長起來，農業合作化和國家的工業化都會遇到難以想象的不良后果。事實上，這種認識當時受到黨內正確的批評，比較快地得到了糾正。

　　（三）認識上“左”的教訓

　　從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這方面來看，在合作化推開之后，黨內出現了脫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和群眾的覺悟水平，認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越大越好、生產關系“越公越好”的觀點，因此可以稱之為“左”。在這種觀點指導下，人們從良好的主觀愿望出發，急于求成，運用“搞運動”的方式，力圖把農村生產關系人為地推進向越來越高的程度，這在實踐中的主要表現：一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經濟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單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14]。二是在1958年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全國人民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所鼓舞，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又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這時黨內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后的，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15]。這種“左”的認識造成的后果加上當時出現的自然災害，致使農業生產遭受極大破壞，1959年糧食生產實際產量比1958年減少600億斤，1960年又減少530億斤，降為2870億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16] 三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8年)出現的極“左”思潮推動下，農村許多地方把農民家前屋后的自留地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清除、把成長中的鄉鎮集體企業當作“資本主義溫床”來壓制，推行“大呼隆”勞動、搞平均主義分配，這也挫傷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教訓都是值得認真記取的。

　　（四）堅持實事求是就能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新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本質上是我們黨領導工人階級團結引導廣大農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的過程。在這個史無前例的進程中，出現認識錯誤，工作失誤，這是難免的。只要我們堅持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優良作風，就能夠糾正認識上的錯誤，變盲目為理智，糾正工作中的失誤。

　　事實上，在“大躍進”之后的1960年冬，我們黨就認真吸取教訓，開始糾正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在對國民經濟實行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過程中，在農村部署整風整社，努力肅清工作中的“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干部特殊化風等五風;試行“農業六十條”，取消了農民普遍反對的部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當時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取消人民公社的體制，但是已經明確規定農村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三級，以生產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將基本核算單位一般下放到相當于原來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前一段時間的“左”傾錯誤，較好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到1962年底，全國農業生產開始回升，當年糧食總產量達到3200億斤，比上年增產250億斤。[17]由于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比較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因此，即使在后來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況中，農田水利建設仍然有了較大發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18]。這些經驗告訴我們，堅持實事求是，就能推進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抓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國民經濟體制逐步從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新的歷史階段，黨領導廣大農民群眾面對新情況，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實行“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對集體非農經濟的管理體制實行改革，這些正在進行中的實踐，只有繼續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斷總結經驗，才能少走彎路，科學發展。

　　鄧小平同志在1962年總結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經驗時，曾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19]“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20]實踐證明，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實踐原則，是能夠防止發生右傾或“左”傾錯誤，推進農村集體經濟健康發展的。

　　（五）用唯物史觀及其辯證法指導發展集體經濟

　　今天從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要求來看，無論是形成右的錯誤認識還是“左”的錯誤認識，都與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研究和科學理解有關。我們黨歷來強調反對教條主義。其實，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要求。防止教條主義，絕不意味著可以少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更不意味著可以搬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的理論教條；恰恰相反，深入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尤其應用好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才能克服各種教條主義。那種把反對教條主義與學習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甚至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認識，是根本錯誤的。

　　從對農村集體所有制產生“左”的認識教訓來看，教條主義地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念裁剪現實，認為農村集體經濟“越大越公越好”，主要原因是缺乏辯證邏輯的思想方法。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學范疇是現實的經濟關系在理論上的表現，現實的經濟關系是從簡單到復雜、低級到高級地動態發展的，必須從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出發，才能正確把握農村集體所有制動態發展的現實狀況。思想上的教條主義由于缺少唯物辯證法，往往用形式邏輯的普通思維方法去理解經濟范疇，也就是只從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這個抽象的定義出發，簡單地滿足于從概念上認定集體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而不去觀察現實經濟關系，于是忽視現實經濟關系中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聯系的集體經濟因素的實際發展程度;也忽視不同地區不同條件下集體經濟表現形式的多樣性;更忽視在私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間還有許多過渡性的具有生命力的具體經濟形式。這樣一來，在實踐中就會用抽象的概念裁剪現實，就會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孤立地推進生產關系的公有化程度;在工作方法上，就會強求一律地用行政手段去“一刀切”地推行某種單一的集體所有制形式。用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去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是背離其科學性的要求的，只會敗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聲譽。要做到自覺地按照實事求是的要求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就必須努力學好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六）糾正認識錯誤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遵循唯物史觀和辯證法，實事求是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還要求我們在糾正實踐過程中的錯誤時，注意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在糾正右的錯誤傾向時，可能會滋長或出現“左”的錯誤傾向；在糾正“左”的錯誤時候，則可能會滋長或產生右的錯誤傾向。在糾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踐中出現的錯誤時，我們也應當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應當說，在農業合作化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黨內對于在農村要引導廣大農民群眾走集體化道路這個方向上，認識是比較統一的。但是，如上所述，在形成這種正確共識的條件下，1958年到1959 年期間，卻頭腦發熱，產生脫離實際的“左”傾錯誤。在農業集體經濟大發展、出現“社隊企業”這種新事物的同時，各地卻普遍出現集體所有制“越大越公越好”，以致形成人民公社。盡管我們黨從1960年冬在農村采取了糾“左”的有力措施，并取得明顯成績，但是，由于1966年全面地發動以“左”為特征、延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又導致農村出現“左”傾錯誤。應當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糾正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錯誤，是十分必要而正確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黨內在長期糾正“左”的錯誤過程中，又出現趨于嚴重的右的傾向。上世紀末以來伴隨私有化“改制”出現的淡化、懷疑乃至否定集體經濟這種違反憲法、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傾向，值得高度關注。下面我們將具體分析這種傾向及其產生的原因。

　　(待續：第七章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發展中的新矛盾和新問題)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8-499 .

　　[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99-500.

　　[③]“把‘一化、三改造’作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毛主席1953年 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提出來的。以后經過中央多次開會討論，以及對有關的文件進行修改補充，到12月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表述，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毛澤東選讀(下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04)”

　　[④] 參見劉日新 .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 [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53 .

　　[⑤] 胡繩主編.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M].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320 .

　　[⑥] 江蘇省鄧小平理論研究會課題組 . 鄉鎮企業的巨大貢獻和主要經驗——江蘇鄉鎮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報告之一[M].江蘇社會科學(“江蘇鄉企改制研究專輯”)， 1998：24 .

　　[⑦] 鄧小平文選(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38、252 .

　　[⑧] 參見國家統計局綜合司 .農業基礎穩固發展林牧漁業全面繁榮[OL] .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18_402588206.htm) .

　　[⑨] 程子龍 .我國鄉鎮企業30年增加值增長332倍 [OL] . (http://gaige.rednet.cn/c/2008/08/19/1576757.htm )不言而喻，這些數據中包括“改制”后私營企業的“貢獻”;但是，應當看到，大部分“改制”后私營企業的“老底”是集體企業，它們實際上無償占有了集體企業艱苦創業階段的勞動付出，還要加上私有化“改制”時因缺少應有的資產評估，無償占有的流失給它們的集體資本。所以，用這些數據反映集體非農經濟的成就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⑩] 參見國家統計局 .城鄉居民生活從貧困向全面小康邁進[OL] .國家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10_402585849.htm ) .

　　[11] 參見毛澤東選集(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5 .

　　[12] 毛澤東選集 (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5 .

　　[13] 參見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M] .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203頁、205 .

　　[14]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50 .

　　[15]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54 .

　　[16] 參見胡繩主編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M] . 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368 .

　　[17] 參見胡繩主編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 [M] .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1：381-382 .

　　[18]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下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64 .

　　[19] 鄧小平文選(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

　　[20] 鄧小平文選(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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