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消解經濟下行現象，就必須振興公有制經濟。為了進一步闡明這個道理，我們有必要就一些重大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做些深入探究。

　　當前，人們普遍關注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貨膨脹、經濟結構失衡（例如工業部門產能過剩）、國內市場相當部分讓外資占領等重大問題。應當說，各級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已持續地采取不少對策措施，但是這些問題仍然久拖未決。以下我們就來探討，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為什么唯有振興公有制經濟。

　　一、從根本上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唯有振興公有制經濟

　　1.對不同觀點的評析

　　如何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目前存在不同主張。歸納起來有三種基本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進程中，收入差距拉大屬正常現象，可以用公共財政的再分配來解決收入不公問題。這種觀點多半以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倒U曲線”假說作為理論依據，說貧富差距擴大，是經濟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在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不公平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達發達國家水平之后會重新趨于公平。然而，我國早有經濟學家指出，“倒U型”假說缺乏統計資料支持。[1]退一步說，這個假說即使有一定道理，也只是概括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的現象，把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與這些國家做類比，這有悖于唯物史觀方法論。[2]至于能否用公共財政再分配解決問題，下面再評述。

　　第二種觀點認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而官員、企業高管的腐敗、國家財政收入過高也是重要原因，應當針對這些原因采取糾正對策，同時也可以用公共財政再分配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其實，這類觀點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和關鍵。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吳宣恭教授對這種觀點做了深入的專題評析。他根據統計資料證明，中國行業工資最大差距存在于非壟斷行業，其中的證券業、計算機應用服務業與木材加工業、紡織業的差距，明顯高于典型的壟斷行業煙草加工業，因此，那種把行業壟斷當成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的說法是對現實的歪曲。他指出，足夠大的私人資本才是官場腐敗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如果把腐敗列為原因之一，那么腐敗的根源乃是助長私人貪欲的私營制經濟。他認為，中國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到2009年是20%左右（最高時20.4%），這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35.5%，更低于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45.3%；而企業所得稅率為25%，中等收入居民的個人所得稅率為5%和10%，都分別低于外國相同稅率，因此，所謂國家財政收入過高造成多數居民收入偏低，并削弱國家再分配功能，加劇貧富差距，這缺乏根據。他還根據有關統計資料，算出2009年全國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分別為14577元和8678元，都高于私營企業雇工的工資加獎金加部分分紅的年平均收入8033元；而全部被訪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平均收入為雇工收入的25.15倍，如與工資最低的行業相比，這種差距為33.66倍，如按千萬級私營企業業主與雇工的收入計算，則是251.87倍；因此，私營企業主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的驚人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3]這種分析很有說服力。

　　第三種觀點認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私營制經濟成分的急劇擴大，只有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不良趨勢。這種觀點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具有充分的理論和實際根據。

　　2.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馬克思指出：“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地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相互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這些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分配關系不過表示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4]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分配關系進行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的適用于人類社會發展各個歷史階段的一般性的科學結論；他在《哥達綱領批判》把這個結論通俗而精辟地表達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5]而“生產條件本身的分配”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它是生產關系的核心。簡言之，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決定了人們的收入分配關系，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表現和結果。

　　弄清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為何不斷拉大，必須深入到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層面。這是因為，居民的收入來自生產成果的分配，而掌握分配權的，只能是在生產過程中起支配、決定作用的生產資料所有者，因此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質決定分配關系的性質及其方式，而不是相反。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中，雇傭工人通常只能獲得被企業主作為成本、由市場規定的一定量的勞動力價格（v），企業主（即資本家）則可以在企業總體工人創造的新價值（v+m）中獲得扣除這個成本之后的全部剩余價值（m，當然在現實中還要扣除有關稅收）。而在公有制經濟中自主勞動者處于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地位，可以參與他們自己新創造價值的按勞分配（在做了適當社會扣除的意義上），為了與私營企業對比，收入可以表示為v+x/m，其中，v是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工資，x/m是分享m的部分。顯然，（v+x/m）>v，就是說，在同等生產條件的情況下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收入，必然大于私營經濟中雇傭工人的收入。這就是中國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收入高于私營企業雇工年平均收入的深層原因。不言而喻，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比重越大，全體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小，反之，私營制經濟比重越大，全體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可見，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這是在所有制結構中私營制比重越來越大這種不良態勢的表現和結果。

　　3.在私有制基礎上搞公共財政再分配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面對我國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趨向，一段時間以來，報刊輿論上有不少人主張運用財政手段等再分配辦法來解決問題。這其實是搬用民主社會主義的辦法。這種辦法來自西歐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基本辦法可以概括為“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對我國理論界影響頗大的美國學者奧肯提出“效率與公平”的理論與政策。客觀地說，那套辦法在某些具體操作環節上，例如財政轉移支付用于職業培訓、對職工實施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等，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是，把搞公共財政再分配當作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措施，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實踐上也是行不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在維護私有制經濟的基礎上，為了緩和收入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推行民主社會主義（德文：DemokratischerSozialismus），建立所謂福利國家，這固然取得某種程度的效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財政支出逐步膨脹，不堪負重，影響了經濟增長，還造成國民對福利制度的依賴，結果難以為繼。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借機登臺，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結果導致貧富差距明顯拉大，社會矛盾激化；于是，90年代中期之后，推行社會的民主主義（德文：SozialeDemmokratie）的政黨又上臺，試圖走介于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如保存社會福利，但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項目；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由個人承擔費用比例，實施個人享受社會福利與承擔義務相統一的經濟政策等。但是，“第三條道路”仍然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仍然是一種“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維護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經濟制度，可以預見，這種辦法是不可持續的。

　　應當看到，用財政再分配的辦法來縮小收入差距，要以財政收入的富足為條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依靠歷史形成的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有利經濟地位，依靠高新技術的優勢地位，運用霸權主義，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中賺取高額利潤，充實財政收入。如果說，這些國家長期運用財政再分配手段解決收入不公問題，尚且不可持續，那么，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要運用財政再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就更難以為繼了。新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盡管在不斷增長，但是畢竟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方面都需要國家增加財政支出，如果財政支出長期過多地用于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再分配，這勢必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延緩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

　　從我國目前財政收支的實際情況來看，政府的財政負擔已經夠重的了，再要讓國家政府追加財政支出用于解決包括縮小收入差距諸多的社會矛盾，只會助長寅吃卵糧，雪上加霜。

　　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靠加大財政投入這種再分配方法，因政府財力限制，是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拉大態勢的。于是，輿論開始轉向研究初次分配，這當然是一個進步。然而，這種要求完善初次分配、提高一般工人收入的對策建議，卻難以落實到企業中去。

　　4.希望改善初次分配卻不鮮明地提出振興公有制經濟，是不能真正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

　　這是為什么？原因并不復雜，因為經過若干年來的私營化“改制”，我國非農產業的大部分企業已經是私營制，根據官方數據，我國第二、第三產業80%左右的勞動者都已在性質屬于私有制的生產關系中勞動和工作。馬克思主義揭示出，資本主義私營制企業內部的分配權是資本家老板私人控制的，其初次分配原則是，雇傭工人創造的新價值中，扣除國家稅收，雇傭工人只能按勞動力市場價格得到工資，其余的剩余價值都以利潤形式為老板等私人有產者占有。既然大部分企業已經是私有制，而私人老板的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而他們是不會改變初次分配關系的，他們對人們提出的要求改變收入差距大這樣的初次分配關系，必然采取抵制的態度。

　　因此，只要私營經濟性質不變，私企老板和工人的收入兩極分化就不可能改變；他們之間的收入差距必然隨著企業再生產過程的持續進行，遵循私人資本積累的規律，越拉越大；而且還會不斷產生相對過剩人口（順便指出，把大力發展私營經濟作為擴大就業的渠道，這從經濟長期發展上看是明顯的誤區）。同時，只要國有企業不堅持全民所有制的本來性質，而參照私營企業資本家老板的收入制定國企老總的收入激勵方式，即讓國企老總享有數量很大的股權激勵，與工人收入的差距也必然越來越大。這樣，全社會的收入差距拉大的趨勢就根本不可能改變。政府出面，可以制定保證工人最低工資水平的政策強制實施，但是這也無法保證工人能夠根據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增加應得的收入。所以，即使人們現在開始提出要重視初次分配，但是，只要不改變私營制生產關系，只要仍然停留在分配領域本身做文章，就根本不能改變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的基本態勢！

　　5.只有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收入差距繼續拉大的危險趨勢

　　上述分析表明，只在分配領域兜圈子，是不可能觸及分配不公的本質原因，是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那套辦法，是以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前提的改良主義方法，是一種隔靴搔癢的辦法。我們只有振興公有制經濟，糾正現實經濟中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不良經濟態勢，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險趨勢。

　　其實，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6]反之，只要這種主體地位受到動搖，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兩極分化。但是，現在有一種輿論傾向，似乎忘記了鄧小平同志的正確判斷，在談到解決收入不公的對策時，總是回避、淡化振興公有制經濟，往往只講發展私營經濟或民營經濟，不講發展集體經濟；只講做大私營企業，不講發展大中型國有企業；只講用法制維護私營經濟，不講用法制維護國有經濟。其中原因，恐怕多數人一是把公有制等同于計劃產品經濟時期的舊體制，認為誰提出振興公有制經濟誰就是要回到舊體制；二是把私營化“改制”導致的公有制被削弱的狀況當成了改革的成績，認為誰要糾正這樣的“改制”誰就會否定改革的成績。其實，這種輿論傾向把新自由主義思潮鼓吹的私有化等同于我們的改革了，忘記了當代中國改革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是要揚棄不利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僵化管理體制，而絕不是要用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相反，要通過改革促進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實現有效的結合，更加壯大起來，成為國民經濟強大主體，成為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唯有如此，才能根治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態勢，促進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

　　二、從根本上治理通貨膨脹，唯有振興公有制經濟

　　1.搬用西方經濟學無助于從根本上治理通貨膨脹

　　目前，我國已經出現通貨膨脹，必須設法堅決遏制。用何種經濟理論指導實踐？這關系到在經濟領域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從而能否有效地治理通貨膨脹。

　　現在一些學者談治理通貨膨脹、抑制物價上漲，往往搬用西方經濟學。由于資本主義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市場經濟的自發性難免導致通貨膨脹，這迫使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不能不較多地研究治理通脹問題。不過，盡管西方經濟學此類著述頗多，對通貨膨脹的類型在現象形態上做了多種劃分，有某種借鑒意義；但是，這些理論缺乏唯物史觀的經濟分析方法，不能認清商品價格關系的本質含義，不能科學區分金屬貨幣和紙幣的內在聯系和區別，不能科學分析發生通脹的因果關系，其經濟理論并不是科學的。例如，西方經濟學表述的所謂“成本推動型”這類通貨膨脹，認為企業工人的工資上漲，會推動物價上漲。初看起來似乎符合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然而稍加分析，不難看出這是一種以保證資本家利潤不降低為前提的理論。須知，按照科學的勞動價值論，一定時期全社會創造的商品新價值總量Σ（V+M）（工資+利潤）是一個定量，如果ΣV增加，只要ΣM減少，那么Σ（V+M）就不會增加，價格也就不會必然上漲；但是，如果要保證資本家的利潤ΣM不減少甚至增加，那就只能增發紙幣，造成物價普遍上漲，這就出現所謂“成本推動型”通脹；可見，這類給工人增加的工資成本ΣV，其實增加的只是紙幣，是工資成本的明增暗降。西方經濟學的通脹理論具有維護資本家階級利益的辯護性。還要看到，盡管現代資產階級國家建立起宏觀經濟的調控機構，但是，國家的宏觀調控指令，對于私人壟斷資產階級財團并不具有嚴格的約束力；更重要的是，發達的現代資產階級國家本身就代表金融壟斷資本財團的利益，從這種利益出發，是不可能真正從全國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來調整國民經濟的。可以說，西方經濟學治理通脹的方法，是治標而不治本的方法，可以暫時緩和經濟矛盾，卻會將深層矛盾積壓起來，導致今后矛盾的總爆發，即經濟危機。歷史證明了這具有必然性。

　　2.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我們防止和治理通貨膨脹提供了科學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了發生通貨膨脹的一系列經濟聯系，這里有必要強調相互聯系的三個原理：

　　第一，價格上漲與通脹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商品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通貨膨脹則是紙幣形式的貨幣在充當商品流通手段時的貶值現象。當投入商品流通的紙幣發行總量超出了流通中需要的具有真實價值的貨幣總量，而發生紙幣貶值，整個商品的價格就會普遍上漲，這就是通貨膨脹。雖然通貨膨脹表現為商品價格上漲，但是商品價格上漲卻并不都是通貨膨脹。例如遇到自然災害，農產品的生產率下降，單位農產品價值上升造成價格上漲，這就不屬于通貨膨脹現象；在一個社會所有商品總價格等于總價值的條件下，如果某些商品的市場需求大于市場供給，其價格會上漲，這也不是通脹，因為這種上漲會因為其他商品的市場需求小于市場供給引起的價格下降而抵消。可見，不能把商品價格上漲等同于通貨膨脹。只有紙幣發行總量超過流通中需要的有真實價值的貨幣總量，由此引起的商品價格普遍上漲，才是通貨膨脹。因此在經濟分析中，應當區分商品價值本身增加引起的價格上漲與紙幣超量發行引起的價格上漲；尤其必須弄清紙幣超發行的真正原因和背后涉及的利益關系，才能有助于防止和治理通貨膨脹。

　　第二，社會再生產各部門的比例結構或宏觀經濟結構符合貨幣流回規律要求，就不會發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一種在宏觀經濟或社會再生產運動中，表現商品流通中紙幣所含貴金屬貨幣真實價值的經濟現象。這種現象是貨幣流回規律發生作用的一種表現形態。貨幣流回規律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商品經濟社會中的社會再生產運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客觀規律，它是指在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運動中，社會總產品的兩大部類各組成部分必然存在互為前提、相互交換或補償的依賴關系，如果這些部門之間的比例關系相互平衡，或者說，相互之間能夠實現正常的等價交換，商品生產者預付到流通中用作媒介商品交換的貨幣，就會按照他們投入的數額，流回到他們自己的手中；[7]反之，則不能正常流回。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投入商品流通的貨幣最終來自中央銀行的發行。如果中央銀行投入流通的貨幣在一定期限內能夠流回，那么，就說明這個國家的商品流通渠道是普遍順暢的，從而社會再生產運動是正常的；反之，就意味著社會再生產比例關系存在不平衡的矛盾，這種社會再生產運動的不正常狀態，勢必阻礙貨幣流回規律的實現，造成商品生產者要么因貨幣不能周轉回來而不能繼續購買原材料、支付工資繼續再生產，要么因別人手中缺乏貨幣不來購買而導致自己的商品賣不出，也不能繼續再生產。在這種社會再生產出現各生產部門比例結構出現失衡的情況下，國家政府為了維持全社會的再生產，只有通過中央銀行機構過量發行紙幣來緩和矛盾，也就是通過多發行紙幣來“救市”，使得手頭缺乏貨幣的商品生產者有可能通過銀行的貸款來維持再生產，大量的紙幣投入流通，超過商品交換實際需要的貴金屬貨幣量這就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然而，這種增發紙幣的“救市”，只能在一段時期之內暫時維持社會再生產。除非社會再生產各生產部門比例結構能夠調整好，否則，這種結構性矛盾，終究要在今后爆發，這也就是經濟危機現象。

　　第三，應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去發現導致通貨膨脹的因素。一是社會生產力內部結構的因素，諸如社會再生產各部門行業之間比例關系的不平衡，全社會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的不平衡、生產周期長的資本（如基本建設項目）與生產周期短的資本之間的不平衡、全社會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積累與當年實物更新之間的不平衡等等；顯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即使有政府的宏觀調控，但是它對私人企業是缺乏約束力的，因此市場關系的自發性是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的，這就必定造成社會生產力內部結構或各生產部門相互之間比例關系的不平衡。二是生產關系的因素，市場供求關系分為生產資料商品的供求關系和個人消費資料商品的供求關系，后者的平衡與否，關系到前者的平衡與否；而消費品的供求關系就是消費品的生產供給和人們對消費品的有購買力的需求之間的關系，而消費品的有購買力需求量的結構和大小，是由收入分配關系決定的；如果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就會首先造成某些產業消費品的過剩，進而影響與之有關聯的生產資料產業的生產過剩，這樣就會發生全社會各生產部門比例關系的不平衡，阻礙貨幣流回規律的實現，引致紙幣過量發行。而有購買力需求的不足，顯然是私有制經濟比重過大引起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大多數人收入過低缺乏購買力的結果。所以，無論從社會生產力內部結構來看，還是從生產關系來看，造成社會再生產各生產部門比例的失衡，從而引發紙幣發行過量，導致通貨膨脹，并且難以從根本上治理好，根源都在于私有制成為社會的經濟基礎。

　　可見，要從根本上治理通貨膨脹，就絕不能搞私有化，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由此出發理順初次分配關系和再分配關系，相應地調整好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各部門再生產比例關系的平衡，從而促進貨幣流回規律的實現，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避免發生過量發行紙幣。

　　三、科學地調整經濟結構，唯有振興公有制經濟

　　1.科學調整經濟結構應當揚棄西方經濟學的片面觀點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這是一個影響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不良問題。只有理解國民經濟結構的科學含義，才能從實際出發，真正實現對經濟結構的科學調整。

　　目前人們對于國民經濟結構的理解，并不一致。一種主要傾向是根據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只從三次產業結構，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結構等角度來談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概念，撇開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所有制內部的生產關系，有極大的片面性。顯然，如果用西方經濟學的經濟結構概念來指導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就會撇開所有制關系這個重要經濟層面，就會看不到社會生產力（包括不同部門、行業結構）與生產關系（包括不同性質的所有制的相互結構）之間不可分割的內在關系；由此提出的調整對策，就只能治標，而不治本。

　　2.應當遵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科學理解經濟結構

　　如果我們認真地讀一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資本論》，就會對社會經濟結構形成全面、深刻的科學認識。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社會生產過程一般的一個歷史地規定的形式。而社會生產過程既是人類生活的物質生存條件的生產過程，又是一個在獨特的、歷史的和經濟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過程，是生產和再生產著這些生產關系本身因而生產和再生產著這個過程的承擔者、他們的物質生存條件和他們的互相關系即他們的一定的經濟的社會形式的過程。因為，這種生產的承擔者對自然的關系以及他們互相之間的關系，他們借以進行生產的各種關系的總體，就是從社會經濟結構方面來看的社會。”[8]可見，馬克思主義依據唯物史觀，是從“社會生產過程一般”和“歷史地規定的形式”相結合角度、從“生產和再生產”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經濟結構的它包括：（A）生產承擔者與自然的關系，（B）一定歷史形式的所有制、分配關系意義上人們相互之間的生產關系，（C）在社會生產中的各部門、行業之間、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分工協作關系等；這些關系的“總體”或者總和構成了社會經濟結構。遵循馬克思揭示的這種經濟結構的科學概念，我們就應當綜合地從這些層面及其相互關系，來分析國民經濟結構現實狀況，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

　　3.調整經濟結構必須結合調整所有制結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結構出現失衡，必然會從市場供求關系中反映出來。市場總供給與總需求出現不平衡，這是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基本表現。我國經濟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產能過剩，意味著市場總供給大于總需求。

　　現在，許多學者通常根據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從出口、投資和消費所謂“三駕馬車”與總需求關系，來研究如何解決這種不平衡問題；由于世界經濟危機影響我國出口，由于產能過剩不宜再追加投資。因此，目前的主張，主要是擴大消費需求。但是，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擴大消費需求呢？有人鼓勵人們要提高消費水平，但是問題在于人們購買消費品的錢從哪里來？有人鼓吹“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大力搞借貸消費，但是，借貸消費實際上是借用別人存在銀行的暫時不用的存款來消費，這對少數人可以，如果大多數人同時都搞寅吃卯糧，那么銀行勢必不能持續貸款，畢竟銀行貸出的貨幣要以今天的總存款為限。有人要求政府加大公共財政對窮人的轉移支付、增加政府投資項目擴大就業，來增加消費需求，如上所述，由于政府財力有限，這是不可持續的。這樣看來，要求擴大消費需求，還只是涉及問題的表層，并未提出解決問題的真正辦法。其實，西方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以維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不可能認識到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資本剝削關系是導致消費需求不能擴大的根本原因，所以，運用這種理論是不可能正確回答如何擴大消費需求問題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十分清晰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在簡單的買和賣上，只要有商品生產者自身互相對立就行了。如果作進一步的分析，供求還以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的存在為前提，這些階級和階層在自己中間分配社會的總收入，把它當作收入來消費，因此形成那種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為了理解那種由生產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全貌。”[9]這告訴我們，理解市場供求關系，不能停留在簡單商品流通買賣關系這個現象形態的層面；而應當從現象深入到本質，弄清商品流通這種一般的交換關系是與何種歷史形式的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因為，市場的消費需求只能是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這種需求是由人們的收入決定的；人們的收入主要取決于一定歷史形式的生產過程中的分配關系或初次分配關系；而分配關系則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正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的狀況，形成了社會的階級和階層的狀況，決定了它們不同的收入狀況，從而決定了市場有購買力的需求結構和消費能力。而消費品的需求結構和需求數量，又會影響到生產資料的需求結構和需求數量，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它們還會進一步地影響到商品生產的供給結構和數量，正因為如此，要科學地調節表層的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不平衡的狀況，就必須結合調節深層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可見，調整經濟結構是不能撤開調整所有制關系的。

　　由此可見，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就不應當就事論事，只從產業結構等社會生產力層面找原因、提對策，而應當綜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核心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多層面地進行綜合分析，弄清涉及經濟結構的“全貌”。

　　4.只有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促進經濟結構的科學調整

　　當前我國出現了某些行業的產能過程過剩，這表現為某些高檔商品過剩，例如小汽車過剩，高檔房空置。初看起來，這是生產力結構或產業結構自身存在的問題，其實這與生產關系層面的不良狀況，即與公有制主體地位削弱、所有制結構背離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應當看到，由來已久勢頭未減的私有化“改制”，收入分配領域長期存在的諸如事業單位自我創收、濫發津貼等無序狀態，這些事態造成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顯著拉大，這種生產關系的不良發展態勢決定了，中國社會現階段還只有少數人買得起小汽車、高檔住房這樣的消費品，而多數人則買不起。這樣，生產關系領域的問題，就勢必對生產領域的產業結構發生反作用。大力發展這類高檔消費品，短期內似乎促成了經濟發展；然而事實卻是無情的，少數富裕者對這類消費品的需求畢竟有限，而多數人的有購買力的需求根本不能適應此類高檔消費品的供給，這就勢必造成小汽車、高檔房的過剩，進而轎車產業、房地產業這些所謂“龍頭”產業的過剩，由此又引起一系列與它們關聯、被它們拉動起來的產業鏈上的許多產業和配套產業出現生產過剩。因此，要真正解決經濟結構不平衡的問題，經濟結構的調整指向，就不能只在生產力層面的產業結構上做文章，唯有振興公有制經濟，促進收入差距的縮小，使生產供給結構和數量與市場需求結構和數量相適應，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所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講的宏觀經濟調控，是包括調整生產關系在內的更科學、更全面的宏觀經濟調控。這種調控不僅對于調控對象的把握是深刻全面的，而且對于調控主體的國家來說，也是具有權威性的。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10]這種說話算數，令行禁止的權威，也唯有在振興公有制經濟，牢固地確立起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做到。

　　四、扭轉民族經濟被外資控制的趨勢，必須盡快振興國有經濟

　　1.這種不良趨勢的主要表現

　　目前人們議論較多的一種經濟趨勢，就是大量原有的中國企業已轉成外商獨資企業和外資控股企業；在各地的城鄉開發區，外資企業更是占相當大的比重，民族經濟被外資控制的趨勢正在顯現。

　　原本，利用外資的目的是為了學習國外現代科技和管理經驗，創新中國民族產品品牌，發展中國自主知識產權，增強中國民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壯大整個民族經濟。可是，這樣的目的后來卻發生了悄然變化，似乎利用外資的目的變成了增加各地的財政稅收。多年來，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的某些“寬松”政策下，外商逐步地以多種手段直接大量投資中國，拓展外資企業，不斷擴大對中國市場的占領。外商有的與中國企業先合作、合資，進而收購股權取得企業控股權，有的整體收購中國企業的全部資產，成為外商獨資企業，收購之后，迅即廢棄原中國企業的品牌、馳名商標，然后用外國品牌、商標占領中國市場；有的專選中國一些行業的龍頭企業實施并購，隨即控制行業市場。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它們憑借高新技術、知識產權和雄厚的金融壟斷資本，投資中國的戰略目標就是侵占、瓜分中國市場，推行新殖民主義。有資料披露，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已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11]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目前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21個產業中擁有資本控制權。[12]

　　令人擔心的是，這種趨勢至今并沒有扭轉的跡象，并有繼續惡化的可能。由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有關研究部門聯合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的社會》報告，認為中國在未來要進一步發展，就要實現“中國與全球市場的一體化”“向一個更為開放的經濟體轉型，特別是實現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并主張“通過外國金融機構參與來推動金融行業的發展”[13]。該報告強調中國應更加開放，融入全球化，但是卻沒有揭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全球化的本質，也不講如何維護中華民族的經濟利益和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性。如果真的按報告的這些主張實施，中國民族經濟將發展到更嚴重的被外商控制的境地，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

　　2.繼續擴大私有制經濟比重只會導致民族經濟的殖民化

　　中國民族經濟被外商控制這種不良態勢的發展，與經濟私有化的擴展是密切聯系的。在目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上，私有制經濟在中國民族經濟中的比重加大，只能導致整個民族經濟國際經濟競爭力的減弱。民族經濟指的是，經濟所有權從而經濟控制權屬于本國公民（包括本國的階級整體和個人）而非外國公民的經濟。現階段中國的民族經濟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中國的私營經濟或私人資本（其人格化即民族資本家）歷來具有進步性和軟弱性這種兩面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中國，他們的這種性質并沒有改變。事實表明，在公有制經濟強大之時，一般私營經濟可以依附于公有制經濟；但是在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下，私營經濟就會出于維護自身利益，開始尋找外國資本做靠山。近些年來，一些地方出現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牽手外國跨國公司的現象，就是證明。[14]我國私人資本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在2007年發端于美國金融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它們普遍陷于困境，紛紛要求國有銀行提供信貸資金，甚至要求發展私人銀行，試圖擺脫社會主義國家對金融命脈的統一控制，這就說明，一旦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嚴重削弱，民族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就會背離社會主義經濟方向。我國私營經濟的這些天然弱點說明，它們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們決不能成為我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支柱性經濟。如果出現私有制經濟替代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不良態勢，這必然意味著中國民族經濟將成為國際上帝國主義經濟的殖民化的附庸經濟。

　　3.唯有振興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才能維護民族經濟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獨立自主地位

　　在當代中國的各種經濟成分中，從生產關系的本質屬性看，內部協作能力、創新組織能力、科技攻關能力、資源調動能力、抵御風險能力等方面，最強的是國有經濟；從物質基礎看，資本實力最強的也是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經濟的核心。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要發展具有戰略價值的高新核心技術和民族品牌，提高民族經濟整體的國際競爭力，要防止中國戰略性產業和支柱性產業（如關系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軍事工業、金融、電信、基礎設施、交通運輸、礦產能源、供水、糧食等產業，對本國國計民生有全局和長遠作用的房地產、中醫藥、文化等產業）被外資控制，要維護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國際環境中維護中國國民經濟的長久穩定運行，都不能不發揮國有經濟的關鍵性作用。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最強，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基本上是國有企業。2023年中國共有142家公司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純民營”企業[15]。因此，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中國整個民族經濟才有可能增強凝聚力，形成較強的參與國際競爭的整體競爭力。

　　五、振興公有制經濟是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要求

　　以上分析說明，當前要標本兼治地解決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貨膨脹、經濟結構失衡、國內市場相當部分讓外資占領等重大現實經濟問題，都要求振興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盡快糾正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全可以說，只有堅定不移地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真正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張，真正把統籌兼顧這個根本方法落到實處，促進國民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地發展。

　　初看起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似乎離開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距離較遠，其實不然。如前所述，唯物史觀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任何社會形態的經濟基礎，因而，現實的經濟問題都與所有制的實現過程和實現形式關聯著。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形成，真正使廣大人民取得國家主人翁所得地位，也為廣大人民群眾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可靠的基礎，而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因此，在中國現階段，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能夠克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切新困難，解決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前無古人的嶄新經濟形態在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

　　事實告訴我們，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只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使當代中國發展獨立自主工業體系，這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的重要經濟原理是絕對不能違背的。如果不下決心采取積極措施，盡快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促進公有制經濟恢復到應有的主體地位并得到鞏固和發展，而是避開所有制這個基礎性的問題，采取其他措施來解決國民經濟出現的向下現象或經濟問題，那就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如果在目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下，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還要通過所謂改革“攻堅”，繼續縮小國有經濟的比重，那么，結果必定會使所有制結構的現存不良態勢和以發生的經濟問題更加惡化；這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只會帶來像前蘇聯那樣的十分有害的、危險的結果！[16]

　　注釋：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98.

　　[2]何干強，論收入平等及其實現途徑[J].經濟評論，2002(4)：38-43.

　　[3]參見吳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決途徑[J]經濟學動態2010 (11):12-19.

　　[4]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98、999-1000.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

　　[6]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9.

　　[7]關于貨幣流回規律，《資本論》第2卷第三篇“V貨幣流通在交換中的媒介作用”一節做了專門闡述，其他地方也多處提到(參見《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6、459、507、511、533)。

　　[8]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版):926-927.

　　[9]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版):217.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8.

　　[11]王志樂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 年4月版，電子版第88頁(引自:http://book. chaoxing. com/ebook/detail. jhtml? id=11280970).

　　[12]時衛于外資角色再審視:28 個主要產業中21 個外資控制[MOL]:http://www.sina.com.cn.2006年09月01日16:54;另參見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編苦，中國產業地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13]參見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課題組著:《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人的社會》 (china 2030 Buildingamodem Harmoniousu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專題報告五;第三章;(中國與全球市場的一體化)》(中文版，見“新浪愛問共享資料”網:http://ishare.insksina.comcn/f/23488398.html)。

　　[14]參見嚴紅楓，陸健，溫州:在質疑中轉型[N]光明日報(第5版)2007 -03 -15.現在，有的地方政府提出“以民引外，民外合壁”的所謂發展戰路鼓勵并扶持民營企業即私有企業與海外著名跨國公司合資合作。這主要是出自增加地方稅收的價值取向。但是問題在于，在國際壟斷資本處于競爭強勢地位的狀況下，“民外合璧”，極大的可能性是私有民族企業參股跨國公司，而不是取得控股地位，這就必然增強國際壟斷資本的競爭力，對民族經濟尤其對公有制經濟造成不利。

　　[15]數據來源《財富》雜志官網，2023年8月發布

　　[16]2012年2月27 日，在北京釣魚臺國館舉辦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的社會》報告發布會上，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B佐利克作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的講話，他在書面講稿(準備稿)中明確主張，“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場和私營部門”，并說“這份報告不是簡單地提出教科書式的解決方案，而是基于對政治經濟學挑戰的認識。”(其中的黑體字由引者加黑，引自hup://www.shihangorg/zh/news/2012/02/27/world - bank - president - oellick - pening - remarks)這份報告要挑戰的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的關于私有制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居民收人兩極分化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客觀規律。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前蘇聯在解體之前，1990年9月出版的《向市場過渡 想與領》(簡稱“500天領”)，這個綱領的核心正是鼓吹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它加速了蘇聯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出臺400天不到，蘇聯就解體了。參見何于強·經濟學西化: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J].山東社會科學，20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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