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這對于科學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一般實踐來看，所謂底線就是根據實踐的價值目標，判斷實踐成功還是失敗的界限。底線思維是一種重要的辯證思維方法，它能使人在實踐過程中，對照可能產生的最壞結果，預先發現行為失誤；面對不同階段的各種矛盾，既在底線之上敢于大膽試驗和探索，又注意及時發現會突破底線的問題，從而不斷校正實踐方向，最終達到實踐成功的目的。把握戰略實踐的底線思維，尤為重要。因為戰略底線一旦突破，就是全局性失敗。戰略底線，不像戰術、戰役底線那樣容易把握。后者底線比較清晰，一旦突破，兵敗如山倒，后果會即刻顯現；而戰略底線涉及的因素多而深，往往尋藏在社會現象的背后，即使被突破了，后果不一定很快顯現出來。因此，認清戰略性成敗的底線，需要更全面、深入地掌握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國家安全涉及國際、國內方面，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大領域，比較復雜。根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尤其是意識形態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可以認為，一國生態、經濟的安全，決定其政治、文化和社會（狹義）的安全；而政治、文化和社會（狹義）的安全又對生態、經濟的安全起到維護作用。就生態和經濟兩者關系而言，盡管生態的作用更為基本，關系人的生存，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生態與經濟幾乎是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這里我們把生態安全和經濟安全歸并在一起，統稱經濟安全。在這種含義上，經濟安全決定著整個國家五大領域的安全；經濟安全的底線也是國家整體安全的基本底線。

　　需要指出的是，國家安全與國家安全戰略在概念上有差別，前者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大領域是否安全的客觀狀態；而后者則是國家主體依據國家五大領域安全的戰略性認識，為維護國家整體安全而采取的戰略性對策，屬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范疇。顯然，國家安全戰略的實踐主體只有對國家各個領域的安全底線有清晰的認識，首先要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維護國家安全的經濟底線，才能在國家安全戰略實踐中增強自覺性，掌握主動權。

　　那么，國家安全戰略的經濟底線究竟是什么？人們能夠把握嗎？筆者認為，這種底線不但客觀存在，而且完全可以把握數量界限。它主要由三條相互聯系的底線構成。

　　第一條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底線。

　　進一步說，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支柱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最低界限。這條底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依據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莊嚴規定的，是新中國成立70年多來各個領域取得偉大成就的基本保證。在這條底線十分牢固之時，人們往往感受不到它對全社會健康發展的支撐作用，但是，隨著這條底線被逐步突破，其極端重要性就越來越顯現出來。蘇聯東歐全面私有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被顛覆帶來社會的長期倒退，就是最嚴重的歷史教訓。

　　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也就是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結構中，全民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占主體，這是有明確數量界限的。破除拜物教觀念，從所有制是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角度看，其科學含義就是，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占全社會勞動者的50%以上，也只有超出這個最低限度，才能說勞動人民在生產領域處于主人翁地位。由于在現實國民經濟中，二、三產業是主導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的，而在工農聯盟中工人階級必須居領導地位，因此，也可以說，在二、三產業中50%以上的勞動者處于公有制經濟中，這是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最低限度。而從資本量的角度來看，在公有資本（只要是國有資本）有機構成高于私有資本的條件下，只有二、三產業的公有資本量占全社會總資本量接近80%以上，才可能有50%以上的勞動者處于公有制經濟中。這就是從人和物兩方面，并從來統計數據上來把握的經濟基礎底線。

　　應當承認，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這條底線在實際上已經被多年持續的“私有化”改制突破了。到2019年，據中國民營經濟報告數據顯示，“民營經濟”在GDP中的比重已超過60%，約占就業比重的80%。就是說，二、三產業中80%的勞動者已處在私營外資經濟中的被雇傭地位。這種突破已造成險惡后果。

　　一是社會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出現了兩極分化。盡管各級政府多年來積極用財政再分配的辦法來縮小差距，但是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連續20年超出國際安全警戒線0.4，多數年份在0.465以上。而截至2021年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已達到304700億元。繼續用財政再分配辦法，恐怕難以為繼。而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私有制基礎上，用再分配緩和收入差距，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也證明此路終究走不通。根據所有制決定分配關系的馬克思經濟學原理，唯有依靠群眾，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改善初次分配，才能真正解決民生問題。

　　二是導致產能過剩。私有制比重一旦占所有制結構的主體成分，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的基本矛盾就必然生成。在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市場有購買力的總需求必然小于總供給，這就勢必形成產品過剩和產能過剩。為何多年來調整產業結構難見效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視了所有制結構必須符合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規定。馬克思經濟學告訴我們，唯有恢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真正實現改善產業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

　　三是腐敗屢禁不止。私有制才是產生腐敗的溫床。國有企業一旦變為全社會企業的少數，那么，在私營、外資企業包圍中，中外資本家對利潤的獨占，必然對國企負責人中的少數意志不堅定者、對政府官員形成極大的誘惑。事實是，私營經濟的過量發展產生的這種誘惑作用和資本家的行賄手段，腐蝕了不少國企老總和政府干部，而絕不是國企本身會產生腐敗。因此，只有恢復和鞏固、發展公有制經濟，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腐敗。

　　四是破壞工農聯盟。公有制占主體地位這條經濟基礎底線的突破，給貫徹黨中央關于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戰略方針帶來極大阻力。工人階級不掌握企業，私人老板為私利而發展企業，政府又如何組織城市工人階級支持農民兄弟。

　　五是使勞動者失業成為常態。私有制的過量發展，必然造成勞動者就業難。現在的輿論倒了過來，說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才能擴大就業，其實，只有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并逐步擴大同時利用私人資本的條件下，才能真正擴大就業；而化公為私，讓私營經濟占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這就等于放任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在全社會起作用，結果必然造成相對過剩人口。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常識。

　　不言而喻，如果放任這些現象不管，其后果逐步導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慢慢被瓦解，這勢必改變國家上層建筑的性質。最近幾年，一些地方黨委和政府已不再組織工人階級發展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而是開始讓組織部、黨校培訓“富二代”、私營老板；某些黨報黨刊，已不再發表批判私有化的文章，而大力宣揚民營經濟的重要；不少領導干部不再講政府的階級職能，而只講公共職能，這反映出，隨著私有制經濟比重越來越大，上層建筑的性質已在悄然發生變化。

　　可見，維護國家安全，不能撇開經濟領域的所有制關系。只有認清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底線，堅決糾正那些突破底線的私有化錯誤改革，重新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從根本上維護國家安全。

　　第二條是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安全首先地體現在全國人民的可持續生存。而從宏觀看，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就是中國至少應維持18億畝耕地和做到糧食自給。耕地面積這個最低界限是國家有關部門科學論證過的。因為不但人民的衣食產品要依賴耕地，而且工業發展的原料也要依賴耕地；截至2021年，中國有14.13億人口，要實現安全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依靠外國供應絕對不可能獲得保證；確保糧食自給，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帝國主義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做到手中有糧，遇事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而人民可持續生存底線的核心，是做到糧食自給。中央領導同志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這對維護糧食安全底線提出了嚴格要求。

　　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在量上是不難理解的。但是，認清和維護這條底線，則并不簡單。要看到，目前這條底線正面臨被突破的危險。從耕地面積看，國務院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領導小組辦公室、自然資源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了《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主要數據公報》，以2019年12月31日為標準時點，全面查清了我國陸地國土的利用現狀，截至2019年年末我國耕地面積為19.18億畝。這已接近底線。從糧食安全看，由于人口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引起飲食結構改善、某些工業原料對糧食需求增長等因素，雖然糧食連年增產，但仍然趕不上社會需求增長的速度。2021年，中國糧食進口總量達16453.9萬噸，相當于26.5個浙江省的糧食總產量。中國小麥、玉米等主糧自給率目前雖略高于90%，但有部分糧食大部分還依賴于進口，對我們這種人口大國來講，這是存在風險的。這種發展態勢如不堅決扭轉，底線一旦有更多突破，后果將不堪設想。這就有必要采取有針對性的修補措施。

　　一是必須在城鎮化發展上堅決糾正理論指導的“西化”傾向。不難發現，一段時間以來，許多媒體不是強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是照搬西方發展經濟學的“城市化”理論，重點放在擴大城市建設上。在農村改革上，往往推行鄉村合并、居民向社區集中，騰出農村土地，置換給城市發展工商業；不是支持發展農村集體工商業，推進土地剩余勞動力就地轉移，而是推行向大中城市轉移農村勞動力，導致青壯年農民紛紛流向城市，造成農村剩下老人與“留守兒童”的景觀。這些做法勢必縮小農村耕地，很難維護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保障糧食供給。因此，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這些科學原理，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重點，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鎮化道路。

　　二是必須下大力氣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目前在改善民生、致富農民方面，各級政府雖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增收致富的，主要是從事特色漁業養殖、苗木、果樹、花卉等非農產業和副業（蔬菜、瓜果等）的農民，而從事農田主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的純農戶卻很難致富。主要原因是糧價上漲趕不上化肥、農藥價格的上漲，人均耕種面積少等難點問題長期未能解決。現在到了把推進種糧農民致富作為硬指標，以此倒逼配套改革的時候了。

　　三是必須下大氣力維護和提高耕地質量。這只有組織農民發揮集體經濟力量、艱苦奮斗、科學種田、發展生態農業才能辦到。多年來輕視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統一經營的內在要求、放棄冬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輕視有機肥料而主要依賴化肥種田等現象，必須改變。現在到了必須貫徹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實現“第二次飛躍”的時候了！

　　顯然，修復、鞏固和維護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需要人們對其重要性形成共識，需要城市人民拿出實際行動支持農村建設，需要城鄉人民理解和支持必須進行的涉及每個人直接經濟利益的糧價改革。這只有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全國城鄉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奮斗才能辦到。

　　第三條是維護中國民族經濟獨立的底線。

　　這表現在國家的國際收支領域，也就是開放資本賬戶的貨幣兌換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在一國的國際收支表上，有兩類基本賬戶，即經常項目賬戶和資本賬戶。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來，國際經貿關系存在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兩種基本經濟關系，國際收支賬戶的經常項目主要反映本國與外國的商品流通關系；資本賬戶主要反映本國與外國的資本流通關系。開放經常項目賬戶的貨幣兌換，意味著取消對國際貿易支付上的限制；而開放資本賬戶的貨幣兌換，則意味著取消對國際資本進出本國的管制，也就是讓外國資本自由進出本國。目前，我國的經常項目已經放開，而資本項目依然實行一定的管制。有一種意見，主張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徹底放開資本項目，讓國際資本自由進出中國。然而，從國家民族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資本賬戶的完全自由開放，是必須具備最低限度或起碼條件的，這是維護中國民族經濟安全的底線。其科學含義是，中國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必須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在低于這種水平的條件下，資本項目是不能放開的。

　　這條中國民族經濟安全的底線是根據世界經濟格局提出的。

　　一是當代的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市場國際化并不能消除國家民族經濟利益的界限。國家民族利益的客觀存在，決定了國內市場必然具有區別于國外市場、國際市場的獨立性。一國為了維護自己的民族經濟利益，很有必要獨立自主地掌控國際化的國內市場，這就不能不對外商和外資實施必要的管制。

　　二是當代世界市場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中國是發展中的國家，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仍然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關于國際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規律的原理揭示出，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國家如果放任勞動生產率高的外國投資自由出入，必然給本國造成兩大險惡后果：一是讓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二是本國產業結構將由于外國資本的自由出入而發生失衡。這后一條是說，即使勞動生產率平均水平已經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可以真正實現相互平等市場競爭，也必須建立起民族經濟體系能夠獨立自主、穩定運行的有效宏觀調控機制才行。不能忘記，20世紀90年代末，拉丁美洲阿根廷等國發生經濟危機，泰國為起點的亞洲金融風暴，都是由外國資本自由進出引起的。而2008年以來，中國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中沒有受到致命傷害，不能不說，沒有過早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主張徹底放開資本賬戶的人中，許多人是出于擴大利用外資、加快發展中國的愿望。但是，切不可忘記，外資進入本國，具有兩重作用。在合理利用、有效控制的條件下，可以彌補國內資本的不足，擴大就業；可以促進國內市場國際化，開辟對外經貿渠道，節約對外貿易成本；可以利用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使本國獲得一定“溢出效應”等。但是，外資絕不會改變資本盈利的本性，它必然要在周轉中不斷增值擴大，最終把獲得的利潤匯回所屬母國，其核心技術也絕不可能“溢出”。在本國企業的勞動生產力平均水平低于外資企業條件下，一旦讓外資自由出入本國，它們勢必控制本國民族經濟和國內市場，排擠本國的民族企業，從而最終減少本國的就業。

　　因此，中國只有在平均勞動生產率達到與發達國家對等的條件下，才具備開放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起碼條件。而明白了這個道理，當前我國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就應當放在大力提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加強團結協作，努力發展高新科學技術，創造越來越多的民族品牌上，促進勞動生產率水平盡快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但是，某些人卻完全不講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無視起碼條件，一味主張中國資本賬戶徹底開放。他們的依據何在？且看對中國經濟學界很有影響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麥金農的說教：“資本項目的外匯自由兌換通常是經濟市場化最有次序的最后階段。”原來，他們依據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市場經濟國家”標準，把開放資本賬戶視為完成市場化改革的最后階段或主要標志。這只能是一種迎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利益目標、突破中國民族經濟安全的底線的十分有害的主張！是完全缺乏科學根據的。須知，即使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因為沒有誰完全放棄對外國資本管制和限制的。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底線、全國人民可持續生存的底線和中國民族經濟獨立的底線，綜合構成了國家安全戰略的經濟底線。目前第一條底線已經被突破，第二條底線正在被觸底，第三條底線正在被嚴重沖擊。當務之急，必須統一思想，盡快修復底線。

　　要充分看到，長期以來在沖擊國家安全經濟底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國內外敵對勢力。他們公開和隱蔽地發揮意識形態的反作用，推行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屬于人民的生產力進行沖擊；其重要手段，就是大力推行經濟學“西化”即資產階級化，特別是鼓吹要當“改革派”、不當“保守派”的輿論，并用多種地下手段，腐蝕、誘惑我們的黨政領導干部，把公有制企業私有化、糧食供給國際市場化、國際資本進出中國自由化等當成“改革”來付諸實踐，這已造成實際危害。所以，要盡快修復國家安全戰略的經濟底線缺口，就必須認真貫徹黨中央關于劃清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界限的重要精神，劃清“正改革”和“負改革”的界限。中央領導同志多次發表講話強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所謂顛覆，也就是國家安全戰略的底線的徹底突破。我們一定要認真領會這一講話精神，認清國家安全戰略經濟底線的現狀，提高修復底線缺口，促進科學改革開放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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