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提出要“加強新的時代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明確指出“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是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1]筆者認為,惟有堅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釋的科學資本觀,劃清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兩種不同資本觀的界限,才能弄清當代中國現實經濟中的資本現象,從而貫徹落實好習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正確規范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本文擬就此談些認識。

　　一、區分兩種對立的資本觀

　　(一)分清兩種資本觀的必要性

　　所謂資本觀,也就是人的頭腦中反映客觀存在的資本的觀念或資本概念。唯物史觀認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2]22只有當歷史上有了資本這種客觀存在的東西,人類才會產生資本觀念。但是,只有正確的觀念,才能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的真面目,而錯誤的觀念不但不能真實反映客觀事物,還會用錯誤的觀念扭曲或掩蓋客觀事物的真面目。關于資本的觀念,作為“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或“勞動的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財產的政治經濟學”(又稱“資本的政治經濟學”)有原則的區別。[3]馬克思的《資本論》科學論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資本及其運動規律,深刻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觀,證明了自從人類社會出現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形態以來,就存在著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根本對立的資本觀,前者是科學的,后者是錯誤的。因此,我們只有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兩種對立的資本觀,才能堅持以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科學資本觀為指導,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的分類,作出基本的規范性判斷;從而在經濟工作中做到“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科學地規范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

　　(二)唯物史觀的資本觀

　　經濟范疇是現實經濟關系的理論表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唯物史觀,從現象和本質、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上科學地闡釋了資本范疇,并對它同商品、貨幣、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社會總產品等經濟范疇的相互關系,作出了系統的揭示。這一系列關于資本的原理和方法,可以簡稱為唯物史觀的資本觀。《資本論》的資本觀揭示出客觀存在的資本的真實面目,它體現為本質內容和表現形式兩方面。

　　1.資本的本質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要點。

　　(1)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是在運動中“自行增殖”的價值,本質上是具有剝削性的資本主義歷史條件下的生產關系或生產中的社會關系。“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2]877-878貨幣、生產資料、機器等作為物,本身并不天然是資本;只有擁有這些物的人,把它們與買到的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即雇傭工人的生產勞動相結合,為這些物的所有者創造出剩余價值,這些物的社會形式才成為資本。

　　(2)資本是歷史的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經濟范疇。雖然《資本論》也提到古代社會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但那只是從增殖含義上使用的資本概念。它們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內在聯系,只是在流通領域存在的一種片面的資本形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內在聯系的資本不是從來就有的,“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2]198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資本,是在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歷史條件下才產生的;勞動力成為商品是這種含義上的資本形成的原因。資本和勞動力商品都是體現資本主義性質的歷史范疇。

　　(3)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性質與一定價值量的統一。資本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它與原材料、機器等生產資料結合在一起,但是后者作為物,本身并不天然是資本。只有擁有這些物的人,把它們與買到的勞動力商品的使用價值即雇傭工人的生產勞動相結合,為這些物的所有者創造出剩余價值,這些物才成為資本。因此,“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2]877-878生產中的資本都具有一定的價值量,而且有一定最低限額。資本性質與最低價值量是質與量的統一。資本雇傭的工人數量只有達到一定程度,使擁有它的人把執行職能的時間完全放在“占有從而控制他人的勞動,用來出售這種勞動的產品”上,才符合資本性質的規定性,這樣的資本的人格化,才稱得上資本家;否則,這種資本就只是資本的“幼蟲”,擁有它的人自己就還得參加生產勞動,只是介于資本家工人之間的“小業主”。[2]357因此,資本家必須擁有最低限度的資本價值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領域資本的最低限額也會逐步提高,而且各部門之間會有差別。也因此,不能把小生產者或個體戶的生產資料稱之為資本。

　　(4)資本的深層本質是剩余價值。資本的價值量起源于剝削雇傭工人的剩余價值。它是雇傭工人為資本所有者提供的超過勞動力商品價值所含勞動的凝結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269。資本對雇傭工人的剝削程度可用剩余價值率來計量。從再生產的觀點來看,資本家擁有的全部資本,包括所謂“原始積累”的資本,都是“資本化的剩余價值”[2]269。“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871

　　(5)剩余價值的生產有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兩種基本方法。雇傭工人的工作日,由生產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和生產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構成。馬克思“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絕對剩余價值”;“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相對剩余價值”。[2]366“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只同工作日的長度有關;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革命。”[2]583

　　(6)產業資本是基礎性的資本。產業資本是在“任何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營的生產部門”[4]63中投入的資本。“產業資本是唯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因此,產業資本決定了生產的資本主義性質”;“隨著產業資本支配社會的生產,技術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組織就會發生變革,從而社會的經濟歷史類型也會發生變革。那幾種在產業資本以前,在已成過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會生產狀態中就已出現的資本,不僅要從屬于產業資本,要和產業資本相適應來改變它們的職能的機構,而且只能在產業資本的基礎上運動,從而要和它們的這個基礎同生死共存亡。”[4]66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產業資本是最基本的資本形式,其他資本的運動都是以產業資本運動為基礎的。

　　(7)資本是一種運動。資本不僅包含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階級關系或剝削關系,而且“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4]121-122這是因為,最基本的產業資本,它只能依次地不停頓地經歷購買(買到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商品)、生產(讓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生產剩余價值)和銷售(使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得以實現)三個階段的運動,并連續地相繼進行貨幣資本循環、生產資本循環和商品資本循環三種資本形式統一的循環運動,才能生存和發展。

　　(8)資本再生產的特征是擴大再生產。這種特征是由資本追求剩余價值這種“抽象財富”[2]178②的生產目的決定的。從質上看,抽象財富增加的一般表現是性質相同的貨幣的增加;從量上看,資本增殖的結果和開端的投入都是有限的貨幣價值額。這意味著,如果資本投入的目的是價值增殖,那么結果的110鎊和開端的100鎊都是資本價值額的有限表現。雖然資本每次循環的終點,在一瞬間,110鎊和開端的100鎊是有區別的,但是資本運動的增殖使命卻是相同的,從投資增殖的使命來看,終點的110鎊畢竟是一個有限的價值額,它必須再作為新的開端投入,才能繼續實現增殖的目的。所以,資本必然要進行無限度的增殖運動,資本再生產的擴大具有無限的盲目增長的趨勢。

　　(9)資本可區分為單個資本與社會總資本,兩者有共性、聯系和區別。共性是,都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即使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由資產階級國家控制的資本,也是屬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的,因為它來自私有資本,有時是為保護單個私有資本的整體利益服務的。聯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總資本是由單個資本的總和構成的,是總和含義上的私人資本。區別是,單個資本的運動不包括個人的消費;單個資本的流通是資本價值流通,一般不包括產品在企業內部的商品貨幣流通;而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既包含個人消費,又包含生產消費,既包含資本流通,又包含商品流通。單個資本運動包含的矛盾與社會總資本的運動包含的矛盾在范圍、內容上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主要是企業內的勞資矛盾、不同資本形式比例關系上的矛盾等;后者不但包括前者的這些矛盾,它還包含生產社會化和私人占有制之間的對抗性基本矛盾,這決定了社會總資本在運動中必然要發生周期性危機。

　　(10)資本具有必然產生假象的拜物教形態。這是由資本的價值形式決定的。最簡單的價值形式已經產生了拜物教形態,也就是把商品交換這種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屬性,表現為物質本身具有的社會屬性,好像商品、貨幣的物質形式本身就具有能夠進行交換的社會性質,馬克思把它稱為拜物教形態。實際上這就是一種完全脫離本質真相、掩蓋真相的假象。資本由商品、貨幣發展而來,它表現為自行增殖的獨立價值物,就有更加迷惑人的拜物教形態。在資本發展的完成形態(生息資本)上,拜物教假象造成生產關系最高度的顛倒和物化,人們“再也看不到它起源的任何痕跡了。社會關系最終成為一種物,即貨幣同它自身的關系”;“在這里,資本的物神形態和資本的物神觀念已經完成。在G-G′上,我們看到了資本的沒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產關系的最高度的顛倒和物化。”[5]441-442③

　　2.資本的表現形式。根據《資本論》的論述,可以把資本的表現形式分為表面現象的形式和本質內容的形式兩個基本層次。前者是人們可以感覺到的資本存在的形式;后者則是資本的內部構成和內在聯系。如圖1所示。[6]

　　(1)資本表面的現象形式可以分為:(a)運動形態,即產業資本在運動中采取的生產資本形式、商品資本形式、貨幣資本形式。一方面,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是可以用于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的物質財富,因而是現實資本,而貨幣資本不能用于生產消費或個人消費,屬于非現實資本;另一方面,在空間上,處在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資本是生產資本,而處在流通領域的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則是流通資本。(b)經營形態,分為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形式。后兩種形式分別是產業資本的商品資本形式和貨幣資本形式在發展中獨立化而衍生出來的。(c)職能形態,產業資本形式具有生產剩余價值職能,商業資本形式具有實現剩余價值職能,統稱職能資本,而銀行資本則既不能生產也不能實現剩余價值,因而稱為非職能資本形式。(d)收入形態,即職能資本獲得的平均利潤,它包括企業主收入和要償還銀行的借貸資本的利息;即使職能資本完全用自有資本經營,它也會把收入分為企業主收入和利息(歸自己)兩部分。

　　(2)資本的本質內容形式可以分為:(a)資本的初級本質,即生產資本因價值流通和周轉形式不同而區分為固定資本形式和流動資本形式。(b)資本的本質,即生產資本中轉化為生產資料、在生產過程中不改變價值量的資本部分,規定為不變資本形式;轉化為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再生產資本本身,還生產剩余價值的資本部分,規定為可變資本形式。(c)資本的深層本質,即資本實質上全部是剩余價值。

　　由上可見,《資本論》所闡釋的科學資本觀主要表明了,資本的本質不是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而是物質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社會關系;資本的實質是通過不斷地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余價值,來無限度地自行增殖,它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本范疇;資本的存在形式是多層面的,每個層面之間、每個層面內的不同形式相互之間,都有著內在的聯系,資本是多種社會規定性的統一。

　　(三)唯心史觀的資本觀

　　《資本論》不但用唯物史觀揭示了資本的真面目,而且科學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唯心史觀的資本觀。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曾研究過資本,觸及到資本的初級本質,如魁奈曾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分限制在生產資本領域;斯密、李嘉圖曾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在利潤和工資的關系上研究過資本與剩余價值的聯系。但是,只要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就不可能正確認識資本的本質和來源。馬克思指出,“這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實際上具有正確的本能,懂得過于深入地研究剩余價值的起源這個爆炸性問題是非常危險的。”[2]590這是因為,一旦讓工人階級認識到資本的本質是剩余價值,并起源于自己為資本家提供的凝結的剩余勞動,就勢必團結起來,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徹底消滅私有制。因此,剩余價值的起源問題對于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家來說必定具有爆炸性和危險性。而當資產階級從封建地主階級手中奪取了國家政權,在政治上喪失了歷史進步性之后,資產階級經濟學過去在古典經濟學上表現出一些科學性也就基本喪失,從整體上淪為充滿主觀性、表面性、片面性、虛偽性和欺騙性的庸俗經濟學,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就更是如此。[7]④《資本論》深刻揭示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觀,可歸結為以下五個要點。

　　1.認為“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8]22或生產要素。例如,斯密“把一般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等同起來”,認為“生產資料一開始就是‘資本’,勞動一開始就是雇傭勞動”;在斯密看來,“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開始就是戴著資本主義時期的面具出現的。”[4]431李嘉圖、西斯蒙第等人不是把資本看作生產關系,而“只是想到資本的物質實體,原料等等”;“李嘉圖把資本說成是生產新勞動時所使用的積累勞動,也就是單純的勞動工具或勞動材料。”[8]268-269“像李嘉圖這樣一些經濟學家,把生產和資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8]394。英國庸俗經濟學家托倫斯竟然斷言,“用石頭投擊飛禽的野蠻人是資本家”[9]90。這些說法都來自他們“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2]99的唯心史觀。資產階級經濟學把資本理解為與社會形式無關的生產要素。這種非歷史的資本觀直到現代,并沒有改變。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實際流行最廣、被稱之為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新綜合”的保羅·A·薩繆爾遜主編的《經濟學》教科書,就同語反復地說“資本一詞通常用來表示一般的資本品”,認為資本是與土地、勞動并列存在的“生產要素”之一。[10]88并認為,“實物的資本品在任何經濟社會都是重要的,因為它們有助于提高生產率。”[10]90可以說,撇開資本的生產關系歷史形式,混同資本和生產資料物質本身,把資本說成是一種永恒存在的物質生產要素,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通病。他們根本不明白資本是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一種社會形式。

　　2.認為資本本身是資本增殖的原因或源泉。庸俗經濟學家為此提出了各種荒唐的理由,說什么資本增殖來自商品在流通中的“名義上的加價或賣者享有貴賣商品的特權”;資本家通過預付貨幣取得更多貨幣,來自“賺錢的意圖”,而不進行生產也可以有這種“意圖”;資本家的資本來自自己的“節欲”、不揮霍;資本家投資獲得“報酬”是因為他用生產資料等生產條件為工人的勞動提供了“服務”;資本家得到收入,是因為他們在生產中監視和監督工人也是“形成價值”的勞動等。[2]189,223-224根據資本來自資本家的“節欲”論,法國庸俗經濟學家西尼耳竟然聲稱“我用節欲一詞來代替被看作生產工具的資本一詞”[2]688,竟然把這當成理論上的發現。這種種說教,實質從根本上否定資本是一種具有資本主義剝削性質的生產關系。按照這樣的資本觀,根本不懂資本的本質是剩余價值,更不懂剩余價值只能在資本主義價值增殖過程中生產出來。

　　3.用資本拜物教觀念來理解資本。隨著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產生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生息資本、銀行資本,工商業職能資本的運動和銀行資本的運動發生了分離。在生息資本G-G′的形式上,金(貨幣)物質本身會創造更多的貨幣的假象就被純粹地表現出來。人們在生息資本和銀行資本的形式上,再也不能看到資本起源要通過社會勞動的任何痕跡。“在這里,資本的物神形態和資本的物神觀念已經完成。在G-G′上,我們看到了資本的沒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產關系的最高度的顛倒和物化。”[5]442⑤庸俗經濟學家的資本觀直接反映了生息資本的拜物教形態,認為作為金物質的單純的貨幣資本或生息資本本身就能產生利潤或利息。沿襲至今的“薩伊教條”,認為資本的物質形態是利潤、利息的根據或直接來源。用這種資本拜物教觀念認識資本,生出了荒唐的幻想。例如英國經濟學家普賴斯說,“一個便士,在耶穌降生那一年以5%的復利放出,到現在會長成一個比15000萬純金地球還要大的數目。”[5]445顯然,普賴斯是用數學公式s=c(1+z)n(式中:“s=資本+復利的總和,c=預付資本,z=利息率(表示在100的相應部分上),n代表過程進行的年數”)[5]446來表示資本的增長規律了。普賴斯根本不明白,生息資本的增殖要以產業資本的增殖為前提,而產業資本之所以能夠增殖,又是以雇傭工人為產業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生產的剩余價值為前提的,生息資本的金物質根本不能自動產生出一絲一毫的金來。二項式這種數學公式雖然能正確表現出宇宙事物間抽象的數量關系規律,但是,這種數學規律卻不能替代人類社會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的經濟規律。可見,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拜物教觀念是極為荒謬的唯心主義資本觀,由此必然會根本否定資本是一種具有資本主義剝削性質的生產關系。

　　4.認為社會總資本是由利潤、工資和地租三種收入構成的。由于斯密不懂勞動的二重性,混淆了商品生產的“產品價值”(c+v+m)和“價值產品”(v+m),結果在分析社會總資本的社會再生產時把產品價值中的不變資本價值c丟了,形成了“斯密教條”。[4]410-419從那時起,資產階級經濟學直到現代凱恩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始終貫徹這個教條,用丟掉了不變資本價值的社會總資本分析宏觀經濟運動,這使資產階級的社會總資本觀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不科學性。

　　5.把資本的流通等同于商品流通。資產階級經濟學把“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商品、生產資料”和“出售含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的流通,與“工人用工資收入購買必要生活資料商品”的流通混為一談。這就把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和實現剩余價值的資本流通過程,等同于雇傭工人出賣和再生產勞動力商品的過程,混淆了資本和貨幣,從而掩蓋了資本的剝削性質。

　　唯心史觀資本觀的要害在于,撇開資本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歷史形式,把資本說成是一種永恒存在的物質生產要素,并認為這種要素本身可以產生利潤或利息;這種資本觀體現出資產階級迷信經濟假象的拜物教觀念,更體現出永遠統治、剝削工人階級的貪欲性和欺騙性。

　　以上不惜冗長論述了兩種資本觀,雖然它們面對的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資本,但是觀察結果卻有本質區別。可見,比較兩種資本觀,并不是摳概念搞研究,而是為了端正資本理論研究的科學指導思想。因為只有堅持以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科學資本觀為指導,才能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分類作出基本的規范性判斷,在經濟工作中做到“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

　　二、我國使用資本概念的簡要歷史回顧

　　（一）我國20世紀初才開始出現資本概念

　　按照辯證邏輯的概念規定,資本這個概念是現實資本在我國產生和發展過程在人的觀念上的反映。這就有必要回顧資本及其概念在我國的由來和發展。筆者查《辭海》詞語分冊,中國古代有“資”這個詞,與之匹配的有“資斧”“資儲”“資幣”“資業”“資產”等詞匯,被解釋為資財、資料、積蓄、器用、貨幣、財產等,卻沒有“資本”這個詞匯。⑥有學者研究,中國的經濟類文章直到20世紀初,未曾使用過資本這個詞;具有英語capital含義的資本這個詞,在19世紀70年代末出現在日本;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交替時,中國才從日本引入了這個詞,最早被嚴復翻譯為“母本”,以后又譯為“母財”;直到20世紀初,資本這個詞才在中國作為專門術語使用。[11]而從這時起,中國已出現了真實的資本,那就是舊中國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中的私有制的資本,本文簡稱私有資本,包括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統治集團掌握的官僚資本、外國資本(主要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與外國資本勾結的買辦資產階級的買辦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資本。經過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前三種資本被沒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資本,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民族資本,則成為被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對象。

　　(二)我國較長時期在私有資本含義上使用資本概念

　　新中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和之后的相當長時期內,黨的文件和經濟學教科書中的資本概念,都是在私有資本含義上使用的。1984年,我國實行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開始逐步發生變化,資本概念的使用越來越頻繁,但是并未突破私有資本的含義。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2];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第十五條;[13]但是,直到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前,我們黨的文件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仍稱之為“公有資產”,而沒有稱之為公有資本。顯然,這與遵循唯物史觀的資本觀,嚴格區分公有制生產關系與資本原創概念體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關。

　　(三)黨的文件在改革實踐深入之時才開始正式使用公有資本概念

　　從黨和國家重要文件看,突破原創含義使用公有資本概念有個過程,這與深入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伴隨。1997年黨的十五大總結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論述股份制改革時,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國家和集體控股,具有明顯的公有性,有利于擴大公有資本的支配范圍,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這里,黨的重要文件在公有制的含義上,首次使用了“公有資本”概念。[14]此后的政策宣傳和實施中,可以看到,政府經濟管理部門,使用“國有資本”“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集體資本”等概念,越來越多。2003年,黨的十六大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15]。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黨的重要文件除了繼續使用原創的資本概念外,開始正式使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概念,我國輿論界隨之也廣泛用國有資本表示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用集體資本表示城鄉集體所有制經濟,用公有資本表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也需要指出,至今黨的文件,尚未對使用公有資本的原因和合理性,作出深入的理論論證,這或許是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仍有一定爭議,可以先試用,后論證。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以及由它們構成的公有資本是一組新概念,要將它們納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對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進行嚴肅的科學論證是必要的,這是堅持唯物史觀指導思想純潔性的要求。合理性論證主要是需要闡明公有資本新概念的提出,是否符合形式邏輯關于概念的規則(如同一律、矛盾律),是否符合辯證邏輯關于新概念應反映經濟現實的客觀新變化。實際上,關于資本新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論證,學術界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但至今意見并未統一。結合我國經濟實踐的深入,有必要繼續對公有資本概念進行學術探討,這有助于我們黨對其使用作出權威性的論證。

　　(四)使用公有資本概念提出了不應回避的理論問題

　　首先的問題是,公有資本新概念是否符合形式邏輯的概念規則。按照概念的同一律和矛盾律,資本不能既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又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既然唯物史觀原創的資本概念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那么從形式邏輯的概念看公有資本概念,就出現了邏輯矛盾。也正因為有這種矛盾,我國經濟學界很長一段時間對公有制經濟不使用公有資本概念。即使在形成公有制經濟可以同商品生產相結合的共識之后,對公有制經濟的描述也仍有使用“公有資產”“公有資金”和“公本”(或“社本”)三種主張。然而,這些主張固然都注意到劃清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界限,卻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1.“公有資產”在概念規定上有不確定性。“資產”可以被理解為法律認可的財產;也可以理解為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即一定的價值量;還可以理解為一定的物質生產資料即使用價值,如說一臺機器是公有資產。

　　2.“公有資金”概念偏重于貨幣的規定性。很明顯,“公有資金”強調貨幣這種“金”價值形式,卻撇開了使用價值形式,這容易讓人們從價值形式角度認識公有制經濟的運動,卻忽視從使用價值方面認識社會經濟的產業結構,所以有片面性。

　　3.“公本”概念未對其形式邏輯矛盾作出解釋。以往曾有學者提出,在商品生產條件下,公有制經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應稱為“社本”⑦或“公本”,不少學者把其直接解釋為“社會主義資本”或“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資本”的簡稱。這意味著可以在“資本一般”含義上使用同一個資本概念,并且等于承認現實經濟中客觀存在“資本主義資本”和“社會主義資本”,但這需要論證:一要論證用體現資本主義特殊生產關系的資本概念表示資本一般是否有合理性;二要論證經濟現實中是否存在體現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共性的資本一般;三要論證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作為兩種特殊性資本的本質區別在哪里。

　　三、用辯證邏輯理解使用公有資本范疇的合理性

　　(一)辯證邏輯允許用資本概念表示資本一般

　　從形式邏輯角度看,用同一個詞匯既表示“概念特殊”,又表示“概念一般”,這違反概念的同一律、矛盾律,但是,從辯證邏輯對概念的規定看,這卻是允許的,這取決于概念能否反映事物的客觀性質。根據辯證邏輯關于概念的規定,如果具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在客觀上具有同一性,那么用同一概念來反映這種同一性就是符合辯證邏輯的;或者同一事物在發展的不同階段雖然有不同的特殊表現形式,但只要事物在發展不同階段存在一般的共性,那么用同一概念表示不同發展階段的事物的共性或一般性在邏輯上也是合理的。例如,馬克思就曾使用剩余勞動這個概念,既反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剩余勞動(特殊),又反映“剩余勞動一般”,他說,“剩余勞動一般作為超過一定的需要量的勞動,應當始終存在。只不過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像在奴隸制度等等下一樣,具有對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閑作為補充。為了對偶然事故提供保險,為了保證再生產過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發展以及人口的增長相適應的累進的擴大(從資本主義觀點來說叫作積累),一定量的剩余勞動是必要的。”[5]927馬克思還曾使用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剩余價值概念(特殊)來表示“剩余價值一般”,他在對歷史上農奴制與資本主義時代的剝削程度作比較時指出,“徭役勞動同必要勞動之比是56/84或66又2/3%,這表明剩余價值率比英國農業工人或工廠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率要小得多。”[2]276這里的“剩余價值率”顯然是在剩余價值一般含義上使用的。他還指出,“如果我們考察地租的最簡單的形式,即勞動地租”,“那么,事情還是十分清楚的,在這里,地租和剩余價值是一致的”。[5]892⑧顯然,這里是用剩余價值概念來表示剩余價值一般。馬克思還說過,“一旦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出現”,“現在,剩余價值的正常形式已經不是地租,而是利潤,地租已經不是剩余價值一般在特殊情況下獨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余價值的一個分枝即超額利潤在特殊情況下獨立化的形式。”[5]904顯然,上文中的“剩余價值的正常形式”,也是用剩余價值這個特殊概念來表示“剩余價值一般”。我們知道,資本的實質就是凝結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既然可以用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概念表示剩余勞動一般和剩余價值一般,那么,用原創的資本主義資本概念來表示資本一般,也是允許的。

　　然而,辯證邏輯對新概念的提出畢竟不是靠簡單的推理,而是要求堅持“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16]的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觀點。這就要求面對經濟現實,研究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現實公有制經濟是否與私有資本具有某種程度的共性,存在某種程度的共性就可以用資本一般概念反映這種共性,并用公有資本概念反映公有制經濟的特殊資本形式。

　　(二)公有資本概念是在現實公有制經濟還必須與商品生產結合這種客觀要求下使用的

　　現階段公有制生產資料的使用過程與私有資本存在某種程度的共性。一是很大部分的公有生產資料的投入和產出都采取與資本流通相似的形式(這里沒說全部公有制的生產資料,原因將在后面解釋)。經濟實踐表明,當代中國社會生產仍然處在馬克思揭示的“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第二大形態”[8]104⑨,也就是商品生產形態。因此,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仍要以價值形式投入生產;除用勞動生產率計算單位時間的產品生產效率,在生產環節還必須使用資本的“利潤”范疇,核算生產資料的價值投入和產出的綜合經營效率;生產出的產品還采取商品形式進入流通,按市場價值(社會價值)售出,這樣才能進入消費領域。這樣看來,公有生產資料的投入和產出就與私有資本的價值運動形式有相同之處。

　　二是公有制企業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運動與私有資本有相同之處。在商品生產條件下,企業必須面向市場投入和產出,必須通過生產與流通兩個階段,經過“獨立價值”依次采取貨幣形式、生產形式和商品形式三個環節的循環運動,而連續的循環運動就是類似于私有資本的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三種資本循環形式的統一運動。而在“獨立價值”的生產形式中,公有生產資料的價值向產品的轉移,也依然存在固定資本形式與流動資本形式的區別。

　　三是公有制經濟投入社會再生產和流通在很大程度上仍要遵循“社會總資本”運動的一般要求。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者自給自足、各自獨立,“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社會再生產是獨立生產者再生產的總和,以使用價值產品的簡單再生產為特征,發展緩慢。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社會再生產要求所有的生產者通過資本商品交換,建立相互聯系的、能夠滿足各自產品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更新要求的社會分工來實現。盡管這種社會分工方式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但是,它卻促進了勞動的分工這種社會性質的發揮和發展,促進了腦力勞動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從而使社會生產力顯著高于自然經濟形態。資本主義的社會再生產具有擴大再生產的特征,固然與資本追求剩余價值增長有關,但是促進社會再生產不斷提高效率的,正是社會分工制度。為此,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5]96。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仍然有必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利用這種具有自發性的社會分工制度。這就需要公有制生產者在內部關系上,尤其在外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上,把公有生產資料當作“獨立價值”的“資本一般”形式來運動;以便從微觀角度進行企業之間的等價值商品資本的自主交換,從宏觀角度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加入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所需要的社會分工聯系。

　　可見,公有制的生產資料采取“資本一般形式”,是商品生產這種歷史條件所賦予的規定性。公有資本乃是對公有制經濟與商品生產之間存在客觀聯系,在概念上的反映。用公有資本來表述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并不是多此一舉,而主要是為了突出后者與商品生產存在的必然聯系,以便指導對公有制經濟的管理體制進行適應商品生產的改革。如,適應公有資本具有的資本一般的規定性,實施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的相對分離,以便自覺改變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那種“買醬油的錢不能買醋”“事事要請示,企業缺乏經營的靈活性”的僵化體制狀態。

　　四、現實經濟中的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存在根本區別

　　(一)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規定性

　　雖然按辯證邏輯關于概念的規定,可以用同一個“資本”概念表現公有資本和私有資本的共性(資本一般),但是“特殊”畢竟不是“一般”,因而仍需弄清公有資本這種新的經濟關系的“特殊”規定性。我們可以從馬克思對勞動者工作日構成上的特殊與一般的分析得到啟示。馬克思指出,任何社會的生產者工作日始終可以分為“用于個人的消費”(必要勞動一般)和“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即剩余勞動一般)兩部分。[5]993-994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前一部分表現為工人的必要勞動或創造的勞動力價值,后一部分則表現為工人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馬克思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完全消滅之后,對于生產勞動者來說,資本主義的剩余勞動已經消滅,整個工作日已“限制在必要勞動”范圍,不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必要勞動將會擴大自己的范圍。一方面,是因為工人生活條件將會更加豐富,它們的生活需求將會增大。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的剩余勞動的一部分將會列入必要勞動,即形成社會保險基金、社會準備基金和社會積累基金所必要的勞動。”[2]605所以,在資本主義完全消滅之后的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剩余勞動將被消滅,而生產者的勞動將分為“必要個人勞動”和“必要社會勞動”兩部分,兩者都是必要勞動,不過前者是“用于滿足個人(包括家庭)消費的勞動”,后者是“用于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勞動。[17]因此,在公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生產條件下,“用于個人的消費”的必要勞動的凝結,可以簡稱為“必要個人價值”;而“滿足一般的社會需要”的必要勞動的凝結,可以簡稱為“必要社會價值”。由此可知,人類社會的“必要勞動一般”和“剩余勞動一般”這種一般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特殊表現是“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的特殊表現則是“必要個人價值”和“必要社會價值”。如果說,公私資本的共性在于都具有商品價值的規定性,那么,公私資本的本質區別則在于,私有資本的深層本質是剩余價值,而公有資本的深層本質是“必要社會價值”。

　　(二)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存在一系列本質區別

　　運用唯物史觀的辯證法比較,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以下簡稱公私資本)之間不僅有“異中之同”,即同樣有商品生產規定的價值形式;還存在“同中之異”,價值形式之外的在生產關系上的本質區別。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六方面。

　　1.公私資本體現的生產關系有本質差別。公有資本體現的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私有資本體現的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盡管公私資本都投入商品生產,但前者的勞動者是共同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自主勞動者,是生產中的主人翁,而不是私有資本雇傭的勞動者。他們在集體企業、國有企業通過自主的共同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中,有留給企業的再生產基金或集體福利基金、上交國家的稅費等,性質上已不是私人占有的剩余價值,而是“必要工作日”中包括勞動者自己在內的社會需要的基金。

　　2.公有資本概念中沒有私有資本的“可變資本”。社會主義公有制中勞動者的勞動力不是商品(不能說辦理一定就業手續就是出賣勞動力),實質上是直接進入生產過程、與公有制生產資料結合的,因而無須使用購買勞動力商品的可變資本。這與私有資本用可變資本購買勞動力商品、雇傭勞動者間接進入資本家掌控的生產過程并為其創造剩余價值有本質區別。有的學者從商品生產需要勞動力自由流動論證公有制中的勞動力也是商品,這很值得商榷。在發達商品生產條件下,勞動力流動的真實原因是“革命的”“現代工業的技術基礎”或“大工業的本性”[2]560,而勞動力是商品,恰恰不利于勞動者自由流動,這是因為他們在生產中處于被支配地位,這決定了他只能服從強制勞動和固定在一定崗位的舊式分工,導致勞動能力畸形發展,結果勢必難以自由流動。[18]也有學者認為商品這個概念是同市場經濟聯系在一起的,說勞動力是商品不存在什么貶義。其實,這種說法混淆了“商品”和“勞動力商品”兩個概念。前者屬于商品交換關系范疇,后者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資本流通范疇,正是因為勞動力成為商品,才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以,勞動力商品這個概念反映的并不是商品流通的一般關系,而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質的特殊范疇。[19]如上所述,公有資本中勞動者創造的用于自己個人消費的價值是“必要個人價值”(或“必要個人消費價值”),把它稱為可變資本就等同于資本家掌握的一部分私有資本了。

　　3.公私資本的價值內容的實質不同。從再生產的角度看,私有資本實質上都是剩余價值,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的“資本論”又稱為“剩余價值論”。與此相對比,公有資本的實質內容是以上所說的“必要社會價值”。如果說私有資本是吸收雇傭工人剩余勞動的“吸收器”[5]97,那么公有資本則是廣大勞動者在必要工作日,用共同勞動創造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享有的社會財富的手段。

　　4.公私資本投入生產的目的和動力不同。私有資本投資的目的是資本的增殖,“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因為資本的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惟一目的)”[5]270。而公有資本投資目的是促進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隨著生產力發展逐步改善,促進人民群眾社會財富的逐步增加,這包括增加使用價值和價值量方面,用公有資本為人民服務,這既是政治動力,也是經濟動力。

　　5.公有資本的運動在較大程度上能克服資本一般的自發性。公有資本具有資本一般的性質,在商品生產的歷史條件下要參與具有自發性的社會分工,因而其生產和運動仍然有一定的分散性和自發性。但公有資本畢竟體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性質,尤其是國有資本屬于全民所有制、具有整體性,本身可以通過中央管理機構在遵循社會再生產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實施宏觀計劃調控,發揮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商品生產社會分工的自發性。但是私有資本運動始終不能改變商品生產的自發性,反而會將這種自發性推向膨脹,這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基礎決定的。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政府也看到它們的社會生產存在自發性弊病,開始對宏觀經濟實施調控,但是,它們指導宏觀經濟調控實踐的理論存在根本性錯誤。[7]即使撇開這方面的錯誤不談,這種宏觀調控并沒有改變私人資本尤其是現代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不斷擴大的利己本性和剝削本質,因而不但不能克服經濟運動的自發性,反而越來越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周期爆發的世界性金融經濟的危機,證明了這個道理。

　　6.公私資本的人格化有根本區別。公私資本都要通過資本的人格化來運動。“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5]996。私有資本的人格化是承擔資本主義階級關系、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資本家個人,資本主義雇傭勞動的人格化則是雇傭工人個人。因此,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2]269,雇傭工人則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2]281。而公有資本的人格化是承擔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創造共同經濟利益的、進行自主聯合生產的勞動者個人。作為公有資本人格化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作為私有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必然站在對立的生產關系所賦予的對立的階級立場上。

　　從上述公私資本的本質區別看,絕不應當把公私資本看成社會性質相同的經濟形式。認識這種根本區別對于防止把公有資本納入私有資本范疇,把公有制從業人員當成雇傭勞動者投入生產,防止用私有資本運動規則的觀念來觀察和規范公有資本的運動,具有重大意義。

　　(三)公有資本在概念上不能涵蓋公有制

　　在弄清公私資本本質區別的同時,還應當注意,不能將公有制經濟與公有資本混為一談。上文提到,絕大部分公有制生產資料是公有資本,這表明,還有部分公有制經濟不具有或無需具有公有資本形式。從實質上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公有資本相比,兩者在概念上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明顯區別。

　　1.一部分公有制生產資料客觀上無需采取公有資本形式。當代公有制經濟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與商品流通有機結合,采取公有資本形式來運動;但是仍有一部分公有制經濟可以不必與市場關系結合,不必以公有資本形式存在和運動。如“國家戰略物資儲備”可以直接由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國家控制。馬克思曾揭示出,全社會固定資本的實物更新和價值更新應在“實物更新的固定資本部分”和“固定資本損耗形成的折舊基金”之間形成平衡關系,這是社會化大生產的一般規律,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只能通過周期性經濟危機來解決,但是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上,卻可以靠社會經濟調節機構有計劃地儲備固定資本產品,來吸收周期出現的固定資本產品過剩,或用已經形成的這種儲備來彌補周期出現的固定資本產品不足。[4]526而這些公有制經濟的儲備產品,就不具有商品形式的規定性,它們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也不屬于市場調節范疇,這一部分公有制經濟,就不宜稱之為公有資本范疇。比較容易理解的是,近年來各級政府為廣大群眾預防新冠肺炎疫情蔓延,進行免費“動態清零”核酸檢查,設備、藥品等直接投入使用,不參加商品流通,這些投入也不屬于公有資本范疇。

　　2.公有制經濟將走向共產主義,而公有資本形式則必然趨于消亡。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之后”,也就是在共產主義社會,“價值決定”仍會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的生產類別之間的分配”“有關的簿記”等意義上“起支配作用”;[5]965但是,到那時,人類社會生產的產品,將不再采取具有拜物教形態的“價值形式”,因而商品、貨幣、資本等反映商品生產和流通要求的社會形式將趨向消亡。毫無疑問,與商品生產相聯系的公有資本形式也會消亡。但是,全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含義的公有制經濟則依然存在,并占領全社會。因此,公有資本這個概念是不能涵蓋公有制經濟概念的。雖然現實經濟實踐要求相當多的公有制經濟采取公有資本的社會形式,但是絕不應當用公有資本概念來完全取代公有制經濟概念。

　　五、澄清在公私資本認識上的一些誤區

　　(一)公私資本的劃分是判斷“各類資本”性質差別的基礎規范

　　以上關于公私資本之間的共性與區別的論述,實際上是從生產關系性質(或所有制經濟性質)角度,對當代中國“各類資本”的性質差別作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分類和規范。因為這種分類和規范涉及對公私所有制經濟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勢必涉及對公私資本體現的人的階級關系和階級矛盾的認識,因而這種分類和規范角度具有政治性,與前面圖1中闡釋唯物史觀資本觀時提到的資本存在各種形式的分類角度是不同的。前面論述的分類概念是資本職能形式、運動形式等方面的分類規范,公私資本在這種分類規范上有相似之處,但公私資本在體現所有制性質或生產關系上則涇渭分明。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講的私有資本主要指私有民族資本和引進的外資,不包括買辦資本。買辦資本是勾結外國帝國主義資本并為之服務的資本。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這種資本就屬于革命的對象,現階段更不允許存在。本文所講的私有資本也不包括小生產者的財產。前面提到,私有資本在價值量上必須達到歷史規定的一定限額,而小生產者主要從事個體經營,基本上不雇傭其他勞動者,擁有的生產資料只夠作“小本生意”,達不到資本的最低限額,不能稱之為資本。本文也沒有使用“民營經濟”概念,因為從生產關系性質上看,現實中的“民營經濟”絕大部分屬于私有資本,有少量屬于集體資本,而后者可以歸到公有資本。

　　所以,本文論述的公私資本關系,主要是指公有資本和私有民族資本的關系,也就是社會主義所有制與民族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所有制的關系。這是當代中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多種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也是本文論述公私資本區別的原因。

　　(二)糾正在公私資本關系上的錯誤認識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與國際經濟發生經濟交往。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難免對國內經濟觀念產生某種程度的負面影響,使人們在公私資本認識上產生誤區,這對科學規范各類資本健康發展是不利的,有必要以唯物史觀的資本觀作為指導,予以澄請。主要誤區表現在:

　　1.把公私資本看成具有共性的生產要素。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把勞動、資本和土地稱之為生產要素,這是用拜物教的觀念把三者抽象成永恒存在的具有自然性質的物質要素,完全抹殺了生產要素總與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形式結合在一起的經濟現實。馬克思在批判薩伊時指出:“這個公式也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5]941把公私資本看成具有共性的生產要素,實際上抹殺了公私資本各自體現的公私生產關系的根本區別,對維護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顯然是不利的。

　　2.把現階段公私資本之間在經濟關系上的共存關系混同于法權關系上的平等(或公平)關系。我國現階段公私資本的共存關系,指的是性質不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和多種私有制生產關系(主要指民族資本的私有制關系、外國資本的私有制關系、小私有制生產關系)同時存在于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中,這屬于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存形態,屬于經濟關系的形態。顯然,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明確體現出公有資本與私有資本之間,在經濟的價值量和使用價值的規模上,在對國民經濟宏觀運行的作用上,都是不相等的,不能等量齊觀。把這種不相等的共存經濟關系混同于法權關系上的平等或公平關系,這屬于概念上的混淆。法權關系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在法權關系上講公私資本的平等,應當理解為“以同一尺度”[20]來對待、衡量公私資本,這屬于國家對公私資本的運行制定統一的法制規定。筆者以為,國家管理部門在一定條件下制定具體法規,“以同一尺度”來對待公私資本,這絕不意味著要改變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經濟關系。當然,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因此,國家有關部門在選擇對待公私資本的“同一尺度”、制定有關經濟法規時,有必要牢牢把握公私資本在生產關系性質上的根本差別,使選擇的“同一尺度”最終有利于鞏固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共同富裕的方向發展。

　　3.混淆性質不同的市場競爭關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在簡單商品流通的競爭領域,存在用同種商品的價值尺度衡量同種商品所有者的平等權力。[2]182-187在私有資本流通的競爭領域,則存在用“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或用平均利潤率的同一尺度衡量資本所有者的平等的社會權力。[5]217這兩種平等的衡量尺度是不同的。同時,在私有資本內部的競爭領域,雖然當社會再生產和流通正常時,以平均利潤率為尺度平等分贓總利潤的競爭;但是,在出現經濟危機時,則出現資本家相互之間分配利潤損失,即大資本并吞中小資本的不平等競爭。因此,資產階級經濟學用簡單商品流通的平等關系來說明資本流通的平等關系,籠統地鼓吹市場“公平競爭”能夠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不但混淆了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不同領域的競爭,而且曲解了資本流通內部的競爭,因而是不科學的市場競爭說,具有極大的荒謬性和欺騙性。如果搬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市場平等競爭說,把公私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也稱之為市場平等競爭,這不但混淆了不同流通領域的競爭關系,把“簡單商品流通領域的競爭”同“資本流通領域(包括生產環節在內)的競爭”混為一談,而且把“私有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同“公私資本的市場競爭”混為一談。須知,公私資本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同最后一種剝削制度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對抗性矛盾,是工人階級占領市場還是資產階級占領市場,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對立的生產關系誰占領和控制市場的競爭。這種本質是不應當淡化的。

　　4.把公私資本“共同發展”的“共同”永恒化。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的全部理論概括為“消滅私有制”。從我們黨現階段的歷史任務服從于這個目標來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表述的“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共同發展”顯然指的是一定階段之內的含義,而絕不是要讓公私資本永久共存,那樣理解就等于放棄消滅私有制的偉大戰略目標。市場經濟不會永恒存在,只從資本流通理解市場經濟,等于把市場經濟理解為私有制經濟;只從商品流通角度理解市場經濟,等于否定了社會經濟的生產層面,都具有極大的片面性。

　　六、從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看公私資本矛盾的統一性和對立性

　　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就要認識各類資本對于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作用。看清各類資本之間的統一性,才能科學協調它們的關系,調動它們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積極性;看清他們之間的對立性,才能確定不同性質的資本在社會經濟關系中的位置和作用范圍,減少可能發生的對抗性沖突。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公私資本矛盾關系的統一性和對立性甚為重要。

　　(一)公私資本矛盾的統一性

　　1.從中國近代史看公私資本矛盾關系的統一

　　性。私有民族資本曾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盟者。在舊中國,私有民族資本與私有買辦資本不同。私有民族資本對社會作用具有兩重性,雖屬剝削性質,卻對中國社會發展有進步作用。它們是在封建制度和自然經濟衰敗的歷史階段,順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發展起來的。民族資本家張謇的棉紗廠、棉花基地,榮宗敬、榮德生家族的面粉廠、紡織廠,盧作孚的輪船航運業,范旭東、侯德榜的永利制堿公司等,他們的生產幾乎都面向中國社會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消費資料。中國民族資本的興起促進了中國民族經濟工商業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有利于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為外國資本服務的買辦資產階級不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剝削工人階級,卻是外國帝國主義資本擠壓的對象,是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盟者。當然,他們的階級立場和資本實力決定了他們具有兩面性,即一定的革命性和革命中的軟弱性。1956年,我們黨根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要求,對民族資本采取贖買政策,通過統購包銷、加工定貨、公私合營的步驟,以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處理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本來具有對抗性的矛盾,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偉大勝利,引導民族資本實現向公有資本和平轉化。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證明,我國的公私資本具有統一性。

　　2.現階段公私資本對社會經濟發展作用仍有統一性。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證明,私有民族資本對中國社會經濟依然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現階段完全消滅私有民族資本不利于貫徹我們黨關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方針,并不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對私改造”消滅了的私有資本,再讓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發展,這并不意味著應當否定前面的“對私改造”;這只是意味著“對私改造”作為社會主義經濟革命的實踐具有前進的曲折性,要經過否定—適當恢復—再否定,直到完全實現“消滅私有制”的戰略目標,這是一個認識深化和實踐前進相結合的過程。

　　當代中國適當恢復和發展私有資本,是由當代中國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形態的“過渡性”特征決定的。馬克思指出:“社會史上的各個時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個時代一樣,是不能劃出抽象的嚴格的界限的。”[2]427-428在具有“過渡性”的歷史時期,新舊時代的經濟因素往往同時存在,并存在矛盾和斗爭關系。實踐表明,當代中國社會的“時代”雖然稱之為“社會主義”,但是還未到達“目標”含義的社會主義時代,即消滅了私有制、消滅了商品生產的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時代,而是處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向“目標”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在這樣的過渡性時代,確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地位,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格局,體現了這種“時代”的過渡性。在當代中國,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引導私有民族資本有一定的發展,這對社會經濟發展是有利的。

　　其一,可以使中國多層面性的社會生產方式得到充分的利用。盡管現階段的公有制經濟及其公有資本有利于全社會的戰略性整體布局、計劃使用,有利于投資于先進的現代生產方式,但公有資本總量畢竟有限,難以兼顧尚可利用的發展程度還比較低的機器生產方式,以及仍然有利用價值的工場手工業生產方式。私有民族資本則可以填補公有資本顧及不到的這些方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起重要的補充作用。

　　其二,可以利用中國私有民族資本具有的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力。一是私有民族資本有一定的資本積累,促使它們從銀行儲蓄轉化為工商業投資,有利于釋放社會生產力。二是民族資產階級有重視子女教育的經濟條件,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在他們及其后代身上往往有較多的中國文化積累和代代相傳的經商素質,這是發展工商業的某種智力優勢。三是私有民族資本多為家族經營,往往秘傳某種特殊工藝、秘制產品、家傳秘方,這些“秘”字當頭的東西,能滿足消費者長期需要,也有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四是與小生產經營相比,私有民族資本在經營上同樣有“面向市場”“船小好調頭”等一定的靈活性,而且還有較大規模、有較高效率。

　　因此,肯定私有民族資本在當代中國存在的必要性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也就是承認公私資本仍然具有統一性和同一性。我國憲法第六條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其實包含了對公私資本統一性的規定。這是增強引導私有民族資本健康發展的認識論前提。

　　(二)公私資本在當代中國仍然具有對立性

　　公私資本在當代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具有統一性,這不能否定公私資本矛盾關系的另一面,即對立性。在中國國情條件下,雖然可以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處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但這絕不意味著私有資本本身已經改變了固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在改革開放經濟政策下新出現的私有資本,仍然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公有資本體現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仍然具有對立性。

　　1.私有資本以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為目的,始終包含對雇傭工人的經濟剝削和人的壓制,阻礙社會生產力最活躍因素即勞動者的全面發展。這是私有資本內部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這種矛盾顯然具有對抗性。

　　2.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但在私有資本中的從業人員很大程度上須服從資本所有者的領導。私有資本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越大,意味著工人階級領導地位越被削弱,這也就意味著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越被削弱。

　　3.從實現共產主義的戰略目標看,私有資本有其歷史暫時性。

　　4.從宏觀上看,私有資本與公有資本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實施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有機結合、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共同富裕時會發生對抗性矛盾。私有資本的過量發展,必然體現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造成社會分工的自發性加強、社會收入兩極分化,從而造成市場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社會再生產比例失衡(產業結構失衡)乃至發生經濟危機。

　　5.私有資本對公有資本存在侵蝕,這種對抗性矛盾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一再表現出來。例如,公有制經濟人員擅自公私兼職,在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工作之外開辦私有經濟業務,損公肥私;私有資本以多種方式侵占公有資本的人力資源,或邀請公職人員長期兼職,或以較高報酬從公有資本單位挖人,或讓某些有技術特長公職人員承擔某種高新技術業務,造成公有制經濟成員總勞動時間損失。

　　6.某些私有資本存在向買辦資本演變的傾向。在經濟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國際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為了取得高額利潤,必然向中國投資。他們為了占領中國市場、控制中國民族資本,必然要培植在中國的代理人。某些私有資本為了自己的私利,往往丟掉愛國主義和維護民族經濟利益的基本立場,投靠外國金融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兌變為新的買辦資本,這與公有資本的矛盾顯然具有對抗性。

　　七、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值得重視的幾個問題

　　認清公私資本的性質、相互關系和對社會經濟的作用,是為了在實際經濟工作中確立科學指導思想,增強規范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的自覺性。各類資本的健康發展,就是在統一服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大前提下,在法律規定的范圍服務于中國民族經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大戰略,實現各得其所、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發展。

　　(一)保證公有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占主體地位

　　公有資本體現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所以,公有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占主體地位的基本含義,就是堅持公有制在全社會所有制結構中的主體地位,這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經濟基礎,也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下發揮各類資本積極作用的基本前提。只有公有資本占主體,私有民族資本才有可能擺脫國際資本壓迫,在一定范圍得到發展;外資才能服從國家“合理利用”方針,加入社會再生產的統一規劃,在獲得合理利潤的同時,服務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可是,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表明,到2018年末,全國第二、三產業總就業人員的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之比為13.3%:86.7%,在包括第一產業在內的全國總從業人員中是37.8%∶62.2%。[21]這意味著,不同所有制中的從業人員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生產條件的分配關系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5]995。近些年來,我國宏觀經濟出現類似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結構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都與公有制經濟嚴重削弱有關。基本原因正是因為公有資本運動在國民經濟總體運動中失去主體地位。習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后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同時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一些財富不當聚集給經濟社會健康運行帶來了風險挑戰。”[22]還提出,“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強化就業優先導向。就業是民生之本。”[22]要落實這方面要求,就必須振興公有制,擴大公有資本投資,不但要擴大國有資本投資,也要發展城鄉集體工商業資本。有種說法,為了擴大城市就業,應當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即私有資本企業,這是一種糊涂認識。須知,馬克思深刻揭示了資本積累必然產生相對過剩人口,私人資本的發展要以產生失業人口為前提。因此,唯有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將“強化就業優先”落到實處。筆者根據現階段國有資本有機構成與私有資本為5∶1的假設條件,認為從企業實收資本角度看,國有資本至少占78%以上,才能實現公有制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50%以上。[23]由此,要擴大公有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的比重,還要下不小的功夫。

　　(二)有效發揮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

　　國有資本的基礎是國有產業資本。國有產業資本也就是現實經濟中國有企業的實收資本。搞好國有企業才能增強國有資本,從而增強國有經濟的力量。2015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調研時,曾深刻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⑩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要求。Oll但是,現在看來,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對國有資本改頭換面地推行“私有化”的現象依然存在。例如,在國企體制改革中,推行領導干部、技術人員個人持股,勢必會疏離了領導、技術人員與廣大工人群眾的關系。由于放松黨在國有企業的思想政治教育,我國國有企業的優良傳統,如大搞增產節約、依靠群眾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改造協作、推廣“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等,仍然未能健康發展起來。

　　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指導,發揮國有資本在社會總資本運動中的主導作用。例如,通過提高國有資本自身勞動生產率并運用財政、金融手段,綜合提高國有資本積累速度,增強國有資本發揮主導作用的實力;從資本一般的貨幣資本形態、產業資本形態、商品資本形態及其三種循環形式,以及三種循環構成的統一總循環的客觀要求,加強對國有總資本的宏觀管理,建設與之相應的中央統一管理機構;在制定和實施國民經濟發展規劃過程中,加強對國有產業資本的合理布局,對國防、重要基礎設施等戰略性產業,堅持發展國有獨資企業;加強國有資本對高新技術開發的投入,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組織民族經濟大協作,加快攻克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尖端科技產品的難關;將住房、自來水、食鹽等直接關系廣大群眾日常生活需要的產品生產,轉由國有資本獨資生產。

　　(三)治理私有資本無序發展

　　撇開新產生的買辦資本,目前我國私有民族資本和外資總量已經超過所有制結構規定的總量,其中主要是私有資本增長快。

　　超量發展實際上是無序發展在量上的表現,還有無序發展在質上的表現。一是許多中小私營企業資本周轉困難。這與宏觀經濟結構失衡(而這又是私有制比重過大造成的)有關,也與私企內部經營不善有關。二是有部分資本投靠外國資本。其中有的充當外國金融壟斷資本在中國的代理人,形成“資本大鱷”,投機股市、擾亂資本市場,壟斷房地產業、某些醫藥產業等,坑害中國老百姓,這種資本實際上已經轉為買辦資本,有些已經依法得到有效治理。但是,仍有一些私人資本將民族利益拋之腦后,或明或暗,有投靠外資的傾向。三是在私有資本追逐利潤的本質作用下,市場上的“假冒偽劣”產品防不勝防,對消費者經濟利益多有損害。由此看來,從質和量上治理私有資本的無序發展,是促使其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

　　總體來說,有必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按照新的要求對私有民族資本進行規范和引導,既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揮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也要控制它們的無序發展,還要堅持改造它們、引導它們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宏觀經濟結構出現失衡的條件下,既然許多私有資本出現了資本周轉困難,擺脫困難需要國家財政、國有銀行的幫助,而城鄉統籌發展和擴大就業都需要發展集體工商業,國有大中型企業則需要發展為自己配套服務的中小企業,那么引導私有資本向城鄉工商業集體經濟轉化,對于振興公有制經濟和解決私有資本運行的困難都是必要的。當然,實行這樣的轉變,需要對私有資本的人格化或當事人、企業主加強思想政治引導,而大多數私有資本是能夠接受這種引導的。

　　(四)加強對引進外資質量和數量的控制

　　在一定條件下合理引進外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外資營銷渠道,增強對國外產業使用先進科技手段的感性認識,了解國外經濟管理經驗等,這對發展民族經濟是有利的。但是,外資既然是私有資本,就具有私有資本追逐利潤的本質。例如,國家統計局曾公布“2021年1-6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66.9%,兩年平均增長20.6%”,從總量角度看,這確實令人欣慰,但是從利潤總額的分配關系的角度來看,筆者根據這篇報道中公布的利潤分配數據,發現在利潤總額中,內資企業的占比不到3/4(72.9%),其中內資企業中公有制經濟的占比則不到1/2(44.06%),有多于1/4(27.1%)的利潤被外資拿去了,這種情況很值得關注。單從缺乏貨幣資本角度,大量引進外資,必然留下隱患,因為外債,總要償還,而紙幣外債還存在貶值的危險。不應忘記馬克思揭示的經濟學科學原理,私有資本全部是剩余價值,所以,外資全部是中國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引進的外資越多,等于中國給外國資本家提供的剩余價值越多。尤其是外資中許多是國際壟斷資本公司或跨國公司的資本,它們投到中國來,目的是賺取超過國際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是為了占領中國市場。所以,引進外資應當小心謹慎,嚴格規劃和論證。如果與學外國先進管理經驗、先進科技無關,寧可不引進。絕不能相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鼓吹的國際資本“自由流動說”、外資高新技術有“溢出效應說”等。中國要掌握世界先進的一流高新技術,還要靠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從宏觀經濟運行角度看,外資一旦引進,就加入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因此在總量上必須有計劃地控制,否則,超量引進,勢必破壞社會再生產的產業結構比例。不能不看到,現在的一些當權領導干部,的確存在“撿到籃子里就是菜”的盲目引進外資的傾向。有的人似乎已經忘記來自跨國公司的外資本質是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維護民族經濟獨立自主的意識似乎蕩然無存,竟然放任外國壟斷資本進入我國金融機構、城市自來水、食鹽、糧食生產等關乎民生的重要領域,這是十分危險的,必須堅決糾正。

　　(五)必須保證國有資本控制國家金融系統

　　讓國有資本控制國家金融系統意味著,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體現“所有者權益”的“自有資金”(或“資本金”),必須全部由國有資本構成。唯有這樣,中央銀行的經濟行為,包括貨幣發行、經理國庫、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貨幣和貨幣資本信貸政策,調節整個社會銀行體系的貨幣準備金和處理對外金融關系等職能,才能通過國有資本行使對中央銀行的所有權和經營權,行使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經濟職能。同時,中央銀行對全社會金融經濟的調節要通過各級、各類銀行來實施,這樣才能形成步調一致的銀行管理體系。現在的問題是,在金融體制改革中,產生了一定規模的“民營銀行”(即私有資本控制的銀行);原來一些基層國有銀行,引入了占比不小的外資金融資本和私有資本,轉為有外資、私資參與的股份制銀行;在資本市場的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中,也放松了控制,允許外資控股,這就勢必影響中央銀行對全社會金融系統的統一管理。

　　除了基層銀行出現資本所有制多元化問題,還存在指導思想淡化乃至放棄馬克思主義金融理論指導的問題。金融界流行所謂“金融深化”(實質是金融私有化)、“金融創新”(實質是制造金融衍生品來拖延終究要爆發的信貸支付矛盾)、“資本自由流動”(即主張我國放開人民幣資本賬戶,允許國際資本自由進出國門,實際是放任外國強勢金融資本占領我國金融市場)等主張,實際上在推行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的金融理論,這對于我國由國有資本控制的國家金融系統有極大的腐蝕作用。確立馬克思主義金融管理指導思想,關系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科學行使經濟職能、掌握國民經濟運動的命脈,絕不等同于對外國金融壟斷資本拱手相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角度,深刻揭示出關于貨幣和資本運動的重要原理,他指出,在發達的商品生產中,“無論是社會地考察還是個別地考察”,都“要求貨幣形式的資本或貨幣資本作為每一個新開辦的企業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4]393還指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存在貨幣流回規律;根據這個規律,由中央銀行貸出的貨幣和貨幣資本,在一定時期內能夠返回中央銀行,才能證明社會總資本的運動是正常的或者說健康的。[24]這告訴我們,以中央銀行為中心機構的國家金融體系,起著對社會總資本運動“第一推動力和持續的動力”的作用,中央銀行能否遵循貨幣流回規律乃是觀察社會再生產和流通正常進行與否的晴雨表。因此,國家整個金融系統必須從整體上由國有資本構成,由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掌控所有權。

　　總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用國有資本控制國家金融系統,這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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