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十九）

　　（續：第六章 積極發展城市集體經濟）

　　四、健全城市集體經濟管理體制

　　（一）應當設立城市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機構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振興城市集體經濟，各級政府負有重大責任。

　　1.政府設立管理集體經濟的職能機構十分必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和地方政府，建立在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基礎之上，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必須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發展。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它們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并為經濟基礎服務。在當今中國，如果缺少對應于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機構，就意味著對應于公有制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是不完善的;反過來，公有制經濟中的集體經濟也就缺少作為上層建筑的政府機構來維護和服務。我國的國民經濟管理體制從計劃產品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各級政府部門需要糾正的，是用行政手段干預城市集體企業經營的經濟管理方式，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可以削弱政府部門對集體經濟的科學管理，減輕政府部門對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的重大責任。問題在于政府部門必須轉變管理職能，而不是削弱甚至根本取消對應于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部門。

　　雖然城市集體經濟由勞動群眾自愿組成，各企業相互獨立，自主決策，不像國有經濟那樣，需要整體性管理，但是，從全社會看，作為與其他經濟成分并存的集體經濟，它們具有共同的集體所有制性質，是具有相同利益要求的生產關系“整體”，需要由國家、政府在對它們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統一的法規和政策來維護。城市集體經濟的建立需要解決與傳統私有制及其觀念的矛盾;生產經營需要服從于國家的統一的計劃導向，需要配合國有經濟的主導;在發展過程中需要吸納新的從業人員，這些都離不開各級政府的指導和幫助。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振興城市集體經濟，不能放棄或取消政府的管理，必須設立并在實踐中完善專職的政府管理機構。

　　2.不宜用中介組織替代管理集體經濟的政府機構

　　國家政府機構經過改革和調整之后，全國現有集體經濟改由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來管理。從集體經濟嚴重萎縮的現實狀況看，政府對集體經濟管理的明顯削弱是重要原因。中國輕工業聯合會不屬于政府管理部門，而是“輕工業全國性、綜合性的、具有服務和管理職能的工業性中介組織”，它主要起“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紐帶作用”[①];它與政府部門的聯系，主要是與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下屬的消費品工業司(下設“輕工一處”、“輕工二處”)聯系。它作為中介組織，與企業的聯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與輕工業領域的集體企業聯系，而不是與各種行業的集體企業聯系。由于省市縣并沒有層層設立對應的集體經濟的輕工業中介組織，因此，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所聯系的輕工領域的集體企業，也不能做到覆蓋全社會。存在的弊端還在于，聯系中國輕工業聯合會的國務院工業和信息化部，主要是生產力管理部門，維護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似乎并不屬于其本身的管理職能。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就顯得十分薄弱了。集體經濟缺少政府部門呵護的狀況應當引起高度關注了!

　　3. 應當設立并完善城市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機構

　　城市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不能沒有政府機構來維護和促進發展。國有經濟現在有國資委機構;顯然，還應當設立一個集體經濟管理機構，公有制經濟的政府管理機構才是全面的。那種把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的集體經濟等同于私營經濟，讓市場經濟的中介組織去管理，這種機構改革思路是不能茍同的，因為它背離新中國憲法的要求。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之前，省市地區的黨政兩方面都有職能機構管理集體經濟，黨委有農工部從組織、干部方面抓公有制生產關系，政府有集體資產管理局從生產力方面抓集體經濟。雖然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框架下，那時的管理方式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但是，在明確經濟管理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這種弊病經過具體管理方式的改革是可以糾正的;但是這些機構在改革中卻被完全取消了，而沒有設立新的機構來抓集體所有制，這就使集體經濟的政府管理幾乎成“真空”，連有原先那種有弊端的但畢竟包含著黨政自上而下的有組織地支持和幫助也不存在了，這就不能不使集體經濟受到嚴重的削弱。為此，應當盡快解決這個問題。要振興城市集體經濟，就必須建立健全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政府管理機構。

　　（二）新的城市集體經濟管理機構應當轉變職能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對集體經濟的管理機構，必須以新的適應市場經濟的方式來行使管理職能。在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集體經濟是屬于市內轄區、街道辦事處(統稱之為社區政府)管理的。這從城市集體經濟通常位于城市社區，規模一般不大的情況來看，并沒有錯。但是那時，管理上存在政企不分的行政性管理方式，主要表現：一是社區政府直接干預集體企業的內部管理，包括干部任命和生產經營管理;二是社區政府的財政收支與集體企業的財務管理沒有嚴格區分開來，這些都有悖于集體經濟的性質，不利于城市集體經濟的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是必須改革的。

　　城市政府一旦重新設立集體經濟管理機構，就必須轉變管理職能，從原先那種直接干預企業內部管理，轉向從外部支持和幫助集體企業發展。這種轉變包括：不再任命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干部領導班子，而是根據有關法規，指導集體企業的廣大成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領導班子;把社區政府的財政管理與集體經營性資本管理區分開來，社區政府的財政財政收入由上級政府財政預算撥款來解決，在財務上只與集體企業依法發生稅收監督或者必要的規費往來;各級政府按照國家法規，對集體企業進行工商法制教育與管理，集體企業必須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依法繳稅。實行新的政企分開管理方式之后，這并沒有減輕各級政府對于發展集體經濟的責任，因為要解決本地區的就業問題，穩定地區安定團結，增加國家稅收，繁榮地方市場，都需要社區政府發揮積極作用，積極支持和扶植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所謂“政府搭臺、企業唱戲”，這可以形象地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集體企業的關系。

　　（三）促進集體經濟生產關系的人格化

　　城市集體經濟的生命力在于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能夠保持比相同規模的私營經濟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需要充分發揮集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生產關系的優越性。而這種優越性的發揮，就在于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在所形成的具體經濟關系的每一個環節或崗位，都能夠落實到有人承擔權利和責任，實現城市集體經濟的人格化。換句話說，就是要實現城市工商集體企業的資本關系的人格化，使資本運營過程各個環節的當事人，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集體所有制生產關系的客觀要求。

　　實現城市集體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人格化，關鍵是實現集體所有權主體的人格化。這是因為，職能資本運營過程各環節的當事人最終是受所有權主體指揮的，資本所有權的經濟價值要靠所有權主體的控制操作來實現;如果控制主體不落實，或者不完全符合集體經濟利益的要求，那么集體資本所有權的經濟價值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實現。所以，集體經濟的所有權主體機構及其當事人應當體現由勞動者自然人構成的集體利益的要求，成為集體經濟利益的代表者。

　　這里有必要強調，城市社區的政府機構及其負責人不能替代集體經濟的所有權主體機構及其當事人。盡管說社區政府機構是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但是，這并不等于說，社區政府機構就可以作為集體經濟的所有權機構，在政府面對多種經濟成分的情況下，更不能這樣簡單的等同。勞動群眾集體是由一個個自然人構成的，城市集體經濟的所有權機構，由身在集體企業的全體勞動者依法通過民主的方法選舉產生，這才符合集體經濟利益的代表者的規定性。這種集體經濟的所有權機構是純粹的經濟利益權益歸屬機構，不宜把它與政府機構混為一談。

　　實現集體所有權主體的人格化，實質上就是要形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夠真正代表集體利益、自主經營、搞好企業的集體經濟的領導班子。在此前提下，還必須發揮領導班子的能動作用，按照“因地制宜、一廠一策、民主管理”的方式，設立企業各種生產和經營崗位，建立嚴格的崗位責任制，落實企業內部的按勞分配原則，實現整個企業集體所有制生產關系的人格化。

　　需要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部門不再向集體企業直接派出干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放松對集體經濟的支持和引導。對企業民主選舉主要領導班子尤其是負責人仍應依法引導。政府有責任加強宣傳教育，讓集體企業的勞動者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領導班子成員應具備的資格條件，避免自發選舉形成極端民主化，造成誤選而給企業和職工群眾帶來損失。

　　（四）對股份合作制企業的管理應遵循其集體經濟性質的規定

　　在20世紀90年代初，由山東諸城較早發起城市集體企業的股份合作制改革，逐步在全國市縣推開。這一階段的改革，取得較好的效果，可惜，包括諸城在內的一些地區股份合作制企業實踐的時間不長，在90年代后期轉向了私人合伙制或私有制。不過，到2008年末，全國第二、第三產業的股份合作企業資產總額仍有4.5萬億元，占全社會企業總資產的2.2%(參見第三章表3-2)，促進股份合作制企業的鞏固和發展，仍需要各級政府完善管理體制。為此，有必要做些深入分析：

　　1 .充分認識股份合作制的集體經濟性質的決定因素

　　股份合作制是實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與勞動聯合相結合、以勞動聯合為主的企業組織形式。勞動聯合為主，這是股份合作制具有集體經濟性質的決定性因素。勞動聯合這種集體所有制的生產關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企業重要決策實行全體勞動者一人一票制，而不是股權制(一股一票)。前者體現勞動者地位平等、民主管理;后者股份越多，權利越大，意味著在企業中資本權益壓倒勞動權益。二是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勞分配為主，以按股份分紅為次。各級政府指導和幫助股份合作制企業發展，應當把握其集體經濟的本質規定性。但是，還應當看到，股份合作制包括一定的私有制因素，它承認勞動者個人資本入股，除按勞分配之外，還可以按股份分紅，入股份額多，則分紅也多。因此，它是一種公私所有制兼有的過渡性所有制形式，既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向完全勞動聯合的集體所有制，又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向私人合伙制或私有制。作為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各級政府，顯然應當積極引導股份合作制企業創造條件，逐步向完全勞動聯合的集體所有制演進，而不應當后退到私人合伙制。

　　2 .必須把股份合作制與私人合伙制嚴格區分開來

　　股份合作制與私人合伙制的根本區別在于，后者以資本聯合為主，作為投資者的少數合伙人形成的經營層與企業絕大多數勞動者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企業由少數合伙人決策經營;少數合伙人內部實行按股分紅，而雇傭的勞動者按市場勞動力價格拿工資。可見，私人合伙制實際上是私人合伙的私有制，不屬于集體所有制范疇。股份合作制由于也存在一定的資本聯合，如果不搞全體勞動者的一人一票制，而搞股權制(一股一票)，同時，如果分配不以按勞分配為主，而以按股份紅為主，那么，在缺乏政策指導和法制干預、企業內部允許成員之間轉賣股權的情況下，企業的股份就具有了向經營層(企業管理者)方面集中的現實可能性，將導致企業經濟性質向私人合伙制的蛻變。

　　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地方的領導和媒體沒能弄清股份合作制與私人合伙制兩者經濟性質的原則區別，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起初主張股份合作制企業“適當”拉開經營者和企業一般職工持股的差距，進而大力推行“經營者持大股”，結果導致大批股份合作制企業私有化。

　　鼓勵和支持經營者持大股的主要理論依據：一是認為只有讓經營者控股，才能增加經營者個人投資的風險性，使其個人物質利益與企業利益結合得更加緊密，從而增強其責任心和工作動力;二是認為這可以避免企業管理中的極端民主化，降低管理和決策成本，提高管理工作效率。這種來自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的理論錯誤，我們在第五章“創新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激勵機制”一節已經做了揭示和批判。那種“在股份合作制企業中，股權均衡會形成新的大鍋飯”的觀點，實質就是要否認集體經濟性質要求的一人一票制，否認勞動者作為集體企業的主人翁具有管理企業的民主權利，其理論依據無非是“私有制有效論”，目的是用私有觀念來消解集體經濟。實際上，根據唯物史觀關于生產關系人格化的原理，集體經濟是完全能夠通過民主管理程序，選拔出有很強責任感的經營管理負責人的。

　　3 .引導股份合作制企業堅持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關系

　　分配關系由生產關系所決定。股份合作制的所有制關系具有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兩個層次，所以分配關系也有按勞分配和按股份紅兩種方式，但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這在實際操作上要求，企業在扣除物質成本(用于消耗掉的補償不變資本價值)、公積金和依法繳稅之后所取得的純收入(可用于個人分配的新創造的價值)，必須把大部分用于按勞分配(各企業應當從本企業的實際出發探索合理的具體計量分配方式)，其余部分用于按股分紅。企業成員個人持股的差距越大，純收入中用于按勞分配和按股分紅這兩部分之間的差距也應適當拉大，這樣才有利于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有利于企業保持集體經濟的性質。

　　筆者曾調研過蘇南一個生產“菊花牌”味精的股份合作制企業。該廠在經驗介紹中談到，他們每年在增長的純收入中，首先保證本企業職工人均提高15%的工資，剩余的部分，再用于提高按股分紅的分紅率。這樣，就使企業增加的收入，主要用到了調動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上，而按資分配在企業純收入的分配就下降到了次要的地位。這個經驗十分值得重視。初看起來，提高股份分紅率可以調動職工股東的積極性，但是按股分紅比例過高，勢必降低按勞分配比重，淡化職工勞動意識；而且股本紅利率過高，也可能降低作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應有的發展基金的積累，還會影響以預防經營風險、彌補經營虧損為主要目的企業公積金的積累。所以，政府必須引導股份合作制企業堅持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方式，這樣，才能推進城市股份合作制企業在集體經濟軌道上健康發展和壯大。

　　4.提高城市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水平

　　以上從政府應設立城市集體經濟管理機構、新管理機構應當轉變職能、促進集體經濟生產關系的人格化、集體企業管理應遵循集體經濟性質的規定等四個方面，從生產關系方面探討了各級政府應如何促進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但是這還不夠，還必須注重從生產力方面如何指導城市集體企業的發展。我們在第五章探討的促進國有企業發展生產力的措施，對集體企業在原則上也是適用的。實踐證明，各級政府重視指導和幫助，城市集體企業是完全可以發揮內部潛力，做出成績的。天津市是比較重視城市集體經濟發展的大城市，該市大港區政府經過對集體企業的扶持培育、重組整合，促進企業依靠科技進步，挖掘集體經濟增長潛力，2007年上半年集體經濟實現利潤首次超過億元，各項指標均創近年來最好水平;[②]該區的集體企業華孚公司每年用于科技研發的資金占銷售收入的5%左右，每年都有3到5種新產品或新技術研發成功，目前華孚公司已經擁有10項國際領先，30多項國內領先的產品或技術;像這樣具備科研及科技攻關能力的集體企業大港區有15家，而且絕大多數為規模企業，這些企業擁有先進的設備和眾多科研技術人員，每年還有近1200萬元的資金用于科技創新，直接拉動城市集體經濟增長。[③]天津大港區的經驗說明，輕視、淡化政府對發展城市集體經濟的作用是缺乏根據的。

　　（五）、采取實際措施振興城市集體經濟

　　（一）政府的積極支持和引導是鞏固和發展城市集體經濟的根本條件

　　以上我們論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辦好城市集體經濟的重要性和基本方法。這也就說明了，目前全國城市集體經濟發展的低谷狀態不是集體經濟本身缺乏生命力，它只是改革過程中由于錯誤認識和私有化“改制”導致的一種暫時的現象。只要各級政府堅持新中國憲法規定的原則，統一認識，采取積極措施，城市集體經濟是一定能夠重新振興起來的。各級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和有組織地支持和引導，這是振興城市集體經濟的根本條件。

　　政府對城市集體經濟的支持和指導，與政府對集體企業“行政干預”絕不是一回事。前者是為振興集體經濟提供外部條件，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國家政府對公有制經濟的積極維護職能;而后者則是一種政府對集體企業內部管理的取代或者干擾，是管理職能上的錯位，兩者是根本不同的。在20世紀80年代初，不少地方政府政府結合當時安置回城知青就業的迫切要求，對發展城市集體經濟提出過“條條辦，塊塊辦，發動群眾自己辦，誰有條件誰來辦，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扶上馬，送一程”的要求，盡管說，當時的做法難免帶有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痕跡，但是，政府當時那種積極支持創辦城市集體經濟的精神是完全值得肯定和發揚的。各級政府對發展城市集體經濟的支持和引導，應當體現在組成精干的機構和配備干得力的干部來組織和規劃上，體現在盡可能在場地、資金、稅收政策等方面提供有利的條件上。

　　(二)建立城市支持集體經濟發展基金

　　振興城市集體經濟必須有資金投入。一般來說，集體企業既然是集體所有制，理應由構成集體的勞動者個人集資籌辦。但是，如果把籌辦集體企業的方式限于由勞動者自己籌資充足之后才能創辦，那些資金困難的勞動者要參與集體經濟就會遇到較大的困難;在私營經濟并存的條件下，集體經濟就會因自發的發展而過于緩慢，不利于與私營經濟在發展速度上競爭。為了支持發展集體經濟，政府有必要利用財政手段設立支持集體經濟發展的基金。這種基金可以作為財政性暫付款，貸放給勞動者作為籌辦集體企業的啟動資金，或者作為勞動者集體向銀行借款的擔保資金。

　　（三）制定支持城市集體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

　　發展城市集體經濟有利于擴大就業，有利于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社區安定團結，從而有利于減少政府財政在“再分配”方面的支出，從這些方面綜合考慮，有必要制定對扶植城市集體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例如：

　　——登記注冊的優惠政策。一段時間以來，有的地區輕視城市集體經濟的發展，在企業注冊投資額上，集體企業要1000萬元，私人企業只要500萬元;政府規定的企業應交的規費，內資企業一定要交，但外資企業可以不交，造成當地出現“外資興旺，內資恐慌”的說法，這是必須堅決糾正的。從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要求看，對城市集體經濟完全應當予以優惠。

　　——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目前有的地區關于企業所得稅的規定，對大型私營企業有優惠政策，大型集體企業則不能享受，這是不能允許的。對于新辦集體企業，可以在最初幾年給予稅收方面的減免照顧。這樣做，政府似乎會減少一定的稅收，但是政府在解決居民收入兩級分化方面的“再分配”支出，也會明顯減少，甚至減少更多，所以，制定扶植城市集體經濟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

　　（四）把發展城市集體經濟與解決就業問題結合起來

　　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是造成失業現象的根源。目前，我國第二、第三產業私有制經濟比重顯著加大，這是失業率提高的根本原因。要扭轉這種狀況，大力發展城市集體經濟是不可低估的積極措施。政府引導、支持失業工人創辦新的城市集體企業。不但擴大了就業，而且也有利于擴大公有制經濟的比重。為此，要盡快行動起來：一是要在失業工人中挑選先進的、有組織能力的勞動者加以培訓，使他們成為創辦各種類型的集體經濟組織的帶頭人;二是要做好失業勞動者的登記工作，在全面掌握情況的基礎上，從思想上關心他們，從物質上支持他們，動員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創辦各種集體企業;三是要組織好對失業工人的再就業培訓。目前，出現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新情況，可以由政府出資開辦職業培訓學校，發揮大學畢業生在失業工人再就業培訓中的作用，這樣既能解決對普通工人職業技術培訓師資不足的問題，又可以促進大學生的就業。

　　需要說明的是，這里講支持失業勞動者創辦集體企業，決不意味著要排斥支持有的勞動者自謀職業搞個體戶甚至搞私營經濟;這樣強調發展城市集體經濟，如前所述，是因為從戰略上看，這對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具有更為重要的長遠意義。

　　（待續：第七章 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實現“第二個飛躍”）

　　[①] 參見聯合會簡介. 中國輕工業聯合會網站(http://www.clii.com.cn/news/cnlic-info/index.aspx).

　　[②] 天津市商務委. 大港區城市集體經濟發展創新高[OL] .新華網(http://www.tj.xinhuanet.com/wangqun/2007-07/20/content_10635407.htm)

　　[③] 于國富. 城市集體經濟采訪散記之一：科技引領助推發展[OL] .天津日報網(http://epaper.tianjinwe.com/tjrb/tjrb/2007-09/05/content_5341964.htm)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