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幾段發言是老田在2013年11月2-3日舉行的“統計與政治”專題討論會上的幾次發言，這幾次發言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如何看待政府官員中間的“機會主義行為”，同時，也反復追問學術界的國史研究中間各種偽裝的“天真和幼稚心態”，這種心態從最善良的推測出發也只是對官場的機會主義行為發出了漫無邊際的夸張議論，不僅夠不上學術，而且還算不上好的政治宣傳策略。

　　各種專案組學術，主要的手法是把官場中間的各種機會主義行為，曲折地給予“正當化論證”，把各種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惡劣表現及其后果，看做是政治負債，經過近三十年的沉淀，逐步地收斂為兩種“簡易記賬法”：一是把政治負債記在高層領導人頭上(例如記在毛澤東頭上)說是領導人的某種思想引發的機會主義行為并需要為此負責;二是把政治負債記在“體制或者制度”身上(例如宣稱集權體制負責)。這兩種簡易記賬法的特點，是撇開官場機會主義行為的責任人自己的行為動機和利益訴求，為機會主義行為尋找外部責任人——領導人負責或者體制負責——的所謂學術，就這樣成為解釋歷史和政治的婢女，服務于權力精英的政治資本積累需要。

　　如果學者明確地標榜他的學術就是要為官場的機會主義行為辯護，這顯然會降低對讀者的吸引力，為此，學者們在漫長的訴說生涯中間，發展出幾種機智的“保護色”，結果是在學術研究中間，引進了幾種“站臺子”的保護色：例如說自己的研究目的是揭露“集權體制的不人道”，或者裝出同情弱者的“道義立場”，又或者把自己打扮成“普世價值”的教士、公知等等，就這樣，這些所謂的“靠學術吃飯”的群體，為了忽悠讀者，在所謂的研究中間，在進行材料搜集或者邏輯論證的時候，就開始建構各種“非學術堡壘”以拒斥批評和詰問的可能性。這使得該開搞年代的所謂學術研究，充滿了詭異的外貌：有的學者看起來像一個訴苦的老貧農，也有的學者看起來像是教士或者道學家，唯獨不像學者，其中一些人“佼佼者”不像學者的程度以及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拒斥初中生就必須掌握的邏輯要求還拒斥常識。

　　其實，在中國學界，研究共產黨的歷史嚴格拒絕既有的學術積累，早已經是一個公開的規則。研究中國革命完全不考慮各種研究“社會運動”和革命的學術積累，研究共產黨治國拒絕科層制的知識，研究社會轉型完全不考慮社會階層力量的對比和互動，這早已不是什么機密，而是一般規則，這看起來像是一個范式：知識精英已經要盡最大可能把共產黨歷史研究“非學術化”或者“反學術化”。有些不耐煩的讀者早已厭倦這些喋喋不休的“知識分子”，根據自己對各種“保護色”的認知稱他們是“姿勢分子”，甚至有不寬容的網友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簽名檔——“少養專家多養豬”。】

　　【下面幾段文字是老田在會議上發言的整理稿】

　　把機會主義行為的缺陷視為難于避免的“常識”

　　我覺得剛才的爭論很有意思啊，談到毛時代的很多重要問題，往往不能保持冷靜，拍桌子也是有可能的，今天還算是正常。孫經先老師不是做社會科學研究的，數學界的爭論恐怕會很小，可能不適應社會科學研究中間爭論的激烈性。我倒是因為經常上網爭論，見多了那些不喜歡講道理同時態度特別激烈的人。比如談到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話題往往被集中到死人多還是少，一方非要說這個數字很大，另外一方非要說這個數字很小，這個完全沒有必要。難道不能把數字作為最后的結論放在最后解決，首先從材料和論證過程入手，相互之間對對話不是更好嗎?當然，爭論一開始就從應該作為最后結論的數字入手，是話語權掌握在誰手里的體現：誰能夠設置議題和議程?

　　如果真的要把爭論的問題學術化的話，最好的方法我們還是回到中學語文課的邏輯要求：先提供證據和論證邏輯過程，最后得到結論或者論點，先易后難，至少可以提高對話的效率。困難時期的很多問題，涉及政權的決策和執行問題，討論這個方面的話題，最好還是回到官僚制或者科層組織的內部機制上面來。剛才馮筱才教授講到共產黨體制里的一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官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其實這是人類有組織以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官員個人有著獨立于組織目標和規則的職業利益甚至是私利，組織的運作離不開自下而上的“信息鏈”和自上而下的“命令鏈”，官員為了自己的利益會在信息鏈和命令鏈中間“摻假”，這個問題似乎誰也解決不了。如果沒有組織的話，重大的人類活動肯定沒有辦法組織，一建立組織的話，上級要考評下級的實際功績并依據這個功績來進行獎懲，這在東西方的政府組織乃至公營和私營企業組織里面都是一樣的，由此必然引發與組織特性相關的機會主義行為。“官出數字、數字出官”，這個現象不僅過去有，現也在有，肯定還要通行于未來的官場。原來國共內戰的時候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按國軍的“戰績”，共軍早被打成負數了。組織內部的機會主義行為的內在機制到處都是一樣的，一是上級控制下級的職業利益升降，二是下級對上級有信息優勢，可以在數字上摻假，要上級看到我的功績很大。

　　我們現在研究共產黨政府這樣的龐大政權組織，僅僅依靠描述上級怎么樣、由此推論將會誘導下級怎么樣，然后就簡單地把這些機會主義行為作為一種政治負債，歸結為權力中心某個人，例如斯大林或者毛澤東的問題，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簡易記賬法”，把政治負債記在最高領導人頭上。其實還有第二種簡易記賬法也很常見，把負債記在體制或者制度上。在這兩種簡易記賬法背后有一個很天真的結論：如果沒有某某人或者某種制度，就會終結官場的機會主義行為，這是遮蔽了組織內部機會主義行為普遍性、脫離了討論組織和管理鏈條的場域之后才會有的幼稚想法，這樣的議論和結論肯定能夠找到領導人的言論或者某體制下官場的職業利益證據來支撐，但這都談不上是嚴肅的學術研究結論。

　　不僅僅是組織內部的官員存在著機會主義取向，“非官員”參與政治過程一樣有這樣的問題。剛才提到“五反”運動，我相信上海市長陳毅沒有鼓勵“五反”工作隊查很多大老虎，當時駐上海抓“五反”的薄一波是中央讓他在那里試點取得經驗，他也沒有鼓勵這個東西。“五反”工作隊吸收了很多工人階級積極分子、資方高級職員參加，這些人跟官員一樣也有“政績”需要，要在共產黨政府面前積極表現，也一樣推動了所謂的“極左”。這些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把資本家的違法數字竭力擴大，這些行為實際上跟馬克思說“資本家具有無限積累資本的欲望”是一樣的。很多不同的政治行為人都懷有“積累個人政治資本”的目標。對照后來的一系列“非官員”參與政治運動的表現，可以看到內在的一致性。“四清”的時候我老家蘄春縣有華中師范學院的一群學生參加，好些要求進步的學生進村第一件事就想到要打一個大老虎出來，心中的那點小九九今天倒是很容易理解：無非是要政治表現好，積累點資本申請入團、入黨，既然有了利益考量在里面，那么政策、法律和事實這些條條框框就要讓讓步了。要求進步的學生太多，匯集的材料很嚴重，很多蘄春縣的干部有基層經驗，知道學生的大貪污數字是假的，卻不敢公然說不，否則就有可能被這些要求進步的學生視為妨礙其政治資本積累的敵手。他們有可能攻擊你包庇壞人，這就讓你很被動、很弱勢，反而需要在表面上安撫這些學生：表揚他們做得很好、立場很堅定等等。這個夸獎言論多了之后又要起反作用。當年的張厚安老師沒有搞大貪污犯，也知道內在的摻假問題，但是那些人反而得了表揚，他也很有意見，認為干部表揚摻假是對實事求是的人不公正，后來寫回憶文章說蘄春縣領導“四清”的干部鼓勵“極左”行為。其實在市場交易中間，機會主義行為更為嚴重，也一樣是因為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這個方面的缺陷受到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重視：事前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事后的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道德風險。

　　我就覺得，討論政治特別是前蘇聯和毛時代的問題，無論是統計問題還是其他，還是要對照官僚制或者科層組織的常規表現，把機會主義行為的普遍存在看做難于避免的缺陷，不管是組織內部還是市場交易中間，因為不能完全排除那些官員或者其他參與者的私人利害關系，都會導致機會主義行為。把機會主義行為的缺陷視為難于避免的“常識”，再來考慮可行的限制方案，才算是比較靠譜一點的思路，比如說“打折”就是一個事后的調節和限制，意味著對機會主義行為的放大倍數進行抵銷計算。

　　所以，我覺得第一要回到常識——把問題放置在組織和管理場域中間去討論，這意味著要把個人主義的擴張與機會主義行為一樣視為“常量”，有意識地放棄那種對照著一種“百分之百沒有機會主義的天堂”進行批判的想象力，以及由這種錯誤的想象力支持的兩種“簡易記賬法”，會更有學術的嚴肅性。又如果能夠回歸到初中語文課本的邏輯要求，即使最后得不到一致的結論，肯定也能夠提高爭論或者交流的效率，哪怕你再不同的觀點，至少大家可以冷靜地交換意見，比較一下我們到底是在哪些地方不一致。

　　逃荒與人口減少問題

　　統計局的數據質量不高，算是有共識，我也很關心這個問題。數據缺陷是怎么產生的，在基層應該能夠找到原因。我在《蘭考縣志》看到，在1962～1963年人口數據增加很多，我順口問了一下縣志辦的工作人員，他的回答是說，當時有很多逃荒的，后來回來了。我看到曹樹基老師選定的廬江縣也是1962年、1963年、1964年人口增長比率很高，曹老師是直接把高增長率當做自然增長人數，反推回去，得出1960年人口比統計局數量更少的結論。這個地方需要追問一下：有沒有其他的解釋空間?

　　接下來就是調糧的區域問題。我們知道從1953年開始就統購統銷，1955年搞“三定”，是面向個體農戶的，到1956年全國轉社了，就面向合作社了。那么從這個方面看，很清楚，就是說每個縣每個公社、每個大隊到生產隊征購任務是通過“三定”的方式定下來的，這也是劃分政府與農民之間糧食比例的關鍵環節。我注意到曹老師和劉博士兩位都提到干部素質的因素，甩開了干部們的上下級之間如何商定征購數量的主渠道，這就需要追問地方干部的因素可能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改變國家對農民的征購或者返銷糧數量，征購涉及那么多的對象，必須要有先定的確定程序，這不可能通過臨時協商和一對一談判解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洽談的時間會大到沒有辦法估計，不可能是正常的工作程序。

　　還有一個是廬江縣人口數據缺陷問題。有一個親歷者在網上寫文章說，當時調查死亡人口的時候，凡是不在村子里面的逃荒人口統統報成死亡人口。他舉了一個例子，他這個村子1200多人，但是當時只有300人在家，其余的965人全部報上去作為死亡人口，后來其余930人又回來了。這位網友還提到另外一個產生數據缺陷的機制。1957年省委書記曾希圣為首的南下干部把很多本地干部打成右派趕下臺，這一次做死亡人口調查的時候，曾希圣已經調離安徽，本地干部認為得罪了我，我要讓你好看。這位網友的父親當時是縣里面的干部，因為被打成右派，所以13級降成18級，他就刻意多報死亡人口。這位網友還說，他父親還提到其他各縣也有這種情況。也就是說，多報死亡人口與官場的山頭派系斗爭有關系。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如果存在，確實有可能導致統計數字的嚴重不實。網友提供的數字不一定可靠，可以沿著這個思路去追問一下當時的數字是怎么產生的，這樣有可能在一個具體的地域弄清楚數據質量問題是怎么出現的。

　　不能假定戶籍管理制度是完美執行的

　　我不是數學家，也不是歷史學家，但我很關注這個時期人口問題，我自己也有一個非專業的估計數字，孫經先老師的數字比我的估計數極度偏小，曹樹基老師則反過來偏大好幾倍。大家其實都沒有能力搞一次人口普查，都依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人口數字進行推算。我使用統計局的數字和公式，驗算過1953～1964年的人口數字，結果發現，從1954年開始，歷年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都大于驗算數字，其中1959年的驗算數字要比公布的數據少709萬。如果不看孫老師的研究，就很容易得出統計局事后更改數字摻假的結論。這個驗算數字與公布數字的不一致，我個人認為是統計局數字中間最大的疑點，只有孫老師的研究很好地回應了這個最大的疑點。我是在看了孫先生的研究之后，才開始愿意相信統計局沒有篡改數字造假的。

　　曹老師反駁孫老師的批評文章中間，列舉了幾個戶籍管理制度，以此說明戶籍管理是嚴格的、嚴密的，要得出這樣的結論必須嚴格假定這個制度是完美執行的，這本身是不可靠的。可以進一步推論，如果曹老師列舉的制度都得到完美執行的話，顯然，統計局的數字就不可能出現那么大的漏洞和問題。我自己是在農村長大的，一個人有沒有口糧，是由生產隊決定的。對生產隊來說，是不是我們隊的人很重要，至于你有沒有戶口，那是不重要的，當時公社掌握著戶口。經過困難時期之后，戶籍制度就比較嚴格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傾向于認為這個時期已經接近于曹老師的完美執行假定了。當你從一個地方遷出到另外一個地方落戶，這個就非常嚴格了。我上大學時，自己親自辦過一回。但在50年代的時候，說戶籍制度在公布一開始就是完美執行的，就要打個問號。

　　另外，孫老師剛才講公式系數是0.5496，這個系數是怎么來的?你最好是用普通人都能聽得懂的(語言)說一下系數是怎么來的，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不是數學專家。

　　數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釋這些數字更重要

　　激烈的爭論也是好事，現在大家總算是有了一點共識，都認為統計局的數字中間普查年份的數字比較可靠，可以把這個作為討論的基礎，這是我們兩天非常大的進步。李若建老師說得非常好，同樣一個數據確實有很多問題，中間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這好像給很多學者不同的解釋空間。有人愿意用最大的惡意來理解這些數字，反過來，也有人要以最大的善意來理解這些數字。王紹光老師昨天的說法很重要，數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釋這些數字更重要。我們的爭論和沖突，主要不是數字本身，而是怎么解釋這些數字。我對1988年統計局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進行驗算(這個匯編的數字與1983年公布的數字一致)，數字的質量確實不高，局部地區甚至錯得很離譜，例如信陽地區17個縣，其中有11個縣的數字是完全不靠譜的，而且更為離譜的是把17個縣的人口數加總都加掉190萬，加減法就算錯了。假設匯編的編者沒有惡意，那11個縣的數字可能是抄錯了，可能是手工匯總，因此有失誤，但這不解決實際上的數字質量問題。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嚴重存在，就相應地產生了新的解釋空間。在統計局干部的數字中間，以普查年份1953年和1964年為基礎，采用統計局的人口年增長率計算公式進行驗算，結果發現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長率和年末人口數這四個數字之間不能吻合，1958年、1959年驗算結果都小于公布數字，1960年大體吻合，1961年、1962年大于公布數字，其中1959年驗算數字比公布數字少709萬，這是廣受懷疑的問題。出現了這種狀況，就有人推定是統計局事后篡改了人口數字，在公布數字中間調高了1958年、1959年的數字，調低了1961年、1962年的數字，人為制造了人口大量減少的統計假象，特別是后來三次人口普查數字中間1960年出生的年齡組人口數，越多越大于統計局公布的出生數，這被看做統計局篡改數字的鐵證。因為統計局發布的數字不能相互吻合的問題長期存在并且廣受懷疑，楊松林還去找過李成瑞(發布人口數字時任職國家統計局局長)核實到底統計局有沒有改數字，李成瑞賭咒發誓說沒有改數字。目前孫經先老師的研究是第一個回應了這個重要問題的，而且很有解釋力，我是看了孫老師的研究之后才開始相信李成瑞的賭咒發誓的，此前一直是不相信的。

　　昨天王紹光教授搜集了許多國家的死亡率下降數字，建國以后只用七年時間就實現了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三年困難時期出現死亡率異常反升，這樣，如何確定一個“正常”的年死亡率就成為估算的首要依據。要是與國外的同等收入水平相比，困難年份的死亡率在那些窮國也還沒有偏離“正常”年份很遠。以這種對比作為參照，很顯然，中國新的制度確實給大量的窮困人口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機會，這樣才會導致短期內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快速下降，在計劃生育政策得到廣泛執行導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之前，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這是新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關鍵原因。網絡上也長期爭論人口與饑荒問題。2003年網友“數學”寫了篇文章《用中國兩千年人口變化圖來紀念人民領袖毛澤東》，后來他還寫了二三十個帖子來發展這個思路。他根據資料繪制了從公元2年到公元2000年以來中國的人口變化圖，“曲線一經過1949年，就急劇上升，直到2000年的12.7億人口”。他說：“假設我是一個微生物學家，專門對細菌進行研究，假設我連續觀察2000分鐘，經常地記下細菌的菌落繁殖情況，如果我發現在第1949分鐘，細菌的數量開始急劇增加，我會得出什么結論呢?我會認為在1949分鐘開始，這些細菌的生存環境有了明顯的改善。”“在電子學中有一個術語，叫‘階躍’，因此我們下面還是專業一點，將這段跳躍叫做‘毛澤東階躍’吧。”“再過兩千年，即到了4000年的時候，中國還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因為戰爭或者計劃生育減緩或者降低，之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因此以后的人口變化都將是平緩的”。“到那個時候的人口專家畫一張四千年人口變化圖，那個時候的懸崖峭壁已經在圖中央了，則人們的目光會首先被1949年開始的上升所吸引，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人口快速上升期。‘那是誰干的?’，那時的一位專家向歷史系的學生們指著那個懸崖峭壁說：‘這是毛澤東階躍。’”(見圖5)①

　　相比較網友那樣的“不專業”爭論，學術研究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就算是講故事也要講一個更好的更具有整體性的故事。現在就是，劉驥老師剛才也提到一種現象，即有問題就簡單歸結為某個領導人，到最高層去找答案，這個研究路徑其實并不好。在決策、思想與現實后果中間有很多中間鏈條和巨大落差，通過寫論文把符合需要的文獻和現實材料精心排列在一起，好像這就是研究本身，可以替代因果機制的分析，這跟專案組的手法其實不相上下。毛時代確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另類的時候，要理解這個時代的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援引西方的學術框架對當時的現實和指導思想進行切割，這本身就構成一個特殊的材料篩選標準和駕馭材料的方法。打開一扇西窗來觀察東面的風景，能夠兼容多少關鍵史實是不無疑問的。恐怕與毛時代粗糙理論相比，今天學術界在引進西方理論不認同當時的制度實踐方面有長足的進展，但要說因此構建了更為合理的觀察框架，還言之過早。正是因為沒有一個成熟的觀察框架和學術構建，對于材料選擇和學術分析應該有更為謹慎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對毛時代的諸種爭論過于激烈，除了政治態度不同的原因外，沒有通用的學術框架恐怕也是一個技術性的原因。缺乏這個方面的學術積累，使得彼此準確把握對方說了什么以及為什么這么說，都有很大的困難，因為沒有起碼的共識，就沒有很好的交流平臺。本來，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只要不涉及毛時代或者毛本人，恐怕大家都會同意，但涉及毛時代的時候，這個有證據才說話的基本邏輯要求就不能成立。很多人會說檔案沒有開放什么的，其實在中國這么龐大的國家中間，如果一個檔案或者材料是以“秘密檔案”存在的話，不是事先讓政權組織內部的官員有充分了解，就不可能被執行;領導人講話也好，偏好也好，如果不為人們所知曉或者只有很少人知曉，那就不可能影響到具體的政治過程并帶來相應的社會后果。從這個角度看，檔案材料或者文件的公開性本身與權威性和解釋力是緊密相關的，完全秘密的材料對政治過程和社會都不可能產生影響。

　　分析農民的口糧問題為什么要甩開糧食部門的征購數字確定機制，例如1955年開始“三定”(定產、定購、定銷)。顯然，從統購統銷之后，糧食系統成為一個中介，向農民征購糧食，同時向非農人口供應，農民的糧食產量中間留下的口糧比例，是減去征購數量之后的余量——這是確定農民口糧數量的主要機制，是起關鍵作用的因子。研究如果選擇性地遺忘糧食部門如何確定征購數量的機制，把這個決定因素甩開，尋找其他零散起作用的因子做相關分析，這些零散因子加起來影響了總征購數字的多少百分比，恐怕不會很高吧。

　　把主流“文革”史刪去的政治力量和派性發酵的背景找回來

　　在研究“文革”時往往就說政治迫害，但是，具體的加害人以及為什么造成政治迫害，這些更為關鍵的內容卻沒有了。我為什么把武漢地區的“文革”整個過程不厭其煩地拿出來說，就是希望建立一個過程與機制的分析：什么時間開始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凝聚，相互之間有什么爭執，由此如何主導了新的局勢，導致有人迫害人、有人被迫害。脫離迫害人和被迫害人之間的具體政治沖突，單純強調受迫害數量巨大和情節惡劣，試圖從“數量巨大”這個單一因素簡單地導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結論，借以“省略掉”必不可少的歷史情境和學術分析，結果催生出一種“通過強大重大證據去減省邏輯分析過程并輕易得出結論”的“文革研究法”。在“文革”中，沒有統計數字，一個更重要的狀況是官員不是高于派性，而是陷于派性之中，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權威機構獨立地完成數據匯總工作，政府的狀況低于進行統計工作的最低政治條件。結果，學術上的機會主義行為就出來，某個大官說的話，不管有沒有根據，那就是權威。

　　用一個聳人聽聞的大數字來證明某個事情不正當，實際上是一種方法：證據本身就等于結論的論證方法。這種方法意味著現象本身就說明本質，材料自動證明結論。這種方法如果真的成立的話，就是要取消從證據到結論的分析過程，那還要社會科學和學術研究干什么?與這種“證據已經足以說明結論”的思路相配套，論證過程極其粗略和馬虎，把大數字當做是簡易完成論證過程的手段。有些論證或者解釋的“馬虎”程度，已經到了無法兼容常識的地步，例如對“文革”初期“西糾”組織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惡性事件，竟然有所謂的學者為他們辯解，說這里頭主要不是個人原因，也不需要個人負責，而是要歸因于“階級斗爭理論”，或者是“個人崇拜”起作用，或者把這個責任算到謝富治或其他的頂層“文革派”頭上。這種講述歷史的方式除了刻意混淆“文革”兩大派別的界限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論證“打死人是有各種客觀原因的”。把“反文革派”的行為與“文革派”的主張掛在一起，竭力論證那個無法通過事實檢驗的含混的、整體化的“文革”概念，用這個概念包含截然對立、主張相反的兩股不同的政治力量來展開歷史敘述，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分析本身。這種分析，是把“反文革派”的表現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說成是政治迫害的原因，這是以損害共產黨的形象為代價，去為一些特權人士子弟的罪孽開脫。

　　不管集權體制多壞，也是有政策和規則的，鎮壓職能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己賦權給自己的。不管是在哪個社會，哪怕是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四中、八中，老師的教育內容也都是打人不對，老師也沒有在課堂上賦權學生去打人。一個人從嬰兒到成人的社會化過程中間，起作用的主要是家庭和學校，即便是在毛時代也很難說個體和家庭教導過“西糾”成員打死人，中學教師肯定沒有教導學生打人。從“文革”的事實看，打人最多的往往是初中生和小學生，而且是干部子弟居多。這些年齡段的個體行為，恐怕不能以宏觀政治背景來解釋。

　　歷史發生了以后，時間不可能倒流，就相當于材料已經進了倉庫，也不再有可能添加什么新的材料了，最后只剩下如何解釋的空間。既然不可能往歷史的材料倉庫里頭加新東西進去，我們見到的也僅僅是要對倉庫里頭的材料按照不同的標準進行取舍，然后作出新的解釋。當然也有捏造假材料的人，偷換概念，讓人們讀“文革”史分不清誰是造反派、誰是保守派。寫歷史無論如何都不是要把人搞糊涂，最低限度是要人們讀了歷史后搞清楚當時發生了什么。主流“文革”史之所成為這個樣子，我希望追問一下，這種歷史的寫法反映了什么，為什么產生這樣的知識生產和消費狀況，所以要加上“知識社會學分析”的標題。考慮到“文革”有億萬人親自參加和圍觀，知情者數量極其龐大，“文革”的歷史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后，在海量的知情人中間“被消費”，這種“文革”史除了檢驗出一種知識與權力的關系之外，還可以檢驗出知識的生產和消費鏈條中間的“作者—讀者”關系。對著海量的知情人公然說謊而不擔心受到反駁，僅僅用知識與權力的關系還不能完全解釋，這也是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

　　我對“文革”的分析，著重點在于要回到歷史的場域中去，把主流“文革”史刪去的政治力量和派性發酵的背景找回來，這樣的歷史分析其實是很初步的，僅僅是回到經驗本身，還談不上進行很深的理論提煉。但僅僅是這樣，展示什么群體和力量在什么時段做了什么事，從而分辨出誰是加害人、誰是受害人，把這個背景拿出來以后，就很容易看到那個著名的概括“一個人發動十幾個人利用上億人受操縱”遠遠不夠了。把重大歷史和政治現象說成是可以由唯一的一只手推動的，在沒有找出通過組織的“命令鏈”和“信息鏈”起作用的情況下，就說多數人的行為是少數人在遠處煽動的，這不是人世間的景象，這是憑空構建出一個“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模型”去解釋“文革”的歷史，我把這個稱為“反向的個人崇拜”。

　　對重視檔案、高層官員思想偏好及權力中心決策提一點修正意見

　　剛才聽李公明老師介紹科爾奈，我很有感觸。我是1986年開始學習經濟學的，我們寢室八個人，買了好幾套《短缺經濟學》，當時科爾奈基本上被視為“最高學問”了。科爾奈對黨中央影響更大，短缺經濟學里面很著名的詞匯，比如預算軟約束、父愛主義。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父愛主義，要把預算約束硬化，這就是在國企改革中間推行承包制：給企業定下各種承包指標，盈利多少，虧損企業的虧損額也可以進行承包，例如按照一個百分比下降。還有對企業資金“撥款改貸款”，企業上繳“利改稅”等等，中心思想就是貫徹科爾奈說的那兩條主要內容。后果如何呢?至少從企業盈虧數字看，國企的效率是越來越差，到1996年和1997年，全國國企盈利企業的總盈利連續兩年小于虧損企業的總虧損，出現全局性虧損，此后就是朱镕基的新思路“國企三年脫困”、“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和進一步的私有化過程了。怎么解釋國企的盈利數據下降，跟科爾奈思想指導下的改革設計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這個重要的工作沒有看到有人去做。

　　在國企出現全局虧損的同時，中國的GDP卻增加了很多，這是兩個相互矛盾的數據。如果把結果簡易地與原初設計的指導思想進行因果捆綁的話，這兩個重要數據恰好可以支持相反的結論。在解釋指導思想正確與否的時候，往往羅列合乎要求的證據簡易地完成論證過程——正確的思想導致正確的后果，錯誤的思想導致錯誤的后果。我讀過吳敬璉老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有三次重要的會議，都帶來了認識上的重大革新：第一次會議是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第二次是1987年的“釣魚臺會議”，第三次是1994年的“京倫飯店會議”。吳老先生在回顧這三次會議的時候，提出一個驚人的解釋邏輯：原先我們以為A是對的，開了一次會議之后發現A錯了，對的是B;第二次開會之后發現對的是C，B也是不對的;第三次開會之后發現C仍然是不對的，對的是D。其中，最初的A被認為是對的，這個A中間主要包括原先東歐的一些改革派經濟學家，科爾奈的影響是最大的，其次還有布魯斯和明茲等人，這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早消費的經濟學思想。后來的B、C、D就是來自歐美特別是美國的經濟學思想了。如果吳老先生這篇文章還靠譜的話，那么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所論證的各種指導思想從開頭到結尾都是一種“盲人騎瞎馬”的狀態。

　　我希望對重視檔案、高層官員的思想偏好及權力中心決策提一點修正意見。這些方面的資料肯定是有解釋力的，但是如果把這些材料的解釋力過分放大，好像在歷史和政治過程中間就沒有別的重要因素起作用，這肯定就偏了。我讀過一位楊教授關于鎮反運動的論證。他的文章引用了內部檔案材料，梳理得很細致，還有一些執行環節的材料，把整個決策過程和執行過程都說得很完備，似乎全中國都在執行那些來自中央的政策和思想指導。后來我也訪問過花山的部分土改干部。這個地方是湖北省第一個土改建政試驗點，這些農村干部大多不識字，其中只有一個人在1949年以前上過初中，這樣的知識人才很稀缺，就連縣長都很依賴他。他們提到親歷的“清匪反霸”、鎮反運動、土改、土改復查和“三反”運動，這些運動在時間上相互穿插，透過他們的講述，我得到的印象是：對于中央文件和上級意圖的了解確實有，但不是主要起作用的，起主要作用的當是當地的局勢和他們自己對于局勢的判斷。對于中央和上層來說，革命勝利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對于底層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干部來說，對于大局的判斷遠沒有那么樂觀。他們缺乏經驗，動員農民支持并不十分順利，因為鄉村社會中間舊的勢力通過宗族、房頭對于農民的影響還很大，很多干部實際上有一種恐慌心理。正是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對于舊勢力及其代表人物要從重從快和從嚴打擊的思想很一致，再加上當時全省的土改簡報中，報道孝感市出現暴動和劫法場的案例，還有很多農村干部被殺，外來的消息強化了他們的心理恐慌，這實際上決定性地影響到他們如何搜集信息向上匯報，如何執行中央政策和決策。這些干部的工作對象大多是基層的農會或者貧農團，那些工作對象除了明確感覺到舊勢力的優勢之外，還有解放前的積怨。土改時期這些積怨得到過度的表述，這也要反過來對那些干部起作用。不止一個人告訴我，他們對于召開針對大地主的批判大會心里沒有底，但是礙于農會和貧農團的強烈要求，只好硬著頭皮開。一個干部為了避免危險，連夜步行了60多里路，去省里面請求派兩個排的解放軍到會場警戒，這樣，這些干部才有足夠的膽量召開批判大會。正是這種恐慌心理，導致鎮反過程的擴大化，這個地方后來流放了800人去新疆。他們自己反思說，現在回頭看沒有必要，而且，還有些不該殺的人也殺了，他們自己都認為不是中央政策，而是自己沒有經驗，對局勢估計過于嚴重。上頭的政策當然重要，但是本地的現實也很重要，如何把握本地的現實就更為重要，這些環節合起來才最終決定了政策執行的結果。

　　政策或者領導意圖能不能及時傳遞下去也很重要。政策制定得再完整，如果下面執行環節的官員們不知道，這個政策顯然不可能被執行。很多人喜歡找一些機密檔案，機密程度到了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的地步，這種檔案或者材料就很難通過龐大的政權組織去實施，從而對整個社會的實際演變的影響也不會大。比如李銳在八九十年代宣傳說毛澤東喜歡畝產萬斤，但這個信息在五六十年代的官場中間肯定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李銳說的內容是真實的，但由于知道的人數過少，因此，對于官員執行政策的影響就很小。假如時光可以倒流，那就另當別論了。

　　重建毛時代的文獻和事實過程

　　我自己對毛時代這段歷史比較感興趣，花了很多時間來學習前賢和權威們寫的文章，自己也寫一些文章參與網絡爭論，經常被人說是為壞人辯護。最后我有一個發現，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起來批判“四人幫”，報章上也說一定要肅清“四人幫”流毒，在“文革”期間，政治上最腐朽、最墮落的表現就是專案組方式辦案，我還沒有看到有一個人為專案組這種審查方式辯護，說這個好。

　　專案組的工作方法往往是領導拋出一個人，譬如“文革”初期拋出清華校長蔣南翔，說他執行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專案組就發動底下大量的積極分子，從“官二代”到蔣南翔手下的黨支部書記、系主任什么的，要大家提供各種揭發材料，工作組把各種揭發材料匯集到一起，果然證明他不是好人。這還不夠，還要涉及他解放前的歷史，內查外調之后發現歷史上還有這個那個問題，調查對象包括他身邊的人甚至他出生的地方，因為工作組是代表政府，有無窮無盡的人力、物力去做這些性質的調查，發動N多的積極分子進行揭發，最后下結論說“鐵案如山”，定性誰誰不是好人。從理論上批倒這個好像并不困難，但是要與這種專案組審查方式說再見還真不容易。不僅網絡上大量文章就用這個專案組邏輯去審查毛本人乃至毛時代，審查共產黨政府乃至于社會主義制度實踐，甚至一些學院派的學者，或者官學機構里的學官，都用這種專案組方法來講述那段歷史。

　　當然，這種做學問的方式有一個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能夠短平快地寫出一篇論文來。這種論文格式其實太常見了，說起來大家都熟悉：從某個權威人物的講話或者官方機構的結論出發，填充某個或者某些事實或者學術原理，最后得出結論，某人或者某制度果然很不正當。甚至黨史的書寫也是這么完成的。林蘊暉回憶某位黨史領導小組領導人的說法：必須按照重新確立的“黨的基本路線”去重寫黨史，而且，基本路線有所更新之后，整個黨史重寫工作也要跟進。這樣一來，結論已經有了，剩下的就是挑選合適的材料并完成論證過程了。在共產黨執政的前三十年里，“三大改造”就是過急過粗，“大躍進”更是“急性病”大發作，“文革”就更是沒有任何價值，需要徹底否定了。這些結論也不是不可以，問題在于：總要給讀者說一下決策是如何作出并在科層組織內部執行的，過急過粗是什么層次的問題，都是通過一種“簡易記賬法”說是一種指導思想的錯誤。但是指導思想是如何在科層組織內部起作用的，也不是完全不提供證據，而不過是專案組那些“短平快”的方法，一些所謂的證據連“文革”期間的專案組材料都不如。要知道“三大改造”、“大躍進”和“文革”，這還是毛時代最重要的三大決策，都曾經被冠以“總路線”的名稱。共產黨政權說是有“議行合一”特點，但是，決策環節和執行環節還是分開的。一個重大決策從議論階段、凝聚共識到在會議上通過成為正式的政策，都有各個環節的官員參與，相應地還有組織上下級之間的信息匯集和挑選過程;在決策作出之后，還要通過從中央到地方各個行政層次的官員去執行;相應地，在決策前期也需要各個行政層次的官員提供決策信息。然而，我們在當時看不到“自上而下的命令鏈”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鏈”的流動過程。關于發動“大躍進”的敘事就很可笑，竟然把決策和執行環節根本甩開，排列了幾個領導人對于“反冒進”的不同看法和爭論，然后就說這就是“大躍進“決策的形成過程。至于執行環節的敘事就更可笑了，說是有一種風氣或者指導思想“自動”地起作用，似乎共產黨政權的執行環節有無限多種可能性，可以由執行層次的官員任意選擇，不過是在特定時期大多數都選擇了那些壞的東西。這就導致一個疑問：共產黨到底是不是一個分工協作組成的科層組織?難道龐大的共產黨政府能夠脫離“命令鏈”和“信息鏈”去運作嗎?

　　與這樣的黨史敘事相搭配，“偷換概念”的把戲在黨史研究中特別流行。我在中學語文課上學到：寫議論文使用概念，其內涵必須前后一致，而不能偷偷改換。但是，我們看到黨史敘事和大量的論文中間，普遍地玩弄偷換概念的小把戲。根據我自己的閱讀經驗，在許多人乃至權威黨史敘事中間，論述“大躍進”和“文革”都交替使用三個不同的概念內涵。

　　“大躍進”通常是在這樣三個內涵中間進行偷換：“大躍進”A(作為毛澤東推動的決策，主要內容是向地方和企業放權、產業政策改為“小土群”、“小洋群”、改進干部作風等)、“大躍進”B(主要是指“五風”：浮夸風、共產主義風、干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和瞎指揮)、“大躍進”C(時間段概念，有人指1958～1960年，也有人指代1959～1961年)。這種偷換概念的把戲玩起來，可以很方便地完成論證過程：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A，“大躍進”就是B(列舉各種現象)，“大躍進”C餓死了很多人，因此，毛澤東要為餓死人負責。結果，在這種把戲中間，真正需要進行學術分析的內容卻被遺忘了，毛澤東的“大躍進”決策及其形成的制度，對于糧食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具體影響，反而沒有人愿意做認真的分析。要是不玩偷換概念的把戲的話，餓死人數的多少不構成重要議題。難道餓死10萬人就很好嗎?也正是在偷換概念的把戲中間，餓死人數的多少才成為一個具有優先性的議題，餓死人越多，“大躍進”就可以直接地被判定不正當。

　　在“文革”敘事中間，同樣的把戲也存在，三個不同的“文革”概念內涵是：“文革”A(毛澤東提出繼續革命理論并在實踐中支持群眾建立各種組織去批判干部、奪權)，“文革”B(各種混亂現象，其中最頻繁被強調的是“受政治迫害”)，“文革”C(通常是指1966～1976年)。這一次常見的論證和邏輯是：毛澤東發動了“文革”A，造成了“文革”B，“文革”C期間的各種政治和經濟損失，證明了“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而“文革”的實際過程，各種政治力量的凝聚、表現及其互動，實踐與理論認識之間的差距及其原因，這些真正需要學術分析的場域，反而成了需要遮蔽的“危險領域”，誰要是涉足這些“危險領域”，就要被扣上“為壞人辯護”的帽子。

　　研究黨史的時候，很多人確實沒有專案組的權力，也沒有專案組那些資源，但他們普遍懷有專案組的心態。一些人甚至潛意識地把所有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賦予自己，把自己視為檢察官和法官的結合體，任何質疑都要接受他經過道德和法律的嚴審：你是不是想要為壞人壞事壞制度辯護?這樣的人和這樣的文章我看了非常多，甚至一些堪稱嚴肅的學者都未能免俗。懷有這種強烈的地位優勢，實際上已經設置了“信息輸入”的標準，凡屬不符合標準的信息被視為無效信息加以拒斥。一些公安局的偵查員就懷有這種心態，因為想要方便地收集犯罪信息和定案材料，就天然地傾向于逼供信，不交代罪行就動武，目的當然是要用最低成本(也就是最少的時間和精力消耗)完成信息收集過程。如果再疊加想要通過快速破案來立功受獎的心態的話，那就更要追求低投入、高產出的信息收集方式了。這種心態其實很多學者都有，尤其是對過去的歷史還有深刻不同政見的學者。他既然認定共產黨過去的制度實踐不對，甚至還有人得出“社會主義是二十世紀人類災難”的認識，這就基本上達成了公安局偵察員的第一個條件——抓壞人和犯罪分子。第二步就看人品了——愿意不愿意采用逼供信這樣的低成本手段就純屬一個愿意接受何種“投入產出比”的問題了。一般來說，獲得犯人口供比采用其他偵察手段獲取證據更方便和省事。

　　在“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重大歷史政治事件研究中間，竟然流行采用偷換概念的方法進行論證——把三種不同的概念內涵混在一起去建構歷史敘事，從根本上取消通過建立概念展開分析的學術可能性，這比逼供信還要惡劣，近似于一開始就是沖著制造“冤案”來的。也正是在這樣的論證方式中間，巨大的數字本身就成為有主要意義的——在這種無法展開分析的概念中間，政策結果如何就直接等同于政策設計本身。也是在這個含混的概念使用中間，完成論證過程和列舉證據的方便程度還要高于專案組手法。對于毛時代歷史的重建過程，廣泛地采取偷換概念和專案組手法，拒絕把歷史和政治放置在科層組織的背景里進行分析，這顯然檢驗出一種權力與知識生產方式的關系。而且，這種離開組織背景分析政治的方式，似乎也有跨越國界的普遍性。官僚制的知識自從韋伯提出相關理想型之后，學術研究和知識積累都很緩慢，有限的經驗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對企業組織的觀察基礎上。更為詭異的是，這個學科只是在社會學學科中間獲得了合法地位，寫作“組織社會學”或者“科層制”著作的都是社會學系的教師，而對于機會主義行為的分析則屬于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因為完全拒斥組織社會學領域的相關學術積累，在分析前蘇聯和毛時代的研究過程中間，研究者就獲得了很大的隨意性或者自由度，可以挑選相關的正面材料或者負面材料，支持一些整體性和宏觀性的結論。采用這種“用微觀材料支持宏觀結論”的方法，做出來的成果很難交流和積累，往往只能得到政治態度和看法相對一致的小圈子的認同。缺乏一個可以交流和對話的共同框架，學術共識和積累都很難建立起來，相關爭論倒是很激烈，但長期停留在口水戰階段。

　　對于毛時代的扭曲，近年來受到兩種策略的放大，一種勉強算是市場策略，一種是政治策略。有人以為說毛時代壞話，說得越邪惡就越能得到讀者的同情和接受，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名聲和事業——這種蘊含在讀者群中間的偏好或者需要，足以鼓勵一個人在回顧歷史時說點假話，這近似于經濟學里面的“需求拉動”式的市場生產策略。而政治策略背后有一個認識上的公式：把毛時代說得越壞，那么美國式的制度就越顯得可愛，這就像一個天平，只要把一頭按下去，另外一頭就會自動地翹上來。本來廣泛存在的專案組心態，就已經把毛時代放置在專案審查的位置上，采取各種低成本手段搜集證據并由簡易記賬法完成論證過程;再加上市場策略中間所蘊含的個人收益，懷有政治抱負的先生們的政治策略，這三個相互疊加的機制滲透性太強，要學術化毛時代就存在著大量的“誘惑”或者“干擾”，所以，要冷靜地討論這個時代的很多問題，或許還有很長的彎路沒有走完。

　　一個人的精力總歸是有限的，我對毛時代和毛本人很有興趣，所以花的時間也要多一些。在研究“文革”方面，我可能算是當今世界上花工夫最多的人之一，對毛澤東個人文獻的閱讀花的時間也不少。一些有批判意識的人，往往把毛澤東和毛時代看得很不重要，認為不值得投入時間去深入了解，這誘導了“專案組取證方式”的泛濫;我個人認為毛澤東和毛時代很重要，值得投入時間去認真閱讀和深入了解，但是缺乏批判意識和批判能力。這兩種狀況其實有相互結合的可能性，重建毛時代的文獻和事實過程，由那些愿意投入時間、精力去搜集事實和閱讀文獻的人去完成，批判性的分析可以由那些有強烈批判意識卻不愿意花時間的人士去做。也許是學界缺乏這樣的結合，我至今沒有看到一篇從學術上批判毛澤東階級分析和繼續革命理論的像樣文章。我在自己的閱讀中間形成一個看法：對毛本人的批判長期停留在私生活造謠或者權力欲譴責的低水平，是因為嚴肅的學術批判始終缺位的緣故。毛作為一個其政治和思想活動對于新中國歷史和政治有深刻影響的大人物，官學兩界長期未能給出恰當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分析是一個重大缺陷。這也像是一個天平，嚴肅的學術分析和批判缺位導致過度依賴對私生活和權力欲的譴責。這種水平低于“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小報。毛曾經批評說“不要把紅衛兵小報辦成黃色小報”，批倒批臭走資派是要從政治上、思想上加以批判，而不是從私生活問題進行批判，還說“政治斗爭要嚴肅”;這個批評傳達下去之后，紅衛兵小報的大批判有很大改進。學術化毛澤東時代是有可能的，只要走出專案組心態，就不會滿足那種“簡易記賬法”，這樣就有可能引進組織常識和初中生的邏輯，與那些市場策略和政治策略自覺保持一點點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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