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說法硬要把合作化事業與尚未實現的“機械化”扯在一起，這是徹頭徹尾的胡說，假說沒有權力的扶持，這種說法恐怕會被視為精神不正常。農業的家庭耕作有多么脆弱和不完善，對合作化事業的需要就有多么殷切，這個脆弱和需要乃是“古已有之”的。中國古代知識界的政策辯論中間，儒家和法家都曾經設想要“修復”家庭耕作的不完善之處，但是都沒有成功。成功的關鍵在于：需要在鄉村社會建立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組織，沒有這樣的組織就什么也辦不成。

　　2011年年初，與社科院文學所的幾位學者一起，去了一趟饒陽縣的五公村，這個村子是毛時代著名勞模耿長鎖領導的先進合作典型，于1943年就成立了“土地合伙租”(相當于初級社)，1952年就成立了全村為單位、以土地公有為基礎的大合作社。由于五公村的實踐，在時間上遠遠領先于政策設計，所以，這個村子兩次遭遇到河北省委派出的“砍社工作組”，但都被村民強硬地“頂了回去”。

　　在分田時期，杜潤生等人宣傳過一陣“只有機械化才有合作化”，這種宣傳中間含有一種“生產力發展水平絕對決定生產關系”的公式化想象。按照這種想象，在農業機械化實現之前是一個不可能事項，合作化只屬于尚未達到的更高生產力水平的未來。

　　但是，從過去的歷史和農業生產現實看，合作化作為一種超越家庭生產單位的制度安排，始終是迫切需要的，這種需要的迫切性，是與家庭作為生產單位的不完善性緊密相關的，換句話說，家庭作為生產單位有多么不完善，對合作化的要求就有多么迫切。從窮困的五公村村民的遭遇看，一遇到天災就往往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一遇到意外損失基本的簡單再生產就無法維持。1943年農民私下成立的土地合伙組，其第一批成員、中農李玉田在退組之后遭遇困難年景，結果是賣掉了自己的土地和妻子去渡過難關，而耿長鎖的兄長因為無法生存也曾經被打發去關東，這種困境是五公村部分村民尋求合作道路的內在動力。

　　不僅最底層的農民希望克服家庭耕作的脆弱性，古代中國的上層一樣有著這樣的強烈需求。有一句老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在農業社會數千年的漫長歷史中間，家庭都曾經作為最基礎的生產單位，由于其內在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無法有效保證農民生產和生活的穩定，結果使得農民(以及依賴農民而生存的統治階級)的生存處境的極為不穩定，特殊情況下往往導致非常嚴重的政治動蕩和社會成本。在原始的農業公社崩潰之后，農業的基礎性生產制度的不完善，就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制度困境，每一個王朝中間，有抱負的皇帝和能干的大臣，每每都試圖“修補”這一不完善的農業生產制度。

　　各種“修補農業基礎經濟制度”思想最終收斂為兩種政策主張。呂思勉在總結古代學者們的政策爭論時，給出一個精煉的概括：儒家的政策主張是恢復“井田制”，法家的主張是“節制資本”，而王莽則把這兩家的主張付諸實踐結果都失敗了，此后，學者們才感到灰心喪氣，一方面覺得基礎制度確實不完善，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制度“修補”的難于實現，由此陷入思想上的“消極”，結果催生了魏晉玄學。(參閱《呂著中國通史》第五章財產)

　　井田制在原始的共產主義公社崩潰之后形成的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家庭已經成為一個耕作單位，但是，基層社區還有著很大的干預生產資料再分配的能力，能夠實現“三年一換土易居”，此時農民雖然已經沒有了生產過程中間的合作，但是，生產過程之外的“土地保險”還有。有了這個保障，就可以把“失地流民”數量降低到一個可接受的低水平，從而在宏觀上保障政治穩定。井田制的功能性作用，是通過保障“農民有地種”而保障國家的政治穩定。這個制度近似于分田到戶早期的大隊和生產隊，這兩級機構當時還有能力對耕地定期按人口進行重新分配，從而對農業人口履行“生產資料保險”職能。

　　法家的節制資本主張，實際上是希望介入農民的市場交易行為，防止農民因各種“交易行為”而破產，李悝曾經設想過一種近似于后世的“常平倉”制度，試圖對農產品進行“價格保護”，防止“谷賤傷農”;而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設計，希望由政府在農民困難時期給予低息貸款，避免農民在談判地位最低的時候，受到強勢交易對手的掠奪。法家思想的核心是試圖以政府對生產過程之外的流通環節進行深度介入，避免發生富人依仗優越的市場地位剝奪窮人，以此降低社會矛盾激化的程度。

　　儒家和法家政策主張，都非常準確地指向了“家庭作為生產制度的脆弱性”這一根本性方面，但是，兩種主張在實踐中間都未能取得成功，并不是因為其設想“不務實”，而是在“執行力”方面遭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難。儒家的井田制主張，要求社區中間存在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對土地進行定期再分配，而法家的主張要得以實施，就需要依托鄉村社會中間建立起有效的政權機關，但是，這兩者都建不起來。歷史的演化中間，鄉村社會原有的強有力的公社(這很符合儒家的需要)隨著“天下為家”(耕作單位家庭化)而弱化，等到強制性國家政權出場時(春秋戰國時代)就逐步陷入解體，早期儒家思想始終對國家機器的強化過程抱有敵意，但是儒生們兩千年來硬是沒有找到建立起新的社區權力組織，所以，井田制始終是一個“批判性的想象力”——僅僅用于觀照現實生產制度的不完善性。而政權下沉到鄉村，迅速遭到高成本的限制，運作成本超過農民的最大供養水平，因此皇權不下縣成為一個歷史常態;按照梁漱溟的看法，歷史上很多事情是由相反的方面所“逼成”的，歷史上所謂的“與民休息”“不干預”政策本質上是干預成本過高以至于無法干預，“皇權不下縣”不過是一種“消極相安之局”而已，而不是出于“黃老之學”或者某種思想主張。換句話說，社區權力自從崩潰之后就再也未能重建過，而行政系統的高成本也使得政權無法在鄉村獲得必要的執行力，所以，儒家和法家都看到了問題，但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兩千年來一直是流于幻想。

　　歷史上從來不缺乏“好想法”，而是長期缺乏“好手段”，才放任一種不完善的生產制度——“小農經濟”——萬萬歲的，很多人都知道它不好用，但是人人都拿它無可奈何。從這個意義上看，農業要“社會主義”(追求一種生產或者生活單位上超越家庭局限的新制度的努力)，問題反而不在“經濟上的需要”(這是從來都需要的)，而是在于政治上(或者行政上)的可行——如何在鄉村社會再生成足夠“執行力”。作為一個反常事態，毛時代在全國普遍建立了低成本、高執行力的基層政權，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進合作化事業的進步，今天的共產黨再也沒有能力建設那樣的低成本政權了，所以，有再多的好想法也會跟古代儒家法家的先生們一樣流于空想而無法實現。

　　從五公村的實踐，去對照歷史經驗，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耿長鎖和耿秀峰兩人恰好具有代表性。這兩個人都看到了家庭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和生存單位的嚴重局限性，都希望改變這個現實，耿秀峰本人是一個積極的主張者和思想者，但恰好他本人不具備在鄉村社會生成“執行力”的條件。

　　五公村人今天回憶耿秀峰的時候，仍然肯定他是一個好人，也有好的想法，而且還很有公心，但是就是缺乏“領導能力”或者“號召力”，他曾經自告奮勇擔任一隊的生產隊長，但是“玩不轉”，搞了幾天就搞不下去了。他本人從省供銷社病休回村之后，長期干的一個活兒，就是推上小車，在村子里為大家修路;在分田到戶之后，他還曾經給鄧小平等領導人寫過三封信，表示自己的“不同政見”，結果曾經引起河北省公安廳的同志登門拜訪，他本人竟然不服軟，還非常強勢地伸出雙手讓對方“上銬子”。耿秀峰不僅對合作化有著很深刻的認識，堅定的主見，而且還有著公心，有服務精神，還是文盲充斥的鄉村中間少有的“文化人”，照說，這是一個很合適的干部人選，但是，他終于未能勝任隊長職務，這從另外一個方面昭示了鄉村社會“執行力”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

　　反過來，耿長鎖沒有文化，由于窮困，也未能成為合作化事業的理想發起人，窮人作為發起人永遠要遭遇一個“是不是想要占人便宜”的追問，由此就矮人一截，在土地合伙租成立伊始他并未受邀參加，而是在合伙租遭遇困難瀕臨散伙的第二年，人們才想到邀請他參加。也是由于窮困，他不得不兼營副業并外出打短工，由于土地少不足以維持生存，不得不開辟“副業門路”成為打繩能手，還曾經是“打短”的頭頭。也正是因為曾經“窮過”，反而對于合作改變窮人處境有著深刻的執念，在國家出臺“五保”政策之前，耿長鎖就已經開始設計對缺乏勞動能力的村民的保障制度，并把這個設想帶到“八大會場”上講述。

　　作為窮人，對于窮困地位所帶來的苦痛和尊嚴損害有著深刻的記憶，孔夫子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耿長鎖始終注重把集體經濟建設成為所有人的依靠這個理念，不能讓村民處于求告無門的地位上，為此，他與一切有悖于此種精神的力量進行不屈不撓的博弈，這是耿長鎖思考集體分配規則和市場盈利規則的出發點，他堅定地反對省委進行“百分之百按勞分配”的設想，也從不利用機會去市場上牟取暴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對過度依賴化肥增產的方法，始終追求把大家組織起來充分挖掘潛力增產——一種依靠勞動密集投入的增產方式。我們訪問一個地主的后代，他也高度肯定耿長鎖的貢獻，說整個村莊都得了他的好處，很明顯，這位地主后代是把合作化的增產成就與耿長鎖個人聯系起來給出解釋的，不過，如果僅僅從農民組織成本一般情況下難于解決的認識出發，而耿長鎖則解決了這個千古難題，他這個評價也算是合理。

　　耿長鎖的認識，對于那些無限接近于廟堂的學者們來說，過于樸素和平常，過于常識，缺乏“理論高度”，似乎不值一提。 即便是在鄉村輿論環境里，耿長鎖的組織成就也不是那么好理解的，張啟回憶說：老爺子身板不高，缺乏成為勞動模范和農村帶頭人的體力條件，曾經親口問過他，他到底是怎么成功的?老爺子嘿嘿笑著回答：從自己的打繩生涯中間，得出一個顛撲不破的認識——幾股麻皮只有“擰起來”成為一根繩子才有勁，人必須組織起來才能超越家庭生產的局限。而農民“擰不起來”則成為歷史的常態，今天也是這個樣子的。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初稿

　　附錄：《中國鄉村 社會主義國家》書摘

　　馬克·塞爾登、弗里曼、畢克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陶鶴山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老田按：1943年為了應付華北大旱，在“合作迷”耿秀峰的鼓動下，五公村的耿長鎖領導組織了一個合作社。開始只有幾戶非常窮困的農戶參加，后來逐步擴大。合作的力量遠遠大于個人努力所能達到的限度，特別是在副業方面有突出的表現，由于表現特別好，土改時期甚至有官僚曾威脅不肯解散合作社并實行分田到戶的耿長鎖，要把他的合作社打成“富農組織”。這個合作社頂住了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最終生存下來了，取得許多重要的成就，僅僅是因為集體化就增加了土地240畝(因為平整土地清除界線、遷墳和改造河灘)，占該社1958-1960年三年平均土地面積的11%，此外依托合作社這個經濟組織，五公村實現了多個方面的進步，詳細的情況見書摘內容。

　　該書的作者是三個美國教授，他們從1978年開始進行回溯性研究，曾先后19次訪問過五公村，考察的時間跨度為1935-1960年。該書提供了一個北方村莊的真實案例，讓人們可以看到1/4世紀中間中國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演變，特別是該書提供了很豐富具體的材料細致地描述了貧苦農民在饑荒面前的無助地位，有益于認識中國農村的過去和現在。書的作者們早先曾是美國學界相對激進的左派，對費正清為代表美國漢學界主流長期持嚴厲而不妥協的批評態度;在鄧小平改革后，他們在精神上似乎失去了歸依，最后急速右轉。在該書的敘述中間，其主題和觀點方面往往脫離事實材料的說服力量，明顯懷有一種“浪子回頭的熱切心理”，顯示了他們為回歸主流而決心犧牲理智和邏輯。中國的研究者大多不愿意費心追溯長時間序列的枯燥數字，因此他們所提供的材料就格外有價值。

　　要說明合作化是錯誤的，最有力的論證就需要說明——集體努力不可能實現個體努力難以實現的潛在利益，反過來，如果在個體努力的生產可能性邊界之外，還有很大的潛在利益空間，而且通過集體組織的作用，又可以比個體努力更好地逼近這個可能性邊界，那么，集體農業就是值得推廣的努力方向。一般而言，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崇尚個人努力和市場價格機制，不承認集體努力優于個體努力，這三位教授在書中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回歸主流理論的急切心態，急于否定中國的集體農業成就，這個隱含的主題恰恰與中國官方“要面子”的取向形成強烈的反差。三教授原本希望從搜集到案例資料足證主流學術的道理——合作沒有任何效益，但非常遺憾，中國官方卻“開玩笑”地提交一個模范村莊——一個合作效益發揮得十分充分的案例——讓他們去研究(假如讓他們研究小崗村肯定就不會有這個矛盾了)，結果，村莊巨大的合作效益與教授們要說明的道理完全不能吻合。雖然教授們最終還是千方百計地堅持了自己的“道理”，但是細心人總是可以發現道理與史實的嚴重脫節。考慮到這本書出版后還獲得過列文森獎，看來是教授們的苦心還得到了嘉獎，是立場而不是學問得到了美國學界主流的承認。

　　下面是該書的書摘，段落末尾的阿拉伯數字是原書的頁碼：

　　第一部分 饑荒

　　1368-1749年間，自然災害平均每7年劫掠饒陽一次。

　　饒陽地區年降雨量平均508毫米，其中70%集中在7、8月份。(P23)

　　在18世紀中葉，清朝政府主要通過救災，給窮人提供一些短期生活保障。1732年，有140萬斤儲備糧，大約人均12斤，儲備在饒陽縣的中心糧倉。(P24)

　　1920-1921年發生在華北四省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只有一半活了下來。(P30)

　　按照約翰·布克所編的資料，在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中平均有8.8%死于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而在最窮的地區，餓死的人也最多。(P30-31)

　　1932年，肆虐的罅沱河淹沒了全縣1/3的地方，毀壞了莊稼，在洪水經過的地勢低的地區，冬小麥無法耕種，因而1933年6月顆粒無收。相反，該縣南部則遭到嚴重的旱災。1933年夏發生的洪水淹死了耕畜，全縣一半居民無家可歸。(P33)

　　1935年，國民黨委派一位新縣長王文斌到任時，老天僅下17英寸的雨。他警告說，饒陽已經處于變成荒地的邊緣，“土壤貧瘠……沒有足夠的水”，老百姓的生活“不堪設想”。王縣長的資料表明，200年后，農民比18世紀40年代遭災更多，氣候也更加惡劣。1748年，饒陽縣有23753戶，大約12萬人，到1935年，已增至33184戶，192819人，人口增加了60%。按照王縣長的調查，1933年耕地面積從545500畝降至512800畝，減少5%。1748年戶均土地面積22.7畝，到1935年僅15.4畝。(P33-34)

　　1744年和1935年的饒陽有一個重要差別，即國家對天災的反應能力不同。乾隆政府提供財力物力，救濟難民，但到了20世紀，清朝脆弱的保障網絡已經整個地消失了，應付緊急狀況的糧倉沒有了。縣財政也陷入赤字狀態：收入65838銀元，而支出(大部分用于警察方面)則達71083銀元，其中僅僅100銀元用于撫養孤兒和救濟窮人。與清朝政府相對照，1935年發生洪災時，中央政府沒有給予救濟。王縣長向第二區和第四區的地主征用了13萬斤糧食，因為僅有這兩個區有余糧，每100畝私有土地捐獻150斤糧食，可謂杯水車薪。(P35)

　　文化成了充滿競爭的領域。雖然很多難民逃到關東和沿海城市去做工，但其他人則希望原有的和新的神靈會保佑他們。他們在610座廟宇中求雨，祈禱免遭蝗蟲、水災、疾病和搶劫。有些人則到天主教堂尋求救濟。此時冀南約有78358人改信天主教，約占冀南人口的1%略多。(P36)

　　找水是農業現代化的核心課題。在富裕的定縣，地下水接近地表，將近一半農戶使用水牛。在偏僻的饒陽，很少有人出得起資金、勞力和材料挖一口起碼4.5米深的水井。(P37)

　　1936年五公村285戶共1390人，耕種4620畝土地。平均每戶16畝，人均半英畝多一點，接近全縣平均水平。在五公村僅有4戶擁有土地80畝以上，而最多的為123畝，出租土地不超過24畝。這些富裕家庭中的首富也與其他人一樣下地勞動。僅有80畝私有土地(占總面積的2%)出租給佃農，租金平均一畝3塊銀元，在1935年其價值相當于75斤粗糧。租約一般為3年。土質最好、利于灌溉的土地偶爾也出租10年以下，專門種蔬菜，每年租金8-10銀元。(P40)

　　貧窮是普遍的，即使富裕家庭也僅僅在節日時才吃細糧。

　　平均五口之家耕種15畝土地，在好年成里能夠收獲2250斤糧食，除去每人生存需要300之外，用于種地開支、修繕、稅收、家庭日用品、衣服和應付緊急情況，或支付結婚、節日和葬禮的開支已經所剩無幾了。1935年，購買一畝土質好的土地要花100銀元，150元可建造3間標準房，婚禮和葬禮開支分別為70元和100元。1塊銀元可以買25斤粗糧。(P40-41)

　　五公村的貧窮還反應在它的生態環境上。它坐落在一個狹長的高地上，不在罅沱河的洪泛區內。它的主要問題是干旱而不是水澇，地表沒有水，1936年時僅有36口水井，大部分在屬于李氏宗族的土地上。有時輕微的干旱都會導致糧食明顯的減產。嚴重的旱災則意味著挨餓、妻離子散、逃荒甚至餓死。(P41)

　　南李、北李和張氏這三個宗族在困難時期通過向較窮的宗族成員出租150畝土地來幫助村民，地租只有平均水平的1/3，并允許無家可歸者住在各個宗族的祠堂里。(P43)

　　黨的的地方政權――饒陽縣人民政府在五公征收了10萬斤糧食。村長李子厚核算了免稅部分，然后向每家分派繳稅義務。村長估算五公村4470畝地，通常可生產804600斤(每畝180斤)糧食，先扣除個人免稅的312750斤，余下的491580斤糧食應上交20%略多一點，即10萬斤稅糧，如果產量較高，則實際比例就降低，反之則高。每年上交10萬斤糧食僅為12%略多一點。

　　這一年征收土地稅的總量與以前國民黨強加的征稅水平沒有什么不同，只是稅收欺詐沒有了，以個人免征點來分配稅收負擔，對較窮的農戶有利。(P69)

　　1941年年中，即第一次稅改之后第三年，抗日政府開始第二次稅改，實際統一累進稅。(P70)

　　統一累進稅則對高收入者按較高的比率征稅，有一擔應稅糧的農戶的征收比率為10%，有兩擔的則為12%，三擔的為13%，依此類推，最高為40%。70

　　1941年夏，在冀中九縣(包括饒陽)對27個村莊的戰時調查表明，36%的雇工獲得足夠的土地而成為被共產黨劃入貧農的自耕農，另外20%已達到黨稱之為中農階層的地步，還有1.8%已經成為富農。在原來的貧農中，28%已經上升為中農，0.4%轉變為富農。這種土地平均化稅制改革的另一面是，富農中有34.9%下降為中農，8.1%變為貧農。五公村擁有土地最多的五戶農民面臨著實物稅猛增的局面。設想一下：在總數495畝土地中，他們自己耕種的395畝良田，每畝產量200斤，在免交了11700斤之后，按照40%的最高稅率上交67300斤，這個數字是合理負擔稅的最高稅率的兩倍。(P71)

　　較為富裕的農戶尋找稅制改革的漏洞。李建亭試圖以謊報產量和土地數量來逃稅，李春龍把土地暫時“轉讓”給宗族中最窮的人。由于窮人交低稅或免稅，轉讓土地的納稅率很低，窮人成為逃稅詐騙的同伙。事實上，李讓親戚耕種他的地，不用交稅，而土地仍是他的。當這種措置被察覺，他被強迫正式轉讓土地。李春龍拒絕這么做，并納了稅。傳統鄉村精英的庇護人不再擁有壓倒一切的政治權力。71

　　1940年，毛澤東號召在根據地內實行減租減息。減租最大幅度規定為25%。在五公村，這意味著地租將從每畝3元降為2.25元。

　　1941年11月初，來自饒陽第四區政府的工作隊進駐五公村，外地人黃寶芝和田亂子在此推行雙減四個月。可是在五公村，租貸并不是最緊要的問題。1936年僅有80畝私地(占總數的3%)租佃給25戶耕種，到1940年初，租佃的土地數量下降，包括減少不平等和消滅租貸在內的減租目標，已通過稅制改革悄悄實現了。(P72)

　　稅制改革在沒有引起新的破裂的情況下，修復了鄉村中很多似乎遭到破壞的裂痕。革命也是一種重建。統一戰線把相互敵視、有時桀驁不馴的宗族和社會團體凝聚在一起，進行抗日。1938-1940年黨的改革政策使經濟復蘇，愈合了社會裂痕，使黨成為鄉村政治生活中的決定性力量。(P73)

　　當干旱和可怕的霍亂遍及華北時，斗爭變得異常殘酷和激烈。由于日軍搶走了糧食，一些村民只能剝樹皮，吃樹葉，以此挨過饑荒，留下一條活命。(P73)

　　1942年夏，日軍與經過五公村西的小股八路軍打了一次小規模的戰斗，此后他們決定拿這個村子開刀，在數小時內，燒毀了110間房屋，抓了20個男青年，殺掉了幾個人，搶走了牲口、糧食和家具什物。鄰村也遭到嚴重損失。(P74)

　　在日軍春季進攻期間，550位饒陽愛國者被殺害。此外，在饒陽最大的一次戰役中，由冀中抗日政府領導人呂正操指揮的近500人的部隊在罅沱河北遭到突然襲擊，全部犧牲。村民們以極大的代價為抗日部隊提供給養。五公黨支部已從1939年的43名黨員擴大到1942年底的63人，其中13名婦女。村里還送70名青年參加八路軍，李萬義是其中之一。(P75)

　　和平維持會也征收日本人強加的稅款，他們從每200斤糧食征收75斤額外稅款。不過日軍征收的稅款是不定期的，當他們需要供給時，就命令維持會征收。維持會盡可能欺騙，使日軍盡可能對村里的糧食產量估計很低，同時又不得不按要求征收和上交稅款。

　　對日本人的服從使生命和財產得以保住。(P76)

　　在抗戰中起領頭作用的五公人，有63人在戰時入黨，70人參加八路軍，20人加入當地游擊隊，大約有30個非黨群眾活躍于抗聯下屬的各種組織，或在和平維持會工作，加起來約有150個五個人獻身于抗日事業。對于近300戶的村莊來說，這個前半個世紀沒有受到席卷中國的主要革命浪潮影響的地區，戰時動員十分成功。(P80)

　　當通過愈合鄉村的裂痕，促進對立階級的團結，領導武裝抗日，實現經濟和社會改革，尤其是稅制改革，在廣大邊區(如冀中)，建立了群眾廣泛支持的根據地。它正在產生一種組織結構，一種實際上由黨凌駕于經濟和政治之上的軍隊和政權機構。在戰爭期間，黨贏得了許多朋友，并越來越有能力把她的意志強加于人。

　　他們忠心耿耿地為抗日服務，其中很多人和他們的孩子都入了黨，參了軍。在五公和整個饒陽縣，人們的關系重新組合，出現了團結一心的局面。鄉村孕育了一個新國家和富有生氣的民族主義。(P81)

　　1943年，旱災加上日軍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有數百萬人餓死。

　　與1936年的4470畝相比，五公的可耕地到1943年已下降至3892畝。人口則從1390人下降到1347人。但稅制改革減少了5戶最富裕家庭所擁有的土地，使之從465畝降為279畝，從而增加了生存的可能性。這場席卷華北的靜悄悄的革命，把無數農民從1943-1944年大旱災的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1943年，五公村幾乎顆粒無收。在從1942年5月日軍發動進攻到1944年春旱災結束期間，五公村320戶有101戶為了活命而賣地賣農具。此外，29戶賣孩子，25戶外出乞討，21戶逃離五公。90頭牲畜中有2/3被賣掉，15人被餓死。

　　其他地方更糟，就在五公村北面，死神大步掠過楊各莊的沙土和堿地。沒有水，地是白色的，堅如巖石，楊各莊的大多數人逃荒走了，27戶賣兒賣女，餓死30多人。(P84-85)

　　1960年五公公社的平均畝產遠低于200斤。由于翻耕的土地很少，雖然糟糕的30年代平均水平也低于200斤，可是現在人口比那時多得多。這樣一來，糧食危機非常嚴重。到1960年，中國糧食、棉花、油料作物和豬的產量比1951年還少。由于50年代人口的迅速增長，人均水平更低了。(P335)

　　全國有2000萬――3000萬人餓死，這是人類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饑荒。(P336)

　　1960年，河北的災情最為嚴重。五公的產量減到310斤，全村共產量72萬斤，勉強達到1959年的2/3。售給國家2萬斤小麥。1960年五公人均糧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來的最低點，僅270斤。(P334)

　　饑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在受浮腫病的折磨。皮膚表明腫起，閃閃發亮，如果皮膚受壓，就不再彈回原狀。因饑餓而變得虛弱的五公干部病倒了。合作迷耿秀峰帶著肺結核病回到五公，早就準備“去見馬克思”了。五公村和儲存的寶貴食油留給孕婦，使健康的年青人勉強挺得過去。但病人和老人就麻煩了，按會計耿連民的記錄，12個老人早早去世。(P334)

　　第二部分 合作社

　　與新章程一樣，第一次選舉反映了來自第八軍分區的外鄉人的意愿。他們撤了打繩者耿長鎖的職，讓“模范工作者”耿秀峰取而代之。耿長鎖則從事他的專長，負責副業生產。耿書普任副組長。種田能手張近仁負責農業生產。秀峰缺乏種田和其他工作的經驗，這樣他就無法循例進行領導。他的革新思想使他并不關注日常事務，而這些事對合作社的成功至關重要，他具備的只是與黨的上層領導的關系，和對社會主義的理論信仰。104

　　耿秀峰認為，把已經是朋友、鄰居、親戚關系的和具有相似經濟基礎的家庭組織起來，是很有意義的。而在宗族與土地、農具和耕畜的所有權上的顯著差異，則會釀成毀滅性的爭端。105

　　林鐵的部下、負責冀中地區農業工作的張克讓視察了該合作社。張已聽到有關該合作社的正面報道，就親自來看看。他與耿長鎖、喬萬象和盧墨林進行了交談，對合作社克服困難、幫助并救濟特困戶的事情印象很深。他指出，合作社在發展有利可圖的繩子買賣，和把農副業結合起來上取得了成功。他贊賞合作社的勞動分工，它使喬萬象的會計技術、耿秀峰的思想、耿長鎖以身作則的領導能力和買賣知識、張近仁的種田技術有了用武之地。在別的地方，干部們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耿老板卻不同，接受的是義務。張克讓提出要向耿合作社提供技術援助。114

　　合作社施用大量的有機肥，大約每畝1000斤。社里的土地幾乎沒有任何灌溉條件，合作社也拿不出供挖一口淺井的100元錢。無論如何，在可能退社的社員地里挖井是一種冒險。春天和初夏旱災日趨嚴重時，社員們就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水，澆在干巴巴的地里。116

　　耿合作社情況好轉的一個跡象是，較貧困的家庭投人的土地產量要比中等收入的自耕農高。116

　　給窮人帶來穩定收入、避免在饑荒中餓死、使窮人能夠結婚的這些條件，刺激了人口增長。1936一1946年間，五公人均土地面積從3.3畝降為2.8畝，人口加速增長十分明顯。129

　　外來宗族結成聯盟，把5戶(全部姓李)劃為階級敵人。125

　　在1946年耕者有其田運動之前，10年漸進改革構成了一次土地革命。五公村最富有者的土地通過和平途徑減少了1143畝。在抗戰的艱難歲月里，這種和平方式維持了農村內部的團結。李華歧和李建亭兩家的土地已從203畝減至76畝。但在1946年，黨的領導人堅持，人人在階級斗爭和重新平均分地中，都要向“先進”看齊。而如果不在農村進行階級斗爭，打倒“階級敵人”，就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129

　　五戶地主和富農為了減輕稅收負擔，被迫把幾塊土地抵押而不是賣給較窮的族人。屬于廟宇和宗族的幾小片地也以優惠的租金讓給窮人耕種。五公村便把這些土地的產權轉讓給這些耕種者。再有，雖說允許地主和富農有足夠的土地維持生計，但除此之外的任何土地都須分給最窮的人。129

　　在調查了另外四個目標戶之后，可供重新分配的土地共計145畝，占全村耕地面積的3%。被沒收的土地不止這些：屬于廟宇和宗族的150畝地也全部被沒收。最后，5戶富裕中農被逼交出30畝地。總之，在1946一1947年冬，共有325畝(占全村土地面積9%)被分給貧困家庭。130

　　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指出，中農和在戰爭時期獲得上地的新中農占農戶的50一80%，貧農只占人口的10一40%，在這樣的鄉村，土改進行的較為徹底①。黨撤回了分裂農村社會、損害絕大多數自耕農利益的重新平分土地的政策。146

　　一旦生活被凍結在單一模式中，命運便被永遠地封存不變。在充滿階級斗爭的土改中產生的不是解放和平等，而是一種類似于種姓等級制的東西。抗日活動分子和五公早期黨員李鳳祥是饒陽的一支土改工作隊的隊長。他在五公村被定為富農，這樣的階級成分能夠結束一個人的政治命運。有些遠離老家或在革命隊伍中爬得很高的人，可以用“革命干部”這類美妙的詞語取代該死的家庭成分。147

　　1946年土改把長工耕種的土地，和土地所有者典當、出租、抵押或“貸出”，即實際上在耕種者手中的土地，真正地轉讓給耕種者本人。1948年初，工作隊宣布，1945年分地無效，收回土地，把它和其他沒收來的財產一起重新分給土地最少的人，不管他們是否已在耕種它。148

　　1949年，由于天公作美，政治安定，耿長鎖領導的合作社迎來了連續第二個豐收年。糧食畝產達到329斤，創了記錄。合作社對獲得成功充滿了信心。那年春天，合作社買了兩頭騾子和一輛大車用于副業生產，后來證明這是那年的一大成功。花生油收入增長了近五倍，相當于34009斤小米。副業興旺則主要靠從縣供銷合作社借來的榨油機。(鄉村中間的工商業利益，最終要由優勢地位的群體攫取，這沒有什么奇怪，合作化之后更上一級的政府機構開始接管這一部分利潤)

　　1949年，五公村369個自耕農家庭中，也有很多獲得豐收，小麥畝產平均120斤，僅比耿的合作社低20斤。但有些家庭落在后面，被迫賣掉一些土地的大約有15家，李文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家中有妻子、母親和8個年幼的孩子，沒有人幫他到地里干活。處于敗落中的還有李相，他在土改前作過長工，在田間管理上沒有經驗，且缺少農具和牲口，他家的糧食勉強夠吃。當地的一位中間商安排李賣掉了1.5畝地和他家的房子。國家是允許買賣土地和財產的。

　　張慶周也賣了地，他的兒子得了重病，而為了換取醫藥費，張把3畝地賣給了園子附近的某個人。(P163)

　　到1950年，河北省近70萬農戶中，僅60戶加入了這類組織(指半社會主義合作社)。這60戶中，耿合作社就有17戶。政府繼續支持耿老板，春季，省里送來17.5厘米的新型耕犁，取代普通的10厘米耕犁。不過合作社179畝地分成78塊，因而政府送來的大犁用處不大。

　　1950年，副業收入上升到6萬斤小米，主要還使花生油收入增長了31%。副業產值連續第二年占全社實際收入的45%。(P166)

　　這一年，合作社改變了副業分配原則，拿出70%而不是60%的凈收入分配勞力。可由于利潤提高，投資人并不介意。5年前外鄉人強加的類似改動曾遭到村民反對，而根據當地條件做出的選擇卻使一切變得不同。迫使所有農民接受某一中央政策，這種束縛限制了經濟自主權。在耿老板的領導下，社員們在副業上投入了4.7萬斤花生。1951年，合作社的贏利足夠使耿長鎖蓋一棟新房子，他拆掉了兩間舊房子，買了粘土磚和木料，擴建興旺的花生油生產用房。集市上流傳這句話“要賺錢，就要建立長鎖這樣的合作社。”

　　省領導注意到耿合作社連續三年豐收，遂決定把耿定為省勞模，并邀請他參加11月在保定召開的河北省第一次勞模代表大會。耿就合作社的歷史作了發言，以前名不見經傳的五公村贏得了聲譽。(P167)

　　1950年6月，村干部們估計，在五公有37戶富裕的，326戶夠吃的，僅有34戶缺糧。他們認為，除了146戶“老中農”(1936年時的中農)之外，五公另外有239戶新中農。通過稅制改革這一靜悄悄的革命，到1950年時大多數農戶已達到中農水平。用1936年的標準衡量，僅有12戶貧農。幾乎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P168-169)

　　在那年干旱的春天，耿長鎖組織社員挑水到地里，這些人抱怨，到遠處擔水太苦了，也許不必這么做。當社員們為了完成這項任務而錯過了每年春天在鄒村舉行的為期5天的廟會時，抱怨轉為憤怒。使情況更糟的是，春天降雨時，其他人竟嘲笑社員們是在浪費時間。但在炎熱的6、7月份，8000桶水澆在80多畝地里，情況就不同了。雖然每個村莊都有井，但合作社的莊稼長勢最好。糧食產量竟令人難以置信地上升了42%，相當于478斤小米。

　　1951年，政府急需很多棉花。五公村自耕農不愿賣，因為國家定的棉花統購價為一斤皮棉8斤小米，這價太低了，而在市場上，任何東西的價格都比這高。但是耿老板迫使合作社1952年的棉花種植面積上升到53%，而社員們卻不接受這一決定，夜里起來破壞種棉就是一個信號。(P171)

　　教育得到了發展。許多女孩開始上學，雖然在50年代初，3/4的女孩仍上不了學。縣政府為小學配備了教師。

　　饒陽縣還建立了第一所現代的縣衛生院，雖然死氣沉沉、簡陋、人員不足、缺少診斷設備，但卻為閉塞的饒陽帶來了現代醫療保障。衛生院的主要工作是預防疾病，改善衛生條件，幫助當地村社建立衛生站。(P173)

　　由于有國家支持，耿合作社在1951年產量創下了記錄：小麥畝產170斤，玉米245斤，高粱250斤，小米220斤，甘薯2200斤。(P178)

　　由于國家開始控制農村市場，且集中控制主要作物的交易，結果使全國的農村經濟一落千丈。耿合作社把利潤豐厚的副業當作報廢的榨油機一樣扔掉了。副業總收入從1950年的6萬斤小米一下子跌到1952年的7000斤。(P181)

　　在十月集體農莊，耿和其他人聽說，一臺斯大林型拖拉機每天能耕450畝地，且有23厘米深，而在五公，完成這個任務需要150人，150頭牲口，150把犁鏵，還只能達到10厘米深。拖拉機和集體農莊是實現無法想像的富裕的奧秘所在。(P185)

　　由于旱災的進一步惡化，饒陽縣委書記王永來要求1500名區個村干部重新考慮生產計劃。他說，戰勝旱災和超過大名縣的最好辦法是組織起來。每個區要樹立10個模范村，50個模范合作社和互助組。對旱災的恐懼常導致投靠合作社。由于長期處于衰敗和頻頻受災之中，許多農民喜歡減少風險，卻沒有注意到，這種轉變也可能減少富裕的希望。(P192-193)

　　集體耕種的熱潮產生了組織危機，不滿情緒集中在挖了23口新井的計劃上，它必須在夏末之前完成。人們為井的位置爭吵不休。村民們都不想讓自己的水被別人偷去賺錢，也沒有人愿意徒勞地挖井。結果是在一些很好的地方浪費了許多井眼，一部分村民沒有從挖井中得到好處，不滿和擔心便開始出現了。(P195-196)

　　災情日趨嚴重時，混亂也在增長。8月，一些黨員開始建議，合理的發展要求把村里所有的資金集中起來，服從一個中心。合作迷耿秀峰抓住了這個絕好的機會，把全村集中起來，組織一個統一的合作社，這在中國農村還從未嘗試過。五公村將克服土地零散，消除合作社與個人的進展狀態。秀峰強調，只有這種方式，才能消除把較窮的農戶和合作社、與較富的農戶和合作社分割開來的差距。一切都將繁榮起來。這個激動人心的步驟是戰勝旱災和最近組織的大量小合作社失敗的最好辦法，合作社越大越好。(P196)

　　張振生提出在村子的4個區，分別組織4個中型合作社，每個合作社分成幾個生產隊。如果能以這種規模進行合作，那么全村組成一個合作社就有根基。他認為合作迷耿秀峰的宏偉計劃是不成熟的。

　　合作迷耿秀峰反駁道，張的主張更加不切合實際。哪兒有領導4個大合作社的一應干部呢?在諸如公平的土地劃分等問題上，這4個合作社不會有沖突嗎?(P196-197)

　　耿老板在秋收減產之后，召集村民開會，把他們編入全村規模的合作社。他強調，旱災證明，除非把所有人都組織起來，否則他們就很容易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旱多單干戶的產量只有他的合作社的一半。大社是他的合作社10年歷程的邏輯延伸。蘇聯的集體農莊證明，大規模的合作社是獲得高產和實現農業機械化所必需的條件。(P202)

　　在10月、11月40天的時間里，每個合作社和互助組之間及內部均召開了馬拉松會議。耿老板和支書張振生支配著會議。

　　最后，干部們一致同意成立唯一的全村規模的大社。

　　干部們做出最重要的經濟決策。村民們在掂量了這一計劃后認識到，他們的耕畜、農具、水井和機械，將由全村唯一的權力機構控制，然后再把它們分配到小隊，每隊耕種一整片土地;先按各隊生產表現計算收入，再依據勞動力和土地入股的股息分配到個人。

　　吝嗇鬼李輝廷嘆道：“我們好不容易改造了沙堿地，挖溝渠，畝產達到480斤，三把舊鐵鎬已變成了9頭騾子。我們最好不要與它們合在一起。” (P203)

　　缺少勞力的農戶強烈要求耿老板，在農業上土地與勞力以7：3分成，在副業上資本與勞力按9：1分成。可結果是對半分成，這是耿老板合作社在1951年底所采用的，也是河北省官方喜歡的方案。(P204)

　　得到上層領導的批準之后，1952年11月8日召開大會，正是宣布成立全村規模的耿長鎖合作社。全村93%的農民共395戶入社，它們成為創始社員，僅有29戶沒有入社。(P205)

　　1953年春，中央委員會決定，糾正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間的急躁冒進。華北局指示河北省委書記林鐵，讓五公村的大社與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4月20日，由12人組成的省工作組來到五公，以確保五公貫徹中央的政策。

　　工作組強調，由于五公是非常著名的模范合作社，所以如果大社管理不善，會使其他人不敢走社會主義道路。(P208)

　　此后，工作組便做支書張振生的工作。但原先對擴大規模持保留意見的張卻支持耿老板。工作組召集由96名黨員組成的五公支部開會。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黨員屈從于壓力。最后，工作組召開全體社員會議，組長郭方在會上宣布，上級領導很不滿意。他要求縮減到80戶這一規模，而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超過這個數字則難以解決管理上的問題。(P209)

　　幾個星期過去了，郭方對耿老板和張振生的抵制很生氣。對外地人逃避窘迫時手忙腳亂的形象，幸災樂禍的村民記憶猶新，抱怨牙疼的郭宣布，他要去饒陽治病，并指示副組長主持三天工作，然后就去了饒陽。在那兒，他向上級回報了耿的不合作態度。在鄒村集市上，有關五公陷入混亂、大社失敗了、“個人自由”受到侵犯的謠言四處流傳。有關可疑分子控制了五公支部的謠傳甚廣，還有人說張振生、耿長鎖和五公96名黨員都受到了審查。(P209-210)

　　工作組組長郭方回到五公，宣布了林鐵的指示：縮小合作社規模。指示要求村黨支部命令黨員們放棄這一試驗，而拒不接受就是違背省委最高權威的指示。

　　這一次，工作組有了戰果。有將近80戶農民宣布退社。而更刺激點兒的是，有20名黨員，其中包括西村老黨員、前支書和民兵隊長徐滿堂提出退社，并與其他黨員組成小合作社。共有108戶社員退出，287戶留了下來。(P210)

　　從經濟上看，忠于耿的農戶與退社農戶之間，主要差別在于占有土地多少。留在社里的農戶人均土地2.5畝，退社農戶人均3.8畝。(P211)

　　定縣專區行署與河北省水利廳聯合派出一個打井隊到五公村，用柴油機打出全村第一口大水量的井。(P211)

　　1953年東北發生水災，糧食減產，產量遠低于計劃指標，陳云為此制訂了糧食由國家控制的政策。

　　按合作社的賬本進行征稅和設定售糧定額，遠比對付1億個家庭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在糧食流入農民手里之前，國家就先從合作社中取走了應交的定額。強制性的低價收購糧食，使統治集團擺脫了競爭，確保城市、軍隊膨脹中的國家機構和推動工業化所需糧食供應。(P216)

　　在慶功會開幕那天，耿長鎖站在五公村東的平臺上第一個發表講話，敘述了合作社10年來的歷史，耿提到毛澤東的《組織起來》的講話，仿佛是它激發創辦了合作社。耿機敏地聲稱，他和其他社員10年來所做的事，都是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導。他宣布，雖然目前只有287戶社員，但不久將發生到全村規模。(P218-219)

　　張克讓的部下一直在尋找建立河北第一個拖拉機站的場所。從1947年開始，張視察過的大部分合作社都已經解散，只有耿合作社堅持下來了，所以287戶的五公合作社，似乎是保障拖拉機站長工的最好賭注。(P219-220)

　　1953年12月28日，五公村民和來自其他地方的勞模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拖拉機。周圍30多個村莊，1萬多人聚集到五公，盛況空前。大約有30臺25-54馬力的拖拉機開進村莊，它們分別由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蘇聯制造。當第一臺拖拉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翻耕土地時，村民們驚呆了：未來的夢想實現了。(P220)

　　對于原先退出大社、現在又回頭的108農戶，耿老板表示歡迎。以前從未入過社的6戶也要求加入，使社員增至401戶，僅有23戶沒有加入，其中包括那些成分不好的和在“群眾監督”下勞動的農戶，以及拒絕加入的貧農家庭。(P221)

　　盧顧問回報說，1953年底，13個生產隊在1954年合并為11個，1955年又變成10個。每個生產隊以統一的標準管理自己的土地、耕畜和農具。在獲得大致相等的土地和勞力之后，每個生產隊各自負責增加收入和積累。社員的收入是基于大社的收入、每個生產隊的表現和社員個人的貢獻綜合計算的。不過，讓盧廣感到失望的是，無論干部們如何調整收入分配方案，設法按照個人、生產隊、和大隊的成績進行付酬，可個人的付出和所得之間還是沒有多大關系。(P226)

　　定額制度確立了數百項任務指標，從犁一畝地，到種棉和收割小麥等，它是獎勵最能干勞動力的計件工資制。在廢除了市場作為決定收入的手段時，新的官僚機構不得不為所有主要工作制訂定額，還有質量的評定。公允地定出這么多標準，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簿記也十分麻煩。每個生產隊還要為每個生產小組甚至為個人制訂定額，對特殊任務完成的數量、質量和速度要給予特殊的規定，并確定工分多少。定額制度代替了簡單而平均化的、不鼓勵勤奮勞動的工分制，它要求有嚴密的官僚控制和保持詳細的記錄。(P228-229)

　　1953年-1954年冬，五公平整出面積從108畝到717畝不等的長方形田地，改變了由1300多塊很小的私田所組成的像一塊塊補丁似的的地表。這些田看上去像蘇聯集體農莊一樣，雖然祖墳依舊點綴其間。縣領導幫助五公與鄰村交換了分散的600畝地，以利于拖拉機耕種和打全村用的水井。雖然原來的小路沒有了，但大社卻增加了150畝可耕地。由于田地的重整，各戶的小塊土地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許多村民緊張不安地看在眼里。(P230)

　　盧廣為定額制歡呼，昨天的懶漢已開始早出晚歸地干活了。與蘇聯一樣，鼓勵斯達漢諾夫式工作者取得非凡的成績。盧回報說，當八隊隊長要求正在收割的婦女去做飯時，她們堅決要求繼續干活，直到干完為止。以前，五隊和七隊的社員情愿回去排隊磨鐮刀，現在他們都隨身攜帶磨刀石，而且社員們相互幫助，結果按時完成隊里的任務。盧寫道，為了增加收入，人們為爭得定額任務而吵吵嚷嚷。(P231)

　　1954年，耿老板計劃用87口機井進行灌溉;經過熱鬧的宣傳，省里決定提供機器。五公屬于第一批采用先進工業技術的村莊，自1955年起，就有兩臺機器。但與許多預定的規劃一樣，這一計劃被悄悄地擱置起來，直到1969年，五公才獲得先進的柴油機。省里的挖井專家把技術傳授給9名當地青年。(P232)

　　1954年，為了擴大灌溉面積，村干部組織了61人的挖井隊。……12個男子實行三班輪換制，晚上點煤油燈繼續干，40天就能挖一口井。踩動輪子是非常累人的活，幾星期下來，布鞋就磨破了，他們的妻子便縫制新鞋。

　　以前，五公人挖一口井必須付給外鄉人1萬斤小米。現在省里和專區派來技術員，為五公提供木料和鉆井裝置上的其他寶貴物資。1953年，省農林廳從天津調來兩個人，到五公演示沙地挖井技術，幫五公挖了第一口現代水井。(P233)

　　這支挖井隊在1953年共挖了17口水井，并提出挖87口水井和117條灌溉渠的3年計劃。在五公村南面，最深的井有115米，村東南面最深的井達170米。挖深井要花費幾千個勞動日，大約4000元人民幣，其中一部分由省政府資助。鄰村的農民沒有得到挖深井所需的國家提供的技術和財力物力，他們嘀咕道，五公的井正在偷他們的地下水。對那些不受歡迎的村莊來說，五公及其在權力機構中的熟人，似乎是一種威脅。(P233)

　　花費巨資挖井是在缺乏任何全面的土壤和水文調查以及任何開支結算的情況下進行的。到1954年為止，五公村已經有99口水井，1050畝灌溉農田，而在挖井之前僅有300多畝。在此后的10年中，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灌溉面積僅僅增加了450畝。人們筋疲力盡地苦干，可結果離目標還很遠。在50年代中期，3/4的土地沒有灌溉條件。

　　50年代在五公參加挖井的李過、侯昆、張文通認為，村莊的富裕依賴于他們徹夜苦干和經受寒冬的能力。他們也喜歡逛集市，近的到小堤，遠的則到冀魯邊界、五公南面的故城縣，去傳授五公人的方法。(P234)

　　拖拉機耕地不是免費的。1955年村民們每畝付給拖拉機站1.2元。國家的財政援助使拖拉機、燃料和全體人員提供廉價服務成為可能。拖拉機站的服務區域達14個縣，目標是幾年之內再從蘇聯或東歐進口拖拉機，把服務區域擴大至全國2000多個縣中的100個。1955年，五公拖拉機站擴大了它的服務區域，把饒陽縣周圍的20個剛成立或者經過擴大的農業合作社包括在內。(P236)

　　1954年，大社的糧食畝產從前一年282斤增至352斤，而1955年又降至283斤。這些數量遠低于1951年小合作社的最佳成績(1951年每畝478斤)，但比貧窮的冀中常年產量高得多(P245)。

　　1955年，五公人聽從技術顧問的建議后，將棉花種植面積增加了一倍多，達到624畝，產量從1954年每畝30斤的高產水平，激增至每畝軋棉74斤，創下了該村的記錄。(P246)

　　1954年和1955年分配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是，五公創辦了耿老板在蘇聯看到的服務體系，包括一個日間托兒所，一個配發中藥的藥房，一個婦幼保健站，它使農村婦女生育更加安全。還出資興辦了一個老年之家，它由一名60歲的婦女管理，但不久就關門了。大社照顧了45個貧困戶，其中17戶是殘廢軍人或軍烈屬，受到特殊照顧;有10個貧困戶缺少勞動力，14戶少地，11戶缺少種地經驗，也即他們被迫放棄了如木工、小販和零售商這些職業，改以務農為生。

　　1954年，五公發放3.8萬斤糧食救濟貧困戶。(P246)

　　1954年，未來的村支書楊同被派去管理夜校，即人民學校，它是由青年團創辦的。滿腔熱情并與人和睦相處的西村年青人報名入學的人數，一下子從52名上升到93名。學校是文化青年的活動中心。五公人夸口說，到1954年止，86%的學齡兒童全在初小上學，6人在饒陽中學念書。年輕人出版雙月刊《社員生活》雜志，主要是登載詩詞小說，討論農村生活。(P248)

　　村里剛開設的閱覽室有省報，有幾本雜志，還收集了400多本書。55名年輕人加入五公村劇團，上演了《婦女代表》和其他現代戲。當和平發展允諾農民們恢復許多他們喜歡的文化生活時，婦女們在繁榮的文化復蘇中表現得特別積極。(P248)

　　國家提倡女童上學。在饒陽的學校里，女孩的成績常常比男孩好。在50年代，男童和女童都接受小學教育，有些女孩還當上了班長，但當升入初中的可能性成為現實時，一些農村父親卻堅持讓他們的女兒留在家中。(P249)

　　在富裕的五公村，村民們高興地注意到了光棍漢的減少，都說與過去舊社會相比，只有瘋子不能結婚了。不過即使在50年代中期，也不是所有的饒陽漢子都能賺到足夠的錢結婚成家。(P251-252)

　　五公村無法不受反抗風潮的影響。1955年7月的一天晚上，村北種的500畝棉苗被連根拔掉。(P253)

　　耿長鎖對那些因失去土地而收入受損的人，感到特別歉疚。他說，在大社，收入都是按照土地和勞動力分配的，而如果每天報酬提高了，那么全村426戶中有363戶以上在集體農莊的收入要比在大社多。很少一部分調查人員樂觀地認為，隨著土地紅利的消失，246戶收入會提高，但173戶會遭受損失。即便是按照耿老板的樂觀估算，也至少有56戶缺少勞動力的家庭共96人受損失。(P262-263)

　　廢除土地紅利，使五公村有5戶共9人斷絕了收入來源，因為他們太老，身體太弱或殘疾，什么活都不能干，也沒有子女贍養。干部們配給了2500斤糧食作為口糧，人均277斤，可這不夠吃。另有20戶老弱病殘者還能干一些輕活，他們申請補助16802元。(P263)

　　五公村的一等村民發現，1955年末，126戶農民勇敢地起來反對他們的集體化口號，包括那些擁有較多土地和良田的家庭，以及一些人多勞動力少的家庭。反對者中有軍烈屬和無子嗣、晚年無人贍養的家庭，而有樹木和有牲口的家庭也在其中。與1953年關于大社的爭論不一樣，不僅傳統精英和新的富農，而且很多老革命和出身卑微的人都是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反對者，正如官方對資本主義兩極分化中所說的一樣。

　　五公村干部們努力讓恐慌、憤怒和猶豫不決的人們放心，他們的利益在廢止土地紅利之后會得到保護。1951年因買了4.3畝地招致耿大發雷霆的李輝廷不愿屈從，他悲嘆道“如果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一無所獲，那我吃什么?”1954年他家的收入592元，包括200元的土地紅利在內。干部們解釋說，如果廢止土地紅利，兩個壯勞力每年勞動300天，那么按每個勞動日1.1元計算，全家收入共計660元。(P265-266)

　　1955年，在相對富裕的五公合作社，一個勞動日的價值是0.74元，而經過20多年之后，五公集體農莊的一個勞動日價格才真正超過1955年的水平。(P266)

　　模范地位給五公帶來極大的好處。1956年，除縣城以外，饒陽最大的鄒村醫院開始搬到五公村邊，最后它變成了五公醫院，為饒陽南部20個村莊提供醫療服務，并得到專區的資助。這一搬遷表明，國家的新模范的地位遠比舊的集市中心高。287

　　營化迫使李寬玉的中藥鋪關門大吉。由于國家控制了商業，公開的中藥市場消失了。許多家庭自己種植的草藥仍在殘余的黑市上買賣，但由于五公與國家的關系很密切，且厭惡市場，許多有價值的藥便在五公毫無用處。更糟的是，雖然醫院提供了傳統以及現代的醫療保障，但五公的中醫大夫卻沒有草藥供應，被迫放棄中醫行業。老年人抱怨說，走到村西頭的新醫院真難。他們不喜歡陌生的大夫，不喜歡排隊等候，填表和付掛號費。他們一旦生病，便在家里讓熟悉的醫生上門看病，買他們認為可信的草藥，但國有化商業和集中化的醫療體制結束了這一切。如果某人講述有西醫大夫的當地醫院的實際成就，那么許多一直不信任外鄉人的村民就會抱怨這一損失。288

　　(1956年)7月，毛號召向“地主和富農的反革命活動”發起進攻，攻擊對象迅速擴大到所有懷疑集體化和其他政策的人。290

　　國家把那些1947年土改中推行階級斗爭路線和后來通過農業手工業集體化、壓制貿易活動、搗毀所謂的農村封建文化、侵犯農民利益的人稱為革命者，即使這些人造成的危害人命關天，他們也至多被認為是頭腦發熱或走在時代前面。291

　　揭露違法亂紀、尋求民主或激發農民們更多的經濟積極性，是要冒被捕或被當作政治罪犯、人民敵人的風險。有可能被劃為右派的行為都會危及自身和前途。左的錯誤可以原諒，右的錯誤卻不能。291

　　毛斷言，正確的思想觀念能釋放出神奇的生產力。1958年1月，他宣布，所有批評快速集體化是“冒險主義者”的人，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右派分子。他說，一旦右派的觀點得到肅清，生產奇跡就會涌現出來。

　　毛堅決認為，中國農民將齊心協力地走共產主義道路：均貧富，廢除貨幣，軍事化勞動，消滅市場，嚴禁商品生產，一句話，廢除所有形式的私有財產和剝削②。302

　　5月，在北京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耿長鎖聽到毛的法定繼承人劉少奇公開地說，“辛苦幾年，享福千年”⑥。毛保證，大集體農莊將使中國一天之內完成別人20年時間完成的任務。303

　　毛輕視市場經濟中科學種田的生產前途，為了能夠共同富裕，他提倡進行重新組織和廣泛的勞動動員。305

　　黨沒有注意吸取五公村顧問盧廣所總結的教訓，即僅有宣傳不足以使農民苦干并干好，而是提倡把全國農民變成刻板的半軍事化勞力。在五公，獎勵和報酬、大棒與胡蘿卜常常誘發高強度勞動。那些在最臟的地方長時問勞動的人得到公開表揚、那些沒有達到高指標的人公開受辱。一旦勸勉失敗，畢生都依靠履行諾言的領導人就傾向于借助更多的強制手段。306

　　河北省試圖通過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義務勞動解決水的問題。，在此后的幾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庫和運河里的水。它們是在1958- 1959年動員了數百萬勞力用鋤頭、鐵鏟和手推車建造起來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會議上對水利專家的批評，水利建設要調動群眾積極性。筋亂哄哄的行動常發生意外，濫用地下水增強了土壤的鹽堿度，造成了浪費和巨大損失⑩。不久，1963年發生了可怕的大水災。有關不利工程取得了巨大成功的觀點，實在是言過其實。308

　　1959年，河北農業廳廳長張克讓調到北京，擔任恢復的華北局農村工作部部長。自40年代以來，張一直是五公的庇護人，他有15年沒來五公了。任憑機構怎么混亂，五公仍有一些高層的朋友，權力關系網仍很穩固。315

　　公社在理論上是資源合伙、擴大勞力規模、防范大災的一個途徑。通過合并36個村莊的財產，擴充了公積金，這樣就能買電力設備、片車、上廠和挖井的機械等單個村莊買不起的東西。農村將趕上城市，體力勞動者將趕止腦力勞動者，貧困者將趕上富裕者。廣泛的勞力動員使平整土地、提高土壤肥力、挖灌溉渠、修筑大壩、挖井修路成為可能。那時，機械化將有用武之地，而在農村，星羅棋布地都是工廠，不再被資產階級科學家誤導的農民科學家播種改良過的種子，研究出優良的耕種方式。

　　但實際上，擴大了的管理機構威脅到五公村民的利益，因為它比鄰近的其他村莊富裕得多。他們在這次合并中所受的損失，要比1953年加入大社時原始合作社社員的損失大得多。312

　　不管如何宣傳公社是組織勞力和分配收入的單位，三個擴大了的生產隊其實不僅是生產單位，也是收入分配的主要單位。313

　　鄒村的區政府所在地資格被取消，有20名醫生、30張病床的縣醫院分院原坐落在鄒村集市，1956年開始以很快的速度搬到了五公。專區大量撥款資助耿老板的醫院，這對五公來說可是條財路。饒陽縣醫院與大多數313農村醫院一樣，深受財力匱乏之苦，又無權要求國家增加財政預算，就連沖洗地板的消毒劑也很缺乏;由于沒有足夠的廁所，病人就在地板上小便。社會主義政策禁止私人醫生開業，因此村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尋醫問藥。現實政治只允許報道和預測增長與成功。

　　林鐵悄悄地另外撥了200萬元給五公，以修建一座電站，擴大拖拉機站，建造一個日產40萬塊磚的磚瓦廠，創建一個農具修理廠和運輸隊。315

　　鄒村集市的盛大春季廟會，曾經每天吸引兩萬多人到此，現在也被迫關閉。廟會被當作“封建文化”現象而遭禁止。當私有小塊土地消失，攤販和手藝人被并人集體單位，貨幣也不再在鄉村流通時，定期集市便萎縮了。在華中和華北的落后山區，破壞市場的情況最為嚴重。干部們通過急進地摧毀副業和市場，來表明對毛和公社的信仰。這些貧困地區產出的微薄公積金被白白地浪費掉，糧食吃完了，人們也筋疲力盡。由于當地市場被取消，要走到一個工廠、中介市場或行政中心，去獲取鹽、布匹和緊缺經濟物資等任何東西，都需要5天時間。319

　　呼吁關注造成饑懂之事實的人，只能使自己或其家庭成為犧牲品，遭到同樣受侮辱的命運。政治語調傳遞出喪鐘，鄉村一片沉寂。320

　　毛不同意中國進入世界糧食市場購買救荒糧。官員們繼續宣傳像徐水和河南這些快速發展到共產主義的地方。大躍進猛烈地沖向懸崖絕壁。321

　　農民們還聽說，在河南砍掉了其他莊稼種甘薯。1959年夏，在饒陽玉米和其他莊稼長勢良好的村莊，干部們命令社員們像這些模范地區一樣干。當為了種甘薯被迫砍掉好莊稼時，婦女們嚎淘大哭。由于種得太晚，甘薯通常只有手指那么大。323

　　與30年代一樣，經濟衰退使家庭喪失了傳統的支配行為道德的能力，宗族和村莊開始脫鉤，家庭內的爭斗變得更加險惡。人們用“窮架”來表示可怕的斗爭。家庭關系疏遠，許多家庭破裂了。325

　　1959年夏，五公村支仔張端召集村民們，討論從田里遷移墳堆的問題，他提出把墳遷到一個公共地點，即村子南邊、最初有90座墳的南李宗族公墓。兇猛的張堅決認為，遷墳既能保持對已為他們做了許多的黨的信仰，又能讓他們自救。革命意識能夠產生出財富。平整更多的土地，就能改善灌溉條件和機械化耕種。張建議把棺水用于生產方面，但沒有一個人愿意用它，因為墳墓的氣味滲到棺木里去了。

　　張先邀請村民們遷移祖先的遺骸，后來他召集會議進行討論，可眾人緘默不語。他要求，如果大家同意遷墳，就舉手。每個人都舉了手。但民主程序是表面文章。就連村里的實權人物也閉口不言。幾乎每個人(尤其是老人)都存有疑慮。但黨已決定了。327

　　五公謹慎地設法限制免費供應，從各戶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飯錢。人們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非常多的蔬菜，而且在經濟條件惡化時，外鄉人也到五公食堂來吃飯。像五公和相鄰的王橋這些比較富裕的村莊，都經歷過像搶劫一樣的吃白飯，因為他們的勞動果實被施舍給外鄉人了;由大躍進造成的饑荒促使村與村、戶與戶之間的對立，因此農民們越來越依賴于普通的親331戚關系。在情況稍好的村莊，宗族成員在幫助情況更糟的親戚。

　　革命戰爭很快鞏固了一種體制。它不僅通過傳統的個人關系，而且還通過區域和制度結構的分布來保障特權的存在。

　　河北省石家莊山區雖然遭到經濟上不合理、文化上疏遠的大躍進政治的嚴重創傷，情況仍比其他邊遠地區要好些，因為它是主要的軍事根據地，而軍隊控制著獲得寶貴資源的優先權。343

　　鑒于林鐵的關系網在河北省有很高的地位，五公村在大躍進饑荒中所受的災難便不像鄰莊那么嚴重。1959年，當饑饉日趨嚴重時，五公村依靠林鐵的資金建成了一個發電廠，以此來慶祝人民共和國誕生10周年。一些家庭用上了電，幾個家庭有了稀罕的收音機。成串的電燈為突擊隊夜間+活提供照明。344

　　所有商品，從細糧到書本、自行車，都在準確的等級關系中按照跟中央的接近程度進行分配。346

　　像耿口這樣的普通村莊，不可能有稀少的昂貴的木料，為果園上籬笆。耿口村民們說，他們不能阻止五公的年輕人去偷他們的水果。五公有柵欄，而耿口沒有，這展示了兩個世界，受寵的一個得到保護，井納人國家軌道，另一個則遭遺棄。為了防止竊賊來偷，耿口村民只得在成熟前便將蘋果摘下。349

　　指令性經濟給那些失寵者造成全國性經濟短缺。由于被國家偏愛的單位壟斷了寶貴的人員和資金，因此，享有特權者到底如何知道他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時候需要，這本身的隨意性就造成大量浪費。40年代末把牲口送給耿老板，1953年把拖拉機開到五公，1959年建造電廠，以及獲得化肥和草藥的特殊途徑，都反映了特權的政治邏輯，它無益于經濟效益的提高。350

　　在饒陽，由國家提供資金的、供老年退休職工生活的養老院沒有關門，它按照城里的標準提供食物。有很多人要求住進這家有40多張床位的養老院。不過，只有那些政治關系過硬的人才能住進去。無論政策路線怎樣，物私總是占據著主導地位。五公從縣里寶貴的化肥中得到最大的份額。而可憐的耿口村到處尋找化肥，但一粒一也未找到。35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持續反對市場和私有財產的斗爭，結果將進一步損害弱者的利益，而更加強有力地鞏固了特權者的地位。其實越是一大二公，結果就越是兩極分化，使最窮苦者永遠陷入貧困，同時加劇了攫取國家資源供應的熱衷程度。355

　　包括耿老板在內的黨、政、軍國家網絡試圖表明，勒緊愛國主義的褲腰帶，忠于禁欲主義的信念，國家和集體農莊就能保持強大。饒陽的于部們宣布，農民在人均留下極少的360斤口糧后，須把所有糧食賣給國家。農民們不相信360斤就夠了:“夠不夠，三百六”。饒陽所有的老人都相互訴說，在舊社會，當時他們年輕力壯，在一個為期5天的集市上，他們就能賺到相當于15}斤糧食的錢，接近很多人辛苦一整年所掙到的一半。1961年秋，耿老板了解到，由陳永貴領導的、迅速崛起的山西模范村—大寨，也把360斤最低口糧以外的所有糧食都賣給了國家。他立即把五公的口糧改為359斤，其余的賣給國家。不管大躍進造成的災情有多大，爭取鞏固體制的邏輯引導著諸如耿這樣的人尋找顯示革命熱情的途徑，以取悅于國家領導人。

　　耿老板和他的同僚們為了獲得國家壟斷和分配的資源，與國家建構的政治競爭原則保持一致，這便是五公獲得拖拉機、技術援助和電站的秘訣。劉少奇主席送給模范縣徐水的干部們一臺嶄新的莫斯科牌電視機，這并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國家體制中的高層人物才能贈送這么貴重的商品。366

　　普通中國農民面臨著通過遷移、副業、農民家庭經濟、市場活躍的機會，尋求生存保障和改善家庭生活的困境，這與那些控制著特殊資源的在國家網絡內調動的干部所面臨的挑戰，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天地。教條主義者傾向于把受排斥者的生存行為當作自私的和資本主義的。這些資本主義的萌芽被看做是一種威脅，須經革命斗爭即轉變世界觀、動員群眾和發動進一步清洗的階級一斗爭來加以消滅。在中央一級，反對教條主義創始者的人們發現，在蘇聯于1960年代成為巾國的敵人之后，已很難證明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正當性。改革者們經歷了一個更加艱難的時期，以證明政策選擇的合理性。這種政策有可能被稱為資本主義的、從血憑空被斷定會導致剝削、貧困和兩極分化，因此，與革命所承諾的共同富裕背道而馳。鑒于改革有利于使經濟從教條主義災難中復蘇，毛逐漸把改革看做破壞實現革命目標的行為，耿的看法與此相同。當時的中國構筑了反對改革的思想、利益和制度，而這些改革本可以使占壓倒多數的中國農民走上強大和富庶之路。368

　　當廢止土地紅利的消息傳開的時候，原自耕農徐平文心煩意亂，好幾天沒有出門，他為了增加土地，畢生拼命掙錢干活，現在卻未得到任何補償便被從手中奪走了。他的女兒被請去說服他，她說，去年全家土地收入為235元，勞動所得為243元，明年雖然土地紅利沒有了，但集體農莊給勞力的日工資將增加一倍多，全家收入將比去年增加304元。這個數字是荒唐的。耿老板嘗試著另一個策略：著重強調原來的小農經濟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大社已經結束了那種動蕩不安的狀況，集體農莊將比這個更好。雖然徐家在40年代的饑荒中，其20畝地曾減至7畝，但仍說服不了他。(P266)

　　五公村試圖說服這些反抗者：集體化符合每個人的長期利益。拖拉機站的十幾名工作人員和縣里的干部，挨家挨戶地消除村民們的疑慮。后來提升為衡水專區農業局局長的拖拉機機技術員張根托和縣委行政辦公室的王玉昆，都來到村中不肯服從的農民家中做工作。村中第四、五、六、七生產隊中反對者最多，這些生產隊擁有良田和最好的灌溉條件，以前是種菜的自耕農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李氏宗族的根據地。就連受過訓練的宣傳員李萬義這樣的干部都不能說服他們。李氏宗族的成員擔心，權力更加集中在壓制他們的干部們手中，后果會如何?疑慮和恐懼依然存在，但所有人卻不得不加入，交出土地、牲口、樹木、農具，統統集體化。(P267-268)

　　五公村的章程規定，集體農莊將按當時的市場價格，對牲口、大車、水井、犁和樹木進行公正的補償。即使在相對富裕的五公村，也用了兩年才給予補償，而且村民們感到數目太小了。其他村中情況更糟。大多數集體農莊把買價壓得很低，并且從未對征用的財產按允諾的價格付錢，因為并沒有儲備資金。(P269)

　　由于集體農莊控制了家庭建房，五公可以展開重建全村的遠大規劃，并開始消滅彎曲的小巷。直線和正方形看上去是有力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的。這個計劃描繪了直線排列的磚瓦房的特點，每戶都帶有圍墻的院子。(P269-270)

　　1956年1月，五公村公布了它的發展計劃。10年規劃的開始階段，是平整土地、填溝，把30畝干涸的河床變成平坦的肥沃的莊稼田，將其開辟為菜園。五公村再也不是密密麻麻地布滿了令1953年來訪的作家們震驚的沙丘。徐樹寬發動了一場從溝塘挖淤泥、積自然肥的冬季運動。村民們整個冬天都忙于填溝和平整干涸的河床。與別村交換了更多的土地，田地都作了重新改造和分配。(P273)

　　集體農莊的第一個冬天，村民們筋疲力盡，挖了4000馬車淤泥，以平整土地，提高肥力。(P274)

　　(1956年)天空爆裂，暴雨連綿，洪水沖進了干裂的地里。華北受災人數達1500萬，僅河北省就有4500萬畝莊稼被毀。歷史學家可以回顧晚清道光年間和1939年大水災，但必須為社會主義政府的救災反應作正面宣傳。

　　村民在兇猛的張端和民兵的帶領下，使用傳統技術日夜奮戰，在居住區周圍建造了一垛2米高、2米寬的泥墻。墻沒有被洪水沖垮，家園保住了，但花生、棉花和其他秋作物均淹沒在幾英尺深的水里。棉花從1954年每畝74斤的高產，下降到24斤。(P276)

　　1956年，糧食產量62.9萬斤，僅為1954年的一半，實為1955年的70%。(P278)

　　五公村也想方設法幫助貧困戶。水災后，便把2萬斤救濟糧分給救濟名冊中的38戶。此外，25戶軍烈屬和五保戶也獲得了救濟，總共有10%的家庭靠救濟活了下來。(P279-280)

　　1956年，該村增加了副業投資，集體農莊創辦了10個小企業，包括一個木工廠，一個榨油廠，一支運輸隊和一個林業組。五公村唯一的財政儲備金為副業提供了資金。到了歲末，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30%，正好44元。(P284)

　　1956年，五公小學增設了五年級和六年級，然后開辦了一所三年制的初中，吸引了鄰村每年有能力付出3元學費的孩子來上學。在饒陽農村，受過8年教育的人鳳毛麟角，五公也是如此。初級中學有240名學生，13名教師和職員。全縣唯一的高中在縣城。(P289)

　　盡管發生了種種制度變遷，從30年代末的稅制改革開始到1958年，饒陽農民的日常生活仍陷入現代化之前的貧困之中。天若下雨，小路積滿了水，人們只得守在家中。沒有下水道，食物也很簡單，且千篇一律，早飯是玉米糊，中午煮粗糧，晚上接著吃。幾乎吃不到肉、家禽、魚和新鮮蔬菜。家里沒有椅子、沙發、床、收音機和鐘。婦女用石頭和從很遠的井里打來的冰冷的水洗衣服。(P300)

　　由于傳統武術衰落，它在反右運動中間被斥為封建迷信，青年團便推廣現代體育運動，尤其是籃球和乒乓球，建造農村學校時，建筑工人首先搞好籃球場，以便他們能從現代體育中找到樂趣。(P301)

　　在此后的幾十年中，冀中完全依靠水庫和運河里的水。他們是在1958-1959年動員了數百萬勞力用鋤頭、鐵鏟和手推車建造起來的，遵循了毛在3月成都會議上對水利專家的批評，水利建設要調動群眾積極性。(P308)

　　社部設在五公的紅旗人民公社于1958年9月9日宣布成立。不久，更名為五公人民公社，下轄原饒陽第四區所屬的四個鄉鎮，共5萬人。耿長鎖擔任社長。但耿無法有效領導擁有該縣1/4人口的單位。(P311-312)

　　1958年，參加五公公社組織的工程勞動的人，每天的報酬是0.2元，同年，五公村一個勞動日也從三年前介于0.71-0.8元之間，下降到0.49元。1955-1959年間，勞動的天數翻了一倍，可人均收入卻在下降。國家無節制和無償地使用勞動力。1958年9月，五公和其他村的勞動力向西跋涉幾公里，到桑園挖灌溉渠。是年冬，五公人又開挖了1980米的灌溉渠和15口水井。水泥管代替了竹管，放入越來越深的井里，水卻似乎在消失。(P316)

　　9月，五公村派45個勞動力到東面145公里的泊鎮去煉鋼。(P316)

　　到1959年底為止，通過遷墳而增加了60畝耕地。但還有很多墳地散落田間，老人們反對遷墳。(P328)

　　1958年秋收之后，五公村建立了10個集體伙房，接著合并成一處，地點在原南李祠堂內，但很快又分成三個集體食堂，各隊一個。軍事化的食堂沒有桌子，沒有屋頂，也沒有取暖設備。在門外用磚頭堆個墩子，上面架塊糾木板，人們自帶凳子、碗和筷子。1958年秋，由于有絕大部分男人在建筑工地勞動，婦女被迫下地收割，許多人便歡迎有大爐子和大鍋的公共食堂，因為沒有時間在家做飯。一些年輕人也喜歡在吃飯時有機會交朋友，而不再在等級森嚴的家庭中服從于老人(P330)

　　饒陽大部分村中的公共食堂挨過1959年和1960年的冬天之后就關了。五公的三個食堂辦得時間稍長一點。贊同大躍進的共產主義觀點的聰明人張朝可認為，五公辦公共食堂是件好事。他回憶說，1959和1960嚴重困難時期，它們使一些人免遭厄運，不用出去要飯。但他又說，人們對大食堂從來就不認同。(P331)

　　五公謹慎地設法限制免費供應，從各戶分得的收入中扣除飯錢。人們依然在公共食堂吃到相當多的蔬菜，而且在經濟條件惡化時，外鄉人也到五公公共食堂來吃飯。(P331)

　　1960年，河北的災情最為嚴重。五公的產量降低到每畝310斤。全村共產糧72萬斤，勉強達到1959年的2/3,可耿老板仍忠實地賣給國家2萬斤小麥。1960年五公人均糧食分配下降到大社成立以來的最低點，僅270斤。(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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