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內容是2010年在廣州舉行了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的幾次發言，會議主題是“社會主義實踐的現代性問題”。會議錄音經整理后曾發表于開放時代2012年11期。整理時未作文字修改，為了閱讀方便添加了標題和小標題。本網轉載時有刪節。】

　　計劃經濟的實際運作方式

　　對于社會主義怎么進行臉譜化表述，對計劃經濟的表述是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經濟學界說計劃經濟完全不符合本土需要，要么說它是從蘇聯抄襲來的，是所謂的“蘇聯模式”，要么說它是從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是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對企業與政府關系的理解上，則喜歡強調政府過度集中，企業沒有決策權，一些人甚至說企業如何生產、生產多少都完全依賴于政府計劃。我們搞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經濟之后，經濟學界對于計劃經濟的理解，卻掉過頭來去抄襲三四十年代反社會主義學者哈耶克的一個理論假設。社會主義臉譜化實際上意味著知識界的“健忘”，跟既有的經驗事實不發生聯系。其實政府計劃接管企業的日常生產決策，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1961年的《工業七十條》對于政府和企業關系有著明確的界定，政府對企業進行“五定”和“五保”關系--政府確定企業的生產方案和規模、人員和機構、固定資金和流動資金、原材料動力的來源和定額以及確立協作關系，生產過程和決策與機械設備的能力相關，不可能隨意更改，所消耗的原材料和生產出來的產品也是相對固定的，政府和企業都無需隨意更改，而企業則反過來對政府確保完成特定產品數量、質量、成本和消耗定額等五個方面的“五保”。計劃經濟至少對很多年長的人來說，是一個經驗，不應該信口開河，更不是什么事情都由中央計劃說了算。

　　農村基層政權的低成本和高執行力

　　歷朝歷代都是“皇權不下縣”，過多的官員和過高的行政成本超出了農民的負擔水平，結果是梁漱溟所說的那種政府和民眾之間的"消極相安之局"。而共產黨政權在毛澤東時代做到在農村壟斷暴力的同時提供秩序，并通過集體經濟制度，在生產、生活條件方面給農民帶來非常大的改變。在農村建設一個有執行力的政權，低成本是必須的，建設低成本政權對于共產黨高層而言也是一種沒有理論化的創新，缺乏一種中間層次的概念體系來表述他們之間的不同政見，反而被強行納入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宏觀概念框架之內。毛澤東與很多共產黨高官的爭論，也可以歸結為如何創建一個低成本同時具有高執行力的政權問題，這種形式的政權也必須革除歷代統治階級的統治經驗的常規，革新農村政權中間干群關系和權力用法。當時的爭論和實踐，在今天如何進行表述?而今天的三農問題，我個人的理解就是：如何在較低的人均資源水平下更好地引入現代技術，從而幫助農民改善生產和生存條件的問題。如果像改革家們所說的那樣，家庭作為生產單位是最有效率的，那么三農問題就應該不存在，同時也應該用這個問題意識，去檢驗毛澤東時代“人民公社三級體制”的成效。

　　毛時代怎么定義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是與資本主義相互對照來界定的，毛澤東時代對于社會主義制度實質的理解，與80年代之后非毛化時期的理解有著根本不同：毛澤東時代很強調“政治”、“文化”這兩個上層建筑方面，非毛化時期則反過來強調所有制這個經濟基礎方面。所謂的“新民主主義”應該包括多種混合所有制經濟，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創新，都是在重新定義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主要是與所有制因果相關之后，才上升到首要問題的;而在毛澤東時代，對于官民關系再造和資產階級法權的關注，才是首要問題。毛澤東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只有回到政治和文化方面，才是有著實際指代的，去掉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維度，僅僅與公有制聯系起來，階級和制度的分野就不存在了。如果把社會主義制度看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顛倒，所有制變革能夠一次性完成，繼續革命就成為不必要，進行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完善，甚至提高到階級斗爭來進行制度完善過程，就喪失了實際指代。

　　革命時代的管理學革命成就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在一場徹底的革命勝利之后才展開的，革命時代形成的經驗特別是管理和基層政府組織方面的經驗，對于新中國的政治建設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甚至可以說，共產黨高層的爭論主題和內容，仍然是延續革命時代的爭論。一場革命是以推翻統治階級的統治為目的的，在革命者對壘統治者的年代，無論物質(經濟力量)還是暴力(軍事力量)方面，革命者都處于劣勢，這迫使革命者尋求一種不同于統治階級的管理模式，完不成這種管理革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從井岡山時期開始的紅軍管理模式，我把它稱為"扁平化管理"。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官員的權力和利益被大大地壓縮了，這導致絕大多數官員的反對，而竭力主張完成這一場管理革命的毛澤東，則受到大多數軍官的反對，1929年有投票權的軍官把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給選掉了。延安整風實際上仍然是繼續推行江西時期未完成的管理革命，毛澤東整風運動的三大文獻《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其實都是要推廣一種新的行政理念。毛澤東這些講話中間還隱含了對于知識的不同理解--實際上他不承認有"脫離實踐過程的規范"或者規律。延安整風中間對于組織和權力的想象、對于知識的理解，從根本上挑戰了西方"理性化"的基本前提。1949年革命勝利之后，共產黨擁有了執政地位，現在也有了物質和暴力的優勢，管理開始向傳統統治階級的常規經驗回歸。1958年毛澤東尖銳提出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話題，同時在多次講話中間系統回憶根據地時代“管理革命”的原因，他說上井岡山之后“無人、無錢、無槍”，所以必須轉過來依靠戰士，產生一種“民主作風”;而進城之后廣大干部“熬了三年”終于大規模恢復“等級制”，這是“向資產階級學習”;1969年他在九大上更是指出“進城以后這個黨不那么好了”;臨終時他還說我們是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保護資產階級法權。從管理中間的權力分配和官民關系去看待宏觀政治和制度性質的視角，是與革命時代和建設時代的對照視角，也就是“文革”期間經常批判的所謂“背叛革命路線”問題，與革命時代經驗的巨大落差，始終是一個重要的批判資源。

　　基礎性的生產體制中間，官民關系是一個關鍵。以前國民黨時代的工廠跟今天一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相互之間有很大的社會鴻溝，白領和藍領對話都很困難。“土八路”進城接管工廠之后，一個巨大的變化是發動工人一起去批判工廠的壞人，“鎮反”、“三反”和“五反”運動都是這樣，并以此變革權力分配和管理關系，提拔工人中間的積極分子當干部。1952年“五反”運動結束的時候，工廠內部資本家雇傭的代理人已經不大起作用了，舊有的常規管理模式和權力關系都已經變過來了，私有制還沒有變，但基層政治和組織作用早已不一樣了。此后工廠里面的資本家已經沒有任何權力了，對外在市場上不再能夠囤積居奇，對內也喪失了管理工人的權威。這有一個社會關系模式的替代，以前是少數人管理，多數人服從，但是共產黨進去以后，照搬官兵一致軍民一致那一套經驗，形成了新的氣象。這個時候車間主任、班組長都是此前的師兄弟、同事，而且基層干部大多數也不能完全脫離勞動，以前動不動就解雇、罰款這些手段也很難頻繁使用了。把這一套體制慢慢移過來以后，管理手段是減少了，但是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卻提高了50%以上。對于這個過程的理解，學術研究仍然非常薄弱。在共產黨內部，劉少奇、鄧小平始終持有一個制度理想，他們始終要恢復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強化管理手段的運用，以為這就是提高管理效率的唯一出路。社會主義改革有一個很根本的方向，就是提升被管理者相對于管理者的權利和地位，這本身就可能導致對常規管理手段運用的限制。反過來，現在只要一提到改革，就是強化官員個人的權力，讓他們有更多的手段去挾制被管理者。社會主義制度“正向”和“反向”變革，都沒辦法用所有制變革來簡化，至少是在起始階段沒有所有制的變化，所有制變革其實都出現在完成時態上，如果把毛澤東“政治掛帥”理解為“非經濟因素起主導作用”，就很有啟發性。

　　文革對于專業化的官僚制的檢驗

　　美國政治學者尼斯坎南認為官員們的主要追求是本部門預算撥款的最大化，預算撥款增加與官員的職業利益有因果關系。就中國的教育和醫療事業經驗看，官員們和主管機構似乎明確持有一種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的邏輯，要求更多的財政撥款或者向服務對象收取高額的費用，同時，各種部門的"制度創新"往往指向那種“單位公共服務質量和數量的價格最大化”方向，而各種有利于普及但不利于部門利益擴張的方案則長期受到忽視。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嚴厲批評衛生部，說他們壟斷全部醫療資源但只為城市少數人服務，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得不到重視。“文革”期間農村能夠普及合作醫療和小學教育，也許并非偶然。"文革"期間教育部和衛生部的管理體系被打亂，主管官員喪失權力，新成立的革委會主要是軍官主導的，軍官們對于教育和醫療應該沒有“先入之見”，所以支持并推廣了一些有效的做法。1968年，覃祥官(湖北長陽縣合作醫療事業的創始人)在湖北長陽辦合作醫療的經驗被《人民日報》報道之后，受到各地革委會的響應;而山東兩個小學教師提出“小學民辦”的建議之后，也一樣得到廣泛支持。代表教育部觀點的《當代中國的教育事業》和代表衛生部觀點的《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均為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叢書)，對于“文革”中間廣受好評的農村合作醫療和普及小學教育，則持有明確的冷淡乃至于反對態度。

　　毛澤東時代可以依托基層組織，實現教育和醫療事業的“非商業化”，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而經營，同時采取"民辦教師"和"赤腳醫生"的方式最小化人工成本，實現在較低的收入水平之下進行普及。覃祥官在合作醫療被拋棄之后，總結說：“如果沒有集體經濟和毛澤東思想，合作醫療是不可能的。”今天的“新農合”類似于西方的福利國家方案，因為人均撥款水平很低而管理成本又很高，能夠取得多大的實際成效有待于觀察。如果沒有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基層組織，“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醫療事業難以建立起來，即便是建立起來也很難生存和運作下去，低收入的農民就不可能找到一個改善生存條件引入新技術服務的路徑，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對于比較窮的人來說，看來是必須的。醫療事業如果不以盈利為目的，醫療和醫生實現“非商業化”，以今天的財政支持水平可以支撐一個比毛澤東時代高得多的合作醫療事業，而且覆蓋全民。正規化與高成本是聯系在一起的，與官員的預算最大化愿望相一致，這和向低收入人口普及的方向相反。也許，普及醫療服務的努力要能夠超越“預算最大化”官員愿望之后才能夠得到重視并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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