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起來 1949~1976

　　1919年，中華民族昂起了頭顱，短短三十年后，中國人便站直了身軀，即便面對世界上最強的兩個大國也絕不屈服，而這一過程，幾乎完全靠中國億萬同胞自己的覺醒和奮起，在人類史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烙記。

　　國民黨軍隊在美國支持下發動的全面內戰，1948年底就進入了人民解放軍橫掃華北并繼續向南進擊的局面，國民黨軍隊全線潰敗。眼看蔣介石就要兵敗大陸、解放軍行將進軍江南完成統一大業，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發給中共的電報中卻說蘇聯贊成中國停止內戰實現和平，毛澤東回復電報給斯大林堅定地說不。人民解放軍果斷南下勢如破竹。毛澤東在1949年4月11日的談話中說：“我們沒有聽他們的，我們過了長江，美國并沒有出兵，中國也沒有出現南北朝。”獨立自主這條歷史邏輯已經溶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里，絕不會再走對列強卑躬屈膝的回頭路，即便對方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

　　短短幾個月后，國民黨軍隊退守臺灣，中國大陸境內軍閥割據的局面被基本掃除，國家統一這一歷史邏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執行與實現。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建立，外國軍隊全部退出中國的領土領空(旅順口領海有蘇聯駐軍)，中國徹底收回關稅主權。一個蓬勃向上的新中國讓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內的各階層人民為之振奮。中國這個古老帝國終于實現統一安定，部隊正準備大規模復員，全國工作重心已經轉向經濟建設，重中之重便是歷史性地啟動工業化進程追趕歐美列強，建國后的一切工作都是圍繞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展開的。早在1944年5月，毛澤東就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后。中國社會的進步獎主要靠工業的發展。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1949年3月毛澤東再度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已經顯露出毛澤東的治國方略：以工業化進程為強大動力，推進國家經濟、國防、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實現國家富強、人民福利。工業立國的歷史邏輯終于在共和國建立后得以落地實施。新中國這個不屈的戰士已經站起來了，但是仍然瘦骨嶙峋，唯有靠工業化建設壯起來，才能從容應對更為強大的對手。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發起了統一朝鮮半島的戰爭，第二天美國便采取軍事干涉行動，并且派第七艦隊野蠻進駐臺灣海峽，中國收復臺灣軍事計劃被迫擱淺，美國此時已粗暴地軍事侵犯中國領海。9月15日，麥克阿瑟指揮美軍從仁川登陸，很快便打得北朝鮮軍隊潰不成軍。中國起初斷不同意北朝鮮貿然發動戰爭，但戰爭爆發后美軍不顧中國抗議不斷侵犯中國領海領空，而且向北越過三八線威脅東北工業建設，中國人民志愿軍便雄赳赳地跨過鴨綠江拒敵于境外，這恐怕就是我們外交辭令中“中國不惹事、但絕不怕事”的歷史源頭。中國在今日沒被任何大國操縱，因為幸有毛澤東的決策擔當，幸有彭德懷司令臨危受命和包括毛岸英在內的志愿軍將士們的浴血犧牲，打出了幾十年的和平，打出了比較安定的中朝邊境，更洗雪了鴉片戰爭以來的外戰結局都是割地賠款的民族恥辱。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保家衛國的同時，共和國的建設事業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當中。據統計，1950年新解放區有4萬名干部和群眾積極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殘殺，敵對勢力時時危害著人民的生命安全，而農業生產、工業化與國家財政經濟建設也都需要安定的內部環境，因此中央派軍進藏贏取西藏和平解放，各地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剿匪斗爭、鎮壓反革命運動及取締反動會道門的斗爭，全國范圍內針對官員體系展開“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由“三反”運動又發現資本家采取各種手段腐化、滲透各地官員，因此又展開針對資本家體系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這些工作都還是以被動防守為主，真的要讓中國安定，就必須要讓人民安居樂業，那時人民就會自發聯合起來與破壞安定的勢力斗爭到底，這就是民眾聯合的歷史邏輯。那么，首先就需要把毛澤東自井岡山時期創造并實施完善的土地改革運動貫徹到全國范圍內，解決最廣大底層農民的安居樂業問題。同時這也是向人民宣告，“分田地”不是中共為奪取天下開出的空頭支票，而是奪取天下后要堅定落實的目標。

　　民國時期，由于人口多，土地少，而且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的官紳、地主手里，每年都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窮苦平民餓死，而近兩億的赤貧農民雖然不至于餓死，但也沒有錢承擔基本的醫療服務，孕產婦死亡率為1500/10萬，嬰兒死亡率為20%，人均壽命只有區區35歲，這些如今看來不可想象，卻是鐵打的歷史事實。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就是包括民國在內的舊中國的真實寫照。那些為地主失去財產權抱怨侵犯人權的公共知識分子們虛偽得令人發指，他們難道不明白億萬平民的生存權要遠遠優先于極少數官紳地主的財產權嗎？全國除西藏外的土地改革運動在1952年底基本完成，約三億無地和少地農民分得7億畝土地，從根本上解決了窮人的吃飯問題。新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社會理想，而且通過這次土地革命，還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平等意識和覺悟水平。窮苦農民挺直腰桿不再覺得低人一等，分到田地后一改萎靡麻木的精神面貌，干勁十足地參與到國家建設事業中來。

　　1951年，中共河北省委黨代會上有人揭發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張子善利用職權貪污國家救濟糧及公款總計達171億元(舊幣)。當時對貪腐還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仍采取群眾路線工作方法——讓各級干部和群眾進行評議。參加評議的552人中有535人同意處以死刑。報到中央，毛澤東召集會議說：“這樣的叛徒和蛀蟲，有多少就清除多少，清除了他們，不是降低了黨的威信而是提高了。不殺，就不能平民憤，不能正黨紀國法。我們是要他們倆，還是要中國呢?”會議一致決定判處劉張死刑。河北省的一些干部對此想不通，紛紛求情，毛澤東語重心長地答復：“正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我們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乃至2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絕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是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中國共產黨在掌握政權后才面臨權力濫用這一重大課題，中共中央清醒地意識到唯有鐵腕嚴懲腐敗防微杜漸，才能確保整個政權組織始終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堅定反腐是中國道路的第十個歷史邏輯。

　　1952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各地剿匪完成，三反、五反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基本完成，這為1953年即將啟動的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創造了安定的內部環境。此時，還需要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治理結構做好組織上的調整準備。由于解放戰爭后地方華北、東北、西北、中南、西南、東南六個大區都是從軍管發展起來的，因此四大野戰軍的指揮官掌握重大實權：一野彭德懷，二野劉伯承，三野陳毅、栗裕，四野林彪。中央出于防止軍閥割據再現的考慮，幾位開國將領也有忠心為國的政治覺悟，四大野戰軍的主要指揮者都先后離開了自己原來部隊，另有安排。到1952年底，為進一步防止藩鎮重權，中央再將四大野戰軍的繼任負責人饒漱石、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和高崗等五大局的第一書記調至中央工作，其中高崗身兼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兩大要職，史稱“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這些安排都實踐了中央集權這一歷史邏輯，高度強化了中央對地方各省的掌控力，為國家一盤棋的國民經濟計劃奠定了高效率的執行力保證。

　　1953年1月1日，我國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綜合考慮國際國內形勢后制定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建國初期，新中國領導人曾多次開會商議如何與承認共和國的各個國家建交的問題，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可以開放地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各國進行經濟往來，在工業化的道路選擇上提出“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即先發展輕工業，緩和內部矛盾，逐步積累資源、資金再發展重工業，而進入物質生產較為發達的社會主義。但朝鮮戰爭爆發后，形勢急轉直下，美國率領西方陣營國家開始對中國展開20多年的經濟制裁與封鎖禁運，并非坊間傳聞的毛澤東要閉關鎖國。工業化進程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生產設備，此時這些生產設備都在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之列，先發展輕工業的道路已經走不通了，唯有發展裝配制造重工業自行制造生產設備，同時共和國的國防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也都迫切需要重工業的支撐，因此中國效仿已經驗證成功的蘇聯在封鎖下優先發展重工業趕超西方之路，已是最優選擇。1953年5月中蘇補簽《關于蘇聯援助中國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規定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工業項目。加上1950年已確定的50項和1954年增加的15項，共156項，列入“一五”計劃，涉及航空、軍工、鋼鐵冶金、電力、機械、煤炭、造船等新中國最迫切需要發展起來的重工業領域。蘇聯技術和專家支持屬于無條件支援，同時以年利1%的優惠條件蘇聯貸款給中國3億美元，用以償付為恢復和發展共和國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十年期還清。這種地緣毗鄰的一個大國近乎無私地幫助另一個大國推進包括軍事工業在內的重工業建設，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陣營兄弟國家間肝膽相照的深厚友誼還是存在的，任誰也無法抹殺。

　　蘇聯的外援畢竟只是起到引導和協助作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多還是依靠中國人自力更生的集體奮斗，甚至犧牲自身利益。由于建國初期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國庫的財富基本上都被蔣介石掠到臺灣，新中國政府的財政相當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不允許中國以市場形成價格機制的方式發展，因此實施以計劃統籌國家產業建設、統一制定包括工資在內的各要素價格和高積累低消費的低成本發展方案。這種發展方案非常有助于落后農業國快速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卻容易在生產要素能夠在各國間自由流動的開放結構下脆弱地崩潰，正是美國主導的對新中國經濟封鎖禁運幫助我們規避了這一風險，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的中華辯證法思想再一次顯現高明。在低成本發展過程中，農民低價向全國貢獻了糧食等農產品，工人工資中的大部分歸入積累資金用于擴大工業生產，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不計收益地投入到共和國的建設當中，他們的收入雖然受到了損失，但他們精神飽滿熱情高漲，因為毛主席承諾給他們：中國必會在人民自力更生的工業化建設中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這是1840年后數代中國人共同的強國夢。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就是人民滿懷希望，這樣的國家會不斷地創造奇跡。希望和信念把中國人強化組織起來，組成了一部高效的國家機器，迸發了前所未有的澎湃能量。善于總結歷史智慧的中華民族優勢在于，只要適應了工業化這個游戲規則，迎頭趕上就只是時間問題。

　　1953年底，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同時騰出更多時間考慮治國戰略問題，提出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這樣，黨和國家的領導機構將進行大幅度調整，人事安排也會做相應調整。劉少奇關于稅制改革的政策沒經中央討論直接施行下去，取了很不好的效果，引起毛主席不滿和批評，風頭正勁的高崗便覺得頂替劉少奇的機會來了，開始私下串聯四大野戰軍的實權人物彭德懷、林彪、饒漱石、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的陳云。卻只得到了饒漱石的積極響應，彭德懷和林彪不置可否，陳云和鄧小平向中央匯報了相關情況。而高崗不僅針對劉少奇與“四大金剛”，竟然同時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一時之間樹敵太多遭遇反擊。毛澤東雖然不滿劉少奇的一些路線政策，也著實愛惜高崗治理經濟的才干，但實在不能原諒高崗饒漱石私下串聯軍隊干部并封官許愿挑戰“黨指揮槍”大原則的過頭做法，因為軍閥割據對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仍歷歷在目，黨掌握武裝這一邏輯再度生效。毛澤東指導鄧小平、陳云做發言提倡增強黨的團結，反對高饒分裂中央的行為，保護了劉少奇的黨內權威。為了表彰鄧小平與陳云維護黨的團結所作出的貢獻，1954年他們同時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后來的八大上鄧小平當選為黨中央的總書記(毛澤東仍當選為黨中央的主席)，而陳云則成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負責人，兩人的黨內地位迅速提高，與劉少奇、周恩來共同成為一線領導班子的核心人物，1954年起毛澤東退居二線到各地調研制定治國戰略和研究國際形勢問題，可見毛澤東并不貪戀權力。執掌新中國僅僅五年，毛澤東就讓出一線執政權力，著力培養比他年輕5歲的劉少奇和年輕11歲的鄧小平。

　　1956年，毛澤東拿出了他潛心研究的成果。他在內部做了《論十大關系》講話，以特有的東方思維方式，把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關系，黨內和黨外關系，生產與消費的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的關系等等做了綱領性的探索，指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也要注意農業和輕工業生產，要注意滿足群眾的生活需求，這其實給后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思想準備。在文化方面毛澤東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使得知識分子群體非常振奮與活躍。1957年，毛澤東做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指出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對抗性的，“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而對于人民內部矛盾形成的原因，毛澤東敏銳地指出官僚主義作風是一個主要方面，他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這是真心尊重人民群眾的態度，正是因為毛澤東終其一生致力于實現人民解放而獲得平等地位，人民才世世代代地尊敬愛戴他，這是最樸素最公正的平民智慧。而官僚主義作風的蔓延不絕，也埋下了文化革命的起因。對于少數民族問題，毛澤東指出，“無論是大漢族主義或者地方民族主義，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應當克服的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這里又論述了民族平等這一歷史邏輯的重要性。中國在少數民族聚居省份實行民族自治，但這種民族自治與蘇聯的中央放手式民族自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就是派大量漢族干部援助少數民族區域幫助他們建設發展，從而讓漢族與少數民族形成深厚的民族感情，因此蘇聯在80年代經濟發展停滯時期便發生嚴重的民族矛盾，最后民族自治區域就推動蘇聯解體成了獨立國家，而中國則沒有爆發嚴重的民族矛盾，原因在此。

　　1956年到1957年，中蘇關系發展進入了蜜月期，雖然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二十大徹底否定斯大林不滿，提出斯大林同志雖有獨斷專行問題但主流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中蘇大方向還是合作更加密切了，中共也在社會主義陣營取得了更高的地位，“波匈事件”都是中國幫助處理，穩住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局面。“波匈事件”也觸發了中國國內的反右運動， 1957年九月二日，中共中央發出一份題為《中共中央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文件中指出已經統計出黨內右派三千多人。連同之前的黨外人士，合計五千多人，這是當時毛澤東及中央對反右運動規模的一個預估。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主導下，最后呈報給毛澤東卻是右派五十五萬人，難免有一大部分右派是為完成指標的應付錯劃，但反右運動本身在當時國內的情勢下卻是正確的，凝聚了民心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任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后來回憶說：“1949年到1957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時侯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

　　1958年啟動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躍進”成了主題詞，這里面有國內國際的多重因素。國內方面，蘇聯在戰后用了12年恢復經濟，又用了7年時間才完成了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而中國只用了3年時間恢復經濟，不到3年的時間在1956年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給了中國領導層可以快速趕英超美以很大信心。國際方面，1957年美國單方面終止大使級外交溝通激怒了毛澤東，他深感美國敢于如此傲慢就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太落后，還沒有足夠的資本與美國掰手腕。而在1957年11月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期間，赫魯曉夫提出蘇聯15年后主要工業品產量將超過美國，毛澤東便信心滿滿地回應15年后中國可以在鋼產品產量上超過英國。同年12月2日，劉少奇向全國正式宣布了用15年時間在主要工業品產量上趕超英國的口號。除了周恩來和陳云曾堅持保留反冒進意見外，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在內的大多數中國領導層與毛澤東一樣信心百倍。大躍進出發點并沒有錯，這是從上到下全體中國人忍辱百年后噴薄而出的強國夢，而且15年趕超也并非毫無可能，事實上17年后的1975年，中國的鋼鐵產量就超過了英國。但急于求成的情緒自上而下蔓延過度，催生出糧食產量浮夸風、全民土法大煉鋼鐵和倉促推進人民公社等激進做法，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被棄之一邊。劉少奇作為一線主要領導人積極參與了大躍進的決策與發動。劉少奇依據熟悉的蘇聯集體農莊模式提議建立了人民公社、集體食堂，人民公社推進速度之快讓全國上下相信馬上就能進入共產主義。對于趕超英美劉少奇甚至提出了更為大膽的設想。1958年7月2日，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他預言：“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樂觀估計與浮夸指標也讓毛澤東對親自發起大躍進運動的成效深信不疑，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宣布1958年鋼鐵產量提高到1070萬噸，比1957年的535萬噸翻一番。但很快地，真正做過農民的毛澤東就率先發現了畝產十萬斤糧的浮夸指標嚴重偏離了實際。1958年11月起，毛澤東各地召集會議批判大躍進中出現的“左”傾錯誤，要求糾正“共產風”和“浮夸風”。讓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是，很多省委書記仍堅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對毛澤東的批評有抵觸情緒。毛澤東講了一段很激烈的話。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我要搞右傾機會主義反浮夸風，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他說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更長得多的時間。要求糾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激進思想，反對集體食堂吃大鍋飯。1959年的上半年毛澤東繼續到各地推進反對浮夸風和共產風，同時也多次進行自我批評。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毛澤東本已定調為糾正大躍進運動中“左”的錯誤，但半路殺出的彭德懷用萬言書批評毛澤東糾左不夠徹底，顯然指應追究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責任。毛澤東為了再次維護黨的團結與穩定，不得不把會議主題改為批判彭德懷，事實上維護了劉少奇、鄧小平一線領導集體的權威。會后，反“左”的口號雖然不再提，但毛澤東仍然沒有放松反浮夸風、共產風工作的推進，1961年劉少奇在深入農村調研后也開始反思浮夸風問題的嚴重性，毛澤東在大會上予以高調表揚。

　　全民大煉鋼鐵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農業生產，河南等地的夏糧甚至因為沒有收割而壞在地里。而因為各地糧食產量并沒有像上報數據那樣增長反而是減產了，1959年到1961年中國經歷了建國后第一次糧荒。民國時期幾乎是年年大饑荒餓死數百萬人，解放后因為采取土改政策以及國家統購糧食調度基本上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饑荒，而浮夸風令國家統購計劃調度基本失靈，造成了此次糧荒的意外發生。孫經先教授通過多年收集數據調研分析，用嚴密的論證與充足的事實揭穿了流傳甚廣的“餓死三千萬”謊言，三年期間實際上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年不到90萬人，但已稱得上是重大施政事故，足以反映出偏離實事求是作風搞浮夸風弄虛作假危害之大。毛澤東主持在全國范圍內反五風之后，中國就徹底告別了幾千年中國歷史擺脫不了的饑荒問題。1964年，毛澤東為彭德懷平反，在宣布平反的會議上毛澤東安排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參加，當著大家面對彭德懷說：“老彭，真理可能在你那一邊。”但毛澤東沒有后悔廬山會議上的抉擇，因為相對于維護黨的團結和中央的權威，個人的榮辱實在不算什么，毛澤東自己在1935年遵義會議前遭遇幾起幾落的個人磨難，他仍始終維護中央的權威。

　　在高饒事件和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兩次維護了劉少奇的權威，顯露出他對親自選擇的接班人寄予厚望，雖然兩人在治國理念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毛澤東一直希望通過溝通、指導讓劉少奇達到心中期望目標，在自己離世后能夠繼續為人民全面解放而奮斗。但是1963年到1966年的四清運動，毛與劉的分歧卻發展到不可彌合。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在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總路線上高度一致，他們的分歧主要體現在治國理念上。劉少奇因有蘇聯留學經歷，耳濡目染蘇聯的官僚體系治國模式，因此在治國理念上更強調秩序，以各級官僚領導民眾實現國家建設目標。而毛澤東是在農民運動中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他深刻地感悟到民眾聯合的力量之偉大，也真切地看到底層民眾受到官紳地主壓迫之慘痛，因此在治國理念上更追求平等，正如他答復黃炎培周期律之問所說：“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大躍進運動中對于各級官員做假指標浮夸風，民眾卻不敢揭穿批評，更加重了毛澤東對“官僚權貴階層”將會重新奴役人民的憂慮。四清運動在毛澤東的設想中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過“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差不多就是現在所說的官員財產申報)來教育民眾起來監督政府。劉少奇雖然也認為當時中國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要反修防修，但是認為黨的高級干部是可靠的問題主要出在基層，因此把四清運動推進成中央及省委干部組成上萬人的工作隊下到公社基層批判基層干部甚至社員農民。這種做法遭到了毛澤東罕見的嚴厲批評：“集中了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到農村里去學嘛，向貧下中農去學嘛。你一個新城縣，二十八萬人口，下去一萬五千人，還說人少了。哪里要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去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在社教運動中的方針，制定和通過了《二十三條》，要求糾正前一階段社教運動中對基層干部打擊過寬、過“左”的偏差。鄧小平和彭真接替劉少奇負責社教運動的領導工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黨中央一線工作雖然還是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劉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一年半后，“文革”爆發了，扭轉了把四清運動把矛頭指向基層干部、群眾的做法，而是要把群眾發動起來“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就是要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打碎幾千年的官僚體制。從反對官僚主義到打倒官僚體制，毛澤東的認識逐步清醒深刻。他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打破幾千年封建等級文化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思想枷鎖，給中國人帶來徹底的解放，而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也確實把中國帶進了徹底的平民社會，經過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國人民第一次平視了官僚的權威，敢于對仗勢欺壓民眾的權貴官僚進行批斗聲討。這種粗放的民眾監督政府模式意在消除三大差別中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而為了消除“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毛澤東在文革中推進了農村工業化戰略，為了提供知識、技術支撐，他又策劃讓廣大知識分子和學生“上山下鄉”，進行了新農村建設實驗，這是一條迥異于城市化的工業建設道路。但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推進過程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如毛澤東雖然一直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缺乏清晰具體的指導原則，而且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的權威和能力尚不足以匹配如此偉大的革命任務，因此在各地都出現了暴力失控的現象。文革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了批判和揚棄，但是社會主義法制卻沒有建設到位。另外就是在對各級下放官員及知識分子進行參與勞動教育的方面手法簡單粗暴了一些，讓他們蒙受了一些委屈。文革存在的問題需要反思，但文革所蘊含的平民主義思想也要吸收，民眾起來監督政府的大方向是沒錯的，只是要改進完善所采取的技術手段層面。

　　文革時代也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時代，中國在文革時期已經謀劃走向世界。1972年2月毛澤東會見訪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標志中國開始打破封鎖禁運的國際關系堅冰。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拉開了中國走向世界的序幕。沒有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的改善，就沒有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

　　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違背諾言，從共和國建立時基本沒有工業體系，到1970年時就躍居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1952年，工業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中國從一個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1976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長。即便是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從1952年至1976年期間，糧食總產量從16392萬噸增長到了28631萬噸，鋼鐵產量從140萬噸增長到了318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長到了61700萬噸，電力從70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256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根本空白變成了10400萬噸。

　　美國著名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客觀指出，“毛澤東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快速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工業大國。全國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0多倍，其中重工業總產值增長了90倍。”這段歷史時期并不僅僅注重經濟建設，同時還把目光聚焦在人民健康和文化教育上。由于醫療保健覆蓋以及生存環境的持續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壽命的極大增長，從1949年以前的平均35歲提高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歲。因為國家大力推廣簡化漢字和普及義務教育，中國成年人的識字率從1949年前的20%提高到了1976年的70%左右。許多國外專家認為，中國得以如此迅速成為全球經濟大國的原因得力于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政策、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是的，1976年前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并不富裕舒適，但要切記1949年的起點是一片廢墟，中國當年就好比一個瘦骨嶙峋的戰士，剛剛站起來打跑了欺辱他的敵人，此時最先要做的是想辦法填飽肚子，然后鍛煉身體干重體力活長肌肉，同時高度節約的存下積蓄來換掉勞動工具，提高生產效率。那個時期本來就不是躺下來享福的時候，躺下來的唯一命運就是喪失發展機會毀掉未來和希望，恰如今日的印度和越南。

　　當然，這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雖然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這種落后的農業人口大國推進工業化建設本來就是沒有先例的社會實驗，發生一些波折在所難免，這些波折不過是走向成功的必要代價。而這些波折所引發的學界爭議如此劇烈，怨恨的罵聲甚至于掩蓋了工業化建設巨大成功的光芒。在人民解放戰爭中犧牲了、至親族人的軍隊將士們無怨無悔，為共和國的工業化建設拋灑血汗的農民、工人們一直感恩毛澤東的嘔心瀝血，唯獨一部分知識分子只受到一點點委屈，便幽幽怨怨地控訴咒罵了毛澤東一輩子，良知與骨氣何在?

　　總結起來，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封鎖禁運下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正確道路，在資源不足外援很少的情況下推行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利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充分發揮民眾的主觀能動性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通過推行簡體字、義務教育以及改善醫療保健條件大幅度提高了中華民族的健康和知識水平。而以上因素不僅實現了毛澤東時代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也為后面啟動的改革開放發展道路奠定了重工業基礎和優質人力資源。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與世長辭。法新社綜合說：“當代很少有哪位領導人象毛澤東那樣，了解人民的需要和問題。在他的領導下，中國站起來了，中國不再是被饑餓、洪水、疾病和自然災害的陰影所籠罩的東亞病夫了。農業得到了發展，而且有了現代化的技術，包括核武器和衛星。人民生活逐步提高，成了一個潛在的世界大國。毛以一個小學教員創業，而到他逝世時候，給了四分之一人類的整套全新的道德觀念和價值觀。”

　　毛澤東雖然離開了世間，但由他主導推動無論從身體還是在精神上都壯起來了的中華民族卻將繼續乘風前行，以不辜負這位歷史巨人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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