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的那些精華的內容，即使在古代，即使在漢唐盛世，也并沒有大面積地實現。比如說孔孟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即使在漢朝、唐朝，在后來的宋朝、明朝都沒有大面積地實現。恰恰是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大面積地實現了仁義禮智信，那個時候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正是儒家理想的天堂。蔣介石雖然說‘國之四維，禮義廉恥’，恰恰蔣介石當領導的時候，國家沒有禮義廉恥。正是在毛澤東時代，這個國家大面積的有了禮義廉恥。”

　　以上內容節選自孔慶東在“中國共產黨成成立93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這段話說明了毛主席和他領導的共產黨不僅沒有拋棄傳統文化，反而是恢復和光大了傳統文化的精華。頑石對此深表贊同。不僅如此，孔慶東老師的這些話還提供了更具廣度和深度的思考空間。

　　為什么“恰恰是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大面積地實現了仁義禮智信”?別的時期為什么不能實現?

　　考察古今中外的歷史，頑石給出的答案是：只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人類的道德才有可能臻于至善，全社會才可能綻放普遍的人性美。

　　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它們都是私有制社會，即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生產資料主要由私人占有，社會財富絕大部分由少數人支配，這樣的社會性質決定了私有制前提下不可能大面積地實現道德高尚。嚴重的貧富懸殊、尖銳的階級對立怎么可能讓大多數人尊奉仁義禮智信?奴隸主和奴隸、地主和農民、資本家和工人能講禮儀廉恥嗎?在早兩年紐約華爾街99%對1%的沖突中，我們絲毫沒有看到貪得無厭的金融寡頭們有什么禮義廉恥。即便如唐太宗這樣的英明之主，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為了自家王朝的“長治久安”，會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對多數人的壓迫和剝削，而使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更好一些，但他的治下也決不會變成“儒家理想的天堂”。

　　原始社會是自發的公有制社會，盡管那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但道德卻比后來的私有制社會好得多。原始時代部落首領采用的是禪讓制而不是后來的世襲制，就是遠古祖先具有較高道德水準的證明。不能否認，原始社會的道德高尚是原始人類的自發而非自覺。就像一個孩子，他剛來到這個世界，還沒有受到不良風尚的浸染，因而相對比較純潔，而長大后受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他的道德水準就會發生自覺的變化。

　　只有到了毛澤東和他領導的共產黨開創的新中國，在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后，才真正實現了社會的整體道德高尚。這種高尚是自覺而非自發的。在這樣的時代里，大家真正認識到，國家富強才有人民幸福，集體富裕才有自己生活水平提高。于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成了整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腦中有祖國，心里想人民，人人講奉獻，個個獻愛心就成為全社會的主流風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就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在這樣的社會里，不要說禮義廉恥這種基本的做人準則，就是無私奉獻這樣崇高的精神追求也都成了絕大多數人的道德自覺。

　　毛澤東離開的這幾十年，中國為什么由最初的“道德滑坡”逐漸發展到后來的“道德崩潰”?原因很簡單，就是公有制主題地位逐漸喪失，私有化程度越來越高(此不贅述)。同樣在這個時代，一般來說，私有化程度越高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道德水準也就越差，前一段時期主流媒體曝光的性都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河南南街村、河北周家莊等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鄉村，不僅經濟繁榮，而且道德高尚，那些地方還保留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星星之火。我們是該感到悲哀，還是慶幸?

　　綜上所述，要想恢復毛澤東時代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堅決改變私有化的改革進程，使之回歸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來。否則，不僅恢復良好的道德風尚無望，民族復興無望，而且習總警示的“亡黨亡國”危險將不可避免。

　　20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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