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親屬們在得悉周恩來當上一國總理之后，希望獲得特殊待遇的大有人在。但是，周恩來頭腦冷靜，在處理親屬的一些要求時，都能直面應對，絕不違反黨的紀律，為全黨樹立了榜樣性的“官德”。同時，他也決不是“黑臉包公”，對周家一些確有才干的人也盡心培養，照用不誤。筆者試著就周恩來在建國初處理與親屬的幾件事說明他的為官清廉和大公無私。

　　不給“嗣子女”“義子”名分

　　1938年，周恩來應邀來到武漢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那是中國共產黨人自1927年以來首次在“國統區”以公開身份露面。此前，由于國民黨當局長期污蔑中共是“六親不認”“共產共妻”等無惡不作的“匪”，所以周恩來一開始的公開活動并不怎么受歡迎，連馮玉祥這樣的愛國將領也不敢與之交往。為了徹底打破這些不利影響，1938年秋末冬初，周恩來曾在武漢認自己堂弟周恩彥的兒女周保章、周保莊為嗣子女，1939年春天又在紹興認表侄兒王戍為義子。當然，現在不僅史學界對這兩件事還有懷疑，連周家的一些親屬對此也有過議論。筆者曾就這兩件事做過認真調查，結論是這兩件事都發生過，且不容置疑。

　　關于周保章兄妹過繼的事不僅有周保章的回憶文章和他兄弟姐妹的口述、筆記為證，筆者還曾問詢過當事人趙忠綺，即1938年在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陽臺上舉行周保章、周保莊出嗣過繼給周恩來、鄧穎超做子女的儀式，是由周恩來的天津覺悟社社友趙光宸的妻子桑春蘭主持的，趙光宸的大女兒趙忠綺、二女兒趙忠績等都在場。20世紀90年代中期，筆者與趙忠綺多次交往，她當時在安徽馬鞍山供電局工作，也多次來我們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參觀瞻仰，那幾年與筆者電話聯系不斷。趙忠綺告訴我：“事情(指周保章兄妹過繼的事)是有那么回事，但是姑夫(指周恩來)本人未參加，他當時在里屋和我爸爸談話。姑姑(指鄧穎超)參加了。后來，姑姑還抱著保莊、摟著保章和我們一起照了一張合影照。”

　　新中國成立后，鄧穎超先后給周保章兄妹寫信，約他們去中南海西花廳一起團聚過春節，這在周恩來的眾多晚輩中是很少有的待遇。此外，現居青島的周保章保存有鄧穎超給他的50多封信件，其中30余封為鄧穎超的親筆，其余為鄧委托秘書代寫。這在周恩來的幾十位侄兒、侄女中是少有的，也能說明一些問題。趙光宸作為周恩來夫婦覺悟社的第一批社友，后來又和周恩來一同赴歐洲尋求救國真理。周旅歐期間遇上經濟困難時還曾尋求趙光宸的支持。尤其是1921年春，張申府、劉清揚夫婦在德國柏林萬賽湖游船上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進行秘密談話時，趙光宸都是唯一的在場人。這可見他們之間的關系親密到何等程度!

　　趙光宸后來脫離中共專事教育工作。1938年周恩來到武漢時，趙光宸時任湖北省教育廳長。正好是周恩來打開與國民黨上層統戰關系的一把鑰匙。

　　趙光宸出生于大戶人家，舊時重男輕女，妻子桑春蘭連生兩個女兒后，遭到婆婆的歧視與虐待，導致不能懷孕。周恩來、鄧穎超到武漢不久，便將鄧母楊振德從江西國民黨的“反省院”中要出，接到武漢團聚。鄧母是位中醫高手，經她用中藥調理，桑春蘭很快懷孕并為趙家生下兒子。趙家在大喜之余想到好友周恩來無兒無女，于是出于對老朋友、又兼恩人的周恩來一家的感激，提出按傳統習俗，把周恩來的堂弟、時任漢口鐵路局會計課長的周恩彥子女出嗣過繼給周恩來做嗣子女。因為周恩彥當時已有6個子女。以周恩來夫婦的胸懷，對這樣一種做法是不會迎合的，甚至認為根本沒有必要。但國民黨反動派多年來丑化、妖魔化共產黨，現在周恩來作為一位中共要人，也采取中華民族的傳統習俗，過繼侄兒侄女為嗣子女，讓事實去粉碎中共“六親不認”的謠言，謠言就會不攻自破。這正印證了趙忠綺所說，舉行過繼儀式時，周恩來并未在場：周恩來雖知道也同意此事，但未重視到丟下國共合作抗日工作的程度。

　　關于認王戍為義子一事，不僅有王戍的回憶為證，還有他保存至今的周恩來親筆手跡為證：“慕向表侄義兒存念周恩來廿八•四•五”。這是周恩來1939年4月5日從浙江臨時省會金華將自己照片寄贈給紹興姑表侄兒王戍時，寫在照片背后的字。慕向是王戍的字。1939年春，周恩來為調解新四軍領導人葉挺和項英的矛盾等事來到安徽和浙江。國民政府紹興專員賀揚靈名義上說是為了保護周恩來，實質上是監視周的一舉一動，所以他一共派了6名士兵跟在周恩來的前后左右，連周去祭祖，這些人也一步不離地跟著。因此，當紹興的姑表侄兒王戍提出要跟隨表叔周恩來去參加新四軍打日本時，周恩來以王戍年紀尚小，婉言拒絕了。拒絕后他見只有16歲的王戍很難過，就主動提出：“你做我的干兒子吧。”這樣，王戍和他父親都同意也都很高興。這顯然也是做給賀揚靈派來的“衛兵”們看的：周恩來到老家祭祖、認干兒子、續寫家譜等等都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事情，他們也就不會想到周恩來在這些公開活動背后還曾開展與浙東地下黨領導人劉英會見等其他革命方面的工作。

　　現在我們回歸到本文的宗旨上來，即周恩來在建國后既沒有給周保章、周保莊兄妹以嗣子女的名分，也沒有給王戍以義子的待遇，而是鼓勵他們在基層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勤奮為人民服務而爭取進步。據王戍對筆者回憶，新中國成立后，他曾數次給表伯周恩來寫信，周恩來雖然收到了信，但從未回過信，只是委托進京看望自己的姑表弟弟、王戍父親，時任紹興市副市長的王貺甫轉告王戍，他不回信的原因是怕王戍因為與他有過這層關系而產生優越感，也怕王戍所在的地方單位領導知道王戍的這一背景后對他給予特殊照顧。

　　王戍則是在周恩來革命精神的影響下，從1949年上海解放起就參加了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后，先后在福州市政府和福建高級工業學校工作，一直到離休，沒“沾”上周恩來的任何“光”。周保章、周保莊兄妹也是如此。1961年春節，周保章唯一一次獲準進京和周恩來夫婦團聚。周保章在西花廳住了7天，周恩來只和他談過一次話：“希望你扎根在基層，永遠做普通的勞動者。”一直到周恩來去世，周保章從部隊復員到山東青島，在一個公私合營起家、全廠只有200多名干部職工的紡機廠當文書，直到退休，真正實現了周恩來對他們交待的“永遠做普通勞動者”的囑咐。

　　要與姨表妹脫離親戚關系

　　當時周恩來有一位姨表妹陳繡云居住于上海。新中國建立后，陳繡云同常人一樣，想要通過姨表哥找一份工作。于是，陳繡云向周恩來寫了封信。因為是周恩來的至戚，鄧穎超很快就給她回了信，希望她到地方政府申請就業登記，并囑她不要提及與周恩來的關系，由地方政府量才考慮使用。

　　陳繡云收到鄧穎超的回信后，拿著信就近找到華東民主婦女聯合會，請求給她安排工作。“華婦”把她介紹到松江縣。縣里考慮到陳繡云不僅是周恩來的嫡親姨表妹，而且新生的人民政權也確實需要用人，就安排她到縣文教科做“社教”工作，即掃除文盲等成年人的社會教育工作。

　　新中國是在舊中國積貧積弱的基礎上誕生的，窮苦的、不識字的工農大眾遍布全國，大約有8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因此當時掃除文盲的工作面廣量大。松江縣文教科負責這方面工作的人要經常下農村，深入廠礦社區，還要經常熬更漏夜。當時陳繡云已經是50歲的人了，身體也不是太結實，就不想下鄉去跑。當時松江縣的領導沒有因為陳繡云是周恩來的姨表妹而特意照顧她，而是按縣文教科的有關規章制度懲罰性地把她調出文教科，“下放”到松江縣印刷廠做統計工作。

　　陳繡云對統計工作業務不熟，干不好工作，和廠里干群關系緊張起來。那是1951年8月，剛好鄧穎超到上海治病，陳繡云得到消息后去鄧穎超住地看望并向之“訴苦”，還提出要去北京找姨表哥為她重新安排一份好一點的工作。正在治療休養中的鄧穎超婉轉而又明確地告訴陳繡云：“你表哥非常忙，平常我要見他都很困難，你就不要去了。”然后勸她回松江，有些事以后告訴她。

　　回到北京后，鄧穎超和周恩來交換了意見，就向陳繡云寫了封信，信中委婉地批評了她“缺乏一種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自信心”，希望她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指望靠“情面”去“提攜”某人。鄧穎超還表示，她和周恩來都不會因親故而違反黨的原則。這封信現在還陳列在淮安周恩來故居的“鄧穎超紀念園”。

　　然而，陳繡云收到鄧穎超的信后，并未能完全理解信的含義，工作上仍是一如既往，不見起色。這樣，松江縣印刷廠又將她調到廠公共食堂搞伙食。這一下工作不僅比原來更辛苦，而且眾口難調，群眾意見紛紛。陳繡云不堪忍受群眾的指責，主動提出離職，實質上仍是利用自己的特殊關系“逼”領導給她另行安排工作。松江縣政府為慎重起見，就把陳繡云的材料全部上報到政務院，包括鄧穎超給陳繡云的那封信。

　　周恩來接報后，十分震怒，在這份材料上明確批示：

　　一、予陳繡云開除;

　　二、給予勞動改造;

　　三、擬登報聲明與她脫離親戚關系。

　　松江縣有關領導給陳繡云看了周恩來批示件的抄件后，她才真正意識到想利用親情關系攀周恩來這棵大樹是完完全全地錯了。后來她按照鄧穎超寫給她的信上的要求，報名支邊去了甘肅。退休后直到上世紀70年代初才返回上海。

　　從旁觀者看來，周恩來的這三點批示似乎有點不近人情。但是，那是新中國剛剛誕生的時候，西花廳的來訪來信又那么多。周恩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他是借陳繡云事件向所有親友們宣布：無論周家什么樣的親戚、朋友，都必須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因為共產黨人是為全體中國人民服務的，決不是為自己親屬、朋友謀私利的。

　　讓弟弟寄錢給服刑中的堂弟

　　堂弟周恩彥的父親就是把周恩來帶去東北的三伯父周濟渠。也就是說，周濟渠不僅是周恩來的伯父，而且還是一位對他有恩的長輩。周恩彥長大后一直在鐵路部門做財會工作，有著一定的經濟收入。尤其是1938年周恩來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時到武漢設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后，在辦事處架設了可以和蔣介石、延安方面都能通達的大電臺。但周恩來辦事精細，他考慮到蔣介石是個反復無常的人，萬一他翻臉把大電臺查封，那么武漢“八辦”就將和中央失去聯系。為防萬一，他決定在武漢另外架設一個秘密小電臺。這一小電臺越秘密越好。

　　據1991年10月24日筆者在北京中央統戰部招待所，聽當時曾跟隨周恩來在統戰區工作的童小鵬說，總理把小電臺就架設在周恩彥家的小樓閣上，小電臺的管理和使用都交由周恩彥一個人，都未讓辦事處的其他人知道。后來雖然從來沒有使用過這架電臺，但周恩彥在如此重大問題上能幫助周恩來，這不能不說是他對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與支持。然而由于周恩彥參加了國民黨，還擔任了區一級國民黨組織的骨干，加之他出于義氣，又于新中國成立初在家中容留反革命分子從而構成反革命罪和包庇反革命罪兩項罪名而被人民政府逮捕法辦，判刑7年。

　　周恩來沒有為周恩彥講情，也沒有向有關方面講抗戰時期在武漢曾將小電臺架設在他家而平安無事的事。這在外人看來，周恩來做得似乎過分了點，因為實事求是地說一下，或許周恩彥就能減刑幾年。但周恩來也沒有袖手旁觀和不聞不問，而是拿出自己的50元工資讓弟弟周恩壽匯給服刑中的周恩彥，并讓弟弟寫信囑他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爭取早日重新做人。當周恩彥的一個女兒因父親的歷史問題而加入不了中國共產黨到周恩來處哭訴并想登報斷絕父女關系時，周恩來諄諄告誡這位侄女，你父親雖然有歷史問題，但那是歷史的，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待。他現在年歲大了，你與他脫離父女關系，他不能養活自己，那就意味著把他推給國家、推給社會。這是違背我們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的做法，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而且也不利于對他的改造。

　　在周恩來的教育影響下，不僅周恩彥減刑一年獲得釋放，他的女兒也提前退休，把父親接到自己身邊，和伯伯周恩來一樣共同承擔起了改造父親的社會責任，以讓他早日重獲新生。

　　聘六伯父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

　　周恩來對父母長輩很孝敬，對有真才實學的親屬也繼承著周家的傳統———“育英為繼”。即周家不論哪房頭，關系遠近，只要看到他有培養前途，都是全力以赴地去呵護、培養。比如周爾鎏，周恩來二伯父周龢鼐的孫子，只是周恩來的堂房侄兒。周恩來把周爾鎏作為周家新一代的“英才”進行關注和培養。周爾鎏在伯伯周恩來的關心培養下，曾出任過我國駐英國大使館文化參贊，直到后來擔任北京大學的副校長。為此，周爾鎏對周恩來還有一個獨特的稱呼：七爸。這也是周恩來的幾十位侄兒、侄女中少有的。當然，周恩來對周爾鎏的關心、愛護只是他那無疆愛心的一部分，他對其他侄兒、侄女們也同樣付出了他那父輩的愛心。

　　周恩來聘用六伯父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的事，更是讓人們從中體會到在他那寬闊胸懷中的濃濃親情，也體現了我國自古在用人方面的一句名言“外舉不避嫌，內舉不避親”。周恩來的六伯父譜名周貽良，后改名周嵩堯，是清光緒丁酉科舉人。曾經過慈禧、光緒召見面試，被委任為郵傳部侍郎掌路政司。他工作敬業，秉公辦事，深受民眾喜愛，屢遭表彰。入民國后，因其才干出眾，先后出任過袁世凱的大帥府秘書，江西、江蘇督軍的秘書長。然而，他雖然德高望重，才干出眾，當19世紀30年代末日本人請他出山為“大東亞共榮”出力時，周嵩堯卻堅拒不從，避居鄉下，表現出了很強的民族氣節和民族自尊心。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考慮到社會上有一批前清和民國年間的碩學名流都年事已高，已不能通過勞動養活自己，但他們都是傳承中華文化的精英，于是決定辦一個隸屬于全國政協的中央文史研究館，讓他們為國家貢獻余熱。所有館員由政務院總理聘用。周恩來就同意聘請六伯父周嵩堯為中央文史館首批館員。據此，有學者認為，聘周嵩堯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是當時的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提議的，聘書只是以周恩來名義發放而已。為此筆者曾經詢問過時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他說：“聘總理家親屬任中央文史館館員，不經總理同意，誰敢?”

　　據周嵩堯的孫子周華章、曾孫周國鎮等告訴筆者，周恩來邀六伯父進京后，因為新中國剛剛誕生，百廢待興。就政府機構的組成、部門人員的配置、工資的發放(當時還實行供給制，到1952年才實行工資定級)等等問題，周恩來曾多次向六伯父請教。由此看來，周恩來聘用六伯父為中央文史館館員不僅因為其在資歷、聲望上夠格和讓他老有所依，還有讓六伯父當自己老師，以便隨時就近請教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周恩來對六伯父的聘用說明了他并不是個“黑臉包公”，恰恰相反，他是個重情重義，重才干、內舉不避親的領導人物。

　　官德，為官者必須遵守的道德。歷朝歷代中，親屬的各種要求是任何一個當官的人最難以逾越的一道坎。周恩來深知中國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后要保持政權的艱難。所以，他高瞻遠矚，嚴以律己，認真妥善處理自己與親屬之間每一件事，從而真正體現了他是一位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的為政官德為全黨樹立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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