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來 1911~1949

　　鴉片戰爭敲響了腐朽清王朝的喪鐘，而晚晴政府通過簽署一項項喪權辱國條約的方式來茍延殘喘，巨額賠款經濟負擔以及列強洋人跋扈作惡壓迫得中國老百姓跪下身去站不起來。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的火種在地下不斷地升溫，清廷色厲內荏的奔波各地彈壓不過是在延緩火山爆發的時間，卻也增強了火山噴薄的威力，威力大到革命成功的結果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王朝政體制度的終結。

　　1911年初，全國鐵路的內資建設潮流顯然有礙列強的在華利益。各國一再對清政府施壓，指責其“縱容百姓，專與外國人為難，使中國前途叵測”。國之危亡，仁人志士探尋救國道路，奸臣賊子也在抓緊賣國。清政府郵傳部大臣盛宣懷想向四國銀行借債筑路，并把鐵路主權交給英法德美四國，名義上收歸國有，實質屬賣國行徑。四川人民率先發起保路運動，而后演變為保路同志軍起義，無意中觸翻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塊骨牌。清政府急調駐扎湖北的清軍入川鎮壓，致使湖北防務空虛。革命黨人抓住機會發動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爆發。

　　保路運動以及武昌起義僅是壓倒晚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晚清政府倒臺實屬不可避免，因為不斷戰敗賠款早已讓清政府徹底破產，只能采取出賣主權資源和民眾財富給列強的方式維持統治，而這注定是飲鴆止渴不能持久，因此保路運動、武昌起義這樣的輕微局部沖突便引發了各地民眾乃至封疆大吏的響應，最終清廷委以兵權的袁世凱反戈一擊逼宮，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宣布退位，清王朝就此滅亡。

　　1912年開始，中國這個大一統王朝歷史最為悠久的國家，在西方民主革命思潮的沖擊下進入資產階級各種憲政體制的試驗期，真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時中國的各省自治國家結構組成更類似于美國建國初期的邦聯制(而非南北戰爭后的聯邦制)，因為在辛亥革命后各地封疆大吏、革命領袖紛紛響應，相當于以本省之地盤、兵力、民眾投資入股，只不過他們參與的生意是革命。因此革命成功后，每省獲得參議院5個代表席位，便進入了軍閥割據互不歸屬的局面，中央政府僅能實際管控中央周邊地盤，對各地軍閥只能起到一定的協調作用。而持續不斷地內訌斗爭和外敵威脅更讓中央無暇顧及對地方各省的整合掌控，中央政府政體也從內閣制、總統制、君主立憲試驗到清王朝復辟以及北洋軍政府，但都不能給中國帶來安定與富強。

　　1919年，這一年份在中國近代史上顯得格外重要。這一年，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準備簽署喪權辱國條約將德國在華利益轉讓給日本，激發了北京學生以“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為口號的五四愛國運動;出現了第一次北京、上海等22個省聯動的工人大罷工運動。中國革命思想最為活躍的群體學生和工人開始覺醒，而未來的革命領袖也開始找到了革命的方向，這一年已經埋下了一場更徹底革命來終結辛亥革命這一失敗試驗的導火索。

　　五四愛國運動最大的歷史價值便是這愛國二字。經過學者呼吁、學生運動以及各地工人運動的響應與傳播，捍衛國家統一、不容主權割讓的愛國基本信念深入人心。這是1840年后割地議和重重屈辱壓迫下，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最大一次噴薄爆發。從此以后，國家統一再也不是仁人志士孤獨的吶喊，而成為了中國人民的共同訴求，不可阻擋。中國人認識到，中國要強大，要擺脫列強侵略凌辱的命運，首先就要實現國家統一，對外要堅決斗爭收回主權，對內要終結軍閥割據局面。國家統一是中國道路的第一個歷史邏輯。

　　在成為黨和國家的領袖之后，毛澤東非常強調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其實在1919年左右，毛澤東已經在探尋解決中國問題本質的“道”。他悟出了“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此時分析，毛澤東應是在當時便慧眼看透了中央政府的各種歐美式政體試驗以及政策，都因不觸及改變軍閥割據實質分裂的國家結構而不能落地實施，淪為不痛不癢的細枝末節。實際上即便扭轉了各省自治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面，中國形成了統一國家，也并不適于搞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因為當時歐美列強靠侵略掠奪和近代工業發展已經成為發達國家，而且各國基本上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威脅，因此，他們需要所謂的多黨制選舉制度(本質是資產階級精英代議制)來平衡資本財閥內部各派別的利益，也能夠在政府偏離資本財閥整體利益時及時剎車換人。但中國僅是一個人口眾多而人均資源不足的落后農業國，蛋糕還沒有做大到可以單純考慮劃分平衡的時候，而且黃河、長江年復一年的洪澇災害更需要中央集權的統一調度救災，此時配上剎車只會讓國家發展更加停滯不前，而中國國內資本財力弱小根本無法抵御西方資本財閥插手來操縱中國的政黨選舉。中國此時急需農業國轉化為工業國的發展道路上迎頭趕上，那么就需要強大的高度組織的動力系統。落后的民族一定要抵制住歐美列強贈送民主鬧劇的誘惑，想方設法學習科學技術來向工業國轉型，用高效率的中央集權國家結構來凝聚整個國家的力量全力追趕。因此實現國家統一，并用中央集權這種組織結構把五個手指握成強有力的拳頭，便成了毛澤東此后的奮斗目標。舉國上下的當權者、革命者和知識階層都在爭論歐美哪種中央政府政體更適合于中國時，唯有毛澤東看透表象直達本原。大智慧者，當如此也。中央集權是中國道路的第二個歷史邏輯。

　　別說其他國家，就是美國，林肯在1860年代頂住違憲罵名堅決發動南北戰爭維護美國的國家統一，把建國時松散的各州可以隨時獨立的邦聯制扭轉為中央集權下的聯邦制。雖然戰亂傷亡損失慘重，但林肯一舉成為美國史上最偉大最受崇敬的總統，可見捍衛國家統一、通過集權發展強大對美國人而言也遠遠重于所謂的民主自由。美國南北戰爭后，南方奴隸主再也無力阻擋美國的工業化進程，1894年，美國終于超越英國成為第一大工業國，同時也在向著世界第一強國大步邁進。美國之前的世界第一強國是英國，也是通過工業革命成就了世界霸主地位，以機器代替人力，實現了農業社會中的手工業所不能達到的生產效率，憑此人口小國英國也站到了世界之巔。中國的有識之士早已看到了西方列強工業立國的巨大成功，李鴻章等發起的洋務運動就是模仿西方工業化的實踐，但中國當時尚不是主權獨立、統一的國家，因此洋務運動失敗、企業被外資吞并就是必然的了。盡管如此，洋務運動仍然促使中國的社會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發展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引進西學促進思想開放，大量西方科技和機器的引進促進了中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更為重大的意義在于，它讓中國從上到下都見識到了現代工業的高效率與高組織性。這種高組織性正是中國社會所缺乏的，面對外敵時這一點顯得尤其突出。因此，在實現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后，工業化是中國強國富民的必經之路。工業立國是中國道路的第三條歷史邏輯。

　　在外憂內患動蕩不堪的當時中國，如何實現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呢?毛澤東既然認為“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那么他認為如何才能真正深刻地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面貌呢?毛澤東等愛國青年在創立以“改變中國與世界”為宗旨的新民學會后，無時無刻不在思考這個問題。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等人創辦《湘江評論》周刊創刊，毛澤東執筆創刊宣言寫到：“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而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它打倒。”筆力千鈞，直透紙背。短短幾句話便找出了改變中國與世界的根本力量，那就是民眾聯合的力量。在官僚、軍閥、資本家面前，民眾看起來是弱勢的一方，那是因為民眾是分散的，一旦被號召組織起來聯合到一起，那必將是所向無敵的震撼力量。民眾聯合是中國道路的第四個歷史邏輯。

　　1919年底，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同李大釗等人聯系密切，同時更廣泛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后來他回憶說：“我熱情地搜尋了一切那時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正確理論。”至此，毛澤東又找到了號召組織民眾聯合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1919年終將在青史上閃耀光輝，正在于這一年是中華民族爬出漆黑沼澤谷底的中國道路的形成元年。中國道路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根據中國國情與時代特征通過實踐總結出來的中華民族復興道路。1840年后被腐朽晚清政府與兇殘西方列強壓迫得跪下去的中華民族，在1919年終于昂起了頭顱。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有：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陳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陳公博，包惠僧受陳獨秀派遣參加了會議。他們代表著全國50多名黨員。一大的召開，正式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一大參會的全部名單13人，1949年建國時只有毛澤東、董必武登上了天安門，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和陳潭秋在建國前便病逝或壯烈犧牲，李達、李漢俊和包惠僧中途脫黨，張國燾、劉仁靜、周佛海和陳公博公然叛黨投敵。可見當時進行解救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何等的艱難，以常規力量對比角度計算革命成功的希望實在微乎其微，沒有超于常人的信仰定力根本堅持不下來，沒有超凡入圣的智慧抉擇更是根本活不下來。

　　中國共產黨建黨是在蘇聯的指導下進行的，因此起初的工作開展也是遵循蘇聯的革命模式：發展工人運動。但由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遠遠落后，因此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1921年全國的產業工人總人數才約為200萬人，這與蘇聯十月革命時的工人階級力量相差太遠。因此中國共產黨起初走的工人運動革命路線遭遇了重大挫折。毛澤東在湖南幫助的兩位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在組織罷工后便遭到了軍閥趙司令的秘密殺害。毛澤東極為憤慨，兩次召開追悼會，發行紀念特刊，形成了全國范圍聲討趙軍閥殘忍殺害工人領袖暴行的浪潮，可惜趙軍閥毫發無傷，還是做他的軍閥。此時，毛澤東開始思考，“平民主義的高呼”還不足以打倒軍閥，必須掌握趙軍閥所擁有的力量——槍桿子，才能將其打倒。

　　1923年，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實力弱小的中國共產黨與同樣實力不強的國民黨展開合作。1924年1月2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注意國民黨一大比中共一大還要晚兩年多。毛澤東以國民黨湖南組織創始人和中共三大中央局秘書身份出席，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就是筆桿子的掌握者，這段工作奠定了毛澤東后來奪得天下重視宣傳工作的路線。毛澤東在國民黨領導層中排名十三，地位比蔣介石都要高得多，年僅三十一歲就成了中共、國民黨兩黨的最高層面領導人。此時，蔣介石在孫中山安排下籌備黃埔軍校事宜，而槍桿子就是蔣介石日后叱咤風云一時的核心本錢。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內分為左右兩派。隨著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國民黨內部又涌現以蔣介石、戴季陶和胡漢民為代表的掌握軍權的新右派，預示著國民黨向著軍閥統治邁進，這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都意味著災難。而最早覺察到這一苗頭的正是毛澤東。他在1925年12月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篇文章可以稱之為革命綱領性文件，后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篇。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擺脫了共產國際灌輸的工人運動是革命成功唯一路徑的束縛，認識到中國最廣大的赤貧的農民，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此時他們還沒有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強大力量，只是因為還沒有被組織聯合起來，一旦革命力量把他們發動組織起來，所有的權貴、軍閥、資本家都會在他們巨大的力量面前顫抖潰敗。強化組織是中國道路的第五個歷史邏輯。

　　但此時被中共四大趕出中央局的毛澤東的真知灼見并沒有得到中共領導者的重視，蔣介石卻因為軍隊力量的建設強大得到了江浙財團以及其背后的英美勢力的青睞，為此蔣介石不惜與蘇聯和共產黨徹底鬧翻。很快，蔣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這次試探發現蘇聯與中共束手無策不敢反擊后，蔣介石隨即在1926年推動國民黨出臺《整理黨務案》，把共產黨從國民黨的領導崗位上趕走，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蜜月結束。

　　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依附于國民黨，在國民黨右派的無理挑釁下又在共產國際的命令下沒有果斷斗爭，蔣介石發現中共這么好欺負，終于露出了殘忍劊子手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面對危機，軟弱的陳獨秀沒有任何作為。毛澤東則預感到中國共產黨乃至中國的大劫難即將到來，憂心忡忡，寫下《菩薩蠻·登黃鶴樓》：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濤濤，心潮逐浪高。

　　6月10日，汪精衛撕下左派偽裝，與蔣介石、馮玉祥聯手反共反蘇，史稱寧漢合流。新民學會的另一位創始人蔡和森，時任中共中央局常委，提議由具有思想智慧與行動力量的毛澤東擔任湖南省委書記，毛澤東立即趕到長沙開展工作，決定要用武力反抗反革命軍閥勢力，以槍桿子還擊槍桿子。這樣，毛澤東的筆桿子與槍桿子兩大武器雙劍合璧，為日后的革命勝利積蓄著力量。誠如毛澤東的預判，汪精衛一旦撕下左派偽裝，就比蔣介石更右更血腥。7月15日，汪精衛政府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非法，到處逮捕屠殺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武裝的屠殺必然要以武裝的斗爭來反抗，這么簡單的道理卻要用幾十萬人的血才能弄懂，要用幾個月的時間才能下定決心。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共產黨人，在南昌率領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起義了，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軍旗上的“八一”便來源于此。毛澤東出席后隨后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正式提出了“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民眾聯合后強化組織，然后形成武裝力量，才能奪取政權。掌握武裝是中國道路的第六個歷史邏輯。

　　不可思議的是，當時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人仍然不能接受毛澤東的武裝奪權的路線，仍然堅持走工人運動這一馬克思、列寧提出的正統道路，即便這遠遠背離了中國的實際國情。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選擇下鄉上山，要實踐自己制定的革命路線。8月9日，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他制定了5條綱領：1.與國民黨決裂。2.建軍。3.沒收土地財產。4.高舉共產黨旗幟。5.組織政權。起義并未如設想的那么成功，因為反動軍隊的武裝更加強大也更加訓練有素。毛澤東指揮果斷下令撤退，放棄自投羅網的攻打長沙，退向敵人統治薄弱的山區。此時，毛澤東做出偉大的決策：“三灣改編”。對于這支打剩下不足千人的部隊，毛澤東做出了令人驚訝卻絕對英明的決策：縮編。愿走便走還發路費，只要把槍留下。而留下來的不再發餉，而且要接受嚴格紀律的約束不能侵害民眾，因為毛澤東要建立的軍隊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為了人民解放而打天下。同時，實施官兵平等、黨指揮槍。三灣改編的偉大程度甚至要超越南昌起義，因為南昌起義依靠的還是舊軍隊，而三灣改編后才是真正的人民軍隊，幾千年來中國第一支不靠發餉召集的軍隊，在世界上也獨一無二，而且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與人民軍隊兩位一體不可分割，毛澤東為武裝注入了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永遠為人民解放而戰。

　　毛澤東帶領這支人民子弟兵上了井岡山眾所周知，建立井岡山根據地后毛澤東一邊領導打仗擴大地盤，一邊在根據地實踐土地改革，蘇聯留學歸來的中共中央高層此時偏向極“左”路線，要求土改要“大殺大燒，使小資產變為無產階級，然后強迫他們革命。”在這時毛澤東又體現出因時制宜的靈活性，僅抓捕、分發了大地主、土豪劣紳的田地，基本不殺，對于支持革命的富農的土地都沒有收繳，因為他知道此時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還很弱小，需要最大范圍地聯合民眾，拘泥于本本主義只會走向滅亡。結果中央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建議下做出開出毛澤東中央委員的決定，卻被特派員誤傳為“開除黨籍”。正確的毛澤東被誤傳的中央決定變成了黨外人士，也就不能再擔任井岡山紅軍的前委書記，相當于解除了軍事指揮權。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走過多次錯誤路線，大多都是因為共產國際不考慮中國國情的錯誤指導造成的，都可以認為是中國共產黨一直不能獨立自主做決定的結果。獨立自主，在此后被毛澤東及共產黨人格外的高度重視，就是因為走過太多彎路，犧牲了太多的同志，是血的教訓換來的。獨立自主是中國道路的第七個歷史邏輯。

　　很短時間后，毛澤東又被請回前委書記的位置上，一方面是中央發現誤傳了決定，另一方面更因為一離開毛澤東就不再打勝仗了，而毛澤東回來指揮便能夠連續打勝仗，毛澤東在1927年后到1935年間的幾起幾落，都印證了這一“真理”。在活下來便是勝利的武裝革命斗爭初期，毛澤東用高超的軍事能力贏得了紅軍將士們和中共領袖們的切實信服。其實，總結起來，毛澤東此時展示出來的軍事思想就是八個字：掌握主動，避實就虛。但真正能悟透這八個字并能堅持執行下去并不容易，因為這樣的作戰方式很辛苦，需要不停的轉移部隊尋找作戰時機，靠拉壯丁和給軍餉拉起隊伍的國民黨軍隊即便識破了也無法使用，這就是毛澤東三灣改編的光輝意義，只有心懷天下受苦受難人民的人民子弟兵才能吃得這等辛苦。而在紅軍軍中，毛澤東一手指導提拔的林彪和曾任毛澤東警衛連長的粟裕就是從毛澤東身上活學活用軍事思想最為受用的兩位將領，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軍功最盛的元帥和大將，這是后話。

　　紅軍在中央表決撤掉毛澤東軍事指揮權后遭遇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展開長征，事實上就是被迫轉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在長征途中，中央仍拒絕歸還毛澤東指揮權，博古、李德從起初的蠻干變成消極地避戰，在湘江遭到了優勢敵軍的夾擊，紅軍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湘江的誰被紅軍的血染紅。在周恩來接替博古、李德掌握軍事指揮權后，他有自知之明地求教于毛澤東，在毛澤東指導下，1935年1月紅軍西渡烏江占領遵義，贏得了喘息的機會，并在此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的意義就在于中共中央終于承認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盡管當時確定周恩來為軍事最高負責人，但周恩來從未再下過指揮命令，全權交由毛澤東定奪。而也正是在遵義會議為起點，中國共產黨真正實現了獨立自主做決定，共產國際不再能對中國發號施令，此后的中國共產黨做決策更考慮中國實際國情，也就很少再出現重大的路線失敗。張聞天曾提議毛澤東擔任黨的總書記，但是被毛澤東拒絕了，可見毛澤東并不貪戀黨的最高權力，他更希望通過貢獻軍事指揮能力讓紅軍將士的鮮血流得最少。遵義會議完全符合黨的章程規則，毛澤東光明正大地靠黨內中央委員民主投票獲得了穩固的軍事領導地位，這是共產黨人的多次試錯后最英明的決定，軍事指揮權集中到由毛澤東和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決定，事實上就是毛澤東親自掌握軍事指揮權，因為周恩來和王稼祥對毛澤東絕對信服。確實，戰場上瞬息萬變，做軍事決策時容不得坐下來慢慢討論，需要指揮權相對集中。有民主也有集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則。民主集中是中國道路的第八個歷史邏輯。

　　毛澤東重新掌握軍權后，用神出鬼沒的四渡赤水擺脫了優勢敵軍的重兵包圍，得以從容北上。北上要通過少數民族彝族聚居地區。毛澤東這時候制定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民族政策，強調各民族平等，而且漢族幫助少數民族發展。在毛澤東之前歷朝歷代少數民族都是要向中央政府掌權民族納貢的低一等級民族，何時得到過平等乃至優待的待遇?毛澤東的民族政策是非常進步的，是基于民眾聯合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為中國日后的民族大團結打下了堅實基礎。民族平等是中國道路的第九個歷史邏輯。

　　先遣隊司令劉伯承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厚望，他與彝族首領歃血為盟結為兄弟，紅軍順利地通過彝族地區，北上抵達延安。在國民黨圍剿兵力與紅軍對比最為懸殊的時候，在蔣介石軍隊掌握更為扎實的江西，蔣介石都沒能把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剿消滅，當中共紅軍抵達遠在西北的陜西延安后，隔著山西軍閥閻錫山，蔣介石就再也沒有辦法奈何得了毛澤東了。直至1936年底，蔣介石飛到延安氣急敗壞地督戰并非嫡系的西北軍和東北軍剿滅中共紅軍時，張學良和楊虎城為民族大義扣押了蔣介石，逼蔣抗日，畢竟抗擊日軍侵略才是民族大義。此后，蔣介石無奈接受毛澤東提出的第二次國共合作，聯合抗日。后來有顛倒黑白史學家說是日本人幫助了共產黨奪取天下，事實上只要你研究透蔣介石幾次圍剿紅軍的戰史，你就會發現蔣介石根本無法把毛澤東指揮軍事及指導土地革命的共產黨剿滅。只是，在蔣介石逃避抗日而把戰爭矛頭指向中共搞內戰的倒行逆施更快地讓中國的仁人志士和底層民眾用腳投票，站在中國共產黨的身后。

　　1945年抗戰勝利后的短短4年時間，蔣介石原本優勢于中共三倍的軍力(430萬人對127萬人)就被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般地擊潰了，直到退無可退困守臺灣孤島。這不能不說蔣介石在抗日大義上的虧欠以及依靠英美財閥卻掠奪背離民眾大有關系。

　　1911年到1949年這三十八年的歷史，中國最大的問題在于實現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使用的手段前期是各種政體試驗，后期是軍事斗爭。因此政治和軍事成為這段時期中國社會的最高主題，而經濟還處于并不重要的地位，事實上這幾十年中國經濟也確實處于幾乎停滯不前的境地。

　　在毛澤東1949年9月21日在全國政協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發表的著名講話中，有一句話光芒萬丈，被歷史永遠地銘刻下來：“中華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1949年建國以后，雖然還有抗美援朝、對印自衛反擊戰等局部戰爭，經濟建設不可避免的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主題，中國已經被列強、軍閥、財閥壓榨掠奪耽誤了百多年的時間，抓緊時間進行工業化建設必然成為建國后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首要任務，在革命時段生效的九大歷史邏輯是否仍然在經濟建設時段生效?中國道路是否又產生了新的歷史邏輯?就要等下回書《壯起來 1949~1976》來分解了。

　　寫這種歷史分析文章真的好累，請大家諒解我行文中難以避免的筆誤與見識偏差。期待您的指正和批評，我們有共同的出發點：中國進步，責在你我!

　　參考資料：

　　任志剛先生的《為什么是毛澤東》http://read.jd.com/15860/ 史料充足，論理精辟，推薦購買深讀。

　　《劍橋中華民國史》http://www.quanxue.cn/LS_MinGuo/JianXiaoMingGuoIndex.html 史實可觀，史評偏頗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