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湖北日報創刊65年的日子(剛好今年也是新中國成立65周年)。為了紀念報紙創刊,該報出了一期4個整版的“紀念特刊”。在其第一版上,刊登了名為《在奮斗中前行的》的評論員文章(作者付勤)。該文說,“65年的合訂本,如同一部詳盡的編年史,排列著65年來的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洋溢著昂揚奮起的時代精神。”
見了這些文字,人們就想知道,在該報65年的合訂本中,所排列著的“65年的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究竟有哪些?
對此,該文寫道:“土地改革、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九八抗洪、加入世貿、抗擊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奧運、蛟龍入海、神州飛天……”(見2014年6月27日湖北日報)。
在這里,該文列舉了在該報“65年合訂本中”所排列著的“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共有10個。這其中,新中國“前30年”只有一個土地改革,其他9個都是“后30年”(即1978年后)所發生的事件。
任何人,不用有很高的智商,比如三歲的小孩,看了這樣流年大體相同、所干之事卻是1與9之比,便都會得出十分清晰的結論:新中國的“前30年”簡直日子都白過了,那時的黨和政府特別是其領導人,確實問題不小,值得狠狠地詛咒和鞭撻;而“后30年”則成就實在輝煌,這里的黨和政府,尤其是其領導人確值得大書特書。
那么,新中國“前30年”果真這樣“虛無”嗎?
對此,湖北日報的合訂本中究竟是怎樣“排列”,我們無須去查閱。因為,我斷定,它既然是一張省委機關報,就不能不跟形勢,不能不反映黨和國家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事件,對于新中國的“前30年”,就決不能只是排列著土地改革這樣孤零零的一個事項。
比如說,“后30年”的“九八抗洪”誠然可算“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然而,“前30年”中的五四年抗洪,其“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的性質應該更突出。因為那一年,長江流域的大雨比98年持續的時間要長得多,中下流各個水文站點所達到的最高水位(比如武漢關的水位),比98年要高幾十公分,而當時因新中國成立不久,抗洪所能利用的物質條件是遠遠不如98年充分的。
又比如,“后30年”的“加入世貿”誠然可算“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但是,“前30年”的加入聯合國,其重要性和意義要比加入世貿大得多,作為湖北省委機關報的湖北日報,對于這樣的“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當時不會沒有記載。
再比如,“后30年”的“抗擊非典”誠然可算“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值得記載。然而,在消滅危害人民身體健康的疾病方面,“前30年”的成績要比這一單項、短時性質的成績大得多——他用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第一次(請注意,是有史以來第一次)消滅了天花、霍亂、性病、血吸蟲病等危害中國人民幾千年乃至若干萬年的全國性疾病和地方病,免除了人民因此而遭受到的痛苦和死亡。那是真正的豐功偉績,真正值得大書特書。而恰恰是從“后30年”伊始,上述曾經被消滅的疾病(其中最突出的是性病)又都死灰復燃,重新危害著中國人民的健康。對此,當局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任其發展蔓延,毫無重新消滅的辦法。
還有“汶川地震”,雖然其震級與76年唐山大地震差不多。但由于它發生在偏僻的川西北,那里的人口和發達程度,所造成的損失都不能跟唐山大地震相比。如果它也可算個“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那么,唐山抗震救災就更值得(其實當時的湖北日報也一定會)濃墨重彩地加以“排列”。
至于“蛟龍入海、神舟飛天”,如果沒有“前30年”所打下的技術基礎,而依照自“后30年”伊始即按“總設計師”的設計而開始實行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科技發展邏輯,和“市場換技術”、“消化、引進、吸收”的政策,恐怕只能夠在夢中想想而已。
至于新中國“前30年”中其他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清匪反霸、“三大改造”等等,哪一件事不是前無古人、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呢?為什么這些重大事件一個也進入不了湖北日報記者編輯及其頭頭們的法眼呢?就連“兩彈一星”這樣的偉大成就,在他們的筆下也被“虛無”得無影無蹤了呢?
我這樣說,不是要抬高“前30年”而貶低“后30年”。我只是說,無論是“前30年”還是“后30年”,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年代,每一代人都作出了他們力所能及的努力和應有的貢獻,所取得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都值得作為“重大節點和歷史軌跡”而“排列”,而被后人所追懷、所稱頌,并從中受到鼓舞。
可嘆的是,而今的記者編輯,當然也有報社的領導,因深受30多年來黨內和社會上非毛反毛思潮的影響,不能客觀公正地對待“前30年”,對其采取了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或者刻意抹煞的“歷史虛無主義”態度。這次湖北日報的主旨紀念文章,就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其實,湖北日報“虛無”新中國的“前30年”,自不從這次的紀念文章中始,這是它經常性的觀點。比如,其2013年11月14日在頭版刊登的一篇題為“改革,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創造更大輝煌”的評論員文章中,就把新中國的“前30年”說誣蔑為“貧困潦倒的國度”。
人們常說“偏見比無知更可怕”。事實確實如此。按說,既為一個有著6000多萬人口的大省的省委機關報,其記者編輯(且不說其頭頭)都應該是“文化人”,無論年青年長,對新中國的歷史(包括“前30年”艱苦奮斗史)都應該有所了解。這也是他們從事業務工作所必需的。
然而,由于偏見所致,他們卻根本無法對新中國前后的“兩個30年”采取實事求是的、客觀公正的態度,而是盡其所能地對其進行“虛無”、抹煞乃至誣蔑。他們的這種思想和作為,實在讓人感到遺憾。
2014年6月30日
謹以此文紀念建黨9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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