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六十年中間，中國歷史有兩個一百八十度的轉折，這兩次空前規模的歷史劇變，決定性地影響了多數中國人的命運和機遇。每一個都在通過這段歷史的經驗，得出自己的經驗和教訓，而社會精英和著名人物的親歷親聞，更是得到讀者更高程度的關注，反復閱讀以獲得成功的密碼這個庸俗目標之外，還往往試圖從這些閱讀中間去把握歷史轉換的超越目的。

　　任正非的回憶父母的文章，情真意切，生動感人。老田也反復讀了幾遍，結合自己對那一段歷史的了解，有很多感想，因為回憶錄文章不長，但涉及到的歷史問題不少，所以，特地抽出幾個問題來，寫一點導讀式的文字，不僅抒發自己的讀后感，還希望有助于那些閱讀回憶追求歷史真相的讀者。

　　一、1949年那場革命對任摩遜的正面影響——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被拔高運用

　　任正非提到父親受教育的曲折過程，說“爺爺是浙江浦江縣的一個做火腿的大師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沒有讀過書。由于爺爺的良心發現，也由于爸爸的執著要求，爸爸才讀了書。”這個說法是“皮相之論”，與事實真相有很大距離，作為企業家的任正非竟然沿襲這種說法，簡直匪夷所思。在舊中國，除非極少數特別富裕的家庭，通常都只讓一個小孩受比較高深的教育，這是稀缺資源集中使用的經濟學原則，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活學活用，有限的稀缺資源都必須要集中傾斜分配的，也就是說：集中金錢供一個小孩讀書直到他很有出息為止，而不是采取“撒胡椒面”的方法讓每個子女都受低水平的教育。

　　老田的外公是農村中間的富農，有三男兩女，也是把拿得出來的全部教育經費集中供二舅一個人讀書，其他的四個小孩都完全不上學的，不過鄉下富農的財力有限，二舅只是上了新式中學而已，這在1949年之前也是畢業就要失業的，幸好共產黨得了天下，建立了一個空前龐大的政府機構一直深入到全國鄉村，然后，建立起聯系全國城鄉市場的工商業官營渠道，這樣一來，全國城鄉哪怕是讀過幾年私塾的人，總數加起來都還滿足不了需要，這樣，我的二舅才吃上公家飯，后來在紅安縣糧食局工作。其實，不僅僅在解放前，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一個家庭有幾個孩子的話，往往多數去打工，然后大家合伙供一個上大學。

　　在一個把一切進步光環都戴在精英階層頭上的今天，低估普通人的企業家精神和才能，是一件正常不過的事。美國經濟學教授舒爾茨(獲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曾經指出過：農民是窮而有效率的，能夠識別市場中間的機會并合理配置自己的資源。按照舒爾茨的觀點：企業家才能到處存在，能夠獨立于學院培訓和文字知識而存在，這個事實與“知識改變命運”的文化資本信條有沖突。任正非在華為管理中間提煉出“壓強原則”——“在成功的關鍵因素和選定的戰略生長點上，以超過主要競爭對手的強度配置資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財力，實現重點突破。”其實，這個道理乃祖可能不能明確地表達出來，但是卻善于在子女教育中間應用，任摩遜實際上就是被選定的“戰略生長點”集中家庭全部教育投資于一身。任正非提到乃父的“執著要求”和“爺爺的良心發現”才讓他父親獲得上大學的機會，更為準確的理解應該是：他爺爺不是“良心發現”而是早就預備重點培養一個子女，這個機會當然首先給予最積極的爭取者。還應該指出：投資于子女教育是一項風險很大的事業，如果畢業即失業的話，就有可能血本無歸。考慮到教育確實是一項高風險投資，不讓上大學也算不上良心不好，而是一種“風險厭惡型”穩健策略，當然，過于穩健也意味著永遠與高收益絕緣。

　　經濟學中間的“供求法則”永遠都會起作用，任何“求大于供”的事物都會賣出高價，這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例外。1950年代，共產黨剛剛取得政權，政府機構的職能擴張和工商業的快速膨脹，急需大量的知識分子，但新中國剛剛從一個傳統農業社會起步，教育事業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當時的現實是：對知識分子的海量需求只能夠對應著一個非常小的候補群體，結果必然是：對知識分子的過度提拔和拔高運用。我同村有一個讀過幾年私塾的叔祖父，區長(南下干部)多次上門請他去區里當干部，結果他搞了一段還是跑回來了，后來他對別人說：自己只會寫、不會算怕“錯了帳”以后受刑。我那個叔祖父是一個典型的老實人，舊式教育的特點是重視人文知識，缺乏數理化方面的基本訓練，而在新政權的管理崗位上則反過來，格外需要數學等計算技術，對于人文方面的要求可以降低到“會寫字”程度，這是存在于傳統教育內容與現代管理需要之間的巨大落差。我的二舅上過新式中學，就受過數理化方面的基本訓練，所以，他的知識儲備倒是能夠應付工作需要，沒有產生要當逃兵的想法。

　　對知識分子的過度提拔，導致非常負面的后果：不要說才德兼備，實際上許多掌握一方局面的人士甚至缺乏起碼的知識儲備，結果當然表現出普遍的敗德行為和亂政。認識到這種供求法則起作用的負面結果，就可以充分理解到毛澤東為什么一貫強調要“整風”“治吏”了，那個年代的“開門整風”也好“群眾運動”也好，都內在包含有一個功能性的目的：通過巨大的外部壓力敦促才德不足的掌權小知識分子，更加檢點一點。有官學兩界的高人聯手造謠說：在共產黨政權底下供求法則沒有作用，知識分子一貫受到迫害和輕視，這是極其脫離實際的。歷史上的事實是反過來的：在舊時代受過少量舊式教育的小知識分子群體，在新中國受到過高提拔和使用，這才是歷史的事實，也就是說：1949年之前的小知識分子在共產黨政權底下得到了賣高價的機會，不過這也不是哪一個人希望的理想局面，不過是快速的事業擴張同時遭遇到人才稀缺的現實而已。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嚴厲批評“甲乙丙丁開中藥鋪”那種到處都適用的文風和指導下級工作的方法，到了1958年毛澤東還不得不在黨內高層會議中間像語文教師一樣強調“義理、考據和辭章”，這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準確針對海量小知識分子被新政權普遍地拔高使用的某種后遺癥。

　　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大學肄業，就成為一個地區最高學府的第一首長，不過是這個全國大勢中間的代表性事例罷了。今天的中國就恰好反過來，高學歷都不容易得到“壓低使用”的機會，除了各種其他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是“供過于求”的法則在起作用。早幾年在強國論壇上，看到一個研究生的帖子說：今天要進入地區師院級別的學校任教，潛規則是給院長5萬元;相比較而言，今天的中國民眾在高等教育上投入過多，但是畢業生想要獲得“壓低使用”的機會還必須花錢，這就與1950年代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二、任正非的人生轉折的時代背景

　　任正非在文革期間進入基建工程兵任職，很多年輕人不知道背景，產生一些錯誤的猜測。據親歷者回憶，部分工程建筑單位于1966年改為基建工程兵，這個所謂的“工改兵”是出于谷牧提議、X拍板的結果。與“工改兵”相配套的巨大變化，是取消經濟核算和合同制，改而采取撥付“經常費”制度。結果，這種“徹底大鍋飯”制度，弊端很大，1973年就被周總理改掉了。

　　1983年撤銷基建工程兵跟組建時期相比，卻更為粗暴，走向另一個極端。與周總理執政時期采取震蕩比較小的“幫人擦屁股”的“項目取費制”改革相比，體現完全不同的執政理念：周總理始終注意現實中間的既存事實，改革既要針對不合理的部分，同時還要兼顧作為既存事實存在的基建工程兵的生存問題。而“百萬大裁軍”和撤銷“基建工程兵”手法，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很多人“要吃飯”似的，而任正非同志就這樣悲催地被一腳踢出門去，改革者似乎想要改革對象一夜之間就必須適應市場，否則就等同于沒有生存資格。任正非的回憶文章中間，對“百萬大裁軍”的歷史記憶和痛切感受，實際上反映了共產黨政權高層里頭那種脫離底層老百姓的改革理念及其嚴重后果。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1983年撤編，最初是為了服務于三線建設?！豆饶粱貞涗洝?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如實指出：“我從這里想到，三線建設是長期任務，在這種特定情況下，是否可以參照鐵道兵、工程兵的辦法，實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隊伍。我將這個意見報告了X同志，他很贊同這一主張，并進一步提出實行兵役制，決定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工程兵，實行‘勞武結合，能工能戰，以工為主’?；üこ瘫慕M建工作在1965年下半年就著手進行，1966年8月正式成立，由李人林同志任指揮部主任，我兼政委。第一批先整編成5個支隊(師)另4個大隊(團)。基建工程兵人數最多時有32個支隊、156個大隊，共49萬人，在冶金、煤炭、水電、交通、石化等行業中，承擔了繁重艱巨的施工任務。像四川江油長城特殊鋼廠、川藏公路、鄂西的化工廠，都是他們建設或擴建的。”

　　代表建設部觀點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彭敏領銜主編 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二十二章第一節)指出：“六十年代中后期，取消了承發包制，改為經常費制。施工企業的工人工資、管理費和施工津貼等，均由國家直接撥款，同施工企業的經濟效益完全脫鉤。這種經常費制，不利于施工企業搞好經濟核算。盡管只是在部分施工企業中實行，但卻造成了浪費。”“一九七三年以后實行取費制。針對經常費制帶來的弊端，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國家建委、國家計委和財政部聯合發出《關于改變經常費辦法，實行取費制度的通知》，規定凡是實行經常費的建筑安裝企業，一律改為取費制度，國家財政不再直接撥款。當時規定施工企業的工資和管理費按完成建筑安裝工作量的26%收取。”

　　三、對任摩遜文革經歷的初步分析

　　任正非差不多與共和國同齡，由此全過程地親歷了兩個三十年，親歷并目睹課一些政治運動，其中文革的經歷對他影響至深。

　　不過，有些說法很明顯與他的親歷者身份不符，例如他說：“‘文革’造反派抄家時，以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茖W校的校長家，不知有多富，結果都驚住了。”從這句話隱含的信息看，很明顯說的是文革初期第一次被抄家的情況，而這個時期的運動，還是處在各級黨委或者工作組領導之下，尚未產生造反派組織。由于信息有限，無法做出準確的判斷，根據全國運動情況推測：任摩遜應該是被黔南州黨委拋出來的靶子，而抄家肯定是當地黨委組織的“群眾”去干的，就如同當時湖北省委拋出武大校長李達、江蘇省委拋出南大校長匡亞明一樣。

　　上述分析雖然缺乏第一手材料支撐，不能下定論，但可以肯定不是造反派抄他家。顯然，違背事實的回憶文字，與任正非作為親歷者和知情者的身份不符，這只能找另外的解釋，我果然找到了，在《華為真相》中間記錄了任正非的寶貴經驗：“一個人再有本事，也得通過所在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才能有機會。”在文革這個關鍵問題上，任正非需要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認同”保持一致，而主流價值一說到文革就必須要控訴毛澤東、四人幫或者造反派，任正非還只是消極地與主流保持一致，沒有進行積極的捏造事實，只不過在事實的基礎上搞點張冠李戴而已。

　　任正非作為企業家，遠遠好于學院派的空談家，他談到自己父親在文革受審查時的心靈苦痛，沒有簡單地比附自由、人權等絕對普世價值，更沒有由此把自己拔高到控訴法西斯的道德高位，而是更為實事求是地承認父親確實不是“革命中堅”也缺乏底層的“政治純潔”：“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梁。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任正非作為企業家，與學院派的空談家不同在于：理解現實社會的復雜性并能夠認識到一些政策的功能性作用及其必要性，他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以及政策的建議，與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意圖有著某種一致性。

　　文革《十六條》第十二條就是“關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這一條的內容是：“對于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于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這一條說得很清楚，對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作風，是幫助他們逐步改造而不是強制性的審查批判，而且對于知識分子的要求也很低，只要求“愛國”“不里通外國”，就像任正非說的知識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了。

　　《九大政治報告》涉及到知識分子政策的兩個段落是：“從舊學校中培養的知識分子，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或者愿意同工農兵結合的。應當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對于那些結合得好的，對于那些積極上山下鄉的紅衛兵和知識青年，要予以鼓勵。”“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養，總之，批判思想，給以出路。把這一部分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有利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敵人。”前一個段落是針對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后一個段落是針對作為文革兩大批判對象之一的“反動學術權威”來說的。

　　文革期間，各級當權派基本上不按照政策辦事，時刻謀劃著“轉移斗爭大方向”，對知識分子干部的過火審查和糾纏歷史問題的老賬，就是這個“違反政策”實踐的一部分，這些責任當時是記在“反文革”勢力頭上的，被準確地稱為“轉移斗爭大方向”，這對于親歷過文革的人而言，應該是很清楚的。

　　文革后對這段歷史的全面否定，模糊了誰在“轉移斗爭大方向”，“違反政策”，讓親歷者自覺自愿地把回憶與主流價值“一致起來”：“‘文革’中，我家的經濟狀況，陷入了比自然災害時期還困難的境地。中央文革為了從經濟上打垮走資派，下文控制他們的人均標準生活費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級造反派層層加碼，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學在街道辦事處工作，介紹弟妹們到河里挖砂子，……。”這段說法就更違背史實了，可以肯定中央絕對沒有下發過限制生活費的文件，而且，文革后期也就是任摩遜受審查階段也絕不是造反派在掌權，更為重要的是，任摩遜是被黨委拋出來的打擊對象、這種人往往是造反派的拉攏對象、不會成為造反派的打擊對象，但是，把文革十年期間的問題記在造反派身上，則是一種吻合主流價值的記賬法。

　　四、史實與辯護方案的重大差別——精英如何對優勢地位進行自我辯護

　　每一種權力或者利益，都需要自我辯護，證明其配得上其擁有的優勢地位。審查知識分子的不純潔歷史和心靈，雖然很粗暴，但是，在其反面就自然地證明了：心理純潔、政治堅定群體享有權力和地位的正當性。反過來，說知識就是力量，甚至極端地聲稱“只有知識才有力量”，這就是另外一種論證優越地位的方案了。在毛時代，前述兩種論證優勢地位的方案，相互對立，長期存在，不過有時在明、有時在暗而已。

　　不過，知識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和貢獻，這不是一成不變的：“父親說了幾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由于父親受審查的背景影響，弟妹們一次又一次的入學錄取被否定，那個年代對他們的損失就是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至少，知青一代很多人并沒有上大學的機會，但一樣有很多人爬上權力高位、資本大腕，這在社會急劇轉型時期的表現還特別突出。

　　過度地認定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這作為掌握“文化資本”那群人的意識形態信條或者自我辯護的方案，無可厚非，但用以對照歷史并得出結論，不僅很難吻合歷史事實，還會在實踐中間過分低估教育投資所內涵的高風險?；貞浻袝r候不可靠的地方，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通過“馬后炮”優勢預先地排除了風險，這樣，才能夠輕飄飄地把一切風險考量說成是不正常，任正非竟然提到“爺爺良心發現”這種大不敬句子，顯然是以“教育投資屬于高收益無風險”的事后核算結果來支持的。任正非作為企業家注意到了教育投資與收益的對比，但是竟然粗暴地忽略了父親任摩遜在1949年之前的低收益階段，也忽略了新政權早期知識分子“供不應求”導致“少量教育投資也可以賣出高價”是一種特殊時段的現象。人們即便是從自身的親身經驗中間，也往往得出錯誤的結論和認識，關鍵乃在于：對于符合自己信條的事實會過于放大并不恰當地賦予其永久化的恒定特征，而對于不符合自己信條的事實則會選擇性遺忘或者低估其影響力。

　　任正非的親歷很有意思，毛時代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高揚“勞動創造價值”的主旋律，在具體的管理實踐中間，獎狀主要是發給最底層的體力勞動者、發給那些被管理的對象而不是管理者自身，這大概與管理手段的作用和功能設計有關：獎勵主要是作為激勵被管理對象的手段而不是評判管理者的手段。獎狀到底應該屬于誰，帶來管理者和知識精英的不認同，任正非認為自己這個很不正當，歸結為壞人的影響，導致精英階層不能“翻身解放”：“1976年10月，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使我們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獎勵‘暴發戶’。‘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6000人的代表中，僅有150多人在35歲以下，我33 歲。我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非黨人士。”

　　真實的歷史可能是反過來的，“四人幫”未必有興趣限制精英階層“得獎狀”，烏有之鄉網友郭松民準確地指出過：毛主席給了“四人幫”批判權，沒有給他們執政權，這個說法是符合事實的，王張江姚這四個人從來都沒有主持過國務院經濟工作或者軍隊工作，這四個人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主管、長期支持在輿論上批判當權派內部的修正主義和走資派。與傳統社會相比，1976年之后“給誰發獎狀”的變化，近似于回歸“朕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小民共治天下”的傳統經驗。有個著名的網友高戈里比較了戰爭年代國民黨與共產黨獲獎人群的不同：共產黨的“戰斗英雄”基本上只頒給第一線的戰士，而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勛章”“金星勛章”基本上只頒給將官，這中間的差別有什么政治理論或者實踐上的不同意涵，今天很少有人去追問。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在最開始的年代還只是任正非這種技術干部和第一線勞動者共同得獎狀，慢慢就變成了“五一勞動獎章”只授給資本家和董事長了。這個從漸變到質變的過程，其中的深刻意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挖掘。

　　有一個北大學生李民騏，1990年因為某事被逮捕，在班房里頭領會到“牢頭獄霸”是如何進行自我地位正當性辯護的，值得抄在這里：“在監獄中，依靠牢頭管理監號。牢頭是犯人中的統治者和壓迫者。他們在監號中占據最寬敞的床位(想象一下，在人均只有半平方米的監號中，一個人睡兩三米寬的地方是怎樣一種特權)、掌管食物分配、支使他人為自己勞動(捶背、洗衣等)，還可以打罵其他犯人、從中取樂，有的還占有同性戀伙伴。所有的革命者都會承認，牢頭現象是一種必須根除的壓迫現象。在監號中，牢頭們散布這樣一些言論：‘人到哪里都分三六九等’;‘在什么地方都有柳爺(特權階層)，也有鼠蔑(奴隸階層)’;‘牢頭也是從擦地擦板兒一點點熬上來的’。每一個革命者都清楚，這無非是說壓迫有理、被壓迫活該。但是，這些話難道不是壓迫社會(包括“民主”社會)中流行觀念的表現嗎?比如：任何社會都有上中下之分;國家只能交給精英、優秀人物來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對立是永恒的;資本家也是從洗盤子開始辛辛苦苦奮斗起家的......。為什么大多數反對派分子遇到這些問題就失去了批判性呢?反對派的絕大多數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精英，或者接受了知識分子精英灌輸的觀念，認為只有自己才代表社會價值，而勞動者大眾實際上沒有社會價值。”(載《紅色中國》網站)

　　不僅政治場域中間的權貴需要經常性的自我辯護，商場的富人也一樣需要。應該說，華為的成就和任正非的貢獻，是能夠得到很多普通民眾認同的。反過來，那些投過房地產起家和與跨國資本密切的暴富群體，其財富積聚過程往往更多地得益于官場的巨大幫助，但得到的社會認同程度卻有限。像華為這種已于完成正當性辯護的產業資本，反而很少有那種改旗易幟的熱情，反而是那些投機資本、官僚買辦資本的代表人特別熱衷于批判體制和改旗易幟事業，這除了著眼于“改旗易幟”之后預期兌現的政治“從龍紅利”之外，自我辯護的困境肯定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內在動機。

　　任正非還在《華為的冬天》一文中間說：“不管遇到任何問題，我們的員工都要堅定不移地保持安靜，聽黨的話，跟政府走。嚴格自律，不該說的話不要亂說。特別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屬。”這個說法不僅體現了任正非“與社會主流價值保持一致”的經驗，其中還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這有待于另寫專文來分析。這里只指出一點：在參與阿拉善協會和壹基金會活動的大資本家群體中間，是明確主張“官學產煤”四大同盟，這一政治戰略中間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策略：在與官員個人實現緊密結盟的同時要對官府體制進行最大限度的“非正當化”論證。任正非的這個說法，實際并不僅僅意味著主動放棄追求政治上的“從龍紅利”，更為關鍵的是：他和華為都不需要另外開辟政治戰場來完成自我辯護。這個主張，可能深刻地體現了目前國內產業資本，與官僚資本、跨國資本和投機資本有著的不同的政治需要：那些正當性辯護困難的資本家群體，除了追求“從龍紅利”之外，還格外需要向政治系統轉嫁“合法性危機”，這很接近于三十六計中間的“李代桃僵”之計，目的當然是把所有的社會不認同(包括所謂的“仇官”“仇富”)，都集中到對政治體制的不認同方面。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注：本網轉載時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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