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發生時，我是高中二年級學生，那時的我們，風華正茂，關心國家大事，我雖然并不富裕，還自費訂閱了《參考消息》，還看了毛澤東選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文革開始，我們自然以高度的政治熱情積極參與。但是不久，縣委派了工作組進入學校，重點批判教師，也整學生中的“黑五類”，縣委還舉辦了全縣中小學教師學習班，也是挑動教師整教師，我們認為，這不符合運動大方向，于是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還寫了《急告全縣中小學教師書》，揭露縣委轉變批判走資派的斗爭大方向。在11月下旬，我們又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縣委副書記在會上作檢討，縣委書記認為他也應該承擔責任，主動到會，會議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武斗行為。這個時期，是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期，由此可見，文革初期整教師，是劉少奇領導和發動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是反對的。40年之后，2007年，我們數10位年屆60歲的學生，從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祝賀我們的班主任80歲壽誕，感情彌深，其樂融融。企圖把整教師嫁禍于領袖毛澤東和當時的青年學生，是對歷史的肆意歪曲。

　　文革初期，最先出現的是官辦紅衛兵，是縣委支持的，由學生中的紅五類組成，我也是其中之一，開始是破四舊，組織學生紅衛兵走上街頭，進入人家，凡是疑似四舊，或毀、或收、或改，我去過一戶人家，樓上有很多書，其中有本縣縣志，我在樓上花了一天時間看完了這本縣志，到了吃飯時間，縣委派人用板車拉了飯菜送到大街上給我們吃，伙食比學校食堂好不少，而且不要飯票。后來，縣委安排各班選紅衛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由于我們班多數反工作組，我也幸運的當選赴京紅衛兵代表，赴京紅衛兵由縣委宣傳部長帶隊，火車擁擠不堪，在半途還等了很長時間，但是沒有出任何事情，凡事不用操心，在北京等待了大概10幾天，我每天去各個大學看大字報。毛主席檢閱后，我們就回來了。回到縣里后，逐漸形成了兩派，對方是以工人為主體的多數派，我們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少數派。后來武裝部支持多數派奪權，我們感到受壓制，于是成為反對派，對方越是壓制，我們越有精神，盡管對方給我在準備奪權的大聯合指揮部安排了座位，我去看了一下就沒有再去了，這就是我們縣兩派群眾組織形成的原因。應該說，我們縣初期的紅衛兵運動和破四舊，是縣委發起和支持的，是轉移運動大方向的，這個時期還是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把文革初期的打砸搶嫁禍于領袖毛澤東和青年學生，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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