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被很多文章引用，然而卻找不到出處，編造的可能性很高。

　　這個講話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選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找不到，幾十年來官方媒體中沒有。葉劍英女兒葉向真《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講話起草記》(《財經》雜志總第227期)中沒有提及。葉劍英侄兒葉選基《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沒有談到，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1月)也沒有。

　　筆者查了一下來源，此種說法最早來源于董寶訓(時任山東大學副教授)、丁龍嘉(山東黨史副主任)著《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來馬立誠(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因親日言論和提出為汪靖衛平反被一些人稱之為“漢奸”)、凌志軍(前人民日報編委凌建華之子，后人民日報記者)所著《交鋒一一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作了引用。此后許多文章基本都引用了這兩部作品中的說法。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等共212人。華國鋒主持開幕式。

　　會議原定議題是：(一)進一步貫徹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討論 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

　　11月12日，陳云在東北組發言，提出6條意見：肯定天安門事件的正義性質;彭德懷對黨貢獻很大，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要為薄一波等所謂“61人叛徒集團”案平反;要為陶鑄、王鶴壽的“叛徒”案件平反;要揭批康生;“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立的中央專案組應該結束。由于陳云的講話受到了一些老干部的支持，譚震林等又提出為“二月逆流”、“右傾翻案風”等案平反。會議脫離了原有議程，轉而展開對華國鋒提出和堅持的“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兩年來領導工作中的失誤等問題提出了批評。

　　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決定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幾個重大案件，如天安門事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團”案以及彭德懷、陶鑄、楊尚昆等人的問題徹底平反，并撤銷有關材料;決定對康生、謝富治進行審查。

　　12月13日，鄧小平在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講話的主要內容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談到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時，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

　　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做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選集)。鄧小平的講話曾在媒體上全文發表，網上可以搜到。

　　這次會議在許多方面具有革命性的變化。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明確了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突出了改革開放的原則，對重大歷史問題明確要撥亂反正。提出要正確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發展毛澤東思想。提出統一祖國的方針，確立新的外交路線。

　　這次會議實際上為即將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基本指導思想和定調，它的意義不亞于十一屆三中全會。

　　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創作過程。

　　由葉劍英女兒葉向真口述，葉辦主任王守江，葉劍英軍事秘書王文理回憶，盛平整理成的《葉劍英中央工作會議講話起草記》發表在《財經》雜志總第227期上。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9日。該文提出此次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是葉劍英元帥向中央建議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議。

　　據講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完整的稿子有三份。按時間順序，分別是題為《葉副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其中第一稿是中央黨校的阮銘執筆起草，內容包括四個問題：一是強調，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并且這種團結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之上的”。二是強調，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正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三是把社會主義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聯系起來。四是強調民主的重要和安定團結的重要。由于中央轉發了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關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件的調查報告》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第98期發表《平反冤案的歷史借鑒》一文。鄧小平在11月26日會見日本民主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提出“不只是“天安門事件”，如果有些問題處理得不正確，也必須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11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說：“凡是錯誤的都要糾正”。新聞媒體公布了中共中央對“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決定后，葉劍英的講話稿無法使用，不得不重新找人起草。

　　按葉向真的說法，第二稿是葉劍英口述，葉向真的女婿劉詩昆參加，葉劍英親筆最后修改定稿。

　　第三稿的討論葉向真、劉詩昆以及胡繩參加了討論，鄧立群幫助把關。后來還請胡耀邦過目并聽取意見。這就是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

　　據說這個講話在十一屆三中會會時又作了加工修改，對于一些有爭議的或者比較敏感的問題，刪去了如對“西單民主墻”的肯定、如“確實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侵犯”、 “廣大干部和群眾毫無人權保障。有多少人被他們用這樣那樣的方法整死了，這是一個血的教訓”等內容。稿件還增加了關于加強法制建設的話。

　　以上葉劍英女兒和女婿及身邊人的回憶，均沒有涉及關于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的論述。

　　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是否講過話。

　　遍查中央正式公開的資料，并沒有葉劍英在閉幕式上的正式講話，而有一些文章提出在閉幕式上華國鋒、葉劍英和鄧小平先后講了話。

　　但是，《葉劍英選集》確實收錄了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閉幕式上的講話。只是據葉向真講這篇講話后來又作了許多刪節和修改。

　　據葉向真講，講話中有三處涉及華國鋒的地方被全部刪除。如“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同志作為我們黨的主席、黨的領袖，當著全體與會同志的面，公開作自我批評，講得那樣坦率、那樣誠懇，使我們非常感動。在這方面，華主席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等文字被刪去。

　　另外， “這里，我還提一下習仲勛同志。同志們從報上大概都看到了廣東惠陽地區一位基層干部寫給習仲勛同志的批評信和習仲勛同志的復信。習仲勛同志那種不怕聽刺耳意見、鼓勵別人講話、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學習。我們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高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面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只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對于這種人，我們要勸他們好好看看習仲勛同志的信，讀讀‘葉公好龍’的故事。”這段話被刪除。

　　葉向真講了許多這篇講話的起草、修改和刪節過程，卻沒有指明葉劍英是何時講的，更沒有提及刪節講話中關于文化大革命死多少人的數字。而且中央文獻也沒有收錄葉劍英這篇講話。

　　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講了什么。

　　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雖然中央文獻中查不到，卻出現在《葉劍英選集》里(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這篇講話的全文網上可以查到。

　　這篇公開的講話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是領導班子問題，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是勤奮學習，解放思想。在領導班子問題里，葉劍英講道：“文化大革命給我們一條最重要的教訓就是，這場運動的領導班子──中央文革，由一批叛徒、特務、陰謀家、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篡黨奪權分子所把持。他們叫囂‘踢開黨委鬧革命’，從中央政治局、省、地、縣以至基層的 絕大多數地方各級黨委都被他們破壞了。部隊的各級領導也發生很大混亂。他們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干部，下整群眾，制造大量冤案、錯案、 假案，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這里既沒有“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也沒有“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的具體數字。

　　葉劍英講話不會如此談論文化大革命。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雖然華國鋒因為兩個凡是受到批評，卻仍然是中央的核心。鄧小平恢復職務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決賽現場。葉劍英不可能在此時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很多。

　　其一是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三年后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葉劍英不可能在三年前否定文化大革命。

　　其二是鄧小平在閉幕式的講話中明確“關于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來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于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葉劍英不可能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這種重大歷史事件中唱對臺戲。

　　其三是中央此次工作會議雖然提出了具體平反的事件和人物，卻沒有涉及到否定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議題。葉劍英作為黨的副主席在沒有經過詳細調查之前，不可能違背會議議程和中央精神對文化大革命做出結論。

　　其四是提出的數字不合邏輯。按文革平均八億人口計算，即使受迫害一億也不是九分之一，葉劍英不會犯這種明顯錯誤。而因迫害死亡2000萬更不可能，因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真正因迫害或武斗致死主要在1966年的“八月恐怖”和1968年的武斗，1969年九大召開以后，全國開始全面恢復生產。按沒有定論葉劍英的講話所言“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這種說法沒有邊界。何為受牽連?如果把受到沖擊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朋友都算進去的話，文化大革命受牽聯的人遠比這個數字要大的多。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人人接受洗禮，個個要斗私批修。若說受牽聯的話，至少達到80%以上。

　　其五是所謂“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不存在。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是1977年8月12日至18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華國鋒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同時指出“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一面要進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一面組織調查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完全不符合邏輯。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被選擇性記憶。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所完成的改革，是華國鋒主持下中央領導集體共同努力的結果。華國鋒不僅在開幕式即提出工作著重點轉移的中心思想，而且說：“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認為，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是完全必要的。” 在此前的10月，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說：揭批“四人幫”的斗爭“在全國廣大范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斗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頁〕說明包括結束揭批四人幫在內，中央領導層已經形成共識。

　　因為一些老干部提出了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會議脫離了原來預定的軌道，開始關注平反冤假錯案。其實無論是“六十一人案件”還是天安門平反，包括 “二月逆流”、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楊尚昆問題發拉姨康生、謝富治問題的立案，都得到了華國鋒的支持。并非是會議“突破了華國鋒的‘框框’”，而是華國鋒采納了大多數代表的意見從而拓寬了會議議題。

　　會議展開對華國鋒的批評源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提出“凡是派”和“后臺”的問題，此事華國鋒在會上主動承擔責任并作自我批評。華國鋒說：“我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從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復雜情況出發，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捍衛革命領袖旗幟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出發，專門講了在同“四人幫”的斗爭中，我們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需要特別注意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的問題。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講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這是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我思想上一直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后來發現，第一句話，說得絕對了，第二句話，確實是必須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沒有講清楚。當時對這兩句話考慮得不夠周全。現在看來，不提兩個“凡是”就好了。”他還說：“我的講話和那篇社論，雖然分別經過政治局討論和傳閱同意，但責任應該主要由我承擔。在這個問題上，我應該作自我批評，也歡迎同志們批評。”(見與會者于光遠著《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正是因為華國鋒的誠肯態度和中央工作會議寬松的環境，開創了中央民主之風，才使這次會議能夠完成許多歷史性的任務。葉劍英在講話中說：“華國鋒同志作為我們黨的主席、黨的領袖，就兩個‘凡是’問題，在這次會上，主動承擔責任，話講得那樣坦率，那樣誠懇，使我們非常感動。在這方面，華國鋒同志給我們大家做出了榜樣。”

　　鄧小平在閉幕會講話中說：“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了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于講心里話，講實在話。大家能夠積極地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的批評，把意見擺在桌面上……這些都是黨內生活的偉大進步，對于黨和人民的事業將起巨大的促進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頁〕 。

　　在后天的語景里，此次中央工作會議的功勞全歸到了鄧小平的名下。很少提及華國鋒、葉劍英、陳云、李先念等人在此次會議上一些創新觀點。而且包括對鄧小平的講話(鄧小平是后來與會的)只是選擇性的引用，基本沒有提及鄧小平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的評價。這種選擇性記憶不僅埋沒了其它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歷史作用，也扭曲了些次重要會議的真正意義。

　　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批判是自廢武功，也難以令人信服。媒體傳言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許多內容被篡改，有些可能是編造出來的。誰是始作蛹者，或者編造這些謊言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

　　20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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