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總書記習近平任組長。

　　而從改革內容上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規劃了幾乎所有的領域，不但涉及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國防等各大領域，而且具體到生育和養老政策、高考形式、院士退出制度及具體的財政稅收方面的改革。在這個意義上，政黨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未來，很像是一份向全國人民發布的國情咨文。

　　這次三中全會還提出了黨內的法規及按照這些法規治理黨的問題，這也留下了兩個需要重新整合的程序問題，一是執政黨的法規與國家憲法之間的銜接，二是執政黨通過政策的法規化對國家權力分工進行賦權的過程與“兩會”程序(審議、賦權、監督、協商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這背后是當前世界各國執政黨面臨的共同問題：第一，效率、產權明晰不可能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第二，去政治化導致政黨的傳統合法性資源喪失效能;第三，新的訴求是民主性質的，即普通民眾要求平等，重建社會和自主性的社會網絡。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政黨與國家的關系，對中國來說，就是如何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革和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問題。

　　政黨政治新趨勢

　　執政黨在國家結構中地位的變化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在西方，多黨或兩黨民主的結構是穩定的，但功能已經有很大的問題，其核心問題是競爭性的政黨都在國家化的過程中，原有的政治競爭已經讓位于單純的選舉政治。這也表明傳統的西方政黨競爭政治形式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縱觀世界各國，政黨與國家的關系日趨緊密是在20世紀晚期到21世紀逐漸明確化的一個普遍趨勢，也就是說，基本的政治構造正在發生變化。當然這是漫長的變化，政黨在形式上不會完全改變，還是叫政黨。但是需要在理論上闡釋清楚這個問題，否則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清晰的。例如，在設計政治制度的時候，仍然按照西方的傳統政治理論，把黨、國家等等區分得很清楚，并按照這個傳統邏輯推進政治改革，恐怕不能產生真正的效果。我們需要了解，政黨為什么在當代條件下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預示著什么樣的政治趨勢，它產生的必然性及所面臨的挑戰、危險。

　　中國的政黨體制與其他國家不同，執政黨既是政黨，又直接進入國家體系，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但同時，由于執政黨本身是一種獨特的國家結構和機制，執政黨必須依憲執政，如果不能以憲法的方式處理執政黨和國家的關系，這個結構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既然政黨和國家的關系事實上已經發生變化，政黨已經承擔了相當部分國家的功能，那么，至少在履行這類權力和責任時，它基本服從于國家運行的邏輯，而不是一般的西方政黨邏輯。

　　現在讓省一級政協的主席退出黨的常委會，我覺得有道理，因為政協是監督、協商機構，不能變成決策機構。但與此同時，應該完善政協的咨詢、協商和監督功能，全國人大的審議、決定和監督功能，也需要考慮政黨與國家間關系的變化。這在將來一定程度還會涉及黨章與憲法之間銜接關系的問題，即如何才能使執政黨在憲法的框架下行使職權。

　　因此需要對當前的現實政治體制、政治趨勢進行理論研究，在這個脈絡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比如分權制衡，就不是西方的政黨間制衡，當然，在今天的條件下我們也不能說不能有分權制衡，關鍵的問題是什么結構下的分權制衡;再比如，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傳統，在新的條件下到底應該用什么方式來表述并推進其實踐?要談群眾路線，就需要討論“群眾”的自主能力;在這個意義上討論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層設計”。

　　市場與集權

　　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強調“頂層設計”的集權相互配合，構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兩個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其實恰恰是市場的作用和后果要求集權，市場體制對于集權的需求比以往更高。從現實的角度看，沒有綜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權有其合理性。

　　我很久之前曾借助卡爾·波蘭尼在《大轉變》和布羅代爾的經濟史研究，反復論述過為什么“市場是計劃的，計劃是自發的”這個命題，就是這個意思。沒有國家集權的介入，市場體制不可能形成;反過來，市場的運行、不確定性和風險都要求更強有力的國家計劃，換句話說，計劃是被市場“倒逼”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的“集權”實際上是市場體制的內在要素，就像當代媒體是這個體制的要素一樣。

　　因而我們也需要從這個角度出發討論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為解決行政過度干預、市場準入的困難及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這些是真實的、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為什么三中全會決定詳細說明在若干領域政府職能和相關政策的基本原因。

　　但是，讓市場實際上也就是以產權明晰為中心的資本市場來主導市場經濟制度，來創造新型國家，這個提法若不加以限定，很有可能造成誤解并引致嚴重后果。

　　先舉幾個例子來說這個問題。第一個例子是農村土地問題。陳錫文說，至少在土地規劃和使用的環節上，市場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土地制度的問題并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也意味著社會和政治也應該是決定性的要素。

　　第二個例子是民族區域和宗教問題。過去這些年，一些地區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沖突呈上升趨勢，僅僅認為這些沖突是舊制度造成的，認為可以通過單純的市場配置資源來解決問題，恐怕只會造成新的危機。現在需要的是花大力氣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包括民族經濟，使他們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保持生活方式的一定連續性、經濟形態的某種自主性，進而緩解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樣性等領域的狀況。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的少數民族雖然占人口的極少數，但民族區域占據中國國土的64%，這些區域涉及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都很龐大。

　　除此之外，還有國有企業在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的保障問題，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問題。一方面講產權的明晰化，一方面講混合所有制經濟，將來到底對產權怎么界定呢?至于教育和醫療等領域，更是很難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來描述其機制。

　　資本主義的新問題

　　如果市場的決定作用是指該市場決定的由市場決定、該國家或社會決定的由社會決定，那么，這個命題的意義就不像表面看來那么大。對市場的調節是持續的，對國家機制和社會關系的改革也是持續的，改革不可能設定以市場自我運轉為中心的目的論。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在金融資本主義深化的條件下，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今天的資本主義不同于工業資本主義，它的中樞是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金融資本主義的高度流動性、不穩定性和投機性，甚至索羅斯那樣深知其風險的大玩家都認為需要警覺，并投以批判的目光。

　　據標準普爾測算，我國經濟今后5年若保持7%~8%的增長率，債務融資需求將達到18萬億美元，全社會平均資產負債率將達80%以上。這個風險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不做出周密的籌劃，形成復雜的治理體系，我們能夠推給市場自身去“決定”嗎?

　　資本滲透到所有領域里面，經常起決定性作用;資本形成壟斷，進而反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常態之一。我們在當代世界的各種決定和決策中，聽到的多半是資本和市場的需求，而很少聽到普通人的聲音。因此，除了要強調對市場的監管之外，我們還要強調市場必須鑲嵌在其他社會關系網絡內部。政治的問題、社會的問題不能被替換為市場的問題。

　　在發展的目標上，如果說資源配置的核心問題，都是以效率和增長為中心的，就會陷入卡爾·波蘭尼講的雙重邏輯。

　　波蘭尼認為，福利制度是市場經濟的衍生物，市場經濟走到一個階段造成大規模的福利破產，導致社會動蕩，所以要求國家對于福利進行補償;但是在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下，這樣的福利補償制度，注定會造成新的危機。把福利制度建設看成是“倒逼”的結果，實際上仍然服從著經濟的邏輯。

　　幸運的是，三中全會強調了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我希望這次能夠投入更大的力量來加以實現，而不像先前那樣在資本的“倒逼”之下走過場—生態的保護、環境的改善、相對平等的分配，都不可能只是市場經濟的副產品。改革是億萬人民的事業，不能化約為市場“倒逼”的被動產物。

　　政治的問題仍然是核心的問題

　　當代的基本經濟制度包含著市場的無政府性和集權相互矛盾和配合的雙重過程。如果總是一味的要求市場擴張，這樣的市場擴張的結果在政治上也只能是集權。事實上，我們在歐洲的危機中可以觀察到：能夠有效使用這種集權就變成最好的模式了，大部分情況是危機與國家能力的喪失直接相關。希臘危機、葡萄牙危機，與國家瀕臨破產、喪失管制能力是一體兩面。

　　相反，如果為更加集權而歡欣鼓舞，以為這是擺脫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而看不到集權背后的動力正是市場擴張的話，對于當代世界的認知會出現誤判。如果公共討論和政策審議都集中于市場擴張這個問題，圍繞它做技術性討論，真正的政治性討論將變得很難。在西方，這是民主危機的癥候;在我們這里，這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在這個條件下，政治的問題仍然是核心的問題。其中的關鍵是，普通勞動者、普通的公民通過什么渠道可以參與政治，普通人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在政治決定、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形成過程當中到底怎么能夠得到保障呢?群眾路線是一個寶貴的傳統，但弄不清當代的政治和經濟狀態，就很可能只是一句空話。

　　我們需要根據今天兩個最基本的現實，一是以金融資本、資本市場為中心的市場經濟，二是與國家化相配合的經濟政治形態，考慮政治改革的問題。在這個條件下，運用中國既有的政治資源包括制度資源，對執政權力結構形成約束、監督、質詢，擴大普通人民的參與權，應該成為政治改革最基本的方向。

　　事實上，冷戰時代的那種政治形式的差異―如一黨與多黨等―的重要性已經大幅度下降，現在的真正問題是政治形式與社會形式的脫節，我稱之為代表性斷裂，即政治體制，無論以什么名義，都缺乏清晰的代表性。

　　如何通過制度性的改革，促進并保障普通的公民和勞動者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參與政治進程，不但捍衛自己的權利，而且也形成公共生活，是政治改革的核心問題。如果只是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綱領和凱恩斯主義的福利綱領加以拼湊，不可能提供應對當代挑戰的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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